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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冯印谱:在"大锅饭"夹缝中维持生计

冯印谱 新三界 2018-07-1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疯狂年代的荒唐事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有资料显示,这句话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的。“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领袖一言,金口玉律,于是乎,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毛泽东曾对发明“跃进”一词说过这样一段话:“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右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事后,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把“跃进”的博士头衔颁发给了那一位或那几位科学家。按照他讲话的逻辑,“人民公社”一词的发明者,其功也不在“禹下”,更应该赠与博士头衔了。那么,这一“博士头衔”该赠与谁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共和国土地上竭力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非毛泽东莫属。


笔者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打记事起就生活在“人民公社的天堂”。初中、高中毕业回乡,当过几年修理地球的农民,还当过两年生产队记工员,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公社社员,对“大锅饭”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


“放卫星”的“大跃进”暂不说它了,“三年困难时期”暂不说它了,“反右倾”暂不说它了,“四清运动”暂不说它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最基层单位是生产队。集体拥有的财产是土地、林木、牲畜、仓库、饲养室、大车、农机具等等。几十户社员家,除了宅基地、几间房屋、衣服和日常用品,生产资料仅有铁锹、锄头等几件农具。有几分自留地,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社员只有经营权。而且,上面限制自留地必须种植粮食菜蔬,栽种其他经济作物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受到批判。


大跃进时的宣传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农村社员被死死捆绑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时,夜晚还让社员加班加点干活。如此辛劳的结果呢?生产队每年分给每人的口粮不足200斤,磨成面粉后根本不够吃;劳动分值又极低,干一天活挣几毛钱或几分钱,年终分红根本分不到几个钱。我家3口人,父亲、母亲和我三个劳动力,没有吃闲饭的。记得是1976年,辛辛苦苦干活一年,年终分红53元多,但还不能兑现,因为集体没有现钱支付,分红款只好记在生产队的账簿上,实际上是一个画饼。


当时这种现状极为普遍,老实、厚道、淳朴的公社社员,只能默默地承受了。倘若是机关干部、城市工人、学校教师,一个月或几个月不给发工资,他们会怎么样呢?


像我家这种情况应该是很不错了,生产队不会扣发口粮,还欠我的分红款。生产队另一些人家,人口多,劳力少,辛苦一年,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会欠集体的钱,名曰“欠款户”。生产队惩罚这些“欠款户”,就是扣住他们的口粮不分,或少分。但人总是要吃饭的,最后还得全部分给了。


多数“欠款户”,都是家庭成分好的贫下中农,大队、生产队干部又能把他们咋样?年复一年,拖欠款累计多了,集体也就给免掉了。这样一来,更养成了个别“欠款户”不以为耻,反而愈发依赖集体,到了年终,上级拨下一点救济粮和救济款,还需要优先照顾他们。“反正共产党不会饿死人”,成了“欠款户”的口头禅。


生产队算账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曾写过一篇消息:《夜无电话声 早无堵门人  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其中就提到辽宁农村的这种情况,可见从山西到辽宁,“欠款户”现象在全国十分普遍。


农村经济发展到这种地步,既跟“大锅饭”生产模式有关,也跟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政策息息相关。生产队每年生产的小麦,除留足社员的口粮、种子、饲料、储备粮等以外,必须全部交售给国家,国家按照统一制定的价格予以收购。


请注意,这个收购粮食的价格是极低的,完全不符合价值规律,跟农民生产粮食付出的巨大成本存在极大悬殊。即便是超额交售的粮食(报纸上常常宣传的喜售爱国粮),收购价格略微比计划售粮高出一点,数量也十分有限。生产队生产的棉花、油料,同样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相反,国家售予生产队的化肥、农机具等,则把价格定得很高,生产队只能照单购买。


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或者说,国家的工业、国防、科技、教育建设经费,很大一部分取之于全国农民勤劳的汗水,是农民兄弟的无私奉献。所以,那时的新闻宣传大肆报道“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等建设成就,大肆报道城市商品充足,物价稳定,大肆报道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殊不知,国内的几亿农民承受的却是“少吃没喝”(林彪叛逃覆灭后批判文件说是他说的)的深重苦难!


那年月,对广大农民来说,集体分的粮食不够吃,就需要上黑市买粮;集体分的食油不够吃,就需要上黑市买油;家庭生活的油盐酱醋茶,需要钱;孩子上学的学费和笔墨纸砚,需要钱;在供销社买点布料和针头线脑,需要钱;更别提修建房屋、婚丧嫁娶这些需要花大钱提起来便头疼的大事了。


那么,社员们的钱从哪儿来呢?


就我家的情况看,我特别佩服父母亲有经济头脑,善于经营谋算,以及勤劳苦干、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挣钱的诀窍,就是在集体经济的夹缝中,挖空心思,搞一点家庭副业,但又不敢越雷池一步。


手工镟柿子


我们家从事的第一项副业是制作柿饼。在万荣县的田野里,沟沟岔岔,悬崖峭壁,长满了一株株大大小小的柿子树,有的树龄达到几十年。夏天,柿子树绿叶成荫,是社员干活歇凉的好去处;秋天,红红的柿子像灯笼一样坠满枝头,煞是喜人,爬到树上摘取一个软柿子品尝,直甜到了心底。柿子树绝大多数归集体所有,少数社员家有一两棵自留树,自己管理。柿子成熟后,生产队对树上的柿子产量进行一番评估,然后按人头分配,由社员自己收摘,加工制作柿饼。


我家没有自留柿子树,我所在的生产队柿子树也比较少。父亲就奔赴本村或外村,寻觅那些柿子多、但缺乏加工能力的社员,购买多余的柿子,拉回家中加工柿饼。


晾晒柿饼


制作柿饼是一件极其复杂的活计。父亲和我拉着小平车,跑几十里山路,上树采摘柿子,运送回家。白天要参加劳动,只能利用夜晚,用手摇镟柿机,镟掉一个个柿子的皮儿,常常熬到深更半夜。天放晴时,再把一个个镟好的柿子摊晒在簿子上,任阳光暴晒。如遇下雨天,还要急忙拿塑料布苫盖。柿子晾晒到一定程度,便收拢起来盛放在大瓷缸捂起来。捂上几天后,再取出来晾晒,如此反反复复,一个柿饼不知需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直到深冬,柿饼自身长出一层厚厚的甜甜的白霜,柿饼制作才算成功了。


1972年中国和日本建交后,家乡人们盛传,日本国内一位重要大臣,侵华战争时来过我们万荣县,品尝过当地的柿饼,感觉万荣柿饼又软又甜,质量上乘,留下了深刻记忆。如今他特意点名进口中国山西万荣的柿饼。这个传说不知真假,但当时万荣出产的柿饼大量出口日本,以至于邻近县的柿饼也打起了万荣县的旗号。


我们村供销社大量收购柿饼,出口日本的柿饼要求特别严格,不仅大小、霜白有规格,柿饼里面不能有核,而且还要求将一个个柿饼捏成扁圆形状才行。出口柿饼的价格比内销柿饼每斤贵1毛钱,为了多挣钱,社员们争相加工出口柿饼。


加工好的柿饼


由于父母亲精心加工,我家的柿饼大多都能卖到出口价。加工柿饼,父亲的算盘是这样拨拉的:花1元钱能够购买25斤硬柿子,25斤硬柿子能够加工5斤柿饼,每斤柿饼出口价是3毛钱,5斤柿饼就能卖1元5角钱。也就是说,每投资1元钱,收回成本后,就能净赚5角钱。当然,其中付出的人力劳动成本是不计算在内的。可别小瞧这5角钱,如果加工数量多的话,就是一笔不小的家庭副业收入。


更重要的是,柿饼出口能为国家换回宝贵的外汇。加工柿饼,利国利民,光明正大,不属于“投机倒把”,不属于“资本主义尾巴”,不必担心遭受批判。所以,每年父母亲加工柿饼一项能净赚数十上百元。


出土的红薯


我们家从事的第二项副业是加工红薯粉面。那时大搞农业学大寨,结果是越学越穷。集体给社员分的口粮越来越少,只好大量栽种红薯,红薯产量比较高,每5斤红薯折合1斤粮食。秋季收获后,每家每户社员分到成百上千斤红薯。一日三餐,锅里蒸的是红薯,拌菜是红薯,稀饭里熬的是红薯,红薯吃得人胃发酸。冬天红薯需要放在地窖贮藏,如果储藏不好的话就会烂掉。


趁着红薯新鲜,加工成粉面,价值会大增。当时1元钱能买到25斤红薯,可加工4斤粉面,每斤红薯粉面能卖5角钱,不算劳动成本,1元投资能净赚1元钱。父亲不仅加工自家分的红薯,而且购买不少别人的红薯来加工。


有一次,我跟父亲拉着小平车上30里外的村庄买红薯,因小平车载重,道路坑洼,致使车轴损坏,光修车就花了十多元钱,心疼极了。买回的红薯需要清洗,需要粉碎成浆,需要多次用水挤压过滤,最后才能制作成粉面。每年,我家加工粉面也能收入大几十元。


加工好的红薯粉面


说到红薯,立刻想起一件令我深感痛心的事。一天,生产队分下许多红薯,需要及时放进地窖里。夜晚,我本应在家帮助父母亲放置红薯,恰好当晚村里上演电影,影片的名字叫《小马倌》,我看过连环画,反映东北抗日联军打鬼子的故事。父母亲宠我,知道我喜欢看打仗电影,就让我去戏台下观看,他们两人在家放置红薯。电影放到半截,突然喇叭里呼叫大队卫生所的医生,快速回卫生所,有紧急病人。


我听了广播,没当回事,只顾津津乐道地看完电影,兴冲冲地回了家。进门一看,父亲躺在炕上,头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原来,放红薯时,母亲在地窖上面,把红薯盛在大铁桶里,一次次往地窖下面吊;父亲在地窖下面卸载红薯。中途,母亲往上面吊空铁桶时,父亲没有将钩子挂结实,铁桶被吊到半空,脱钩掉了下去,砸在父亲的脑袋上,顿时鲜血直流。父亲挣扎着爬上地窖,跟母亲去了村卫生院包扎伤口。电影喇叭里就是为此事呼叫医生。瞧着父亲痛苦的表情,瞧着母亲焦虑的神情,我痛悔不已,流下了眼泪。


作者的母亲和父亲


上述家庭副业,都是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做的,都是在不影响参加集体劳动的情况下做的,都是在绞尽脑汁寻找门路筹措资金的情况下做的,都是在没日没夜加班加点付出艰辛体力劳动的情况下做的。有了这点副业收入,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就比别人稍微宽裕点,不仅供我读完初中和高中,家里还添置了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


相反,村里有不少家庭,由于孩子多,拖累大,家长不会谋算,不会搞家庭副业,加之自身懒惰等原因,完全依赖于集体,依赖“大锅饭”,结果缺粮吃,没钱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幸福,“文化大革命”更致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人民不勤劳,而是治国方略出了大问题。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包就灵,形势立马变好,农民立刻丰衣足食。至今,父母亲在院子里挥汗如雨挑灯夜战加工柿饼和粉面的情景,仍然深深叠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激励着我不要懒惰,不要虚度光阴。

 

                2016年11月21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6年11月24日修改

                2018年6月1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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