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遵义日报》（2018年10月18日02版）
编者按
2019年9月8日—12日，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将在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联合主办首期“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我们诚邀全国有志于推动村庄转型和集体经济发展的村党支部书记、主管“三农”工作的乡镇干部、关心乡村振兴的企业家和其他乡村振兴工作者参加。
近期我们将通过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此次研修班集体经济精彩案例。本文为《遵义日报》（2018年10月18日02版）贵州省湄潭县农村改革试验区三十一年记。
贵州省湄潭县是“老牌”农村改革试验区，1987年，湄潭县便成为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曾取得“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等试验成果。2014年11月成为全国新一轮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后，承担起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等7项农村综合改革试验任务。其中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上，围绕“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湄潭县探索出了“四确五定”的改革路径，取得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成效。
中国历史周期性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的问题主要又是因为土地平均地权、分配不公的问题。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那18位以托孤方式立下生死状的农民，首创了包产到户的农村土地改革，改的是原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权利安排。那么，贵州湄潭楠木桥村那20几户村民，在“火炉塘”边争吵出来的“生不增、死不减”，一次性了断田土划分的土法子，后来衍生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安排，却稳定了集体土地所有制下人口和土地的对应关系。湄潭农民创造的这个“土法子”，1993年被纳入到中央文件，并进入2002年的农村土地制度承包法，最后，变成了全国一个普适性意义的制度。“湄潭试验”证明，没有地权稳定，就没有农村现代化……上述所言，出自时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周其仁先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的刘守英先生两位著名专家之口。这是他们参与、跟踪湄潭农村改革试验区全程，整整用了31年、10余次、近百天，实地田野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湄潭人一直在埋头试验新体制，或许有的人并不知道，这里驰而不息探索实践的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路径，正是对后发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贡献。下面，就让我们沿着周其仁、刘守英两位专家长期关注湄潭的足印，一起来回溯湄潭农村改革试验区31年的演进轨迹吧！
“那时日子难过哟！70%的人家都缺粮，很多人都要去割蒿子，挖洋萝卜，拌在主粮中充饥。”原抄乐乡楠木桥大队队长邹庆华回忆说，当时听说可以包产到户了，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但土地如何分，却遇到了大难题。因为各家各户人口数量不同、劳动力不同、即将增人或减人的情况不同，另外，土地的好坏、远近、水源、地势等等因素都不一样，很难形成一个适合所有情况的方案。198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大家围坐在“火炉塘”边，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张家儿子多，以后增人怎么办？李家女儿多，将来嫁出去了，留下的土地就多……争来吵去，最后有人冒出一句气话：“干脆来个生不增、死不减，要砍断就彻底砍断！”竟合了大伙的心意，这个从“火炉塘”激将出来的土法子，便把土地划分的大难事给解决了。湄潭抄乐乡楠木桥村30多年前的这些场景，正好与北京来的两位农业专家的田野调查吻合。“包产到户可解决温饱，但并没有适应‘变’的内在要求，因此各地要求重新调整耕地承包的呼声高涨。”当时在中央农研室试验区办公室参与工作的周其仁回忆说。1981年，他在安徽滁县调查时就攒下一个问号：农户人口变，承包地就跟着变，留块机动田，要不了几年也用完了。这似乎是无解的难题，只好靠“大稳定、小调整”这类辨证法口号去对付。后来在江西、浙江、广西、云南调查，问题依旧。1987年9月，国务院正式发文确立湄潭为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区。按中央农研室试验办的安排，周其仁和刘守英都参与了湄潭试验区土地制度改革项目的推敲和论证，直到观察初期试验的效果。“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试验，其最大贡献就是破解了集体所有制下人地关系的矛盾，稳定了人口和土地之间的权利关系。而这个制度试验的结果，当时上升到中央文件，并落实到2002年的农村土地制度承包法，最后，变成了全国一个普适性意义的制度。但是，没有再分到土地的人口和农户比例确实在增加，怎么办？而湄潭这么个传统农区，缺矿少工又远离大城市，尚在增加的农村人口劳力，到底有没有一条在耕地以外创造收入的现实途径？1988年春夏时节，周其仁与刘守英等一起对湄潭试验作了系统调查。当时湄潭耕地不足68万亩，宜林荒山却有85万亩，还有74万亩牧地的利用率仅达16.5％。把新增劳力逼出耕地以外，不见得一定就是死路和穷路，人们或可被逼着向非耕地资源找出路，搞得好，也可以是活路和富路。周其仁说，当时我们在联合乡核桃村看到，当地荒山宜茶也宜果，每亩投200-400元，三年多就收回，还增加了可观的就业机会。“一路行三载变成有钱人、跟着做四年达到万元户”，这幅1988年贴在村里的对联就是一个印证。此后，刘守英又多次到湄潭做入户调查，他发现湄潭的人口压力真的由高转低、由正转负。到1993年10月，全县开发荒山15.5万亩，带动就业2.4万人；多种经营的专业户1.5万户，占总农户16.8％，比1987年增加了11.5个百分点。此外，1.1万个劳力在本地乡镇企业工作，1.2万人外出沿海地区打工，还有4500人进入本县第三产业。2012年9月，湄潭纪念试验区创办25周年，周其仁与刘守英应邀重访旧地。他们回访了当年调查过的农家，在抄乐乡楠木桥村欧阳兄弟的老屋，见到这两兄弟都健在，还用上了手机。而下一辈的年轻人中，落户县城、落户遵义和贵阳的，大有人在。由此，他们惊叹道，当年湄潭农民首创的“生不增、死不减”制度安排，实际上破解了一个中国历史性的难题。尽管之后带来了无地人口的增加，但是农民土地权利的稳定不仅调动了农民开发荒山、荒地资源的意愿，形成了现在当地著名的茶产业；更重要的是，加速了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参与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据鱼泉街道仙谷山村支书陈子林介绍，由于前期的农村土地改革，粮食产量增加，每亩产量在1000斤左右，折合大米600—700斤。当时需向国家缴纳每亩100斤大米的农业税，这对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年景好的年月不算什么，若遇上收成不好的年份，最后还不够缴农业税。因此，那时只要提起缴公粮，大家都觉得像挖心头肉一样。面对新情况，在全国尚无统一政策要求的情况下，1994至2000年，湄潭开始了第二轮农村改革试验，率先探索农村赋税制度改革。仙谷山村，是1997年探索农村赋税减免的试点。当时规定，因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受损或绝收的，将根据受灾程度来决定农业税的征收标准或免收。他们率先取消屠宰税、三提留五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并形成了“均衡减负、户户减负”的改革成果。这项改革成果，成为国务院2002年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02]12号文件）中“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政策依据，为后来全国取消农业税提供了实践依据。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后，每个村的村组干部报酬总量是固定的，若要增加报酬，就必须减少村组干部职数。2001至2008年，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课题，湄潭进入了第三轮农村改革。如何建强村级组织？新南乡探索实践了“两增两减三在村”（即增加国家干部到村任职数量，增加村脱产干部固定补贴，减少村脱产干部职数，减少村民组个数，国家下派干部和村干部生活在村、工作在村和考核在村）的村级管理体制改革。“新南干部‘三在村’，一个萝卜一个坑。群策群力谋发展，干部群众心连心。”一句顺口溜，生动阐明了“两增两减三在村”的实施成效。这一改革，当时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高度肯定。“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没有大量的国家干部驻村工作，没有合并村民组的重大举措，何来后来湄潭的城乡统筹，茶叶、优质稻、精品水果等产业的形成就无从谈起，湄潭农村脱贫的步伐将会大大放缓。”全程参与这项改革的湄潭县委改革试验办主任陶通艾说。在湄潭农村改革试验中，随处可见基层干部群众真正在做底层制度探索试验的事例。比如，他们创新并坚持的“群众会+”模式，就在每轮改革中发挥了“神器”般的功效。“群众会+，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政策和农村发展的情况通报给群众，倾听群众的诉求，让农民主动参与到改革发展中来。”洗马镇潘家寨村支书姜永波说，潘家寨村在短短十几天，流转土地2600多亩，成功引进投资5亿元的“水湄花谷”农旅一体化项目，就得益于“群众会+”的作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年6月24日，洗马镇潘家寨村喻家寨正在举行“谈发展、感党恩”群众会。台上，村主任张维林说到村里近年来的发展变化时，68岁的杜胜余老人听到激动处，兀自冲到台上，竟情不自禁地高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见他双手舞动，泪眼模糊。这是湄潭“群众会+”中，农民支持改革、感激党恩的真实场景。
“茅坝米就是最好的资源，充分利用好手上的资源，农村的市场真是天宽地阔！”在永兴镇，茅坝龙脉皇米公司董事长王建明底气十足地说。如今，他的米最贵卖到了368元/斤，且要提前一年订购，茅贡米已是中国高端米的标志品牌。“2009年，茅坝稻谷和市场价一样，才八九毛一斤，这深深地刺痛了我。茅贡米从嘉庆年间便是贡米，拥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还要端着金饭碗找饭吃？”王建明说到此语气沉重。茅坝村2016年建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与龙脉皇米合作，对集体土地经营权入市和耕地返租倒包进行了探索。农民将闲置的土地按750元/亩流转给合作社，劳动力充足的农民还可从企业以300元/亩的价格返租倒包，种好的稻谷卖给企业，保底价为3.4元/斤。村民张朝贵今年返租倒包耕地80亩，收入就有20多万元。“农村什么都可以变成钱，农业真的是大有天地！”洗马镇党委书记杨继琴深有感触。她组织开发的“石莲洞藏糟辣椒”，利用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天然溶洞储存糟辣椒，今年一个订单就卖出产品40万公斤。2014年11月20日，湄潭再次成功跻身全国新一轮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行列，开启了第五轮农村改革。这轮改革，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农村“两权”抵押、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等13项国家级改革试验任务。其重点就是要破解农村人、地、钱、市场等要素保障问题，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全面释放改革动能。湄潭，总是让人惊喜，创造一个接着一个，改革成果一浪高过一浪。2015年8月27日，在茅坪镇土槽村，敲响了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第一槌。2016年8月15日，贵州省首批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在湄江街道核桃坝村、永兴镇茅坝村同时挂牌成立。2016年11月，湄潭县政府向田家沟万花源旅游发展公司颁发了第一本《湄潭县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证》。2017年11月，湄潭县政府向落花屯股份经济合作社颁发了第一本《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同月，县农牧局向落花屯股份经济合作社的120户农户颁发第一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7年，湄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137元，比2011年增加6296元……“湄潭持续的土地制度改革为‘三农’现代化夯实了制度基础，非耕地开发制度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农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民的转变，农村三权分置为新主体进入和发展提供了条件，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改革顺应了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城市化。”8月24日，刘守英在湄潭县行政中心会议厅，以《乡村现代化的道路——湄潭调查的思考》为题，把自己持续31年跟踪湄潭试验的全部思考，浓缩成了近三个小时的专题讲座。2015年，湄潭以贵州茶园面积最大、茶叶企业最多、茶业产值最大，以及品牌和市场建设等优势，成为“贵州茶产业第一县”。“种好茶、制好茶、卖好茶、品好茶，把茶区建成产业更加兴旺的富庶区，把美丽茶园建成茶旅公园，把茶山建成老百姓持续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回溯改革历程，湄潭茶产业之所以有今天的大格局，正如刘守英所言，本地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这对人地关系的破解是根本性的。对此，兴隆镇红坪村的群众感触更深。一年做来不够半年吃，进出村寨只有一条狭窄的泥石路；土地贫瘠，没水打田，1700亩地就有1300亩荒芜不能再耕种，全村有近半的人外出打工。面对贫困，红坪村人不甘落后。村民们把能人张权友推出来当“领头雁”。张权友任村支书后，决心唤醒沉睡的土地资源，创立了农民工创业园。他三赴浙江、两下广东，上门一家家地拜访在外当老板的老乡，请他们回乡创业。没有商业用地咋办？张权友先是清理出村集体闲置土地70.4亩，又通过依法有偿收储，流转土地510亩。接着，发动农民入股，并吸纳村民进企业工作。有地了，外地企业纷至沓来，目前园区已集聚42家企业，800多村民进厂当了工人。2017年，园区产值达到4.8亿元。村民张国晓家的10.02亩地被收储后，领到补偿金30多万元，他用20万元在企业入了股，一家四口进厂上班，全家一年收入20万元。几年时间，红坪村便从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过上了好日子。“湄潭试验表明，只要有顺畅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就可减少农村人口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化解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矛盾。”刘守英说，湄潭31年的探索实践，最有价值的是两条：一是以产权的界定与完善调动农民积极性；二是实施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路径。
“走，到湄潭当农民去！”这句话，不是那种招人眼球的广告创意，也不是那些追求轰动效应的虚幻标签，而是实实在在的一幅实景图。如黛的凤凰山下，栾花盛放，荷叶田田，一幅由44张幸福笑脸拼接的大图，赫然呈现在龙凤村田家沟寨口。细瞧，有年轻人对生活富足颇为惬意的灿烂笑脸，有孩子们对未来充满梦幻的天真笑靥，还有老人深感家庭和美的恬静笑容……这一张张笑脸，是享誉全国的“十谢共产党”发源地田家沟，对湄潭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三农”建设成效的最佳诠释。山头苍翠欲滴的茶园，山下粉墙黛瓦的民居，村头碧波荡漾的池塘，塘边小桥流水的人家……每个慕名来核桃坝的游客，无不为“西部茶叶第一村”的产业发展而惊呼！可谁曾想到，改革试验前这里的模样竟是：“核桃坝几大弯，十年就有九年干，顿顿红苕包沙饭，吃水要翻几座山。一年辛苦无收成，大田变成放牛山，很多女孩往外嫁，姑娘不愿嫁进山。”再看看金花村“七彩部落”这个童话世界，谁又能想到，它竟是短短40天打造而成的特色景区呢？2015年3月以前，金花村大青沟组只有单一的茶山，缺乏多元产业，经济收入低迷。如今，犹如手持彩练当空舞的“七彩部落”，人人是股东，户户有分红，家家乡村旅舍红红火火。2017年，大青沟组的人均年收入已突破4万元。“在湄潭当农民，我感觉很幸福！”2013年，从铜仁沿河外迁来大青沟的宋学梅说。现在，她在“七彩部落”景区开了一间小百货店，当起了小老板。在金花村，像宋雪梅一样的外来户有近200家。这些来自河北以及周边铜仁、务川、正安等地的外来户，在这里从事流转茶园生产、旅游产品经营等，人均年收入都在16000元以上。同在金花村，还有一个奇迹般崛起的“农民画村”——里石沟村民组。这个以种茶为主的小山寨，通过2个月的集中培训，就带出一批“农民画家”。他们将美丽乡村“装”进画，迅速变成了规模化商品，作品远销德国、克罗地亚、韩国、菲律宾等26个国家。当然，里石沟成为“农民画村”并非偶然，在湄潭，农民画有深厚传统，县里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农民画家培训。记者来到黄家坝街道，远远望去，官堰居俨然一幅壮锦，黑白相间的建筑组合酷似水墨丹青，镶嵌在金黄的田野上，还有一条玉带般环绕的桃花江。8年前，官堰居的人做梦也没想到，会遇上今天的好生活。村民王正淑告诉记者，2010年以前，她家9口人还挤在100平方米的老街旧屋里，那里是又脏又臭的小巷，雨天一身泥，无处下脚，晴天满天灰，苍蝇横飞。通过“退宅还耕、增减挂钩”的改革试验，如今，王正淑一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还经营着一家店面，日子是越过越好。官堰的绿，桃花江的清，不仅令当地人着迷，更让远方的客人向往。现在，香港、上海、河北，以及周边思南、正安、余庆等地的客人，纷纷慕名前来这里购房乐居。西河镇石家寨，背枕青山的古民居笼罩在淡淡的雾气中，村口溪水潺潺，这是一个乡愁流淌的地方。石家寨的古民居，从前是贫穷的标志，因地势偏远，一直不为人所知。如今，这里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入市的试验，既保护了古民居，又发展起了旅游业。32岁的石中武，前年从宁波返乡，开起了餐馆，仅去年一年，就把前期投入赚了回来，今年估算盈利可达15万元。“31年来，我们见证了湄潭从贫困到小康的进程。湄潭的巨变，无论是地方探路者、还是观察者都未曾预料到。”2012年后，刘守英每年都要带研究团队到湄潭实地调查。今年8月，作为湄潭农村改革总顾问的他又如期来到湄潭。回望过往，他感慨万千地说：“活业、活人、活村，是体现乡村振兴的三大标志。从结果看湄潭走过的路，这里不断强大起来的农业、不断富起来的农民、越来越美丽的乡村，证明了湄潭农业工业化的道路，是对所有后发地区的最大贡献！”（遵义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俊南 王胜旺 余祖波 查静 实习记者 赵登银）（图片由湄潭县外宣中心提供 瞿欣含 何静对本文有贡献）
Train
关于研修班
最新日程
点击图片，更多了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
推荐阅读：
集体经济研修班五天倒计时！名额还剩5个
研修班 | 何允辉：何斯路村的基层实践与数字化建设
研修班 | 宰建伟：袁家村的新产业与农民的再组织
研修班 | 战旗书记说战旗：经营村庄，服务村民
温铁军等：集体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创新
研修班 | 温铁军、李昌平邀您共谈集体经济！
温铁军工作室落户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
为了助力乡村振兴，我们新造了一个社会企业联盟
国仁乡建
社会企业是近几年由公益慈善行业倡导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形式，强调以社会的、公共的资源、合适的产权结构，市场的力量，通过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公共的问题。中国社会企业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以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实业救国家自觉而有力的尝试。
国仁乡建社企联盟组建于2018年4月，由“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倡议，全国乡村建设领域的十多家社会组织、企业、研究院所联合发起，集合了新世纪乡村建设运动20年来在生态农业、农民合作组织建设、乡土文化传承保育、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乡村振兴试点村机制设计、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等方面积累的实战经验，力图打造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的系统化、市场化、专业化、产品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3号6层608室
电话：010-62460686；
18811061056（陈晶晶）
邮箱：greenground2018@qq.com
公众微信号：guorenxiangjian（国仁乡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