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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7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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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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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炳章和他的最后一任女友、重庆姑娘小邓 舅舅（杨炳章）是母亲唯一的弟弟，1945年出生时妈妈已经12岁。当年，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们的父亲战死沙场，留下了刚刚满月的舅舅和已经是抗日子弟学校学员的母亲。姥姥是只会做家务的小脚山东农村妇女，漂亮，贤惠，不识字，不管事儿。老爷生前给母亲的嘱托，要她一定要把弟弟带大，励志成才，建设新中国，像那个年代出生的很多孩子一样，舅舅的小名叫“建国”，他父亲要他励志建设新中国。
1957年，舅舅12岁，妈妈已经在人民大学毕业，成了北大经济系的一名年轻教师，远在寿光老家的建国到了上初中的年龄。舅舅进了北京101中学，一所延安搬来的干部子弟中学。舅舅操着一口山东土话，一头扎进了红二代扎堆儿的北京101中学。
初到北京，他兴高采烈地操着山东土话告诉姐姐：“这个北京的汽车有个十辆八辆的”。他在班里给同学们说山东快书：“狼里格狼，狼里格狼……”丝毫没有察觉他正在被班里的高干子弟们调侃。
很快，这个山东乡下孩子异军突起，凭着他百米十一秒以内的成绩，在压轴的第四棒带领101中学获得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4 X 100米冠军。他优异的学习成绩，烈士子弟的出身和英俊的仪表，开始让老师同学刮目相看。
1964年，高中毕业，考上了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入学不到半年，校方通知妈妈，杨炳章要退学。妈妈急忙抱着我赶去张家口。他指着穿军服的教官们对妈妈说：“姐姐，你要我一辈子像他们一样碌碌无为地活着吗？！”舅舅终于不听劝阻，退学了。
1965年他来到北大，20岁，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学历，只有姐姐。他住在北大44楼，图书馆食堂教室三点一线，靠着姐姐的经济来源和人脉，到哲学系申请了一张旁听证，他要研究黑格尔，还有康德什么的。
文革经历
1966年7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江青在会上的讲话引起了他们的反感。7月26日上午，杨勋、杨炳章姐弟带上他们写好的一封信和几张大字报手抄件，来到中南海新华门，门岗叫他们去接待站，登记后被戚本禹带到钓鱼台国宾馆，见到了江青。杨炳章要见毛泽东，江青说毛很忙不能见，信件可以交给她代转。杨炳章只好把信和材料交给了江青。信的内容是：“建议毛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革命，不然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署名杨勋、杨炳章（杨勋弟）。可想而知江青看到信后会是什么反应。 杨勋从1966年8月到11月陆续贴出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称聂元梓是“北大文化革命的扒手”。1966年12月20日北大文革组织在大饭厅批斗“虎山行”战斗队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大会即将结束时，收到一张署名杨炳章的纸条，要为“虎山行”辩护。于是群起攻之，当场将杨炳章抓了起来，关在学生宿舍。又派人到他的住处搜查，抄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等文字，于是认定他为攻击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把他扭送至北京第一监狱（半步桥）。
23日，聂元梓又派人把刚外出串联回来的杨勋抓走，也送到了第一监狱。两天后他们被拉回北大批斗，杨炳章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被抄写成大字报公布在北大校园里，被称为当时“最反动最恶毒的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 杨勋姐弟坐了几年监狱后被释放，“四人帮”垮台后得到平反。改革开放后杨勋致力于研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安徽调研时写出的调查报告曾受到万里的好评。她的著作有《马寅初传》《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乡村三十年》等，其代表作《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获1996年国家图书奖。2004年，杨勋的自传《心路——良知的命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杨炳章被释放后回家乡当了几年中学教师，1978年考上北大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80年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
延伸阅读
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 口述：杨炳章
采写：张 弘
◎中国有句古话，“睚眦必怒，含饭必报”。前一句话是要不得，后一句则是忘不得。
由于1977年只招大学生，取消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我只有准备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挑选了北大外国哲学所。
杨炳章著作《从北大到哈佛》《不平则鸣》
同时被耶鲁、哈佛录取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比较早想到了出国，而且愿望很强烈。1979年秋天，我原来教书的山东寿光从美国回来了一个人，他叫刘实。我急忙从北京赶回，向他求教出国留学的事宜。他答应回去以后，给哈佛大学打一个电话，让他们把有关申请表格寄给我。
1980年9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寄来的全部表格。
填写完毕以后，我又想，为了保险起见，何不多申请几所大学呢？接着，我申请了哈佛文理学院历史学、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我还找到了北大副校长冯定、历史系主任邓广铭、以及我的指导教授任华做哈佛的推荐人。在出国之前，我通过了论文答辩。
到美国以后，我最先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只字未提奖学金。这对我来说实在不能接受的。没办法，我只有闯耶鲁和哈佛。
我首先去的是耶鲁。在耶鲁大学两天，晚上住宿在耶鲁法学院一位女生的公寓里，那位女生名叫爱伦，我是通过哈佛学院一位男生吉姆在电话上联络到的。爱伦和吉姆都曾在北大留学过，我在北大时只认识吉姆，并不认识爱伦。第二天由爱伦先联系，约好时间去见耶鲁文理学院院长。
我和爱伦准时走进了斯宾赛院长的私人办公室，我发现里面几乎全是书，而且不少中国古典线装书，有《辞海》《词源》《史记》《资治通鉴》之类，令我肃然起敬。但是我守着一条原则，在这种场合下无论如何我是绝不能图轻松，说中文的，再说爱伦的中文也说不了几句。
刚一见面时，斯宾赛教授过来同我握手时说了一句“你好”，我立即用英文“很高兴见到你”挡住，剩下的由爱伦接过来，随后便一直使用英文，谈了大半个钟头。我说我是从北大外哲所来的，正在申请耶鲁政治系；斯宾赛同爱伦交换了一些我不清楚的耶鲁人事，然后又询问了一些我在北大学习的情况，以及我申请耶鲁的想法，如此等等。大家又随便议论一年前邓小平访美和中国的农村改革，整个谈话很轻松。
我的英语可能好到七分，而爱伦的英语当然是十分好，这样就把我们整个英文水平拉成了八九分，谈话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由我和爱伦小姐一起互相配合，似乎斯宾赛教授没有发现我任何语言阻碍，我们的表演显然是成功的。斯宾赛教授告诉我，他是历史系的，不是政治系的，同时又是文理学院院长，负责全院各系工作。他最后答应写一封信寄给政治系，以他私人名义推荐我。
之后我又去了哈佛，通过北大留学生吉姆见到了我后来的导师本杰明·施瓦茨和费立普·孔恩（即孔飞力）。
他们问了我在北大上学的经历，来哈佛上学的目的等问题。面谈结束刚走出大楼，吉姆就说孔恩要我了。
3月下旬以后，一份接一份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全都寄到了纽约上州斯卡德尔刘实先生家中。除去哥伦比亚大学以外，其他几个学校，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都是博士班，而且都是免学费外加奖学金。最终，我选择了哈佛。
写博士论文时遭遇精神危机
在哈佛我修的16门课中，同中国有关的有6门。我采用孔恩教授的写作方式，写过一篇《中国农村基层行政的变迁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把人民公社当作一个农村社会的演化过程，而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这篇文章赢得了麦克法克教授的赞赏，给了我一个A不说，还被接受为博士资格要求的三篇“Seminar”论文之一。
博士资格考通过以后，我必须准备博士论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陷入了精神危机，竟然一个字也不想写，白白发了一个月的愣。
接下来一个月，我经常去陆惠凤开的新亚书店，跟他下围棋。直到有一天陆太太找到店里，夫妻俩吵架我才中止了这种生活。
这时，我才开始准备写论文。我先想好了题，再定好了章节，于是开始做了起来。
一旦进入情绪，那股劲儿和下围棋也差不多。趴在打字机上从早打到晚，饿了渴了喝一杯牛奶，憋尿了上一趟厕所。一天那么五六页，一周就是一章，总共十章，文初稿四五百页也就这样出来了。
有一天系办公室女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大半年过去了，我应该交论文提纲了。我告诉她：“论文我已经写出来了。”女秘书玛莉听罢又吃惊又喜悦，当然不提论文提纲的事了。几天之后我把厚厚的一摞稿纸交到玛莉手里，由她再交给我的导师施瓦茨教授。
经过文字校订之后，打印成一式两份，交给两位评审教授，施瓦茨和麦克法克。
施瓦茨教授没有什么意见，麦克法克教授做了不少批示。我按照批示再次修改，又退交两位教授最终审查，俩人签字表示批准。1986年6月上旬，我获得了用拉丁文书写、哈佛校长和学院院长签字的学位证书。
文字图片部分选自杨小冬《舅舅走了》 延伸阅读原载《新京报》 2006年7月27日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北大新三届逝者 陶海粟：奇人邓英淘 刘国新：我和邓英淘交往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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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传奇丨杨炳章：从烈士遗孤到文革囚徒，从北大到哈佛
杨炳章
（1945-2020.9.30）
杨炳章，1945年出生于山东，烈士遗孤。1963年从北京101中学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1964年退学在北京大学旁听自学。1966年“文革”初期因反江青及“中央文革”而遭关押，1968年获释遣送原籍。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所硕士研究生，1981年提前毕业赴美国留学，考取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博士研究生。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1996年回国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出版中英文著作《从北大到哈佛》《不平则鸣》《邓小平大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等。
从烈士遗孤到文革囚徒
从北京大学到哈佛大学
杨炳章的传奇一生
据亲属杨小冬消息，杨炳章先生疑似突发脑淤血，2020年9月30日在重庆突然逝世，终年75岁。
（参见杨小冬：舅舅走了）
外甥杨小冬写道：
采写：张 弘
作为学者的杨炳章颇有烟瘾，考研究生时就曾经中途跑出来抽烟。现在他案头上的烟灰缸里更是时时装满了烟头。
杨炳章语录
◎《伊索寓言》中云雀的故事不可轻率忘怀。随便把中国社会文化同美国社会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要么就认为国内处处苦、国外处处甜，要么就认为国内事事易、国外事事难，恐怕都是不对头的。我还是那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情，情同此理！
◎行而不思、思而不决、决而不行，如此周而复始，在原地绕圈子———这便是庸夫俗子的人生三部曲。
由于1977年只招大学生，取消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我只有准备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挑选了北大外国哲学所。
我读过几本黑格尔的哲学书，马列主义的哲学书也读过一些，这里面掌握住分寸，还能有所发挥，外国哲学方面问题不大。外语的考试，当然更应该是我自己的拿手，一门是必考的英语，一门是参考的俄语。
英语是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考的，考试共计一百分，其中七十分是一篇英译汉文章，记得是关于列宁在拉滋里夫流放中坚持学习的故事，还有五道汉译英短题，每道题六分，共三十分。几乎所有考生都在皱眉头的时候，我自己却不免暗自得意。三个小时的考试，我大约一个半小时就答完了。我一向不主张逞能提前交卷，中间借口上厕所，在楼道里吸了两支“大前门”，又回到考场对答案仔细过滤了二三遍，提前五分钟交上卷子。当时是首次外文考试，允许带字典，英汉词典、汉语词典我都带齐了。考试结果，所有汉译英没丢一分。英译汉部分，丢了一点分，整个考试成绩是九十七点五分。
除了政治和英语之外，还要考基础课和专业课。由于我选择的是外哲所，基础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由于专业课比较难准备，我就找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朱德生和李真老师请教。
考试完毕没等成绩下来，我得回山东去教书。过了几周就从北大得到非正式消息。赵宝煦是管辖北大四所的党总支书记，又是我中学班主任陈司寇的丈夫，他见到我姐姐、经济系的杨勋时说，“杨炳章考得成绩很好，录取应该不成问题，只要政治上不出大事。”正式录取通知也很快下来，直接寄到寿光县中学。我接到通知的欢乐心情，很有点“范进中举”的味道。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比较早想到了出国，而且愿望很强烈。1979年秋天，我原来教书的山东寿光从美国回来了一个人，他叫刘实。我急忙从北京赶回，向他求教出国留学的事宜。他答应回去以后，给哈佛大学打一个电话，让他们把有关申请表格寄给我。
1980年9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寄来的全部表格。
填写完毕以后，我又想，为了保险起见，何不多申请几所大学呢？接着，我申请了哈佛文理学院历史学、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我还找到了北大副校长冯定、历史系主任邓广铭、以及我的指导教授任华做哈佛的推荐人。在出国之前，我通过了论文答辩。
到美国以后，我最先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只字未提奖学金。这对我来说实在不能接受的。没办法，我只有闯耶鲁和哈佛。
我首先去的是耶鲁。在耶鲁大学两天，晚上住宿在耶鲁法学院一位女生的公寓里，那位女生名叫爱伦，我是通过哈佛学院一位男生吉姆在电话上联络到的。爱伦和吉姆都曾在北大留学过，我在北大时只认识吉姆，并不认识爱伦。第二天由爱伦先联系，约好时间去见耶鲁文理学院院长。
我和爱伦准时走进了斯宾赛院长的私人办公室，我发现里面几乎全是书，而且不少中国古典线装书，有《辞海》《词源》《史记》《资治通鉴》之类，令我肃然起敬。但是我守着一条原则，在这种场合下无论如何我是绝不能图轻松，说中文的，再说爱伦的中文也说不了几句。
刚一见面时，斯宾赛教授过来同我握手时说了一句“你好”，我立即用英文“很高兴见到你”挡住，剩下的由爱伦接过来，随后便一直使用英文，谈了大半个钟头。我说我是从北大外哲所来的，正在申请耶鲁政治系；斯宾赛同爱伦交换了一些我不清楚的耶鲁人事，然后又询问了一些我在北大学习的情况，以及我申请耶鲁的想法，如此等等。大家又随便议论一年前邓小平访美和中国的农村改革，整个谈话很轻松。
我的英语可能好到七分，而爱伦的英语当然是十分好，这样就把我们整个英文水平拉成了八九分，谈话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由我和爱伦小姐一起互相配合，似乎斯宾赛教授没有发现我任何语言阻碍，我们的表演显然是成功的。斯宾赛教授告诉我，他是历史系的，不是政治系的，同时又是文理学院院长，负责全院各系工作。他最后答应写一封信寄给政治系，以他私人名义推荐我。
之后我又去了哈佛，通过北大留学生吉姆见到了我后来的导师本杰明·施瓦茨和费立普·孔恩（即孔飞力）。
他们问了我在北大上学的经历，来哈佛上学的目的等问题。面谈结束刚走出大楼，吉姆就说孔恩要我了。
3月下旬以后，一份接一份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全都寄到了纽约上州斯卡德尔刘实先生家中。除去哥伦比亚大学以外，其他几个学校，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都是博士班，而且都是免学费外加奖学金。最终，我选择了哈佛。
杨炳章著作《邓小平大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在哈佛我修的16门课中，同中国有关的有6门。我采用孔恩教授的写作方式，写过一篇《中国农村基层行政的变迁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把人民公社当作一个农村社会的演化过程，而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这篇文章赢得了麦克法克教授的赞赏，给了我一个A不说，还被接受为博士资格要求的三篇“Seminar”论文之一。
博士资格考通过以后，我必须准备博士论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陷入了精神危机，竟然一个字也不想写，白白发了一个月的愣。
接下来一个月，我经常去陆惠凤开的新亚书店，跟他下围棋。直到有一天陆太太找到店里，夫妻俩吵架我才中止了这种生活。
这时，我才开始准备写论文。我先想好了题，再定好了章节，于是开始做了起来。
一旦进入情绪，那股劲儿和下围棋也差不多。趴在打字机上从早打到晚，饿了渴了喝一杯牛奶，憋尿了上一趟厕所。一天那么五六页，一周就是一章，总共十章，文初稿四五百页也就这样出来了。
有一天系办公室女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大半年过去了，我应该交论文提纲了。我告诉她：“论文我已经写出来了。”女秘书玛莉听罢又吃惊又喜悦，当然不提论文提纲的事了。几天之后我把厚厚的一摞稿纸交到玛莉手里，由她再交给我的导师施瓦茨教授。
经过文字校订之后，打印成一式两份，交给两位评审教授，施瓦茨和麦克法克。
施瓦茨教授没有什么意见，麦克法克教授做了不少批示。我按照批示再次修改，又退交两位教授最终审查，俩人签字表示批准。1986年6月上旬，我获得了用拉丁文书写、哈佛校长和学院院长签字的学位证书。
2020年8月，杨炳章与众多亲友，在北京为姐姐杨勋庆生
编后：作为新三届人中的研究生，杨炳章先生75岁的人生极其绚丽多彩。红色、黑色、绿色、白色、灰色，最后猝然弥散于蔚蓝的天际。
在这个文本里，杨炳章还有一段经历没有被叙述。文革中他曾偷渡鸭绿江，在朝鲜流浪大半年，后来被发现给遣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