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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融入城市，难以充分享受教育资源，流动儿童如何成为城市的孩子？他们在探索……
为流动儿童提供长期稳定的阅读环境
文 | 本刊记者 黄硕
微澜图书馆的志愿者，除了做好一名称职的图书管理员，还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陪伴。他们都相信，自由、自主阅读对一个儿童的重要性；也相信，只有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阅读环境，才能让孩子对阅读保持持续的热情，养成习惯，慢慢培养能力。
2019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微澜图书馆馆长细雄急匆匆赶到博文学校，头天夜里北京突降冰雹大雨，她一夜被惊醒了好几次。推开大门，细雄发现图书馆的屋顶被冰雹砸漏了，雨水淋湿了桌上的几十本图书。正收拾着，一个小男孩冲了进来，看到此情此景，就对细雄嚷道：“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这么好的书！”
细雄耐心地把事情缘由讲清楚，小男孩的情绪很快平缓了。细雄这才对他说：“我可不可以给你提个意见呢，你下次跟别人提意见的时候，可不可以先打个招呼？比如叫我一声‘阿姨’？”
小男孩叫映辰，是博文学校的一名学生。映辰是细雄在图书馆遇到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孩子，他显得孤僻、敏感，容易情绪失控，后来他得到学校教师的允许，不用上课而待在图书馆。
博文学校位于北京市五环外，成立于2001年，招收无法去公立学校读书的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十几年来，学校接受各类机构的图书捐赠有一万多册，但图书室疏于打理，堆放着废旧的桌椅、沙发，书架与窗台上积有厚厚的灰尘，教师“从来不敢穿干净的衣服进来”。
2017年，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设立微澜图书馆项目，由新公民计划“捐人”，帮助民办随迁子女学校运营图书馆。作为志愿者，细雄和其他志愿者进入图书室，打扫卫生、重新规划室内布局，为图书贴签、挑选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上架……这个过程被志愿者称为“开荒”。
映辰很喜欢研究宇宙天文，微澜图书馆开馆之后，他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一天，一个小男孩冲进图书馆，气急败坏地喊道：“映辰！你还不回教室？老师跟校长说了，下学期不要你了！”
得知此事的细雄，给校长发了一条数百字的短信，希望为映辰提供帮助。校长向她解释了情况，映辰经常悄悄溜出课堂，学校老师很是担心他的安全。校长与细雄商量是否可以把这个孩子委托在图书馆：“如果你们可以和这个孩子多多沟通，我们是非常支持的，让他待在图书馆我们也比较放心。”细雄当即答应下来，从那以后，映辰在图书馆经常一待就是一下午。
同在图书馆，细雄便和映辰有了更多对话的机会，她常常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和映辰聊天：“你冲老师尖叫、伤害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想让老师停止批评你？”映辰说：“我是。”于是细雄便和他聊了许多与人沟通的方式技巧，要把自己心里想的事情告诉别人，不要让别人误会，“沟通”和“误解”成了他俩聊天的高频词汇。
改变悄然发生，在选择不上课去图书馆的时候，映辰会和任课教师打招呼，从图书馆回来晚了，也会向教师道歉。有一天，映辰兴冲冲地跑进图书馆，告诉细雄：“阿姨，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沟通了！”还有一天，映辰的妈妈兴奋地告诉细雄，儿子对她说，终于有了好朋友。
“我们相信，在开放的可能性中孕育着无限的希望。”在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看来，图书馆是一个公共空间，志愿者和儿童处于相对平等的关系，这是选择以图书馆为切口介入流动儿童教育的重要原因。
新公民计划是成立较早的关注流动儿童议题的公益机构，在过去十多年间，致力于提升流动儿童的教育质量。这条路新公民计划走得很坎坷。先是复制希望小学的运营模式，与地方政府合作，资助营利性的民办随迁子女学校转型为非营利性学校。其后也探索过资助教师、孵化公益机构等多种途径，但效果均不理想。
微澜图书馆是较为成功的项目，新公民计划在全国累计运营了近60所图书馆，目前在运营中的有44所，服务对象大多是流动儿童。在北京累计运营了31所图书馆，2020年受疫情和拆迁诸多因素影响，9所图书馆被迫关闭。
在走访民办随迁子女学校时，新公民计划发现，学校拿不出足够的人力来运营一个正常的图书馆，很多学校有图书但尘封已久，或者根本没有图书。魏佳羽说：“微澜项目成立伊始，在民办随迁子女学校中，持续开放、孩子能借阅、有足够多好书的图书馆，几乎一个都没有。”
相比城市的孩子，流动儿童的父母忙于生计，没有多少时间陪伴他们，也没什么机会外出旅行，学校社会实践也少，所以读书成为孩子们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
细雄发现，一些低年级孩子迷茫地站在书架前，不知道看什么书好。一个小男孩执着地说：“我要看《植物大战僵尸》，我就喜欢《植物大战僵尸》。”疫情复课后，志愿者们尝试进入一年级课堂，开设了绘本课。课程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在以“幸福是什么”为主题的绘本课上，一个学生说：“幸福就是帮爸爸妈妈把包裹搬到大卡车上。”志愿者们会把和绘本课主题相关的绘本挑拣出来，以备孩子们下课后来挑选，当图书数量无法满足需求时，志愿者会推荐孩子们“看看其他绘本吧”。
在魏佳羽看来，微澜图书馆所做的事只是“从0到1”，学校应当给孩子提供阅读的机会，而一个稳定开放的图书馆自然会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至于能带给孩子们多大改变，魏佳羽有着清醒的认识：“可能会影响一些孩子，但是影响谁，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概率问题。”重要的是有没有，“当学生连看书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去谈各种教育理念就有点虚。”
2020年秋季开学，博文学校两校区合并，细雄犹豫要不要在小黑板上写上“欢迎新来孩子”的话语，后来她庆幸自己并没有这么做。
2017年微澜入驻时，博文学校有808名学生，到2019年秋季学期，已经不足500人了。2020年秋季开学，两校合并，再加上周边学校陆续关停，也有部分学生转学而来，在校生人数不降反升，共有626名学生在学校就读。据博文学校的老师观察，学校本来不到500名学生中，流失学生超过200名，“如果不是两校合并，我们也很惨”。
北京市的民办随迁子女学校数量在逐年减少，疫情加速了这一过程，据新公民计划提供的数据显示，民办随迁子女学校从2019年的92所减少至2020年的74所，在校生人数从4.2万人减少至2.9万人。
“流动”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实在是不足为奇。学校的变迁、升学政策的压力、父母工作的变动等都可能是“流动”的原因。2020年秋季学期，博文学校一年级有120名左右学生，分成4个班级，而到六年级时就只剩一个班级，60名左右的学生了。“流走”的孩子有的转到其他民办随迁子女学校，更多的“流回”了家乡。
“流动”意味着必须适应新环境，在流动着的人生成长经历中，一个稳定开放的图书馆自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喜爱。新学期开始，图书馆里来了很多“新面孔”，细雄和志愿者们给他们都办了借阅卡，没事的时候和孩子们聊聊天，图书馆里总能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细雄还记得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经常来图书馆。“你以后要上大学吗？”小男孩收起嘻嘻哈哈的表情，很认真地说道：“我要上的。”
实务学堂：
为流动儿童提供继续学习通道
本刊记者|王梦茜
普通人的“珍贵”体现在哪里？欧阳艳琴用5个字回答了这个问题——诚实、勇敢、爱，即忠于自己、勇于追求、爱自己所爱。“简单一点，‘珍贵’就是自己认为自己独特且珍贵。”
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会流向哪里？北京大学宋映泉教授和他的团队曾对北京市1866名流动儿童进行了连续5年的跟踪调查并在2017年发布相关数据。其中显示，这一群体高中（含职业高中）阶段升学率不足40%，就业者中有2/3在低端服务业，有13%~21%的人处于无业状态。
实务学堂创始人欧阳艳琴希望，那60%原本不计划继续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孩子，在成年之前，还能以其他方式继续学习，有更好的身心及技能准备，应对社会生存挑战。
“探索农民工子女职业发展新路径，为好的社会培养珍贵的普通人”，实务学堂就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和愿景诞生的。
欧阳艳琴曾是一名留守儿童，读中学时父母前往广东东莞打工，她的弟弟也在东莞出生、长大。家庭的经历让她对这一群体有着天然的共情能力，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2015年，欧阳艳琴辞去记者工作，投身公益创业事业。最开始，她从儿童空间做起，希望为放学后的流动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
身处这一群体中，她逐渐察觉到进城务工家庭的需求演变。随着家长的收入慢慢增多，生活趋于稳定，越来越多人希望把孩子带在身边。“在一起”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家长会希望孩子能有学上，并尽己所能让孩子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
现实中受制于政策等诸多因素，流动儿童很难接受优质的学校教育，而应试教育又像一座独木桥，这群孩子很容易在这条路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欧阳艳琴开始探索一条绕过高考的路。
2018年春天，实务学堂在北京正式成立，招生对象是15~18岁的农民工子女，虽然他们已经放弃接受高中阶段教育，但依然向往成为更好的自己。
实务学堂探索基于全人教育的职业教育，为这些孩子提供学习机会和支持系统，让他们在这里自由探索职业发展的方向，并得到同伴与师长们的鼓励、支持和陪伴，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评价，找到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努力。
来到学堂的孩子，有的打过架，有的打过工，他们通常对自我的评价较低、沟通与表达能力较弱、对未来缺少规划。
“但我们相信许多能力、品质都是可以发展的。我们努力创设鼓励学生成长、发展的环境，用发展的眼光评价学生，也鼓励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
有一个孩子，从小缺少父母的陪伴，在初中和小学打过群架，没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在外“游荡”了一年多。他在灯工玻璃创作课上担任助教，很多学生觉得拉丝工艺很难，做到一半就放弃，他却说：“作为助教，新一代‘拉丝大王’，我是不会放弃的！”有个女孩，初一时选择带着化妆品和手机辍学，在东莞打工被拖欠工资。在学堂的年会上演讲时，她说：“我以前很爱玩，天天不着家，现在在学堂待得乖乖的；我以前很懒，什么都不会做，可是我现在却做成了一个项目……变化真大，看着现在的自己，我觉得很满意。”实务学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避风港，一个安全而温暖的环境，缺少自信和安全感的孩子们，在这里学习表达，得到鼓励，逐渐打开自己，变得越来越开放、乐观，并逐渐开始思考要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
实务学堂汇聚了一大批有同样理想的志愿者老师，其中有大学教授、企业CEO、程序员、设计师、科学家、艺术家、记者，等等。每学期有20余名老师，以每周1节以上的频率，为学生们开设一门完整的课程。目前，实务学堂开设了两个专业方向——计算机编程和平面设计，除了职业技能训练，还开设阅读、写作、心理、人文、体育等基础课程。
因为初到学堂的学生，在早期发展和基础教育阶段，缺少基本的听说读写训练，无法很好地吸收专业课程内容。“我们要给学生搭建学习的‘脚手架’，就不得不直面这些薄弱部分，投入师资和课时，提高学生的基础能力。”因此实务学堂三年的学制中包含了半年的预科学段，这是一个适应和探索的过程，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的态度、习惯、方法和基础能力。每个孩子的知识基础不一样，性格特点不一样，各自的经历也都不同，欧阳艳琴要做的，是回应每个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心理需求，打通学生从学习意愿到行动层面的路径与机制。
此外，针对这群孩子更善于“做中学”的特点，实务学堂争取了一些项目，培养学生沟通、表达、写作、执行等能力。例如，实务学堂已连续两年承接广汽本田“梦想童行”交通安全教育项目，2020年是前往云南蒙自市周边的乡村小学授课。在两位导师的带领下，学生们要负责项目管理、培训安全讲师、联系合作学校、准备教学物资、摄影摄像等工作。
为了获得该项目的安全讲师资格，学生们经历了22场试讲活动、反复修改教案、熬夜准备课程内容。最终，5名讲师圆满完成安全宣讲工作，当地的小学生们将他们包围起来，捧着本子和笔让他们签名。
“找到喜欢的事情并且投入全部热情去做，与世界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得到他人的关心、鼓励和期待，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欧阳艳琴说。
2020年下半年，实务学堂因疫情原因整体搬迁至广州，落地帽峰山北麓。这里有流水、有竹林、有绿茵，这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
学堂的生活老师刘露在离开学堂赴日本工作前，决定在学堂完成她的婚礼。婚礼在群山环绕的草坪上举行，所有师生都参与了婚礼的筹备。为了搭建一个简单又有心意的舞台，欧阳艳琴带着学生们上山砍了几根竹子，做舞台背景架。他们还砍了藤条、买了鲜花，装扮现场。婚礼当天，蓝天白云，丽日和风，新人的亲友从老家湖南赶来，学堂的许多志愿老师从北京赶来参加婚礼。婚礼开场，学生们为新人献上合唱——粤语歌曲《雪中情》，自从学堂这学期有了合唱课后，大家就一直在练习这首曲子。
婚礼前一周，欧阳艳琴给学生们上了一堂主题为“爱”的户外写作课，让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场地里找到能让自己感受到爱的元素，用画画或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有个孩子找到两块红色石头，他写道“：两块石头天生就是一个整体。那我们呢？是不是也是一个整体，从天而降后分开，经历了磨炼，再次相逢。”有个孩子看着伙伴们的飞盘比赛，说“：爱是互相信任，当一个人将飞盘飞向另一个人时，他们相信着对方。”欧阳艳琴将操场边的树屋画在纸上，写道：“爱啊！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因此不做地球上孤独的孩子。”婚礼当天，孩子们用这些字画，做成一个小小的展览，送给刘露。
这场充满“爱”的婚礼和这堂以“爱”为题的写作课，让师生们从中获得了许多感动与力量，也是学堂办学理念的真实体现。“我们很重视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比如学生彼此间的支持、学生和老师的互相支持。当人与人之间紧密相连，我们的社会才更有力量。”在彼此的连接之下，欧阳艳琴也希望每个学生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有创造性、影响力的积极的个体。
珍贵的普通人是什么样的？面对这个问题，欧阳艳琴讲述了刘露的蜕变故事。“刘露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高中辍学，打过工，刚来学堂时很胆小，连自我介绍都说不出口，收手机时学生要是不愿意交，她会难受到掉眼泪。但她又是一个勇敢、纯粹的人，作为学堂的生活老师，她做了很多事，搬家时她四五天搬完五卡车的东西。她有个去日本的小理想，然后就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工作签证。在婚礼现场，刘露做了一个非常棒的演讲，她镇定地把所有想表达的想法与情感都表达出来了。”
这样一个身边普通人的成长故事，让学生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我虽然很普通，但是很有价值，我勇于追求梦想，我有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正如“培养珍贵的普通人”这一使命和愿景所传达出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避风港，一群孩子正摇摇晃晃着，努力回到正轨。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城市支教项目：赋能志愿者，为城中村流动儿童提供教育服务本刊记者|王梦茜
“我希望孩子们在社区里有地方可以去，父母加班的时候有人陪。”
“绘本治愈了我，我也希望有更多孩子能在阅读中获益。”
“我想让孩子们觉得广州不是冷冰冰的，是有温度的，希望他们在广州有归属感。”
城中村，是繁华都市霓虹下的点点星光。据2019年数据，广州市城镇建成区范围内共有272个城中村。这些城中村见证了外来务工人员在这座城市打拼奋斗的艰难历程，也见证了流动儿童在异乡无处安放的童年。
因房租低廉，城中村成为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安身之所。杨俊雯是广州市凤凰街社工服务站的社工，她告诉记者，凤凰街道辖区内有成片的城中村及城边村。该街道常住人口是六万人左右，本地人口约有一万五千人，两者相减，即有近四万五千人都是来穗人员，随他们而来的是大量的流动儿童。
生活与工作都在城中村的杨俊雯经常能看见这样的场景：一群十几岁的男孩，或拿着手机在街上游走，蹭无线网络打游戏，或骑着共享单车到处穿梭，一辆辆电动车、摩托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
“许多父母迫于生计，起早贪黑地外出干活，没法管孩子。而城中村的交通又没有市区管理得那么严格，孩子们在街上游走，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杨俊雯道。
梁海荣是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城市支教项目的负责人，居住在城中村里的他也经常目睹不少孩子处于“失管”的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安全与陪伴的基础需求是较为缺失的。再进一步，他们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也是较难得到满足的。”
梁海荣以校外教育为例进一步解释道：“图书馆、博物馆这类公共教育资源虽然是免费的，但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可以使用这些资源，也没有人教导过他们如何使用。所以很多的文化教育资源，他们其实享受不到。就更不用说那种收费的兴趣班，他们的家庭负担不起孩子发展兴趣爱好的需求。”
这背后折射出关于城市流动儿童的两大社会问题，一是社会融合问题，二是教育公平问题。城市支教项目是针对这两个问题发起的公益项目——通过为关注流动儿童成长与教育、有社会责任感、希望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志愿者赋能，支持其在珠三角流动人口社区开展儿童教育活动和课程，为流动儿童可持续地提供教育活动和课程，弥补流动儿童家庭陪伴不足，帮助他们融入社区，提升流动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使之成为一个有行动力、有责任心、有幸福感的人。
“我们希望让每个流动儿童的内心温暖而有力量，希望整个社会能够以更平等的方式关注、接纳流动儿童，不要去标签化他们。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新广州人，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梁海荣的同事何昕补充道。
从2018年7月以来，共有1181位志愿者加入城市支教项目，他们经过培训后成为社区老师，利用周末或业余时间为城中村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志愿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本就生活在城中村的来穗人员，他们被称为“社区妈妈（爸爸）”。
“我们为流动儿童服务，但并不是服务的提供者。我们每次举办活动都尤其重视对志愿者的培训，是希望流动人口社区的人们，能通过自身技能的培训或者意识的提升，更好地服务社区。这是一个赋能社区中的人，从而激活社区的过程。”何昕强调道。那么，如何赋能这些社区妈妈（爸爸）呢？城市支教项目2020年发起的橙汁书袋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样板。
橙汁书袋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在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或社区周边招募志愿者，让他们组成志愿者小组，为他们配备橙汁书袋，通过线上线下培训、线上微课和经验分享，让志愿者们能够为自己和邻里的孩子们开展形式多样的故事会，用故事陪伴孩子成长。
基于社区妈妈（爸爸）的知识基础，项目方选择适合他们的定制化培训，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一场活动通常以4个志愿者为一组进行筹办，在举办故事会前，他们会共读童书，分享各自对故事的理解，在实践中学习，在分享中学习。许多社区妈妈（爸爸）不仅完成了多场精彩的故事会，还自主探索了许多延展活动。“因为他们想为自己的社区做些有价值的事，这一过程中他们的主体性与使命感得以激发，他们与社区的连接愈加紧密。”梁海荣与记者分享了许多城中村里的“改变”故事。
思辰爸爸发现，很多流动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会比同龄人弱一些，有些是小霸王类型，有些则性格孤僻，不愿和人说话。他希望参与城市支教，帮助这些孩子，后来却发现，最先帮助到的是自己的儿子。思辰小时候是个留守儿童，稍大一点后被父母带到城里，成为流动儿童。刚到广州时，思辰没有小伙伴，也不爱和人打交道。
“儿子跟我参加橙汁书袋活动，做我的小助手，认识了很多附近的小朋友。性格变得活泼开朗，表达能力也明显提升。”或许是因为看到了爸爸努力讲好故事的模样，或许是得到了他人善意的肯定，相对封闭的孩子慢慢打开内心，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
玉风是服装厂的缝纫女工，性格比较内向。她的女儿听过其他社区妈妈讲故事后，就鼓励她也报名。玉风在女儿的推动下加入志愿者团队，并成为橙汁书袋活动的小队长。于玉风而言，她踏出了改变自己的重要一步。这一步，让她走出了原先单调的生活与工作场景。当被孩子们围着，被一双双纯粹的眼睛注视着讲故事时，玉风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她的价值。
周蓉在广州打拼了近十六年，却总是有种在这里无法扎下根的感觉。2018年11月，她加入城市支教，参加的活动多了，周边几个城中村的孩子也都认识了她。有时周蓉走在街上，大老远就有孩子喊着“月亮姐姐”，向她打招呼。“孩子们的感情是最真诚的，那个时刻，我对这个社区产生了一种归属感。而且这么多社区妈妈在一块，有时候自己忙得顾不上孩子，大家都会互相帮忙，有一种熟人社区的感觉。”
梅子是住在城中村周边的本地人，她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去做志愿者。有一次，梅子分享了儿子的一篇日记。日记里写道：“感觉城中村挺脏乱差的，孩子们自己在臭水沟边玩，如果遇到了坏人，可就惨了。”这带给梁海荣很深的触动：“我能够看到这个项目的意义，就是让外地的孩子与本地的孩子，看到彼此的处境。这会在孩子的心中播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以后可能成为他们行动的力量。”
凤凰街社工服务站是城市支教的合作机构之一，组织支教活动时，令杨俊雯尤为欣喜的一点是——“我发现我跟这些流动儿童很难建立关系，但我的孩子可以和他们玩在一起”。社工服务站所处的街道上有不少商户都是外地来穗家庭，“我一直很想邀请这些孩子们来参加活动，总是邀请不动。但当我的孩子在社工站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过来玩”。
当家长们参与社区活动，为孩子们做出很好的示范时，当身边的人们都给予彼此善意，为社区贡献一份力量时，城中村里的孩子能够在这种环境中感受到安全感与归属感，从而打开自己，更好地融入社区，其社会情感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人们通过活动能获得多少知识、认知多少事物；我们更在乎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经由交流和互动所被看到、被需要的每一次机会。”梁海荣说。这些“被看到、被需要”的故事，犹如寒夜里的点点微光，终将汇聚成漫天星海，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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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后，她辍学了——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和生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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