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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丨对话秦传安:疾病与人类文明

新三界 2020-02-26


原题

疾病与人类文明

——对话秦传安




采写:张静
受访:秦传安
原载《华商报》



  张静:众所周知,疾病是一个健康话题。就像至今依然肆虐的甲流。我们对它的探讨也限于如何预防与治疗。你翻译的《疾病与人类文明》,将疾病与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名词,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纠结”?翻译过程中,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有哪些?


  秦传安:疾病很古老,而文明却相对年轻。正如西格里斯特在《疾病与人类文明》一书中所言:“疾病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古老”,而文明却不过区区几千年的历史。自从生命在这个星球上诞生以来,疾病就一直是一个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困扰,在应对这一困扰的努力中,医学便诞生了。医学史家维克多·鲁宾逊说:“原始丛林里发出的第一声痛苦叫喊,便是人类对医生最初的召唤。”因此可以说,医学几乎像疾病一样古老。


  现代医学科学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疾病本身的研究上,集中在病因、病理和临床治疗上。但过去不是这样,在“巫术医学”时期,人们看待疾病的态度是神秘主义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蒙昧主义的,这一时期的医学带有强烈的原始宗教的色彩。后来还有“哲学医学”时期,像盖伦和希波克拉底在古希腊都被看作是哲学家,人们看待疾病的方式颇有形而上的色彩,中医的阴阳五行不就是哲学么?这样看来,疾病和文化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当然,西格里斯特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谈论医学与文化。他的立足点是:疾病影响了人(有些疾病影响个人,有些疾病,比如流行病和地方病,影响庞大的特定群体),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的创造物:文化;反过来,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特定的宗教、哲学、教育、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法律的产物,而这些东西必然要影响到人的心理和生理,从而影响到作为一种生物过程的疾病。简言之,西格里斯特是从文化和疾病的相互影响来考量这个问题。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人们处置麻风病人的方式,那是整个疾病和医学的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那些可怜的病人,遭到社会的放逐和遗弃,在漫长的绝望、无助和孤独中等候死神的光临。千载之下,读来仍让人心寒齿冷。


  张静:我们不难感受到甲型H1N1流感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疾病不仅仅袭击单独的人,有时候还袭击整个群体”。参照甲型H1N1流感,历史上,疾病对社会生活有着哪些影响?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秦传安:说到疾病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最重大、最深远的莫过于流行病。而我们深有切肤之感的,当然得算是2003年的SARS和今年的甲型H1N1流感。任何一场流行病的大规模爆发,其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都已经远远超过疾病本身,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流行病爆发的初期阶段,事态的不确定性,往往会激化普遍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刺激并诱导民众的集体行为,从而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任何起因不明、治疗无效的疾病,就容易为某种隐喻所覆盖,并赋予社会以某种象征与暗示。这足以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年的SARS以及今年甲流爆发的初期隐约窥见一斑。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现代社会医疗体系的完善和资讯的发达,由流行病的爆发而引发大规模的价值崩溃、道德失序和社会动乱的可能性总算是极大地降低了。而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疾病与人类文明》中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难道仅仅是巧合?——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中世纪”的那段历史时期,刚好开始于、也结束于欧洲仅有的两次鼠疫大流行。前一场鼠疫通常被称作“查士丁尼鼠疫”,532年在君士坦丁堡爆发,然后向西传播,到达意大利,很快就席卷了欧洲各地。后一场鼠疫被称作“黑死病”,在14世纪初从东方传入,前后三次大规模向西推进,横扫了整个欧洲,读过薄伽丘《十日谈》的人,对这场大瘟疫想必有着比较生动的印象。这两场鼠疫都消灭了很大比例的欧洲人口,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历史上还有像麻风病和性病这样的传染病,也曾在欧洲引起比较普遍的恐慌,但后果之惨烈、影响之深远,都远不及这两场鼠疫。


  张静: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说,与结核病有关的隐喻是文雅、敏感、浪漫……与癌症有关的是压抑、忧伤、焦虑……伍迪·艾伦说,“我不生气,我用生肿瘤代替生气”。桑塔格认为被赋予这些隐喻是具有惩罚性的。为什么会这样?被赋予“隐喻”的疾病还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秦传安:赋予疾病以其原本并不具备的宗教、道德、美学和政治的寓意,从而使疾病本身被其隐喻所遮蔽,这种做法自古以来就有,也是研究疾病与文化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维度,可惜西格里斯特在这方面着墨不多。


  首先,疾病的宗教隐喻是不言自明的。在几乎所有原始种族中,疾病都被看作是神的惩罚,巫医的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安抚被冒犯的神祗,这一点,在今天中国的民间迷信中依然存在。还有,性病的道德隐喻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梅毒在意大利被称作“高卢病”,在法国被称作“日耳曼病”,在佛罗伦萨被称作“那不勒斯病”,在日本被称作“支那病”,这种“栽赃”的做法显然跟性病的道德隐喻有莫大的关系。(顺便说一句,预防性病的安全套在英国被称作“法国字”,而法国人则反唇相讥,称之为“英国套”。)随着文明的发展,疾病的隐喻越来越微妙和复杂。苏珊·桑塔格通过对疾病意象及其隐喻的剖析,深刻批判了疾病隐喻作为政治修辞、文化压迫和道德审判的悖谬,剥离疾病的隐喻,使其恢复本来面目,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张静:近日,有一则这样的新闻,北京一男子杀死妻儿后自首,自称有精神疾病。被确诊的精神病犯往往能因此逃脱法律的惩罚。疾病与法律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与故事?


  秦传安: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用西格里斯特的话说:“没有人能孤身一人生活在这世界上”。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法律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把疾病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也是古已有之。最突出的是传染病,考虑到它对整个社群的危险,对传染病的防治进行专门立法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还有医药立法和公共卫生立法,都可以说是跟疾病有关的法律。你说的这个新闻,还有最近的英国毒贩阿克毛在中国被处决所引发的争论,都涉及到特殊病人的法律责任,以及对特殊病人的科学认定,对精神病人的司法鉴定已经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司法精神病学。这些在西格里斯特的书中都有详细论述。从过去的“以牙还牙”、“杀人偿命”,到特殊病人承担有限责任或免予刑事责任,也体现了文明的进步。现代法治体现的是责任伦理,而不是像《汉谟拉比法典》和《摩西律法》中所体现的那种报复伦理。


  张静:书中提到,在古代,音乐一直被用于治疗疾病。音乐是如何治愈疾病的?对于现代人来说,音乐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KTV的火爆,“超女”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在你看来,现代的音乐对疾病有治愈作用吗?


  秦传安:现代医学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很多疾病是心因性的,或者至少跟心理因素有着极大的关系。音乐作为一种直接诉诸人的心灵和情绪、从而引发强烈心理感受的艺术,其治疗疾病的效果,不仅被古人所认识(多半是瞎蒙的),也为现代医学所认可。音乐疗法(Music Therapy)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医学分支,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当然,这个问题过于专业,我这样的门外汉还是藏拙为妙。


  张静:14世纪,黑死病蹂躏了整个欧洲、促使教会内部异端教派的兴起,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结束。性病使俄国沙皇伊凡四世患上了可怕的精神病,并使其成为暴虐的沙皇制度的始作俑者。真是疾病改变了历史。疾病对历史的影响还有哪些?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秦传安:鼠疫(黑死病)对欧洲历史的深远影响前面已经讲到。说到疾病改变历史,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这就是斑疹伤寒,著名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汉斯·津瑟教授专门为这种疾病写过一本畅销书《耗子、虱子与历史》,在他看来,斑疹伤寒是军队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对于政治军事史的影响,它的作用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将领们的军事才能和士兵们的英勇顽强反倒显得无关紧要了。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斑疹伤寒依然是欧洲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仅有300万人口的塞尔维亚,1915年半年的患病人数就高达150万,死亡人数据说高达5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中爆发过两次斑疹伤寒,发病率高达26%。一度,这种疾病对军队的杀伤力,比一支作战顽强的敌军要凶猛得多。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拿破仑的感冒。很多历史学家声称,1812年9月7日的博罗季诺战役,法国之所以没有打赢,就是因为拿破仑正患感冒。倘若他不感冒的话,他在这场战役期间的部署肯定会更加灵活,俄国就会被消灭掉了。对此,托尔斯泰冷嘲热讽地说,那位在9月5日忘了给拿破仑一双防水靴的男仆才是俄国的大救星。


  张静:据说,牛顿也曾遭受精神病的困扰,备受疾病困扰的世界名人还有哪些?疾病带给他们怎样的影响?


  秦传安:说到文化名人跟疾病的关系,那就不能不说肺结核了。在过去,这种疾病被赋予了太多的美学隐喻,鲁迅嘲弄的“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地到阶前看秋海棠,”大约说的就是肺结核吧。这种疾病似乎特别青睐于作家和诗人,西格里斯特列举了雪莱、济慈、惠特曼、莫里哀、梅里美、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没有提到的还有:席勒、诺瓦利斯、亨利·大卫·梭罗、卡夫卡、尤金·奥尼尔和鲁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肺结核和麻风病曾经都是病程漫长、无可救药的慢性疾病,然而,在麻风病人遭到社会遗弃和放逐的同时,而肺结核却被赋予一种病态的美,这无疑跟疾病的外在症状有关。余凤高说:“到19世纪,时代性的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西方人的厌倦情绪和忧郁感;也许还有人类祖先本能中残留下来的孤独感,和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使一些人出于自恋心理,在潜意识深层把与病态的孤独、厌倦、犹豫相联系事物看成为是美的。”(《飘零的秋叶》)这或许就是人们赋予肺结核以美学隐喻的原因吧。


  精神病对天才人物的影响甚至更直接,很难想象,心智健全的梵高会画出什么样的作品。牛顿一生都未摆脱过躁狂抑郁症的影响。数学家纳什最终陷入了彻底的疯狂。叔本华说:“天才与疯癫直接临近的事实,可以由天才人物如卢梭、拜伦、阿尔菲耶里等人的传记得到证明。”约翰·德莱顿说:“天才都和疯狂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诸如此类的说法甚多,可见二者关系的密切。


 张静: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曾说,“流感非常有规律地侵袭世界,一代人一次。另一次毁灭性的流感随时都会出现”。历史上,流感对人们造成了哪些重大的影响?请举例说明。


  秦传安:说到流感对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的重大影响,就不能不说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爆发了。有趣的是,这似乎又是一个“栽赃”的实例,因为这场流感爆发并非源于西班牙,它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据粗略估计,这场流感夺去了2500~4000万人的生命,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至于感染疾病的人数,恐怕粗略的估计都不可能,就连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三世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都不能幸免,其惨酷的程度可见一斑。这场流感也蔓延到了中国,1918年3月始自广州,然后迅速蔓延至全国,据说北平警察患病过半,哈尔滨40%人被感染,学校停课,商店歇业。


  张静: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医学的发展,我们抵御疾病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新的疾病也在不断出现。为什么会这样?


  秦传安:文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毋庸置疑,人对自身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战胜疾病的道路还相当漫长。更有甚者,现代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摆在人类的面前,这个问题对疾病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张静:作家虹影曾说,爱情如疾病,谁能不沉沦。据说在19世纪,医生为结核病人开出的药方之一是恋爱。在你看来,爱情是疾病吗?


  秦传安:这只不过是一种文学的说法。给结核病人开出“恋爱”这剂药,多半跟这一疾病的美学隐喻有关。恋爱诉诸心灵,如果硬要跟疾病扯在一起,大概可以纳入精神疾患的范畴吧。


  张静: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疾病代表了“沉默的文化”。那就是性病。当其他的疾病可以博得人们的同情与照顾的时候,性病却总是令人羞于启齿。在历史上,人们也曾并不将性病作为一种耻辱。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秦传安:在15世纪欧洲爆发梅毒大流行之前,人们似乎并没有把这种特殊的疾病跟性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的道德隐喻是后来才有的事。这次大爆发正好是哥伦布远航回到欧洲之后,因此欧洲人一直认为性病是哥伦布的水手从美洲带来的,这大概又是“栽赃”的一个实例,因为威廉·W.桑格坚持认为,是哥伦布的水手把梅毒从欧洲带到了美洲(参见桑格:《卖淫的历史》)。这之后,人们对待性病患者的态度就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1497年,巴黎的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任何患有“大水痘”(梅毒)的人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呆在城外,直到治愈。也是在同一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下令,把所有染上性病的人赶出爱丁堡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严厉措施。当时的流行的观点是:任何性病都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这样一种态度,再加上对传染的恐惧,导致了对患者的放逐,没有任何同情可言。


  张静:疾病与我们如影相随。欧美国家的婚礼誓词上说,“无论疾病或者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对于疾病这个人类恒久的伙伴,我们能否给它一个描述,疾病是什么?社会对病人的态度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秦传安:这个问题太大。西格里斯特对疾病的定义是:疾病是“生物体(或它的某些部分)对异常刺激所作出的异常反应的总和。”这样说来,疾病之于人类,就是一种如影随形的存在,“因为一直以来就存在超出任何生物体的适应能力的刺激。”这一点就像宿命一样不可改变。可以改变、应该改变、而且一直在改变的,是人们看待疾病和病人的态度。总的来说,随着文明的发展,以及人对自身认识的加深,社会看待某些特定疾病和病人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有“平常心”。最近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废除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立法是一回事,人的思维惯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习惯总是根深蒂固,人类的集体记忆由来已久,要想改变,也绝非三朝两日便可立竿见影,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张静:最后一个问题,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将导致疾病的原因归结为贫穷与无知。现在依然是这样吗?在你看来,面对疾病,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秦传安:贫穷与无知,固然是疾病滋生的温床之一,但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所谓“富贵病”的日益泛滥,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仅仅从疾病本身(生物过程)来考虑疾病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忽视个体差异而死认“普遍真理”也是一种偏颇,“科学拜物教”尤须警惕。在我看来,就健康问题而言,没有比积极、乐观的心态更重要的了。负面情绪为疾病的入侵提供了大好时机,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不妨改一句孔子的话:“病人常戚戚,健者坦荡荡。”古人说“心宽体胖”,因为在饱受营养不良之苦的古人看来,“体胖”大约便是健康的标志了,那么,我们把它改为“心宽体健”,不是很合适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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