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光 马宜果｜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以《汉书·地理志》所见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第七次表彰大会上强调：“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今天，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通过对《汉书·地理志》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地理空间，这个空间在先秦时期已经具有雏形，到汉代已经基本形成，以郡国为基本框架设置的政治地理空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政治保证。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既包括自然地理空间，也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对自然地理空间认识和多民族国家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观察天文、考察地理的文化传统，《易经·系辞上》说中华民族的先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地理一词，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进行系统记载并且与文化相联系的地理学著作很少。《尚书》中仅仅在《禹贡》里有关于九州的地理记述，在《史记》的八书中是没有专门记述地理的“书”，与地理相关的内容是引用《尚书·禹贡》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史记·夏本纪》里。但上述著作对多民族中国疆域范围的记述是模糊的，而且对政区沿革、人口数量与分布都不是十分重视。

班固在《汉书》中第一次写了先秦到西汉时期具有通史性质且体例严谨的《地理志》，从大禹、夏朝的地理概况开始记述，重点记载了西汉的103个郡国及1587个县（道）、175座山和361个陂、泽、湖、池的名称，还有相关地名2200余个，诸多地名至今还在使用。其核心是西汉时期的郡国设置过程和变革，以及西汉时期各个郡国的山川、户口、物产、风俗等内容，与此同时还把中华大地分为12个地理单元，记述了不同区域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对民族气质、民族性格、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汉书·地理志》代表了汉代人文地理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学著作，是研究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具体而言，《汉书·地理志》有3个主要内容，第一是在《尚书·禹贡》的基础上按照九州的框架，对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进行记述，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初的自然发展空间；第二是按照汉朝的郡国设置，以13个刺史部为统领，同时还考虑到汉朝郡国并行的制度设计特点，逐一记述了汉朝的郡国，让我们看到了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以郡县为基础的政治空间；第三是根据先秦秦汉时期对星空的分星和地域的分野记述了汉朝疆域内地域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因素，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空间，还第一次记述了多民族国家的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问题。这样系统地记述多民族中国的地理问题是班固的首创，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学术研究中，深入对《汉书·地理志》进行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内容。

对《汉书·地理志》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大多是考据某个具体问题，或者是研究民俗文化，例如肖爱玲的《〈汉书·地理志〉所载侯国城市时间断限考》，王大建的《两汉民俗区研究》，黄云鹤的《〈汉书·地理志〉中所见风俗研究》等。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汉书·地理志》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的成果还不多见，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深入。

一、《汉书·地理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和政治地理空间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费孝通曾经这样描绘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他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的高度概括，主要着眼的是自然地理，没有历史维度，也没有对政治地理空间和文化地理空间进行记述，因此以《汉书·地理志》为基础研究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发展空间及相关问题就有了必要，特别是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当下，显得更为迫切。

《汉书·地理志》首先梳理了先秦时期五帝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认识与实践：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文中说的九州实际上是华夏族“天下”观念的另外一种表述，“天下”指的是以华夏族为中心，同时还包括了广阔的“夷”的分布区，由于“华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九州（“天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发展空间，从此九州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的代名词之一。

在对大禹及夏代九州的记述中，《尚书》《史记》《汉书》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例如《尚书·禹贡》关于冀州的记述是：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而《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冀州是：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

显然，司马迁在引用《尚书·禹贡》时，也根据自己的认识进行了部分改动，最突出的是《尚书·禹贡》说“入于河”，司马迁认为应该改为“入于海”。而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引用了《尚书·禹贡》的内容，仅进行了个别字词的改动，《汉书·地理志》所记大禹及夏朝时期的冀州是：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章。厥土惟白壤。厥赋上上错，厥田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这些看似细微的差别应该是司马迁、班固对所处时代关于九州地理环境深入认识的反映。

西周建立之后，对九州进行了分合，《汉书·地理志》载：“殷因于夏，亡所变改。周既克殷，监于二代而损益之，定官分职，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经过西周的分合，大禹及夏朝时期的沇州、徐州和梁州不存在了，新出现了幽州、兗州和并州。

《汉书·地理志》关于西周时期九州的记载比《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更加简洁明了，对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兗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的记述是以西周的镐京（陕西长安沣河以东）和成周（河南洛阳）作为基点，按照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展开，基本内容是每个州的山川、河流、湖泊、具有特色的物产、性别比例、生计方式、粮食作物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先秦时期文献中记述的九州范围模糊，难以界定具体的空间四至，不论是《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还是《汉书·地理志》，对九州的记述主要突出自然地理、文化与经济特点，没有行政区含义，这是必须注意的。

以上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对九州的记述，《汉书·地理志》还从政治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九州（“天下”）进行了民族政治关系的圈层划分，这就是著名的五服观念，是一种政治地理观念。“五服”的“服”字本意是衣服，由于服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特别是华夏族在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是有讲究的，能够体现彼此的关系，因此由“服”引申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相互关系。《汉书·地理志》载：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内縂，二百里内铚，三百里内戛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国，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洎，声教讫于四海。

“甸服”是王畿及其附近地区，王畿的附近是诸侯，故为“侯服”；“侯服”之外五百里，为“绥服”；“绥服”之外五百里是“要服”；“要服”之外五百里是“荒服”。显然“五服”这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地理圈层观念已经把九州（“天下”）囊括其中。因此，“五服”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在政治关系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政治生存空间，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政治空间结构关系，“五服”之内的民族就是早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仅仅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才被分为“华夷”。

在五服制度的政治框架内，夏商周时期政治生活的核心地区是甸服、侯服和绥服之地。西周建立后，进行了分封，被分封的华夏族贵族基本分布在甸服、侯服、绥服内，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也基本是在这个空间内发生。《汉书·地理志》载：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孓遗者矣。

故《汉书·地理志》对先秦时期多民族中国地理环境的记述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空间，还有政治地理空间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班固在告诉我们，秦汉时期多民族中国的地理空间是先秦时期多民族中国地理空间的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发展空间有一个不断变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与大一统多民族中国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如果没有大一统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的发展，同时也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汉朝建立之初，实际控制的地区与秦朝相比较有所变化。北方的河套平原也就是秦代的“河南地”被匈奴占领，楚汉相争之时东南部的百越民族政治首领也建立了地方政权，例如南越国等，所以汉朝建立之初实际控制的地区比秦朝略小。汉武帝时代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北方夺回了“河南地”，设置了朔方郡、五原郡。此后汉朝在北方的边界恢复到了秦朝时期的状态。为了更加有力地反击匈奴，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又“募民徙朔方十万口”。这是多民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内地汉族第一次大规模与匈奴直接交往交流，甚至是民族的交融。在西北方向设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东南方向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郡，西南方向设置了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益州等郡，东北方向设置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等郡。可见到了汉武帝时期，在多民族中国自然地理空间框架内，形成了内涵更加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政治地理空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政区设置的制度设计方面，汉朝基本上是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并且有所发展革新，例如皇权至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等，这是继承。所谓的革新是在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除了京畿以外的郡分为具有监察性质的13个州。每一个州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专门负责监察巡察该州境内的吏政，称为刺史部。西汉时期的13个刺史部分别是：徐州刺史部、豫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朔方刺史部、冀州刺史部、并州刺史部、兖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益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荆州刺史部、交趾刺史部。从刺史部的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九州（“天下”）观念对汉代政治家的影响。

二、《汉书·地理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文化地理空间

《汉书·地理志》除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分布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行政区划设置进行详细记述之外，还记述了受自然地理空间和政治地理空间影响而形成的文化地理空间。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按当时流行的天文学分星观念和历史上九州（“天下”）观念把西汉的疆域分为秦地、魏地、周地、韩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卫地、楚地、吴地、粤地等13个地域单元，每一个地域单元都与天上的某一个星空区域（即分星）相对应，在天文与地理的双重维度中来考察不同地域的民风民俗。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文化地理空间。

《汉书·地理志》记述的秦地是十分广大的，涵盖了多民族中国的西部地区，从分星和分野两个维度来看秦地是“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具体而言，秦地“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之所以把上述这个广大区域称为秦地，是因为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秦朝的秦人就生活在这个区域，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巨大。秦地还是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少数民族的主要分布区，例如“西戎”“西南夷”就在这个区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诸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这个区域，例如长安、洛阳、开封、敦煌、成都等。由于秦地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班固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建设的角度对秦地的记述也最为详细。

属于秦地的天水郡、陇西郡，因为森林茂密，有大量的木材资源，故民居文化十分有个性，“民以板为室屋”。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都有木板房。因为靠近戎狄，当地的民众“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在上述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文化传承背景下，天水郡、陇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西河郡等六郡民众的性格表现为“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汉武帝时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有诸多的汉族移民进入，故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内的民俗较为特别，与内地汉族有差别：“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之所以有这样的民俗文化，是因为内地的汉族到了边疆之后，有必要相互帮助，形成了比较密切的人际关系，才有可能“吏民相亲”。

在秦地范围内的巴郡、蜀郡、广汉郡除了汉族之外，还有“西南夷”分布，这个区域土地肥美，资源丰富，“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此外，这个地区还有商贸通道“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由于资源丰富、地处交通要道，所以“民食稻鱼，亡凶年忧”。民风民俗是“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

巴郡、蜀郡北边的武都郡分布的民族主要是氐羌系统的民族，武都郡的氐羌系统民族文化“近天水，俗颇似焉”。巴郡、蜀郡南边的犍为郡、牂牁郡、越巂郡也有氐羌系统的民族分布，属于西南夷，上述地区是在汉武帝时代开拓的，“民俗略与巴、蜀同”。

《汉书·地理志》记载魏地是觜觿、参两个星空的分野，具体的范围是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的召陵、新汲、西华、长平，一直到颍川的舞阳、郾县、许县、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县。

魏地的河内是历史上商朝的旧都，到了春秋时期河内属于晋，“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所以河内地区民众的民风民俗特征是“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魏地的河东地区则是唐尧及其民众的分布区，土地平坦，有盐铁之饶，河东的民众“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民众总是在思考奢俭、死生之类的哲学问题。

周地是柳、七星、张等星空的分野，在西汉时期为河南雒阳、穀城、平阴、偃师、巩县、缑氏等地。历史上周公营建雒邑，就认为周地是大地的政治中心，诸侯可以蕃屏四方，故立为京师，因此民风民俗特点是“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

韩地是角、亢、氐等星空的分野。属于韩地的陈国是西汉时期的淮阳地，也是历史上太昊及其民众的分布区，民风民俗是“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颍川、南阳是历史上的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颍川在历史上是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总的来看南阳的民风民俗是“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

赵地是昴、毕这两个星空的分野，“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赵国、中山地区“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民风民俗的特点是“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文子弹弦跕跞，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对于赵地内部地域文化和民风民俗班固亦进行了记述，认为“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太原、上党地区“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代郡等地因为靠近北方少数民族，“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定襄、云中、五原等郡因为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分布区，故“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燕地是尾、箕星空的分野，“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由于历史上燕王太子丹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下，燕地“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燕地的上谷、辽东，因为与北方民族分布区相连接，“地广民希，数被胡寇”，文化习俗与赵、代相类。

燕地的玄菟郡、乐浪郡是汉武帝时设置的，分布着朝鲜、濊貉、句骊等民族群体。商周之际华夏族开始进入这个地区，传播华夏文化：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欲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怀器食。

班固认为玄菟郡、乐浪郡民风的变化是从汉代开始的，“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

齐地是虚、危星空的分野，“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齐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民风民俗的特点是“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比较特别的习俗是“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

鲁地是奎、娄星空的分野，“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鲁地的民众因为有圣人的教化，“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龂龂如也。’”西汉时期，鲁地经济文化和民风民俗的特点是：“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

宋地是房、心星空的分野，汉朝的“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民风民俗特征是“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而山阳则“地薄民贫，而山阳好为奸盗。”

卫地是营室、东壁星空的分野，“今之东郡及魏郡黎阳，河内之野王、朝歌，皆卫分也”。卫地因为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与此同时，春秋时期卫地曾经产生过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民风民俗特点为：“其失颇奢靡，嫁取送死过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

楚地是翼、轸星空的分野，西汉时期的“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楚地的自然环境复杂，生态具有多样性特征，“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民风民俗特点是“信巫鬼，重淫祀”。

吴地是斗星空的分野，西汉的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等郡，都属于吴地。吴地的寿春、合肥是一个地域性的交流中心，“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班固认为吴地的民众“其失巧而少信”。吴地还有以女嫁游士的民俗习惯，“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之所以产生这样民风民俗，最重要的原因是“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粤地是牵牛、婺女星空的分野，西汉的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等郡，都属于粤地。粤地最初的政治首领据说是大禹的后代，“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

吴、粤两地的地域文化和民风民俗十分特别，“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三、《汉书·地理志》关于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与性别比例的记述

人口数量与分布以及性别比例问题是人文地理空间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汉书·地理志》第一次记述了汉代多民族中国的人口数量，这是从先秦到西汉时期第一次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口统计。《汉书·地理志下》说汉代“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这个统计数据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数据，统计的基本单位是郡，统计数据的来源是缴纳赋税的人丁数，因此众多不缴纳赋税的少数民族人口就没有进入统计范围。据此可以认为，汉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口数量不止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一定是超过这个数字的。

如果从地理空间的大尺度来看，汉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人口数量与分布的基本特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分布最为集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次之，边疆地区人口分布的密度递减，人口的地域分布也不均衡。这从以下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除了司隶部京畿地区之外，人口上百万的郡有：河内郡有一百零六万七千九十七人；河南郡有一百七十四万二百七十九人；东郡有一百六十五万九千二十八人；陈留郡有一百五十万九千五十人；颍川郡有二百二十一万九百七十三人；汝南郡有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一百四十八人；济阴郡有一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八人；沛郡有二百零三万四百八十人；南阳郡有一百九十四万二千五十一人；琅邪郡有一百零七万九千一百人；东海郡有一百五十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七人；临淮郡有一百二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四人；会稽郡有一百零三万二千六百零四人。从民族构成的角度来看，上述各郡基本上都是汉族，因此汉族从汉代开始在人口数量上就占多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大一统多民族汉朝的发展过程中，汉朝在少数民族分布区设置了诸多的郡县，部分汉族开始进入这些边疆地区的郡县，由此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交错杂居的格局大大有利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还有南北方向的差异，南方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农业定居，与从事农业的汉族在文化上有诸多共同点，故各郡的人口数量基本上都是十万以上，最多的是巴郡，有汉族和氐羌民族多达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人；而北方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郡，人口数量就比较少，例如前述的敦煌郡仅有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人。

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郡为：丹扬郡郡内百越民族与汉族交错杂居，有四十万零五千一百七十人；豫章郡郡内百越民族与汉族交错杂居，有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人；桂阳郡郡内百越民族与汉族交错杂居，有十五万六千四百八十八人；武陵郡郡内武陵蛮与汉族交错杂居，有十八万五千七百五十八人；零陵郡郡内百越民族、武陵蛮与汉族交错杂居，有十三万九千三百七十八人；汉中郡汉族与氐羌民族交错杂居，有三十万六百一十四人；广汉郡汉族与氐羌民族交错杂居，有六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九人；犍为郡汉族与氐羌民族交错杂居，有四十八万九千四百八十六人；越巂郡汉族与氐羌民族交错杂居，有四十万八千四百零五人；益州郡汉族与百越民族、氐羌民族交错杂居，有五十八万零四百六十三人；牂柯郡汉族与百越民族交错杂居，有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人；巴郡汉族与巴郡蛮交错杂居，有七十万零八千一百四十八人。

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郡是：武都郡汉族与匈奴交错杂居，有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人；陇西郡汉族与氐羌民族交错杂居，有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二十四人；金城郡汉族与氐羌民族交错杂居，有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人；天水郡汉族与氐羌民族交错杂居，有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八人；武威郡汉族与部分匈奴民众交错杂居，有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人；张掖郡汉族与匈奴交错杂居，有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人；酒泉郡匈奴、氐羌、汉族交错杂居，有七万六千七百二十六人；敦煌郡匈奴、氐羌、汉族交错杂居，有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人；安定郡汉族和氐羌民族交错杂居，有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人；北地郡汉族与匈奴交错杂居，有二十一万六百八十八人；上郡汉族与匈奴交错杂居，有六十万零六千六百五十八人；朔方郡匈奴与汉族交错杂居，有十三万零六千六百二十八人；五原郡汉族与匈奴交错杂居，有二十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人；云中郡汉族和匈奴交错杂居，有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人；定襄郡汉族与匈奴交错杂居，有十六万三千一百四十四人；雁门郡匈奴与汉族交错杂居，有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人；代郡匈奴与汉族交错杂居，有二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四人；上谷郡匈奴与汉族交错杂居，有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二人；渔阳郡汉族与匈奴交错杂居，有二十六万四千一百一十六人；右北平郡汉族与匈奴交错杂居，有三十二万七百八十人；辽西郡汉族、匈奴、东胡系统民族交错杂居，有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人；辽东郡治汉族与东胡系统的民族杂居，有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人；玄菟郡东胡系统民族、秽貊系统民族与汉族交错杂居，有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人；乐浪郡沃沮、秽貊与汉族交错杂居，有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人。

南方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郡：南海郡以骆越为主，有少量汉族，人口为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人；郁林郡以骆越为主，有少量汉族，人口为七万一千一百六十二人；苍梧郡以骆越为主，有少量汉族，人口为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人；交趾郡以骆越为主，有少量汉族，人口为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七人；合浦郡以骆越为主，有少量汉族，人口为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人；九真郡以骆越为主，汉族极少，人口为十六万六千一十三人；日南郡以骆越为主，汉族极少，人口为六万九千四百八十五人。

总的来看，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北方主要是汉族与匈奴交错杂居，南方主要是汉族与百越系统的骆越交错杂居，西南主要是汉族与氐羌民族杂居。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使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文化，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速度。

在《汉书·地理志》中还记载了西周时期九州人口性别比例问题，人口比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男少女多，主要存在于以农业为生计方式的地区：扬州“民二男五女”。荆州“民一男二女”。豫州“民二男三女”。青州“民二男三女”。兗州“民二男三女”。幽州“民一男三女”。并州“民二男三女”至于为什么会出现男少女多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班固认为“江南卑湿，丈夫多夭”。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水平低，男性过度劳累，再加上农业人口饮食结构中蛋白质摄入相对较少，因此寿命比较短，便出现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另一类是在混合型生计方式地区，由于混合型生计类型的劳动强度低于纯粹的农业生产，而饮食结构中蛋白质摄入总量比较多，故性别比例是男稍多于女，例如雍州，“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马，谷宜黍、稷”。冀州“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谷宜黍、稷”。

四、秦汉两朝在边疆地区的郡县设置与多民族中国疆域格局基本形成

《汉书·地理志》在秦三十六郡的划分原则基础上，对天下郡县设置的本末进行了详尽记述。秦并天下后，改立郡县，以天子所都畿内为京师，京师所统辖的范围则号为内史，以区别于各郡守。汉兴以来，因秦时所置三十六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为益，凡十三郡（部），置刺史”。汉制与秦制不同之处在于十三州刺史的设置，不仅是中央王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有效监察以及巩固中央集权而建立的，同时初步构建了秦汉时期的边疆与地缘政治格局。

回溯十三州刺史部以及司隶校尉部所统辖的郡国，可以大致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疆域划分情形：司隶校尉部共七郡，京兆、扶风、冯翊、弘农、河内、河南、河东；豫州刺史部共三郡一国，颍川、汝南、沛郡及梁国；冀州刺史部共四郡六国，魏、巨鹿、常山、清河郡以及赵、广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间国；兖州刺史部共五郡三国，陈留、山阳、济阴、泰山、东郡以及城阳、淮阳、东平国；徐州刺史部共三郡四国，琅琊、东海、淮临郡以及泗水、广陵、楚、鲁国；青州刺史部共六郡三国，平原、千乘、济南、北海、东莱、齐郡以及高密、甾川、胶东国；荆州刺史部共六郡一国，南阳、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以及长沙国；扬州刺史部共五郡一国，庐江、九江、会稽、丹阳、豫章郡以及六安国；益州刺史部共八郡，汉中、广汉、犍为、越巂、益州、牂牁、蜀、巴郡；凉州刺史部共十郡，陇西、金城、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武都；并州刺史部共六郡，太原、上党、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幽州刺史部共九郡一国，渤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莬、乐浪、涿郡以及广阳国；朔方刺史部共四郡，朔方、五原、西河、上郡；交趾刺史部共七郡，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

秦汉两朝对边疆的拓展与经营，使得汉族不断向外发展，边疆民族关系形成的同时也影响着秦汉时期的边疆政治格局。秦汉两代最大的民族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匈奴，秦昭王时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来抵御匈奴，并置云中、雁门、代郡。秦灭六国后，“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十有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秦祚绝后，匈奴势力逐渐扩张。西汉初，汉高帝平城失利，匈奴再度成为边患，直到汉武帝即位后，“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才使得匈奴自单于以下都亲汉，并在长城下往来互市。汉武帝以匈奴贪图汉朝财物，诱使匈奴进入马邑，意图一举歼灭，但事败垂成。而后使卫青、霍去病等人屡屡出塞远征匈奴，至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三年（前120）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内属，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末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分置四郡，据守两关除“图制匈奴”的目的以外，汉朝对于匈奴控制西域诸国也有担忧。汉朝与匈奴的矛盾冲突，使西域成为匈奴希望控制的地区。西域于武帝时开始互通，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张骞通西域时，由于西域诸小国“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都不敢内附。“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慑，多遣使贡献”。王莽篡位之时，与汉朝互通的西域诸国有五十六国。汉朝的东北部为朝鲜，汉初燕人卫满入朝鲜境内并自立为王，是汉朝外臣。汉武帝即位后，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因此发兵东讨，在元封三年（前108）设置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莬四郡，使东北地区的边疆发生了变化。

秦灭以后，赵佗自立南粤武王，雄踞岭南，至武帝时，吕嘉谋逆，发兵南征。元鼎五年（前112），“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横浦；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并，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在南粤地区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奠定了汉朝的南部边疆。

西南夷地处巴蜀西南徼外，汉兴以来“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汉朝建立之初把西南夷视为徼外蛮夷，关注甚少。至建元六年（前135），王恢击东粤，唐蒙知晓夜郎通往南粤的道路，因此上书谋取西南夷地。汉武帝使唐蒙出夜郎，于建元六年置犍为郡。时值北筑朔方，据河逐胡，且西南夷数次反叛，于是“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及至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再次建议取西南夷，指求身毒，以通西域。值南粤反叛，汉朝欲“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未能给予支持反而倒戈，元鼎六年（前111），平南夷为牂牁郡。“南粤破后，……，以邛都为越巂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自此以后西南夷地区的政区规划基本固定，使西南部边疆稳定了下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班固之所以能够写出《汉书·地理志》，完整记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因为汉朝的大一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史为鉴，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多民族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有强大的中国存在。

通过对《汉书·地理志》的研读，多民族中国的自然地理空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客观外在条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而言，中国自然地理空间“东西落差显著的三级阶梯，南北跨度又达30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所谓的机会就是中华民族在以人为本的政治地理空间和文化地理空间中形成和发展，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此外，中华民族在对生存空间不同角度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天下”观念，并以“天下”观念为基础形成了保证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的“大一统”思想，保证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空间能够不断巩固，持续发展。

多民族中国的文化记述历来都是以人为中心，《汉书·地理志》亦然。所以《汉书·地理志》除了少量的自然地理记述外，基本上都是人文地理的内容，这就使多民族中国的地理记述一开始就具有了鲜明的人文特征。如果从地理学的学科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是人本主义地理学，《汉书·地理志》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之作。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多民族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在汉朝，多民族中国的人口发展格局就已经形成，数量上汉族是最多的，分布上汉族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其他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随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加深，汉族开始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迁徙，同时也有边疆少数民族迁徙进入内地，使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华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历史基础，故中华民族才能够“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秦始皇设置的三十六郡，仅仅是初步奠定了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边疆。对多民族中国边疆建设贡献最大的是汉武帝，汉武帝在北方、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南部地区、西南地区的郡县设置，使多民族中国的疆域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一个更为稳定的生存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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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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