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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学生宿舍像“沙丁鱼罐头”,远不如我的知青小屋

特木热夫 新三界 2021-04-24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2017年8月克什克腾旗

特木热夫,蒙古族,1955年出生。1967年入师大附中(69届)初中,1973年高中毕业后当知青,曾在巴盟临河和伊盟杭锦旗两地生活劳动。1978年3月考入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在内蒙古劳动局。1989年自办小企业,著有《锅炉实践》一书。2015年退休。


原题

大学二三事(1)




作者:特木热夫




(1)


1978年2月,我终于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西安交通大学动力机械一系锅炉专业。3月7日,我到了西安。由于交通不大方便,我报到时已经晚了好几天,其他同学都已经来校了。


我可能误了几天的“入学教育”,但后来一段时间感受到的“教育”,仍然很有冲击性。


第一顿午饭,是用“午餐券”打份饭,一个馒头一个窝头,菜是“燉白萝卜”。仔细一点,碗里是能找到一点肉屑的,但有三分之一的萝卜不是白的,而是半黑半白的,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大菜窖里贮藏时间太久的结果,白萝卜有点坏了,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难闻的味道。

这比我入学以前的知青点食堂的伙食要好,知青食堂整个春天没有蔬菜,几乎每天都是高粱米饭配黑乎乎的“粉条汤”,以至于我至今对粉条都有抵制情绪。


老Z同学来自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他说来交大后能吃到馒头很开心,在家时白面是很金贵的。我在入校前有四年多的知青经历,绝不会连这一点苦都吃不了。


我保证,这完全是一种健康饮食,能有效地保持旺盛的食欲和轻盈苗条的体态,更谈不到现在比较普遍的肥胖症和“三高(血压、血糖、血脂偏高)”病了。至于本文后边提到的“食堂风波”,主要是不讲卫生引起的,与饭菜质量差没有太大关系。


一开始就说吃饭,有些“低级趣味”了吧?上大学是来学习的,又不是来大吃二喝的,我不谈这个事儿了。

 

2002年以后,几次参加同学聚会,每次都安排在很好的酒店。聚餐时菜肴精美丰盛,自不细说。席间有同学发感慨——要是当年上学时有这么一桌多好啊!众人嬉笑道:当年给你吃这么好,你能学的进去东西吗?


说笑归说笑,这里其实包含着一个对生活的深层思考——人为什么要吃饭?如果吃饭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这种生活肯定不是美好的。


(2)

我被分配在3舍208室,刚开始住7人,半个月后“扩招”又住进来1人,共8人同居一室,宿舍达到满负荷运行状态。

这一点可远不如我的知青小屋了,虽然知青宿舍是土墙泥顶土炕,但我是独占一间,至少有十几个平米吧。而大学的宿舍,居然每人2平米左右,简直像“沙丁鱼罐头”,实在是拥挤不堪。而且同学们普遍年龄偏大,比如我们宿舍入学的平均年龄是23.5岁!这个年龄的青年大多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有“百灵鸟”型,清晨即起,朗诵英语;也有“猫头鹰”型,入夜不眠,啃高等数学。8个人塞到一起,如同鹰鸟共处,鸡兔同笼,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绝体验不到其中滋味。

好在我们8个人,4个知青,4个工人(其中有两人是知青被招工),都是在艰苦生活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能够互相忍让,互相适应,友好相处,四年大学生活结下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

:大约一年后,宿舍终于又调整到7人,一直到毕业。
 
动力机械一系有三个班(锅炉、热能、涡轮),第一次齐聚在大教室,聆听指导员训话。我很好奇,全称是政治指导员么?军队里连级单位好像是有指导员的,没想到大学也有指导员。

我们的指导员的确是从军队里转业的,很有军人的做派和风格,一开口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她指着我们一百多个新生,厉声呵斥:“别以为你们是考进来的,就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这算哪门子的事儿呢?入门的“杀威棒”?

接着指导员就宣布学校的纪律,第一条,不许谈恋爱!

这一条当然是有必要,有道理的;但我们这一届的学生,每个人都有渴望学习的极其强烈的愿望,没有恢复高考,绝没有进大学的希望。昨天,我们在文化荒漠时代,在工厂和农村里坚持学习;今天,我们以不到百分之五的录取率考进了大学,哪个人会惦记着在学校里谈恋爱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班里并没有一个同学在校期间谈恋爱,绝对没有!(校外如有女友,学校不管。)

全班唯一毕业前曾经给系里打报告申请结婚并得到批准的是老G同学,他毕业前34周岁了,女方是西安市的工人,双方的年龄都比较大了,有一些其它方面的更长远的考虑。申请结婚的报告是我代笔的,我很清楚事情的由来,并没有违反学校纪律。

一开学就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自有道理,不过总有一点小瞧我们了。
 
刚刚被警告,校园里就发生一起强奸未遂案件,完全可以证明校系领导有先见之明。一位女生下晚自习时在图书馆后边的林间小路被人袭击,罪犯把女生强行拖入树丛,她拼命挣扎并大声呼救,这时有路过的学生闻声赶来,罪犯逃之夭夭。

学校保卫科深夜接到报案,得知罪犯的手背被抓伤,第二天早上就破案了。罪犯是76级的工农兵学员,在体育场召开了全校大会,市公安局当场宣布逮捕罪犯,大有杀鸡给猴看的味道,这件不光彩的事一时弄得76级学员有点不自在。

(3)

开学一个月,我们被安排挖防空洞两周。

这事儿有点可笑,我的整个初中和高中,曾多次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那是“文革”期间,现在还要我们挖防空洞,真是没想到,已经是1978年了,还在“深挖洞,广积粮”吗?也不知道学校的领导们是怎么想的?

劳动的地点在交大一村,玩铁锹修理地球是知青的长项,没觉得很累。下到七八米深的地下挖掘地道,挖出来的土用小卷扬机提升到地面。秦岭以北都属于黄土高原吧,地层深处的黄土细密结实,干湿适度,正是挖窑洞居住的好去处。

一天下午,卷扬机的电缆漏电,把南沛林同学击倒,幸亏刘本玉同学及时断开电源,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当年我们挖过的防空洞,不知现在还是否畅通?”(节选自“我们已不年轻”。2002年6月为锅炉71班同学毕业20周年而写的诗作。

以后的学生,再也没有这样深入考察黄土高原的机会了(考古专业除外)。

(4)

77级及其后的几届学生,课堂纪律真是好。

大教室里早些到才有好位置,所以,林荫大道上的同学个个都脚步匆匆,争分夺秒,无人顾及枝头上鲜花怒放、校园里美景如画。

老师一上讲台,偌大的教室立刻鸦雀无声,二百多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黑板,恨不得把老师讲的东西都吃到肚子里。有的同学感冒发烧,宁可把去学校医院的时间推到下午,也不肯耽误上午的课程。

事情也有例外的时候,大约是大三那一年(1980春?),夏长江老师给我们三个班(锅炉、热能、涡轮)讲专业基础课,正讲着,教室里突然发生小小的骚乱。

原来是热能班的许志忻同学拿来了一个计算器。有消息灵通的同学介绍说许志忻的父亲是锅炉教研室的许晋源老师,刚从美国讲学回来,这个计算器想必是许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计算器,其他同学也和我一样。

这是一个函数计算器,真是个神奇的小东西,积千累万,不差分毫;任意次的乘方、开方、正反三角函数、对数应有尽有;显示屏用的是数码管,绿色的数字亮晶晶的,非常清晰、醒目。同学们开始传看,这就是引起骚动的原因。

夏老师一点都没有生气,他笑眯眯地走下讲台,伸出手说:“给我也看一看,噢!真不错!”。

后记:四年中各自忙于学习,没有和许志忻说过话。许志忻当年很英俊,个头不算最高的,脸面白净,戴黑框眼镜,是一副“书生模样”;今天说就是“帅哥”,很酷的“帅哥”,可惜是“无用资源”,因为男女生互不来往……

(5)

1979年9月,在校办工厂实习一个月,工种有钳工、车工、锻工和铸工。

我被分到钳工组,但我非常想去学一下车工,这时,正好车工组的王琦说入校前就是工厂的车工,已经干了三年了!我和王琪找到夏老师,调换了名字,我如愿以偿学了半个月的车工。

真是太棒了!机声隆隆、卡盘飞转、切屑喷射,车床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厂里派一位岁数挺大的王师傅做指导,每天学一项新的操作技术,很有趣。车外圆、切断、车端面、内圆、锥面、最后是车丝杠和丝母。同组的同学有康玲和李淑琴,男生是谁却记不起来,让大家见笑了。

人的记忆真是有选择性的,我不仅没有记住同组的男生,半个月后调换工种,后来学的什么居然也没有印象。

1992年,自办小企业时,我自己搞来一台七八成新的车床,C16型,沈阳某军工厂出的,质量很好,操作起来得心应手。能学会这门技艺,要感谢夏老师和王琦同学,还有手把手教我的王师傅。
 
康玲操作的车床在我前边,有一天她正在工作时,“嘎噔”一声,卡盘带着卡盘钥匙顶在导轨上了——她启动时忘记取下来卡盘钥匙了!我赶紧停车过去,把撞歪的钥匙拔下来,所幸无大碍。我在废料堆里找到一个钥匙头,配了一截圆钢,一切正常了。当时康玲脸色有点发白,我对她说没事了,千万别把手挤进去!

(6)

交大的校园是美丽的,梧桐成荫、樱花惊艳,绿草茵茵、鲜花盛开,比对面的《兴庆公园》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年的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平静而单调的,偶尔也有一些风浪,今天看起来不过是水面泛起的涟漪,但在当时,尤其是对当事人来说,却无异于惊涛骇浪了。

1981年春,已经是大四的上半学期了,每天上专业课,但明显不如以前那么紧张了,暑假后将进入毕业设计阶段。  
 
大概是四五月间吧,有一天同学杨益民突然来找我,我看他神色不大对,原来是他的女朋友小红的父亲去世了,他想回北京奔丧。

杨益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过分重感情了,还没有结婚,就把女朋友的父亲当作亲人了。他主意已定,我也没有再劝他什么,约定是周五晚上出发,周六参加追悼会,周日返回,要快去快回,不能误了周一早上的课,这样,也不易被系里发现。

至于为什么不向系里请假?这个问题我和杨益民商量过,如果请假没有批准怎么办?那时再走就是公然抗命,错误可就大了。因为逝者不是直系亲属,连亲属也不算,请假被批准的可能性不大。这件事只能是破釜沉舟,冒险一试了。

接连两天都平静地过去了,我只希望杨益民能在晚上悄悄归来,平安无事。但是直到星期一早上,杨益民也没有出现在教室里,他是中午才回来的。

事后我问过他,他说实在不忍心在女友悲痛欲绝时抽身离去,陪她多呆几个小时,误了那趟特快列车。那时,北京和西安之间的列车远没有现在这么多,更不要说高铁了,特快每天只有一趟,直快要咣噹整整一天一夜!

后来系里找杨益民谈话,擅自离校的错误是铁定了,可能会有严厉的处分!可是没想到M指导员竟然怀疑和指责他是回京“活动”毕业分配去了,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情让他又气又惊。这怎么可能?杨益民要是真有能力在北京“活动”,系里怎么敢动他一根毫毛?那几天他有些沉闷,有些郁郁寡欢,不仅是谈话的压力和无端的指责,另外他还惦记的北京那边。

系里是怎么知道的?不知道,他回京的事只有我是“同谋”,总之系里是知道了这件事情。

在此之后,杨益民又找到我,说一两天系里P老师要组织班里开会,他恳求我务必发言,狠狠地批评,千万不要顾及情面不表态,那样就是有集体对抗情绪,不利于教育大家,对他处理也会更加不利。他又找了同宿舍里几个同学,如此恳求了一番。

P老师当时大概是系党总支书记,年纪约四十左右,和同学谈话很严厉,眼镜片后边的目光炯炯,非常锐利,好像一眼就能洞穿你的内心。除了个子小和没有小胡子以外,有点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捷尔任斯基,令人敬畏;据说P老师是福建人,以前的名字叫“P美嫩”,后来改了,这个名字非常女性化,对他的革命形象太不给力了。

班里开的并不是批判会,有一个很温馨的名称,叫做“生活会”。其实生活是不需要开会的,只有生活中出了问题,才开这样的“生活会”。

P老师主持会议,话题直指杨益民同学的“问题”,P老师讲话口才也很好,颇有职业革命家的风度。他讲完后,杨益民做了检讨,沉痛、诚恳。

接着是同学们自由发言,我原以为班干部们会最先发言的,结果他们一个也不吭声,都不愿意伤及同学情分,会场出现“冷场”。杨益民事先叮嘱是对了,自我批评已经有了,这时候批评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我举手要求发言,痛批了杨益民一顿,什么自由主义、小资温情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擅自离校,耽误学习,身为学生会的干部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等等,能找到的“帽子”都给他扣上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表演的有点过了,发完言后,我感觉到P老师冷峻疑问的目光,没有一丝笑容。

在我之后,218宿舍的几个同学都相继发了言,班干部也发了言,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表态了,都对杨益民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有了清醒的认识。“生活会”开的很严肃、很热烈、很圆满,使同学们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

刘本玉发言时可能觉得一味的批评太过火了,先批评了一通,结尾时说杨益民同学是好人,给未婚的老丈人奔丧,有情义、有担当,难能可贵。

这几句话超出了“生活会”的范畴,偏离了大方向,好在刘本玉说的很真诚,没有出什么乱子。

程锡庚的发言最短,他说话有浓重的湖北西部口音,他说:“杨益民是个傻子(是个啥子?),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是自由主义,检讨的好,改正了就是好同志。”

“生活会”开完了,后来再没有为这件事开什么会。

杨益民比较担心会不会背一个处分,那样肯定要影响毕业分配的。他是北京来的,当然希望分回北京。

有福气的人总会在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杨益民的父母早年曾和系里的J老师在一起工作,大概是J老师替杨益民说了情,总之后来系里没有追究此事。

北京来的同学也真是争气,五个人当中有三人考上了研究生(王芊,黎军和郑亦朋),空出了回京指标,杨益民顺利分回了北京,工作单位是轻工业部劳资司。

阔别三十六年之后,2018年春我见到了老同学杨益民,他是来参加母校《樱花诗会》的,对于他那些激情四射的诗句,我不感到吃惊,他就是这样的人,热情奔放,毫无掩饰,多年之后的今天,丝毫没变。

见面后得知杨益民后来与多年的女友小红结为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有两个孩子,在加拿大生活。杨益民给妻子讲过这件事吗?我想可能没有。其实讲讲也好,算是爱情的波折吧。

我们俩一起去看望住在交大一村的J老师,J老师已是满头白发了,身体尚好。杨益民给J老师抱去一大束鲜花,我们一起坐了很久,聊了许多往事,但谁也没有提及这件事情。

鲜花会枯萎,但师生情谊不会。

大学那些事,有些忘了,有些事记忆犹新,想忘也忘不掉。
 
(7)

年华似水,了无痕迹,往事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时常浮现出来。

1980年夏初,大三的上半学期末,全班集体去上海实习。列车沿着陇海铁路一路向东,迎着日出的方向疾驰,一路上看不尽的农田、树木和城镇。四十多个同学坐在一起,大家都很高兴,实习比上课有意思多了。大上海在向我们招手,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

实习的主要地点在上海锅炉厂,该厂地处郊区的闵行,厂区很大。我们住在锅炉厂的招待所,厂培训科的教室给我们上课用,在职工食堂就餐,条件挺不错。

6月的上海,天气很热了,工厂四周有很多稻田,蚊子不少,夜晚一片蛙鸣。同学们一开始还在互相“汇报”身上被咬起来几个大包,后来也就习惯了。晚上经常被热醒,浑身是汗,凉席中间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去洗澡间冲凉,自来水是温热的,管道从室外通进来,成了“空气预热器”。

每天是半天上课,半天到车间里参观,课堂上讲的内容和参观的制造工序基本互相配合。讲课的是章燕谋老师,火车上带队的是张永照老师。

大工业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在上海锅炉厂我们见到了平生从未见过的东西,有亚洲最大的车间,有号称“小电炉”的“电渣焊”,有不用焊接材料的“摩擦焊”,还有弯管机、自动焊机、卷板机等等。

实习期间还去过上海重型机械厂、汽轮机厂、上海工业锅炉厂、东方造船厂参观,看到了正在进行锻压工作的著名的“一万两千吨水压机”;所见到的机器都是巨大的,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装备,印象深刻,受益匪浅。

上海工业锅炉厂(地名叫“鲁班路”)场地很狭窄,生产却极其繁忙,厂里到处都是锅炉的成品、半成品、零部件,连食堂餐厅里都堆着一捆一捆的铸铁炉排片。厂里介绍说每年出厂300台工业锅炉,接近一天一台!真厉害!

4吨/小时的工业锅炉是该厂的主产品,主体自重大约29吨。

上课的内容有锅炉制造工艺、钢材、焊接工艺、设备等等。章老师讲课讲的很好,天气热,章老师身体稍胖,他一边在黑板上写板书,一边用毛巾擦汗,后背早已让汗水湿透了。有这样敬业的老师,同学们自然是加倍努力学习。章老师每天都布置作业并仔细批改,课堂笔记也要检查。有一次的作业是关于焊接工艺的问题,我的笔记和作业,章老师批注了“很仔细,很好!”

车间里面讲解比较吃力,有机器在轰鸣,噪音较大,章老师在大声讲,嗓子有点嘶哑了,但四十多人围着一台机器(摩擦焊机),仍然有些同学没有听清楚,我自认为是机械通,便站出来给没有听清楚的同学再讲一遍,为此,得到阎维平班长的表扬一次。

我们就餐的职工食堂,有上千人就餐,伙食之好,令人咋舌。大米饭每顿都有,不用担心去晚了买不上;六分和一角钱的菜已经很可口了,两角钱是西红柿炒鸡蛋,三角钱可以吃到红烧带鱼,五角钱是单炒,如炒鳝丝、回勺肉等等;五分钱一勺白糖绿豆沙,用冰水冲开,就是去暑热的绿豆汤了。上海的生活水平果然高,一个普通工人吃的饭比西北地区的县长要精致的多。  

车间里边有大保温桶的清凉饮料,比街头卖的桔子汽水还好喝,冰凉爽口;厂里有生产服务部,每天给各个车间送冰镇饮料好几次,我们可以尽情享用,在这炎热的天气里,真是惬意的很。

每到下班时候,厂区里开进来一长溜崭新的大轿车,都是接送职工上下班的,颇显国营大厂的雄风!职工们都换上了整洁的衣服,一群年轻的姑娘衣裙摇曳登车而去,只留下一串吴侬笑语。

因为闵行离市区较远,实习的最后几天住到了上海交大,虽然是打地铺,但地面是高质量的木地板,也很不错了。可见这两个交大还是有渊源、有交情的。

跟同学们一起逛了几次大上海,领略了这座东方大城市的风采。黄浦江上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船只,著名的外滩附近一座座风格迥异的雄伟的老建筑,门前硕大的铜狮子,昂首怒目,睥睨着四周。这些都是《旧上海的故事》这本书里边讲述的传奇,如今就在身边,触手可及了。还有南京路万头攒动的人流,商店橱窗里展示的花花绿绿的“舶来品”,真有点目不暇接的意思。

我和同宿舍的蒋永康上过几次街,发现他会说上海话!再问,得知他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等一大群亲戚都在上海,原来他父母是五十年代自愿去西部工作的,任务是找铀矿、提炼制造原子弹的原材料。和他一起出去,就像有了一个“翻译”,不再头疼听不懂上海话了。

说实话,我对上海有些看法,当年上海有些鄙视外地人,当然不是全体上海人都这样,但上街只要遇到一个不搭理你的,就很扫兴了。和杨益民一起上街,他说的上海话不十分好,但完全能听懂,也挺不错了。

和郑亦朋一起出去,我很佩服他那种老北京人式的悠然自信,即便走在巴黎伦敦的街头也完全不会有丝毫胆怯。在一个商店里,他用英语和老售货员攀谈,然后告诉我,这位老售货员解放前是“永安公司”(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的店员,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老郑还带我在南京路上去过一次西餐厅,开开“洋荤”,他昂然端坐,把服务员递过来的菜谱略翻了几下,熟练叫了几样,边吃边告诉我,不要点牛排,太贵,要点猪排,又好吃又不贵。

在火车上,我殷勤地给张永照老师打开水,结果把旅行杯打碎了,还差点烫了手,真是笨人帮忙,越帮越忙。

那个旅行杯是玻璃的,刚开始流行,有浅蓝色花卉,蓝色塑料盖,非常漂亮。这时康玲主动把一个新买的旅行杯给我,意思是让我赔给张老师。虽然后来张老师没有要,但情义无价,至今难忘,非常感谢康玲同学。
   
离开上海前,周仕明向我借5元钱;我没打算借给他,就问他借钱干啥?他说家中老母亲用大铁锅烧开水,然后一瓢一瓢舀到暖水瓶中,挺辛苦的;现在街口有一个卖处理大铝壶的,他想给母亲买一个。

我一听,立刻拿钱,跟他说赶紧去,别卖光了。

9月份开学后,他先来还钱,然后在开实习总结会时,极认真地表扬了我一顿。我和他开玩笑说:周仕明你这不是揭发我是资产阶级吗?

上海的商品的确是又便宜又好,但大多要上海市工业卷。住在上海交大时,王宗琪同学买了一条裤子,是当时流行的筒裤,浅银灰色的,面料叫“中长纤维”,居然没要工业劵,大家戏谑说这应该评为锅炉班的“最佳裤子”。

在商店的橱窗里,第一次见到“12变速自行车”,上边有标价,三百多元,“花劵”15个,惊异!要粮票吗?后得知,“花卷”是指“侨汇劵”。

文章发至微信群里,勾起很多同学的回忆,并且认定金工实习是在1979年9月;而去上海锅炉厂的实习是1980年的暑假前,带队的还有张健民老师,我以前的文章记忆有误,特此更正并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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