今日批评家 | 吴俊：发现被遮蔽的东西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吴俊（拍摄时间：2000年）

1962年出生于上海市。1980—1990年，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1990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2007年底，调任于南京大学文学院，现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出版有《文学批评的向度》等各种著作约二十种，发表学术性文章约三百篇。曾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等约二十项。

发现被遮蔽的东西

吴俊

文学批评必须面对一种重要的挑战和考验，可以归之为如何发现（批评对象中）被遮蔽的东西。这也是批评显得有价值而最为困难的地方。

表现上看来，由于媒体的触角无处不在，一切都好像变得“裸露”出来，甚至连各种各样所谓隐私也几无隐藏的可能。另一方面，炒作又日渐成为批评或与之相关的手段中的不二法门，以至习惯成自然，俨然成为批评理所当然的首选和正途。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所处的最显著特征性的现实氛围。

但是，批评应当具备足够的小心和明智，要避让的陷阱正在这里。事实往往如此，裸露的表象极有可能在使一切都仿佛变得一览无余的同时，实际上倒是将原本复杂的对象平面化了，一切都显得这样容易理解，批评的深度成为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虚假目标。裸露使批评的神经趋向麻木，心安理得的懒惰取代了悸动的艺术敏感，文学批评因此久久地滞留在现象的表层，在媒体和大众的合唱中分享喜悦，获得满足。很少有人会警惕这将诱使批评变得浅薄和庸俗。堕落的征兆总是在自鸣得意的成就感中不知不觉地出现的。

与此相似，极受青睐的炒作则以其喧哗的造势不断地产生出喧宾夺主的作用和效果，所有的手段都在为一种特定的功利目的摇旗呐喊。炒作并不承诺和保证对批评负责，但它能够极度充分地利用批评的形式。在实用主义动机的支配和驱使下，炒作将毫无顾忌、淋漓尽致地极尽其所能。在这种情势中，文学批评很难做到不为所动，始终如一地保持自身的清醒和独立会变得十分困难，而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却是最常见的现象。炒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够造成一种既定而强大的事实，这种事实将剥夺你的怀疑能力，逼你缴械，甚至将你一同席卷进去。你在为虎作伥却又根本不能自觉。于是，文学批评沦为一种话语工具，它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消失了，单一的目标主宰了它的价值取向。

显然，裸露和炒作的诱惑都能构成对于文学批评的致命损害。它们看似不同的表现形态，造成的则是一致的后果，即阻碍着文学批评深层次、多向度的纵横发展，限制或磨钝了文学批评的敏锐触角，使文学批评丧失其“发现”的功能。换言之，对于文学批评的使命而言，裸露和炒作实质上是以公开凸现的表象无形中起着“遮蔽”对象的内在深刻性的作用，这就像表面上的民主能够遮蔽实质的专制一样。当然，尽管裸露和炒作并非遮蔽的绝对或唯一的根源——专制的罪魁祸首也决不是民主——但是，在裸露和炒作的时代，发现被遮蔽的东西却无疑是文学批评所必须面对的一种重要的挑战和考验。真相既已不可能轻易地浮现，那么，去蔽和发现便是最显困难而少见的品质了。由此来说，批评的本质其实并没有改变，只是现在遇到了更多的困难。文学批评的价值将视对于这种困难的克服程度而定了。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在跋涉中寻求超越

——吴俊文学批评漫评

方克强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圈子里，吴俊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从他的第一部著作《冒险的旅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到新作《文学流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业已“操练”了十年，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有意思的是，“旅行”也好，“流年”也好，吴俊似乎喜好挑选那些具有沧桑感与动作性的散文化词汇，来描述主体的某种既有心态。这当然是文学研究者特有的心迹无意中或象征性的泄露，既有对“流年不利”（文学及其研究在当下的“边缘化”）的某种失望或失落，也预示着文学“旅行者”在艰难跋涉中不断寻求超越的自信和希望。这种职业性的心态，吴俊在《文学流年》一书的自序结尾里表达得十分明白：“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好好珍惜手中的筹码，与不可知的对象周旋。希望总是存在的，哪怕它无法言说。而回忆则是对绝望的抗争，只要还拥有历史，我们就并非一无所有。”这种失望与希望并存、杂糅的心态使我们想到鲁迅，同时它也是作为鲁迅研究者身份步入文学批评领域的吴俊的精神支柱。

吴俊不仅在寻找文学研究者在当下社会的位置与责任，而且也在思考自己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文学批评家的特色与短长。在两年前发表的一篇题为《这是什么样的一代？——关于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论文中，吴俊写道：“60年代出生的人中至今还缺少出色的理论家，他们的感情已经相当丰富，但知识性和理智却尚未健全，他们有足够的宣言和攻击性言论，却并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说到底，这一代的理论家不过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已。并且，他们对前人和对手知之甚少，几乎可以这样说，他们所知道的，别人也已经知道，但别人所经历的，却是他们并不理解的。……多少能够撑起‘60年代出生的人’这面旗帜的，其实一直只是这一代中的作家。”这里，我们似乎又能看到“严于解剖自己”的鲁迅的影子——事实上，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互渗是经常发生的。吴俊之所以对比自己所属的一代批评家与上一代“知青”批评家，其实是出于“超越的”焦虑与渴望。然而，他有点过于自贬与自责了。若要用“理论家”尤其是“原创性”的理论来衡量“知青一代”，那岂不同样“罩”不住几个人吗？在我（该属于“知青”一代了）看来，60年代出生的文学批评家们还是虎虎有生气的，他们有自己的特点、长处与批评实绩。至少，他们与同代的作家一样，有着比前几代人更为自由的精神状态与写作状态。假以时日，超越前代几乎是必然的。

读吴俊的著作与论文，给我的鲜明印象是，他的文中总有自我，他的笔端常带感情。这大概是吴俊所赞赏的“精神上的自由状态”的显示，或者是出于个性张扬与流露的追求。我一直认为，文辞章句不单是一个表达的技巧问题，同样也是“有意味”的“形式”。读吴俊的文章，你会感到一个活生生的主体的“在场”。

这似乎有违于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客观、科学的学统，但是，学术研究真的能完全避免主观吗？文学批评为什么一定要用“我们”的权威口吻发言？既然是个人见解、有感而发，不妨“我手写我口”，干脆打上或突出个人标记。这也是一种写作状态、文字风格和表达策略。

在《我对鲁迅的基本理解》一文中，吴俊这般描述他阅读《鲁迅全集》后的感觉：“突然感到有命运在暗中操纵我，我开始再也摆脱不掉内心的激动与不安了。我感到我的心灵第一次与一个伟人的心灵有了一种直接的交流和感应，并且，我确信我已经能够体验到他的喜怒哀乐等等情感和心理。久而久之，这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梦幻，一个使我不断萌生出希望和痛苦的梦幻。与此同时，鲁迅也成为我精神上的偶像。”吴俊的文章并不简单呈示研究的结论，同时他也在告诉我们一个生动的感性过程，一个研究者的情感经历。以心灵去贴近心灵，既是他的研究方法，也是他的表述样式。正因为他全身心地进入鲁迅所处的世界与内心深处，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交流与情感呼应，他的鲁迅研究才达到一个独特的境界，一种“我说”鲁迅与鲁迅中有“我”的境界。他在研究中并不回避“自我”，相反，他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于是，解读鲁迅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解读自我，成为他内心体验的倾诉与对话中的自白。这真正是“一家之言”。

吴俊的作家评论也写得富有灵气。究其实，盖出于“自我表现”。也就是说，他善于在文中以“气”为主脑，以“气”贯注，一气呵成，保留并呈现自己思维过程的原生态、真实感与细枝末节，决不矫情伪饰或冒充公允。他的写作状态或曰“气场”是“真性情”之态。在《没有马原的风景》中他论说马原：“于是，马原小说的‘叙述迷宫’一语，渐渐有了一种近乎神秘的意味——只有马原在一旁得意窃笑。在这种笑中，倒真正有了阴谋诡计的内容。（注：这是我的想象）”“我得顺便说一下，在所有的中国小说家中，能够在如此篇幅——大约七千字，用异常明确的文字表达出他的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他对近世世界小说家的评价和对自己的小说的解释，并且，还居然如此从容，就只有马原了。（如果我的这些话中有夸张的成分，也请不要删去。因为这正是我要强调的）”上引两段文字，值得注意的有几点。首先，吴俊自觉到想象与夸张而刻意用之，尽管可能招致误解或批评，实乃以真性情流露为取舍标准也。其次，他的括号内的文字，是与作家、编辑、读者的对话与交流，表现了他相当灵动、细微而自由的写作状态与“现在进行时态”的心境。这犹如写“自反小说”的作家，在小说中披露构思过程与叙事技巧一样，为的是显现写作中的“自我”。

吴俊的这种写作态势与风格，我以为首先得益于鲁迅杂文的熏陶。鲁迅的杂文包括文学批评，往往感觉敏锐，笔端常带感情。其次，吴俊受教于著名教授钱谷融先生，深受业师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钱先生注重“文学是人学”和人性的开掘，强调“艺术的魅力”与批评家艺术感受能力的培养，吴俊深得个中三昧。最后，这与吴俊的个性也有关系。他身上的灵动之气大概是无法用四平八稳的逻辑语言来截头去尾的。

吴俊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他的研究领域与课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鲁迅研究，二是作家作品，三是知识分子与文化现象。他十年里出版的著作如《冒险的旅行》《鲁迅个性心理研究》《鲁迅评传》《文学流年》《终结和转型》等，反映了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吴俊的文学批评是有灵气的，但也凭靠着扎实的知识功底、现实的理性眼光和深入的钻研功夫。他的研究方法并不着眼于西方的某一种批评流派与理论，而是注重融会贯通，切实有用。吴俊并没有打出自己的旗帜或口号——他是不喜欢合流入派的——但也不无自己的学术风格与方法特点。

吴俊运用个性心理方法研究文学始于他的博士论文，也就是后来出版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一书。“个性心理”既然是他的研究对象与阐述内容，自然就与心理分析方法相关。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照搬西方精神分析批评的一套理论，而是持广义的现代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立场。其方法上的特点有二：一是不囿于西方精神分析学派的纯理性立场，而是充分调动感性去体验、领悟与呼应对象，以感性的生动灵秀补理性逻辑之不足；二是并不把个性心理分析局限于“无意识”层面——无论是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还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而是广泛涉及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开掘个性、人性、人格的丰富心理蕴含及其矛盾性、复杂性。这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鲁迅研究中，不失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术理路与方法。

当这种注重文化心理透视的方法挪用来观照更为复杂、更为宏大的知识分子课题与各种文化现象时，就衍变为一种“大文化”的视野与文学研究立场。吴俊在《文学的两难——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道路和文化选择》一文中表述过他的“大文化”中透视文学的方法论：“如果说中国文学确实是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等多种方面的某种折射，则重建中国文学首先就必须重建中国的当代政治文化和主要是由这种政治文化所制约的中国作家的人格精神与文化心理。也就是说，我们的思考应该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范围，而必须考虑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格局及其重心的重建或确立一种当代的价值取向标准，真正改观中国作家和我们自身的命运。”吴俊分析研究《新青年》、何其芳现象、学者散文现象、先锋小说家、“另类”作家等论文，就是运用这一方法写成的。它既体现了当下学术的宏观视野与潮流，也折射出文化与文学在时空格局下的真实关系。

1994年至1996年，吴俊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日本东京大学等校作客座研究。在与日本同行的交流、探讨中，他也在比较中日学者一般的治学方法之差异。他在《“丸尾鲁迅论”及其他》一文中说道：“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是他们的普遍特色。澄清事实、求证事实、尊重事实，作为研究的前提和思想的出发点，日本学者的表现是相当自觉的。我以为日本学者的实证方法，其实是一种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比较起来，我倒是觉得中国学者在思想的逻辑性和历史态度方面，实在是有大毛病的。简言之，主观随意性太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往往有违反历史事实的现象。恐怕这正是我们太少实证训练的缘故吧。”吴俊的这一番检讨与反思，自然是针对国内学术界现象的有感而发，但我认为他也并不排斥自己，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学术方法与走向有了更高的目标与追求。他在日本期间修改定稿的论文《论鲁迅的“排满”意识》就体现了这种治学精神。其材料的翔实，引证的绵密，推论的细致，观点的严谨，堪称特色。吴俊近几年发表的文学批评文章，都注重了绵密细致的思想过程与推理方法。此外他还喜欢用锤炼后的口语表达思想。

不久前，我去听了一堂吴俊给中文系本科生上的选修课《鲁迅研究》。这是例行的教学检查，我是奉命而来的。吴俊的课上得很生动，他有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一套办法。开场白之后，他让学生发表对鲁迅个性的印象与看法。有说冷峻的，有说抑郁的，有说爱憎分明的，也有说鲁迅多疑的，吴俊一一询问观点的理由与出处，于是课堂里充满了交流、对话的氛围，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我知道，吴俊的课受学生欢迎，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学术底子与研究成果。记得吴俊在一篇后记中说过，他至少已有五次通读过《鲁迅全集》了。我相信这是真话，并由衷地表示钦佩。吴俊是在大学本科期间通读了《鲁迅全集》才立志于投考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据说，他的导师钱谷融先生给学生开的必读书目中就有《鲁迅全集》。于是，吴俊与鲁迅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鲁迅个性心理研究》。这本书从个性心理的角度切入“说不尽的鲁迅”，很有新意，年少气盛的吴俊有一股子学术上的冲劲，他的第一本著作《冒险的旅行》，后来列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牛犊丛书》，也算是名副其实吧。紧接着吴俊又写成了另一本书《鲁迅评传》。与其他传记不同的是，吴俊并未面面俱到地写鲁迅，而是重点写出作为国学大师的鲁迅，描绘并阐释出鲁迅的学术生平、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当然也没有忘记他已经熟路的个性与心态分析，增加学术评传的可读性。

鲁迅研究是吴俊迈出的第一个学术脚印。然而1991年底，吴俊开始转向了。他开始研读传统学术著作，希望从事中国现代学术史方面的研究。吴俊曾经在文章中坦露过自己的一种心态：写完一本书之后，立即就会想出色的作品是在下一部。对此我们还可以作更宽泛的理解，即吴俊的下一个目标总是一个新的领域或新的尝试。这不仅说明他的兴趣广泛与转移，更重要的是，他总是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与超越自己。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以后的几年里，尽管没有如他当时所愿地专注于学术思想史，但他还是编校、标点并出版了孟森的史学著作《清史讲义》和林译小说序跋集《林琴南书话》。同时他涉及多个领域，出版的新时期文学评论集《文学流年》，学术小品与散文集《个人情感》，编译了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东洋文论》。吴俊的这些成果，可以说是他追求超越自己的第二个扎实的学术脚印。

值得说说的还有吴俊近期的活跃表现。这两年来，吴俊又回归于文学批评，而且是专注于当下文学现状的思考与评论。近年他在《当代作家评论》《作家》杂志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系列论文，引人注目。这些论文论题广泛，都有很紧迫的现实性，如《文学杂志：从中介到中心》《另类文学及其宿命》《末路上的文学批评》《九十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等，显示了吴俊捕捉问题的敏锐与担当批评家在场的责任。吴俊的文章写得很有个性，不仅观点新颖独到，而且表达上也融合了理性与感性互补之长。也就是说，他既有学理上的宏观把握与逻辑论证，也不忘记张扬自己真性情的直率、感悟与体验。我尤为喜欢《末路上的文学批评》一文，问题提得尖刻而中的，表述上则可见出鲁迅杂文的余味。试引一段以见全豹：“在我看来，90年代文学批评的偏颇，举其大者至少包括了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对于80年代的迷恋，二是热衷于‘高调’批评。这两种现象的实质，都是对于90年代文学现实特别是创作对于批评的挑战的回避。为了掩饰这一点，文学批评除了故作姿态的沉默以外，同时也为自己准备好了遁词。”

显然，他又在超越自己。这或许是他学术路上的第三个脚印。

（方克强，时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