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投与军工产业相互成就：历史再次上演

Original LP智库 LP投顾 2024-04-14

俄乌战争让我们看到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而硅谷创投再次成为美国军工领域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本力量和抓手。创投与军工领域科技创新相互成就的历史节点再次上演。我国创投助力军工产业发展面临哪些痛点难点？如何进行体制和机制优化？

硅谷重返“国防谷” ，创投再次发力

由俄乌战争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影响，在创投领域正逐步显现。根据PitchBook数据显示，美国对国防初创企业的（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从2019年的不到160亿美元，激增到2022年的330亿美元。而风险资本在今年前5个月达成了200多项国防和航空航天企业的交易，价值近170亿美元，比整个行业在2019年全年的交易数量还多。

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机构表示：他们可以放心地投资纯粹用于军事领域的初创企业。

数据来源：Pitchbook

本世纪以来，硅谷作为“科技自由市场竞争”的典范，与国防军工产业表面上联系并不密切。但纵观美国硅谷风险投资的兴起，与军工产业高度关联，可以说两者互相成就。

硅谷诞生之初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旧金山湾区曾为美国海军的研发基地。1909年，美国第一个有固定节目时间的广播电台在圣何塞诞生。1933年，森尼维尔 (Sunnyvale) 空军基地（后来改名为墨菲飞机场）成为美国海军飞艇的基地。在基地周围开始出现一些为海军服务的技术公司。

二战后，斯坦福大学为了满足财务增长需求开辟了工业园，并允许高技术公司租用其地作为办公用地。最早入驻的公司是1930年代由斯坦福毕业生创办的瓦里安公司 (Varian Associates)是一家军用雷达零部件公司。而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硅谷的最大雇主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Moffett Field和NASA的前身也位于Sunnyvale。仙童半导体的第一个合同是为军队和NASA制造芯片，早期80%以上的收入来自政府和军队。互联网的最早起源，也是美国国防部为抵御核打击而研发的通讯网络：阿帕网。1984年，美国国防部把TCP/IP协议确定为所有计算机网络的标准，为互联网的全球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美国国防预算经过20年的增长，其触角也渗透到创投领域。不仅CIA有自己的VC——In-Q-Tel，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DARPA还与In-Q-Tel联合直接下场打造项目孵化器。此外，美国国防部2015年还在硅谷设立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现在名为DIU），搭建将民用技术快速引入军队的桥梁，为军队充当先进民用技术的发现者，牵线者和投资者。对应其目标，DIU下设3个小组：军民对接小组、技术转化小组、风险投资小组。可以说，美国军方正在融入硅谷的科技创新文化，并与民间资本融合形成了新的联盟体。

目前硅谷从项目到资本，都与美国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空军成立了AFwerX创新加速器，美国陆军成立了陆军应用实验室，通过合作开发基金、创业挑战赛等项目，推动创新技术在军队的快速部署和应用。2019年美国还成立了一个名为太空部队的新军事部门，在外层空间开展军事行动，激励新一轮私人资本流向专注于太空战的国防科技。马斯克的SpaceX也是最大受益方之一。

军火巨头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制造商雷神公司，2022年4月成立了VC：RTX Ventures，并投资了HawkEye 360、Hermeus、Gastops三家明星项目。在乌克兰战场，HawkEye 360帮助美军和情报机构执行了1000多次军事任务；Hermeus制造的高超音速飞机，能以5倍音速的速度飞行；Gastops的装备维护服务已经被用于F-35战斗机，客户包括美国海军、美国海岸警卫队和以色列空军。

波音旗下早有属于自己的VC：HorizonX。2019年，波音与专注于国防投资的AE Industrial Partners, 联合成立了AEI HorizonX。Crunchbase的数据显示，AEI HorizonX已完成了42笔投资。

国防科技领域VC：Shield Capital，其创始人Raj Shah曾是DIU的负责人。2022年3月，L3Harris与该机构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将联合成立一家新的VC。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巨头，F-22和F-35的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也成立了自己的VC：Lockheed Martin Ventures。迄今为止，Lockheed Martin Ventures已投资了57家公司，明星案例包括军用无人机公司Skydio和量子通信公司Atom Computing。

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在眼下快速发展，现代化国防科技与军备外设将展开新一轮迭代，从硅谷到“国防谷”的转变也顺理成章。

创投助力军民融合方兴未艾

我国最早于21世纪初提出军民融合（Military-Civil Fusion）一词，彼时为狭义的军民融合，指的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随着十九大报告（2017年）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写入党章，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开始从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

近年来我国创投在军工领域投资规模增加，在助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方面已具备经验，且在疫情背景下创投对于创新、落地更为关注。而二十大报告中也突出强调国家安全，在军事方面中国将加速国产化进程，补齐军用集成电路、航空新材料等领域的短板。在新型举国体制下，相关企业有望获得政策和资源的倾斜。参照海外DARPA的发展经验，通过推动技术的军民融合有助于新型举国体制提高效率、分散风险。

中国创投行业通过基金形式，助力军民融合将大有作为。创投基金或成为军民融合投资的主要驱动力。

根据LP智库统计，目前创投在航空航天、兵器工业、军工电子行业的军民两用领域投资较为活跃。航空航天领域主要涉及商用卫星、火箭；兵器工业主要涉及光学部件、汽车、光电等；军工电子主要涉及芯片、电源模块、阻容感元件、电子设备等，而这些领域也是我国面临“卡脖子”难题，亟待技术突破的领域。

LP智库在过往对军民融合创投及私募股权基金调研统计中发现，中国军民融合在管基金（含母基金、子基金、直投基金）规模已超千亿元。其最早一支国家级基金发起设立时间为2006年，随后设立发起基金数量在2019年达到最高峰。

且军民融合基金普遍都做到了投早、投小；受军民融合基金支持的企业过半数成立于2016年及以后；超过七成受军民融合基金支持的企业属于第三产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位居细分领域前三。

LP智库制图，统计口径为2022年10月31日，天眼查

在我国，创投助力军民融合模式按基金的主体类型可分为以下三种：

（1）国有军工创投主导

出资/管理主体为军工集团，投资期限通常长达10年，并有多期基金交替支持。投资方向主要围绕集团自身业务进行产业整合，偏产业资本（CVC）模式。投资阶段以中后期为主，早期项目覆盖少。代表性中电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2）中央/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主导

基金由政府主导设立，采取直投模式或直投+母基金模式，存续期8~10年。投资方向更宽，几乎涵盖军工行业全部子类，围绕政策重点支持产业进行投资布局，所投资企业类型也更加多样。所投资阶段通常按早期成长期项目占30%，成熟期40%，定增/重组30%等比例分配。典型基金包括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等。

（3）市场化创投机构主导

创投基金由市场化创投机构参与设立及管理，存续期一般不超过8年，出资人LP大部分为财务投资人。投资方向为硬科技、新技术，更关注技术的创新性和产品的市场空间。大部分市场化创投机构主导的基金非军工专项，但大部分机构的投资项目与军品有重合，如民用火箭及卫星、射频芯片、雷达、无人设备、网络安全、新材料、核素药等。市场化创投基金的投资阶段根据基金自身情况而定，如创投基金专注早期、成长期，股权基金专注成熟期，但疫情以来由于募资情况不及预期以及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倒逼市场化创投机构整体投资阶段前置。

（4）地方政府+新型研发机构+创投基金：三位一体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该模式类似海外军民融合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将军民融合融入新的创新生态。地方政府探索设立新型研发机构，给予转化扶持资金，同时发起设立成果转化基金，形成成果转化主动资本助力。转化研究院开展投资孵化，转化基金委托市场化专业机构发起，以市场化方式推进成果转化，既能提供资本和赋能，同时也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为了更好理解和把握创投助力军民融合面临的痛点和难点，去年以来，LP智库通过调研、访谈以及召开专题研讨会形式，对专注于军工领域投资的国有创投机构、市场化创投机构进行了深入互动与交流。

总结LP智库调研和研讨会成果，目前创投助力军民融合，相关创投基金在基金募集、基金投资、投后管理、退出、激励与容错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痛点和挑战。

为促进创投助力军民融合和相关科技创新发挥更加积极作用，LP智库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一、进一步引导多元化LP进入军民融合领域

军民融合基金募资难，既有创投行业的共性问题，也有其个性问题。通过国家及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为基础，通过让利返利等形式，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和GP积极进入军民融合领域，构建形成多元化LP的出资格局。

二、建立军工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融资生态体系

在军工领域的基础性战略性项目存在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情况，目前融资较为困难，需要政府、创投业及企业多方联动，共同努力解决融资问题。体现在投融资体系方面，即从事军民融合企业初创期投资的个人资本、孵化器以及天使投资的数量极少，军民融合企业在产品初创时期融资困难。

首先，建议大力培育军工领域的天使投资人群体。

其次，鼓励建立专注于军民融合领域的新兴研发机构。

再次，建议提高军工行业信息透明度，降低投资信息获取难度。

最后，建议简化国有军民融合基金的投资决策流程，为基础性战略性项目投资铺平道路。

三、构建军工领域投后赋能生态

针对军民融合基金投后管理落实较难，建议适当降低部分军工企业的投后管理实施难度。与投资时可能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相类似，军民融合基金在投后管理过程中需要持续获取军工企业的运营信息和数据，并且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但是实际实行时受保密性、体制僵化等影响，无法很好落实。建议对于社会资本可以进入的军工企业，从政策层面对相关企业进行松绑，降低其对信息保密等级的要求，促进投后管理工作的开展。帮助投资机构建立军工领域的资源圈。

四、构建退出体系，拓展多元化退出通道

针对退出难，创投机构需要建立完善且可复制的退出体系，把退出能力打造成为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使得退出不再是短板。所谓可复制的退出体系，第一个层面在项目上是可复制的，第二个层面在人员上是可复制的，第三个层面在流程上是可复制的。这样才能形成主动的退出管理，全面综合判断每一个项目的最佳的退出方式以及退出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