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文

1971年的三伏盛夏，报纸上登出消息，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已于1970年在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官兵中试招收一批大学生。报纸上还发表了毛泽东的关于办大学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就是当年著名的“7.21指示”。

“文革”中广播电台先后发出过无数的最高指示，现在看来不能说一条正确的也没有，但大多数都是对国计民生有巨大破坏性作用的。这个关于如何办大学的最高指示现在看起来效果并不好，对已经遭受“文革”重创的大学再次遭受打击，更加雪上加霜。但大学6年不招生现在终于开始招生了哪怕是不考试，哪怕是推荐，对当年对渴求学习机会的知青们和渴求通过上大学离开农村的知青们来说真如久旱盼云霓，至少可以做梦，可以自作多情地认为有盼头了。套用当年的话就是，毛主席最新指示，特大喜讯，大学要招生啦！！！

大学要在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官兵中招收大学生，招生方式为，“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1971年12月景文回北京探亲。

12月底的一天晚上，景文与程为平同学等几位北大子弟到北大校园里去看内部电影。电影开始第一个镜头是满树繁花，色彩绚烂春天的气息迎面而来；镜头向前推，一位年轻的姑娘青春洋溢的脸庞，镜头拉开，姑娘身着绿军装，手拿话筒，用流利的日语向大家问好，自我介绍。原来这是一部日本人拍的北大东语系日语班工农兵学员的新闻纪录片，原来在1970年北大就试点招生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这个纪录片就是采访拍摄1970年试招的这批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按当时的水平看，片子拍得非常有美感，拍摄手法、取材角度、采访方式都很有新鲜感，在那个新闻简报的黑白纪录片都看得津津有味的年代里，这个彩色的“日本电影”显然很受大家欢迎。

新闻纪录片：北大工农兵学员

但景文看了这场电影以后感到非常失落，看人家都上大学一年多了，真如雄鹰振翅，扶摇直上了，自己还在那里修地球，倒像一条沉船，每况愈下。苦闷之余，只能以读书排解。

景文曾与父亲聊过上大学的事情，父亲也只能长叹到，我原想你们这一代会念书条件会比我们好得多，没想到，连念书的权利都没有！父亲向景文讲起他们求学的艰难经历。

景文的父亲是安徽的一个农家子弟，是一个真正的农村人。1938年日本人打来，当年14岁的他逃难逃出来，在路上与家人失散。跟着难民流落到江西九江、南昌，曾讨过饭，卖过报，后为国民政府难民收容所收留。日本人进攻南昌，政府又将难民统一送往长沙。时安徽籍的张治中将军为湖南省主席，看到安徽流亡学生流落长沙街头，报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安徽几所内迁的省立中学合并成立国立八中，安徽难民学生入学受教育并免费食宿。

彼时，日寇已逼近长沙，国立八中迁往湖南与四川交界的湘西，就是电视剧《湘西剿匪记》的那块地方，当时的土匪头子湘西王也有爱国侠义之心，保证对学校秋毫无犯。景文的父亲就是托张治中将军的福进了国立八中。国立八中在湘西7、8年时间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杨振宁博士曾在国立八中学习过，朱镕基总理也是国立八中的校友（1944级）。

景文的父亲在国立八中上了6年学，高中毕业后要到重庆去考大学连路费都没有。后家里托人捎来一些染布的染料，湘西偏僻，染料卖了个好价钱，凑足路费剩余些还资助了一位孤儿同学，一同赴重庆投考，结果两人都考上。彼时虽在抗战之中，大学教育费用由国家包，不收学费，并免食宿费，二人得以继续学业。

景文的父亲感叹道，抗日战争中，国土大半沦陷，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全被日寇占领，国民政府退守西南一隅，要支持几百万将士抗战，经济上极其困难，但国民政府在教育上一刻也没有放松，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大学和中学的师生们，在学校内迁的千里征途中，边走边上课，到了西南大后方，重建学校，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培养出大批的人才。新中国建设的科学技术骨干人才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景文的父亲虽然一个毫无经济来源的农家子弟，虽然在大学时艰苦到冬天还要穿着草鞋度日的程度，但在那样的年代里终能完成学业。而现在，没有天灾、没有战乱，国家经济条件比抗战时好得多，怎么搞得大学6年没招生？我们现在自己交得起学费，有学习能力，怎么搞的孩子连高中都上不了？

1971年的全家合影

1972年初，大学招生正式开始，壶口公社招生名额为：清华大学四川绵阳分校无线电系1名，北京师范学院3名，专业分别为数学、历史和农业机械化。

1972年的二三月份，文化革命后的第一次大学正式招生开始了。这一年，景文20岁，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景文应该上大学三年级了，但现在填表时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实际上是初二还没毕业）。

景文满怀憧憬地报了名，多么希望自己能上大学，最好是清华大学，哪怕是四川绵阳分校也好，内心里还有点挑挑拣拣，北京师范学院好像还不太如意，并且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还满有希望。

其实平心而论，景文自己在内心深处也很清楚，这次上大学恐怕连边都挨不上。公社里有200多知青，才招4名，出身和表现都得出类拔萃的才有希望。论出身，公社知青里有的是出身好的，而景文属于出身不好的一类；论表现，公社里有以方锡清同学为代表的水南村的全国知青先进集体，而景文表现很一般。

但景文是一个有点“轴”的家伙（还记得这小子用小臂和树死磕练神功的事吧），对上大学这件事，他认准了，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绝不言退却。但这一次所谓百分之百的努力想来想去却没有什么着力点，只能找队长说了一下，想上大学。队长说，你放心，你们知青想上大学的我们都推荐。

这次招生选拔工作是由“北京干部”负责的。所谓“北京干部”是根据周总理指示，1971年由北京市革委会选派1300名干部到延安地区支援和管理知青下乡工作，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壶口公社派来了6、7名北京干部，都是北京六建的干部，组长是老王同志，副组长是老陈同志都四五十岁了。老王和老陈同志都很正派，这次招生在当时的规则下，做到了基本公正。

最终4位入选的幸运者是本村的纪宁大姐，蓝家庄的陆大姐、丁塬村的欧大姐和椿曲村z同学。

纪大姐是有一位有爱心、宽容、稳重、亲和的女子，在农村的几年，如果没有她的照顾，几位小弟恐怕连饭都吃不上。

1971年8月的一个连阴雨天，纪大姐在邻居家的磨坊窑洞里磨面，几位小弟在自己窑里聊天，忽听得一声巨响，地面颤抖。窑顶刷刷落土，外面有人高喊，“不好了！窑塌了”。

景文和几位男生冲出窑洞一看，隔壁院子黄尘弥漫，等尘土稍落才看清，磨坊窑洞经不住连阴雨塌落了。大家冲上堆积了几米高的塌落黄土，拿手扒开一看，一丈深的磨坊窑洞塌落了六七尺，纪大姐站在窑洞最里面，脸色发白，浑身颤抖，表情惊恐，黄土把磨盘都埋了一半，幸亏她在最里面锣面，逃过一劫，拉磨的驴，也正好走到最里面的半圈，也幸免于难。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71年的冬天，由于父母都到“五七干校”了，纪大姐一个人在村里熬过冬天，现在想起来，一个年轻姑娘也真不容易。

纪大姐在村里口碑极好，很多老乡提起纪宁都是同样的一句话“纪宁是个好女子”。30多年后，景文回村里看老乡，老乡们提起纪宁大姐仍是这句话“纪宁是个好女子”。纪大姐人品好，群众拥护，出身好，能上大学，真是苦尽甘来，当年小弟们都是真心为她高兴的。

对于北京干部们最终能选拔蓝家庄的陆大姐上大学这件事，景文还是非常佩服他们的政策水平的。陆大姐是北大附中高中67届的学生，景文听说她出身不好，可能是地主富农一类偏“深黑”的出身（所谓黑五类）。到农村以后，在没有任何矛盾的情况下，她提出与大家分灶，自己单过（猜想可能是因为出身不好，有些自我封闭），日日出工，从不缺勤，还要自己驮水、打柴、做饭，对一个城里来的年轻姑娘来说，真真是把苦受炸了。

当年老乡们对知青的评价标准很简单，谁能干活，谁能下苦，谁就是好娃、好女子。村里的老乡们对陆大姐的评价极高，景文村子离蓝家庄15里地都听说了，蓝家庄的知青女子陆能干地太太了。这次北京干部把陆大姐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先进典型选拔出来上大学，对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邓拓同志的女儿在陕北插队5、6年，后来也是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先进典型推荐上了大学。对于那些在困难的年代仍然能坚持正义的干部景文还是深感佩服的。

3月的一天，景文和张启疆在去公社的半路上遇见了陆大姐，她真是满面春风，虽然走的是上坡路，仍然步履轻快。陆大姐自强坚忍大家早有耳闻，从她被晒得黝黑消瘦的脸上可以看出，这两年她真真地下了苦了。

此前景文曾远远地见过陆光蕊大姐几次，只记得她总是一副与年龄不相称的沉默甚至有点冷淡的表情，现在如同换了个人一样。

张同学与她聊了两句，不经意间说出了一句深有感慨的话：你这下子真是一步登天了。陆大姐听了以后很自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景文原来的印象中这陆大姐好像根本不会笑，此时见她心头的乌云已完全散去，喜悦充乎于心，发乎于表，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愉悦，景文才发现，陆大姐是一位很美丽的年轻姑娘。

此次招生录取人选中有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作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的水南村知青中无一人被录取，估计是要他们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典型吧。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就是z同学的脱颖而出。

水南村知青大红枣点评：

1972年初招生时，水南村原来13名知青中当兵的当兵，招工的招工，还有去公社当干部和去了县剧团的，村里就只剩下三个同学，都是无权无势的小职员出身，既不是出身好的红五类，又不够“可以教育好子女”的资格，推荐上大学哪能轮得上我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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