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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高经建：半夜两点才轮到我上机编程
本文作者
高经建，1953年出生，1971年2月加入山西铁路建设兵团，1972年10月回城当工人，1978年2月考入北京化工学院自动化系。毕业后从事金融科技工作，2002年移居加拿大。
原题
北 化 四 年
作者：高经建
我的大学是在北京化工学院就读的。高考之前，没时间考虑报什么学校，高考之后也不知道应该报什么学校。我那时在化工企业工作，厂里的师傅们多是化工类院校毕业的，在他们的建议下，我报了北化，并被北化录取。我上的是自动化系，专业课和化工有点联系，但总体算是电类专业。
1978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我坐上了太原去北京的火车到学校报到，一夜火车，未眠，也不困，清晨，车到北京。一出北京站，看到车站广场各高校的横幅、校旗密密麻麻，我很快找到北化的新生接待站，看到了老师和师兄师姐们和蔼的笑容。
大轿车把我们新生送到了坐落于三环北路北侧和平里北口的北京化工学院。一条几十米长的宽阔大道从北三环通向学校大门，大道两边是高大的柏树墙。主楼庄重大气，据说是仿苏联的门捷列夫化工学院主楼建造。主楼前的广场中央，竖立着毛主席挥手的高大塑像。
刚进学校，心里有点小小失望。首先是小，北化是我原先见过的大学里最小的一个；第二是乱，学校的主楼等建筑被外单位占用，空地上都是地震棚，学生宿舍还没完成加固。我们暂时住在教学楼，全班25个男生住在一个实验室里，让我想起在铁建兵团时住的大通铺。还好，在实验室住的时间不算很长，不久后我们搬到学生宿舍。
开始上课了，很激动，第一次听大学老师讲课了，很期待。
基础课时，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教高数的女老师郑老师，条理清楚，丝丝入扣，很喜欢她的课，当时觉得有这样的老师，学习还能差得了？后来郑老师移民香港，还给学校捐赠了两台单板机。
还有一个胖胖的体育老师，很遗憾，我忘了该老师的姓名，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体育课我印象极深，这节体育课不是在操场而是在教室。老师先讲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教育部长蒋南翔的话，说锻炼好身体，“为党和祖国健康的工作五十年”，我当时算了一下，从我去兵团开始算工龄，五十年后我68岁。然后老师开始讲解运动人体构造，廖廖几笔画出一幅幅简洁的漫画，我惊呆了，体育老师也可以这么有才！
随着时间推移，专业老师逐步登场，印象深刻的有教气动仪表的夏老师，他喜欢学生，和学生像朋友一样；教电动仪表的张老师年轻，和我们也很熟；教电子的苏老师，说着广东味儿的普通话，分析讲解电子线路一板一眼，清晰严谨 。还记得有一次晚上做实验，苏老师给我们展示过一个电子血压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电子血压计。教系统工程的励老师，自信，自如……
1978年7月，部分同学在香山植物园樱桃沟合影。没有我，这是前几年有同学发到班群里，我收藏了
计算机课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那时我们学的是FORTRAN语言。教我们的老师中，其中一位是董小国。董老师人很随和，课讲的也好，课间他经常和一帮抽烟的同学闲聊天，他还有个身份是陈云的女婿，记得有次有同学和他打趣说，你这抽烟，回家你老婆说你怎么办？他说，理她呢，管的着吗? 还挺霸气。
董老师同时也负责管理机房，那时去机房上机实习和作业是个麻烦事，学校机房只有两台DJS—130，用的存储介质是纸带，写的程序是通过穿孔机将二进制码打在纸带上，阅读编辑修改程序都很麻烦，一旦程序写错了，要把错的那段纸带剪下来，再把正确的拼接上去，花费很多时间。学生多机器少，所以上机实习24小时轮班，排到几点是几点，记得我有次排到半夜2点上机。
当时北化的书记兼院长是马芳廷，一位老革命，其他校领导有周静（后来的院长，我们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是周院长签字盖章的）、马恩沛、史尔恭、大名鼎鼎的彭佩云（她曾经是北大的党委副书记），还有一个不经常在校的领导赵君陶。（若干年后，才知道这是李鹏的母亲）我们系主任是沈承林，在过程控制专业是国内一流的专家。
那时整个学校充满极为强烈的学习气氛，同学们都怀着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学习热情，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很多同学学到很晚，起得又特早，这种情况在各高校普遍存在，以至于上面发了文件，说考虑到同学们的身体健康，晚上要限时拉闸。一到十一点，教室、图书馆和宿舍都拉闸了，只有楼里走廊和马路上路灯还亮着。结果，总是能看到有同学在走廊里、路灯下看书。
很多同学都特别重视英语，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或者兜里装着一叠小纸条（纸片），只要有空，随时随地就拿出来背单词。马路上、树荫下、操场边和食堂排队的人群里，学校的每个犄角旮旯，总能看到眯着眼睛、拿着纸片背单词的同学。我为此也下过不少功夫，但总是不得法，成效不大。
学校周边环境还不错，东侧是北京中医学院，东北边是北京外贸学院。学校后面基本就是农村了，一眼望去，全是菜地，晚上睡觉时经常听到田野水塘里传来的一阵阵蛙声。
学校对面是和平里小区，小区里绿树成荫，中国计量研究院、文化部、化工部等国家机关和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单位的驻地和宿舍都在这个小区，我们有时会在傍晚去那里散步，耳边不时传来艺术家们练声练琴的声音，很美妙很梦幻。走在路上，没准你就会碰到某个名人，如臧克家、李德伦、李谷一 ……
我们学校的食堂我觉得还不错，好像还是北京市高校食堂评比的前几名，比山西高校的食堂不知好多少。那时还有粮票，粗细粮有比例，北京的细粮比例比山西高的多，除了小米粥，好像就没见过粗粮，菜价也不贵，最贵的菜只有三角钱，便宜的有五分的一毛的，每周卖一次饺子，那是我最喜欢的。第一个暑假回家，家乡的人都说我胖了。
北化的学生澡堂是我见过最大的澡堂，大概有五六十个淋浴头，而且水力很足。澡堂建筑的顶上是一排排太阳能热水器，利用太阳能加热热水。学校还有游泳场，里面有标准游泳池，我们在里面上过游泳课，还在课外时间值过勤。还有个地下礼堂，刚进校还为建设地下礼堂劳动过一两次，后来礼堂建好后，在里面看过电影，开过会跳过舞。
学校图书馆在主楼北边不远，大三以前，去图书馆的次数并不多。直到大四第一学期，开了一门课叫《CA检索法》，CA是美国《化学文摘》的简称，是世界最大的化学文摘库，也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最为重要的化学、化工及相关学科的检索工具。这门课的作业是一天翻译一篇文摘，那段时间天天去图书馆查文摘。文摘一般不是很长，每天一篇文摘对英语快班的学生不是什么问题，对我这样英语慢班的学生还挺费劲。
说起外语，我就很惭愧，始终是我心里的痛。我们班英语好的同学大有人在，有同学进校时，单词量已有七八千，还有个女生父母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据说人家在家就是说英语，更有老林同学，别说一般的单词难不住他，就连他儿子的尿戒子他都知道怎么说。刚开学没几天，英语测试分快慢班，大多数同学进了快班，仅有我们五六个同学在慢班。英语老师上课爱叫同学念课文，别人念得还行，唯有我念得结结巴巴，发音也是不知拐到哪里去了，别说别人发笑，我自己都想笑。四年英语考试，我的成绩每次都是刚刚及格，从没突破过70。唉，不提啦！
我别的课还行，不是优就是良，成绩虽不出众，但也说得过去。
对于考试，我对其中两次印象比较深，一次是专业基础课，事先觉得学的不错，也就没认真复习，结果考试时，发现一道大题无从下手，不知怎么做，可这道题挺重要的，拿下，我有可能得优，丢了，良也可能拿不到。我花了好多时间，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后来没办法，只好用最原始的方法一点一点去推导，最后算是完成了，麻烦归麻烦，我觉得步骤应该也没啥问题，但结果只能是个近似值，不知老师怎么判。
一两天后的中午，我和GDZ一起去食堂，路上和他说起这道题，DZ惊讶地说，这事儿是你做的呀？他说他刚才正好去老师办公室，老师和他说，你们班有个同学怎么那么笨啊，就那题，解了两大篇纸。我问，那你们怎么做的？DZ说，有公式呀。我回了宿舍马上查书，果然有相关的公式！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上课睡着了？还好，老师判我做对了。
另一次考试是考政治，其中有道论述题是：“先生产后生活的做法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吗？试论述之。”（大意如此，不一定准确）这道题50分，这意味着答对了还好说，答错了，可能不及格，这老师够狠的！看到此题我没丝毫紧张，反而有点偷笑，因为我知道答案。“先生产后生活”是大庆的做法，一直都是正面的宣传，并通过电影《创业》广为人知。
然而，当时正是解放思想打破迷信的时候，对很多过去的提法做法有很多质疑和纠正。我经常爱在午饭后去阅报栏看看报纸，在《光明日报》上就看到对“先生产后生活”的质疑和否定，理论上的事我不一定在意，但好分能拿还是要拿，所以我按当时的新观点答了题，符合标准答案。政治考试是整个年级同一种试卷，考试结果是，一半同学不及格。为此很多同学找老师，学校也觉得涉及人太多了，后来把分改了。
7714集体照，后排左四为我
我们系是四系，也称自动化系，那时我们系是每年只招一个班。我们班的班号是7714，既77级从一系排下来的第十四个班。我们班是我们学校的先进班集体，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我们7714班是个非常优秀的集体，是个很有气质、非常上进的集体。
我们班的学习成绩真是好，第一年北化高等数学全年级统考，我班成绩得优的63%，排名第二的班是30%多点儿。普通物理全年级统考，我班得优的是61%，排名第二的班还是30%多，从此7714班确立了在全年级的江湖地位。
我们班在化工部所属院系高等数学统一考试中也取得第一的成绩，并且大幅领先第二名（上述数据根据GDZ回忆，特此感谢）。我们班一些同学思维活跃，提问尖锐，据说一些老师到我们班上课都紧张，生怕哪个学生提出什么刁钻的问题。那时我们班有一批同学觉得樊映川的《高等数学》太简单，他们自己学习理科的数学分析，记得班里流行复旦和吉林大学的《数学分析》，我们看不懂《数学分析》的，也要找本吉米诺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来做题。
文体也很好。学校举办歌咏比赛，别的班级一般选的是那些家喻户晓，广为传唱的歌曲，如《地道战》《四渡赤水》等，我们班决赛选的歌曲是波兰革命歌曲《红旗》，大家唱得豪气激昂，取得全校第一名。
系里组织了个乐队，我们班也有几个同学参加，记得常识拉大提琴，老林拉小提琴，7613班的徐小南也拉小提琴。我经常去看他们练习，他们还曾想让我也加入乐队，可我没什么文艺细胞，啥也不会，小时候试图学小提琴、吉他什么的，但都没学成。他们琢磨了一阵，说你打沙锤吧，后来因没找到沙锤而作罢。
好像在大三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跳舞，大学里当然也不能拉下。我们也跃跃欲试，一开始跳舞还不是很公开，在学校好像是地下的啊。学校对跳舞态度模糊，不提倡也没禁止。记得班里老林会跳，他是从印尼回国的老高中生，可能是在印尼学的。老林先教男生，男生学得差不多时，就请女生也来参加，我们班一帮男生费了老大地劲儿才把几个女生动员到情报所一间教室跳舞，结果几个女生躲在角落，没一个敢下场。
有一阵，班里男生在课余时间流行玩一种不知名的游戏，两个人各自半蹲，两脚前后劈开，握对方右手，向两侧猛拉对方，谁的脚先被拉动，算谁输。好像是常识、DZ和陶林玩得最好。还有几个同学爱学着中学生起哄，就是遇到一些不合常理的事儿或调侃某人，就会有一个人喊“给他一大哄啊”，其他人附和着，大喊“ 啊哄，啊哄”。我们班那几个同学遇到这种场景，不敢大声喊，怕有损斯文，往往是压着嗓子喊，喊完后畅快地大笑。
班里很多同学体育也好。杨惠平，我们学校多次中长跑的冠军，并且不断地打破学校记录，刘沙是女排校队的主力二传同时也是队长，毕业后也一直活跃在排球场上，退休后更是和国家女排的玩在了一起。薛新建、俞劲松是校游泳队的，曹辉的围棋很厉害，什刹海棋社学过棋，是业余几段的来着？姜旭的乒乓球打的好，有同学称他“小庄”。不过说起体育，我最服丁纵宇，上学时，丁纵宇病病怏怏，课桌上什么时候也是摆着药瓶，谁知人家毕业后，坚持锻炼，从半马跑到全马，全马跑了几十次，拿了不知多少奖章，退了休每年还在跑北京国际马拉松。当然这是毕业后的事，我接着说我们班的事。
我们班的羽毛球队名声很大，那时羽毛球没有校队，如果有的话，他们肯定是不二人选。最厉害的林万友、赵维昭俩哥儿们，人称＂羽球双雄＂，打遍全校无敌手，单打全校排第一第二。学校主楼前的几个羽毛球场地基本是我们班占了，我们班打球的人也多，男生有七八个参与，罗林、Jeff Xu等人打得都不错。女生里马伟伟打的好，打球姿势很漂亮。
我也爱玩羽毛球，无奈打得太臭，在一堆高手指导下也没什么长进，只能给女生当陪练，结果马伟伟还是老赢我。有人悄悄告诉我，想赢马伟伟，你就使劲打后场，女生没劲儿。有此妙招，我就使劲打后场，打不了多一会，就汗流浃背，球老是打不到位，马伟伟还使劲喊“加油，加油”。毕业同学分手时，老林和我说，带你打了四年球，很遗憾没把你带出来。
我们班的桥牌队也是学校的翘楚。原本打桥牌就是我们宿舍里的陈耀东、安国昱、Jeff Xu和我打着玩，后来和别的班打，战绩不错，有了点名气，以至校队也听说了。一天，校队来约战，我们也很重视，很认真地做准备。和校队的比赛结束，我们班赢了，校队不服，再约。二战，我们又赢了，校队的几个同学还挺实在，说：＂以后比赛，你们代表学校去吧。＂
我们班出的学生干部也是最多的，常识担任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刘沙是文体部长、GDZ是系学生会主席。
上大学之前，我觉得自己还可以，上小学中学也算是好学生班干部。来到北化，进入7714，才知道天外有天，我们班同学天资聪颖的大有人在，博学多才的也不是少数，偏这些同学学习还很刻苦，我立感差距。
我在班里，虽然比不上那帮牛人，但除外语外，其他课的压力感觉也不大，心里比较放松，玩的就多了一点，有啥事总爱去凑热闹，当然班里也经常组织校外活动。
第一次是去颐和园，那是开学后时间不久，大家听说出去玩，都很高兴，踊跃参加。颐和园大家并不陌生，新生一起去的目的主要是加深同学间的相互认识。我记得那天大家早早地就在颐和园东门集合，租了好几条船，在昆明湖上荡起双桨。后来又组织去了一趟八大处。没想到是，自大学去了颐和园、八大处，以后四十多年，我竟没有再去过这两处，一定要再去一次。
1979年夏天，也就是大二的暑假，我们班大约十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去青岛、泰山。路线：从北京去天津，然后到塘沽天津新港坐客轮到烟台，再倒火车去青岛。青岛去泰山，经济南，坐火车返回。
在青岛大约玩了七八天，差不多天天去海边游泳，傍晚，热浪渐渐退去，我们坐在海边的沙滩上，带咸味儿的海风微微吹来，耳中听着阵阵涛声，看着漫天的红霞慢慢逝去，大家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聊天。在青岛期间，我们还去了一次崂山，那时交通不好，坐车坐了好长时间。整个崂山很安静，走了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个人影。山上有个常年失修的道观，一副没落景象，没有一丝仙气。听说崂山有瀑布，我们找了好长时间，总算找到一个高度还行水量不大的瀑布，我们还在瀑布下照相留念。
陈耀东的哥哥在青岛当兵，他哥还请我们去北海舰队司令部转了一圈。他哥比他也就大个一两岁，当时已经是干部，四个兜。陈哥领我们去舰队司令部时，我老远就看见门口站岗的士兵，海军战士，特精神！走到门口，冷不防，站岗的士兵突然举手敬礼，吓我一跳，差点儿也回个礼。小时候，经常和同学去部队大院，从来没人给敬礼，这次沾陈哥的光，有人敬礼啦。
还有一天，我们兴冲冲地去八大关游览，到了地儿，才发现此地游人不能通行，街口有军人和便衣值守。我们费尽口舌，站岗的就是不让进，有几个同学就往里跑，也被二道岗和便衣拦了回来。后来才知道，是邓小平去了青岛，就住在八大关，时间虽和我们重合，可惜我们见不到。邓小平也去了崂山，还好和我们不是一天，如果碰在一天，没准崂山我们也去不成了。
离开青岛，我们去了泰山。那时年轻，上泰山没觉得怎么累。从红门宫开始上山，一路向上，很快上到中天门。记得郭怡慈爬山特快，我知道她短跑好，没想到爬山居然也那么有劲，她是应届高中生，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郭怡慈好像是在1984年就去了美国，博士，现在在一个著名的IT公司工作，毕业后到现在我还没见过她。
攀登十八盘时，厚厚的云层笼罩在十八盘上方，穿过浓雾，南天门就在眼前。回身一望，一望无际的云海就在身后，哇，我们是从云里走出来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没有看到众山，看到的是一片云海。
第二天三四点就起来，穿着租借的大衣去日观峰看日出。天不作美，虽云海尽散，但天气似晴不晴。太阳终于露脸了，虽然很红，可是怎么那么小啊，完全不是在纪录片里看到的，大大的太阳喷薄而出的样子。也许比起刘白羽还算幸运，他两次专门看日出而不能如愿，我们第一次看日出，虽不壮丽，但总是看见太阳啦。
几年后，我在烟台也曾不经意间看到一次极为壮美的海上日出，太阳很大，霞光里海水中露出一点点红的耀眼的太阳，喷薄而出，越来越大，最终一跃而起，离开海面。那次日出，太阳很大，海水和天空都被染得绚丽斑斓……扯远了。
在泰山脚下的泰安，我们吃了在山东的最后一顿饭。多年后，时素兰回忆，＂当时印象深刻的是泰安的大馄饨。北京一碗10个，没馅几乎全是皮。泰安用的是大青花瓷碗，也不论个，盛满算，好大的馄饨，和饺子有一比。＂
这次旅行，每人费用应该在50元以上，在当时也算是一笔大钱。
1980年五一节，我们一拨同学去了避暑山庄。我们是坐夜车去的，只有慢车，北京到承德整整一个晚上，一路上大家叽叽喳喳聊个不停，夜深后，多数同学靠着座椅睡着了。我和范平则聊得起劲，聊了一宿。这次聊天我对范平有了更深了解，发现范平不仅是我们班学霸之一而且也是个很爱玩的同学，去过很多地方，去年我们去青岛，她去了黄山。
范平知识面广，一路上给我讲了好多佛教道教的文化及典故，到了承德，在寺庙里，她给同学们讲那些泥塑菩萨和宗教故事，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流畅的讲解让许多游客以为她是这里的讲解员，全都跟在我们后面听。范平后来早早出了国，成了博士，在一家著名的世界500强公司工作。
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规模巨大，处处是楼阁亭榭，不仅有皇家建筑气概，还有江南园林之美。外八庙很有气势，小布达拉宫给人的印象极深。
当年秋，我们又去十渡玩。那时十渡还没有开发，原汁原味，根本没什么游客，也没有污染，河水清澈，壁立万仞，让人流连忘返。岸上的山坡，种着许多柿子树，树上结满了黄澄澄的大柿子，老乡说，柿子你们可以随便吃，但不能带走，我没吃，但偷偷带走了一个。回到学校后，我把这大大的柿子摆在教室我的课桌上，当一摆设。这么做，有点残忍，老是吊着别人的胃口。终于有一天，我的柿子不见了，不知哪个馋嘴的兄弟拿去了，哈哈。
有几次活动，我没参加，比如去香山，去长城，可能是在假期，我回太原了。
对了，学校还组织去中南海参观。记得我们坐着大轿车是从南长街上中南海东门进去的，站在南海岸边，中南海瀛台就在不远的湖中，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参观了丰泽园，伟大领袖曾经住在这里，卧室的床很宽，床的内侧摆满书籍。中南海里随处可见穿着便衣的警卫，统一的大头皮鞋让人不难猜出他们的身份。
李小刚给我们几个男生讲哪座建筑是干什么的，哪个院子是谁住的，他好像以前来过几次中南海。那边，好像呼燕燕也在讲中南海的事情，似乎她之前也来过。去过中南海，算是把北京的“六海”（北海、中海、南海、西海、后海、前海）都看了，也算了了一个心愿。
都说77级的学生刻苦，满脑子想的就是学习。其实未必，我就老想着玩。
晚上经常出去看电影，那时有一种电影是内部电影，记得有什么《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等，有时候也去看演出，和同学在现场听过苏小明唱《军港之夜》，听过程琳的二胡独奏，还去天桥剧场看过芭蕾剧《胡桃夹子》。
还喜欢看展览，印象很深的一次画展，好像是一次全国的青年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厅里的一幅油画特别吸引人，每一点细节都画的极为逼真，那是一幅一人多高的一个老农民的头像，老人饱经沧桑的脸晒得黝黑，皱纹似刀刻出的，脸上的汗珠，似乎就要掉落下来，端着碗的手指头上还裹着胶布。我在这幅巨大的肖像画前站立许久，仔细看着每个细节，画中的人物，我似乎见过，似乎很熟，那就是在山里经常看见的普通农民。这幅画，直击我的心灵。这幅画的名字：《父亲》，作者：罗中立。
每逢周末，经常跑到校外，不是串亲戚，就是找同学。同学有两种，一种是小时候的同学，考大学来了北京，分别在不同的高校。周末了，我们互相之间会串串，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时是怎么联系的，仅靠通信吗？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发小是78级的，刚考到北师大不久，周末就来化工学院找我，我俩儿见面聊了一会儿，他说，你带我看看北京吧。于是我俩儿坐公共汽车绕着北京转了一整天，我记得他上了公交车后，透过车窗目不转睛地看着车外，半天没吱声，后来说了一句，北京真好啊！
另一种同学是大学同学。家在北京的同学很热情，经常周末请我们外地的同学去做客，我差不多去过一半同学的家，在很多同学家吃过饭，东南西北的，还骑自行车去过靠近通县的同学家。男生我不多说了，后面我还会写到。还去过几位女生家，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是去刘美娟家，她家在101中学，那时从她们院儿可以进到圆明园。刘美娟是我们班最北京的北京女孩，说话直，语速快，描述什么事描述的极为精准生动，用词丰富新鲜，她家那个凉拌芹菜好吃，和我们家的味道一样。
李育苗家就在学校对面的文化部宿舍，那时和同学也去过她家，李育苗做的冬瓜汆丸子汤特好喝，味道极鲜美。李育苗1980年代初出了国，也是我们班的博士之一，自她出了国差不多三十多年没见过，去年正好我们同时在国内，见了一面，还是那么优雅。
出门最多的就是坐公交车，最熟的是104电车和13路汽车。104路从北京站到和平里，南北贯通，路过王府井、美术馆、雍和宫、地坛等等，是我每次假期回家必坐的，当时每站都能背下来。13路的线路也特别好，三里河到和平里北口，从北京的核心地带横穿。
一次我坐13路末班车回学校，到了终点站下车，一个也是从13路下来的女孩向我打听外贸学院怎么走，我向北一指，穿过这片菜地，看到有灯光的建筑就是外贸学院。我转身离开才十几秒，女孩追上来，怯生生地问我，能不能送她过去。我答应了，也是，去外贸学院虽说不远，但大晚上的不仅没有正经路，而且一盏灯也没有，黑咕隆咚的，是有点吓人。路上才知道，她是个女兵，来看男朋友的。唉，男朋友也是，也不说到车站接一下，只好我来当雷锋了。
也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出去，不出去的时候，除了看看书，就是和几个外地同学聊聊天。有一次不知怎么的，大家高兴了，说喝点酒吧。有杨惠平、我，后来杨惠平回忆说还有DZ和李晓明，有没有老七？记不清了。怎么喝的，也记不清了，就记得那次我喝高了，到第二天上课还一直头疼，难受了好几天。我们班男生谁喝酒厉害，我还真说不上来，女生当属李晓明。
李晓明来自部队大院，又在内蒙古长大，身上带着一种豪气。毕业后分到天津，有一次我去天津出差，顺便去她们单位看她，她很高兴，下班在食堂买了几个菜，把我带到她宿舍吃饭，床头柜打开，里面全是酒，我俩一人一瓶葡萄酒，结果她没事，我吃完饭去公交车站都是东倒西歪的。
我记得那时每年元旦，班里都会有个会餐，食堂提供和好的面和伴好的馅儿，同学们自己包饺子。去食堂拿面拿馅需要家伙，有同学提议用脸盆，马上有人反对：男生的脸盆也是洗脚盆，不能用，最后用的什么也忘了，反正面和馅都拿回来了。会餐时，还能喝酒，很是热闹。有一次会餐，韩子春端着白酒到一个女生前挑衅，“听说你们在青岛挺能喝啤酒呀？今儿个，干个白的试试？”话刚说完，那女生一口就喝完满杯的白酒，吓得子春意思了一下，慌忙转身逃走。
光阴似箭，四年很短。
1982年1月5日，北京高校77级学生毕业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薄一波出席并讲话，薄一波讲话好长好长（有同学回忆讲了四个多小时），讲了点的什么，一句没记住。只记得，那天也是狗年生肖邮票的首发日，我在人民大会堂买了一版狗票。
记得刚入学时，老师曾说，你们能考入大学，是很优秀，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比72级更优秀。
72级是第一批工农兵学员，72级里有一批爱学习喜上进而且基础较好的老三届特别是老高中学生，他们进校后也很用功，他们应该是挺厉害的。尤其当时，恢复高考后，我们系72级的师兄师姐已经有四五个考上了研究生，确实也是挺厉害的，我们班辅导员田老师曾经是他们班的。应该说老师当时具体所指，我们能否比72级优秀，就是指未来考研能不能超过72级。如果比政治仕途，我们班肯定不行，我们系72级里有一些红二代，比如陈云的小女儿陈伟兰，后来的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我觉得老师指的还是在学术科研方面。
多年后，我们班38个同学中，多人成为科技界、教育界、商业界的佼佼者，其中取得博士学位的10人（还有三位1980年代初就分别去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留学，现在失联，不确定，大概率是也有一两位博士），取得硕士学位的也有五六个。现在看，两个班算是各有风骚吧。
回想大学四年，觉得那时每天都很快乐，每天都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我为7714骄傲，也为我曾是其中的一员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