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1月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射阳县委原书记徐超动用财政资金编辑出版《徐超文章选编》26卷，为自己营造声势、捞取政治资本。

据公开资料，徐超1958年5月出生，一直在盐城工作，曾任阜宁县县长、盐城市城区(亭湖)区委书记，2007年至2012年任射阳县委书记，2012年6月任盐城市政协副主席，2014年5月被查。

此前盐城纪委监委网站介绍，从政之前，徐超做过中学老师，对名和权看得较重。接受调查期间，徐超多次夸耀自己的政绩。据了解，主政射阳时，徐超出版了一本《徐超文选》，专门汇总他的各种讲话。

据媒体公开报道，2015年8月4日，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徐超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80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徐超利用担任盐城市亭湖区委书记、射阳县委书记、盐城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在服务企业经营、干部职务职级晋升及调整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通过其妻王明春等人非法收受、索取39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53万余元。

仕道君注意到，在近年来落马的官员中，出书者不乏其人，但像徐超这样，动用财政资金编辑出版多达26卷的“个人文选”，实属罕见。如此“皇皇巨著”，在官员作者中，算得上“前无古人”了。

那么，一些官员为何热衷出书呢？

首先是图名。就像射阳县委原书记徐超那样，通过出书为自己营造声势、捞取政治资本、提高社会地位。一些官员通过出书包装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不但是领导干部，而且还是文人雅士，无形之中抬高身价。另外，有的官员在书中有意识地写一些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与自己的政绩、业务挂钩，为自己树碑立传、做隐性广告。

2018年10月15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被“双开”。通报中罕见提到其“搞美化宣传个人，捞取政治资本”。据悉，赖小民也曾是一名“著作等身”的领导干部。

仕道君注意到，赖小民曾出版多部书籍，题材多与其在华融的工作经历有关。其中，《我的企业管理之道——中国华融“掌舵人”的心路历程》出版于2018年1月，距离他被查只有4个月。

这本书的封面上，是赖小民的大幅照片，旁边写着“揭秘如何使一家前途未卜、难以为继的小公司发展成为大资管时代令国内外金融界瞩目的金融资管航母”。该书由一名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作序。

在书中，赖小民提出保持“三个绝不能、四个高度警惕”的观点。“三个绝不能”即：绝不能丧失理想信念、绝不能滥用手中权力、绝不能逃避监督制约；“四个高度警惕”即：高度警惕精神懈怠的道德风险、高度警惕“糖衣炮弹”的侵袭，高度警惕项目运行不规范的风险隐患，高度警惕业务往来中的各种“陷阱”。

在书中，赖小民对自己这样写道:少时清贫，律己甚严，铸就了我独特的人格特征。作为一名在金融战线工作了三十年的老兵，作为金融央企负责人，我严格要求自己按“党性、良心和责任”为人做事，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爱好，既不打高尔夫球，也不好旅游，吃穿上从不讲究，对金融人士普遍钟爱的奢侈品牌则近乎于“无知”。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

此前，赖小民还出版过《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证券化研究》《后危机时代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选择研究》《画龙点睛 扬帆起航 中国华融H股上市纪实》《战略大转型——中国华融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金融监管理论与实务》等书籍，并发表演讲、学术论文近百篇。

华融内部员工曾透露，赖小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好大喜功，“个人语录和访谈都在公司楼宇大小屏幕滚动播出，220多条理念要求随时更新，自己的专著要求人手一册。”

其次是谋利。一些官员把书当作敛财工具，以权谋私，将“雅好”变成了“雅腐”。

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十分喜好著书立说。目前能查到的其署名或并列署名的著作有《老年急症救治手册》、《百年FDA：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理论与法律实践》、《寿世补元》等。其中大部分著作是2003年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之后。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张敬礼将自己的著作当做了捞钱的工具。

检方指控称，张敬礼伙同他人于2008年10月至2010年5月间，印刷、销售非法出版物《寿世补元》一书第二版、第三版共计4.3万余套，非法经营额合计人民币2300余万元，违法所得额约为人民币1600余万元。2012年7月，张敬礼被二中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7年。据悉，《寿世补元》分为上、中、下三册，每本定价高达368元。

与张敬礼以同样方式受贿被查处的还有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李大伦曾出过两本书，一本是《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一本是《岁月如诗》，定价35元。有关部门查明，上述书均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几年下来，净赚3000余万元。而他在《茶话》里却这样写到：做人，应多一份淡泊宁静，少一份乖戾张狂；为官，应多一点奉献，少一点索取。

仕道君注意到，目前我国还没有国家层面的法规来规范官员出书，也就是说这方面处于法律空白。只有部分省份对于官员出书方面做出了规定。2002年9月，湖北省省纪委、省监察厅即规定，“领导干部不准违反规定用公款出版个人编著的图书或举办个人的书法、美术、摄影等作品展览。”2005年3月，四川省委、省政府也明确划定领导干部出书的“红线”。要求“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的编写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不得利用职权和影响在出书中谋取不当利益。”

有专家建议，官员出书行为也应列入其重大事项汇报之中。一个官员要出书，版权收入是多少？印册是多少？是由哪家出版社出的？都须明确填写，并且成为制度公示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官员出书，有没有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资助，有没有使用公款，其发行渠道是否正当，一查就能查出来，从而可以对官员出书敛财行为形成一种有效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