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与未来--一张图看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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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经济运行模式

经济基础：

旧经济以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房价持续上涨作为经济良性运行的基础条件。

居民侧与房地产行业的关系：

居民财富中房产占据主导地位，房价持续上涨形成的财富效应带动居民财富增长，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

居民侧与金融体系（银行为主导）的关系：

银行以存款、理财等方式吸收居民财富并支付利息。

金融体系、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金融体系以开发贷、非标、债券等形式向房地产行业提供资金并收取利息回报；

房地产行业以本金和债务资金（大部分是债务资金的高杠杆模式）支付土地金给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以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模式进行高效率的项目投资与建设，同时带动家电、建材等相关产业链发展；

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缺乏收入来源，卖地收入和发行债券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基建，完善基础设施水平，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同时，地方政府设立城投公司，从金融体系获得资金支持（以贷款、城投债等方式）并支付利息。

小结：

这样，旧经济模式就形成了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高增速经济发展模式，居民侧获得房产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房地产行业和基建项目提供资金，带动其他产业和经济大盘持续高速增长。

该模式的核心弊端是过于注重量而非质，高杠杆导致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极其脆弱，财富效应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房产价格持续上涨压制了居民消费能力，土地价格高昂也挤压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很多产业大而不强，关键技术领域容易被卡脖子导致发展停滞，而地方政府也过度依赖卖地和发债收入。因此，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这样的高速增长模式在未来都难以长期持续下去。

未来的经济运行模式

经济基础：

以双循环为主导，产业升级、科技进步、消费升级作为经济良性运行的基础条件。

居民端：

居民端在旧的发展模式下已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未来会通过税务改革（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相关文章：“共同富裕时代，中国该如何征税？”-阅读笔记）等方式优化财富的分配方式，降低地产上涨导致的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产业升级会带来更高薪资的就业岗位，帮助提高人均收入。

财富分配优化、人均收入提高后居民消费能力增加，从而促进消费升级，促进经济的内循环。

居民端与金融体系的关系：

居民财富已具备一定的存量，在房产价格上涨预期被打破后，会逐步转向股票、基金、债券、理财等领域，金融体系也从原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转变为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

资本市场的发展将经济发展的果实以投资回报的方式分享给投资者，增加居民财富，形成良性循环。

产业升级、金融体系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为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创新；

产业升级的结果是大量优质企业可以通过上市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优质的投资标的；

另外，产业升级也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在中国的大市场和工程师红利的支持下，通过中高端产品的出口进一步增加企业的经济回报，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外循环；

同时，以产学研的合作共赢为基础，风险资本（包含大量国有背景的资本）和高校、政府、企业合作并提供长周期的资金支持，解决卡脖子行业的科研难关，而科研的成果可以通过上市、被现有产业收购的方式实现退出，为风险资本带来回报，相关的科研人才也会同时获得经济回报进而增加居民财富。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转变：

此时的房地产行业则会变成非支柱型产业，类似公用基础设施（例如水电煤、公路机场等）的低速、低杠杆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居住属性而非投资属性。

地方政府也会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不再以经济发展为考核目标，并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等方式更好地服务于居民的生活和产业的发展需求。

小结：

这样一来，新的经济模式就摆脱了过去地产主导的高速发展模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而非数量的增长模式。

居民侧以共同富裕、人均收入上升、从资本市场获得创业与投资的回报等方式增加收入，降低贫富差距，进而增加可支配收入，逐步进行消费升级，带动经济的内循环；金融体系也从过去高杠杆的脆弱模式转变为以股权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为产业升级和科研进步提供资金支持，为居民提供投资回报；而科技进步又会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促进产生升级和出口竞争力，加强经济的外循环。这样的新发展模式就是以双循环、产业升级、科技进步、消费升级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面临的挑战

这样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是令人憧憬的，但并不代表容易实现。目前来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中美冲突、国际局势、台海战争等因素导致的全球产业链重塑，会影响到产业升级、科技进步的速度和进程；其次是税制改革等共同富裕政策的推进，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执行能力，否则容易形成悲观预期，打压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还有可能导致房价的非理性下跌，进而危及到居民财富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后，人口趋势的加速恶化，社会的养老负担、消费意愿低迷、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代际冲突等问题都会越发严峻，留给“未富先老”的中国的调整时间并不多。

难怪大领导们都说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的新旧转型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