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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丨马雅: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马雅 新三界 2021-12-30

原题
1983年途经
莫斯科时的断想



作者:马雅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1950年代许多中国人的愿想。


后来,苏联一落千丈,从“老大哥”沦为“老修”,最后竟落得比美帝还惨。要不然,也不会有毛主席同尼克松的握手。

可苏联对我仍有魅力。在西方呆了几年以后,更平添了好奇,想拿西方作对照,亲眼看看这个当初的“明天”。所以,1983年在比利时学成归国时,我选择了走莫斯科的路径。


留学西欧时的本文作者


不懂俄语,在当地也没熟人,作为公费生,我投奔了使馆。没想到这从前的“老大哥”,对“小兄弟”还真给足了面子,使馆占地之大,建筑之气派堂皇,完全第一流。单说宴会厅,便可容纳千人,让人不禁遐想举办盛大舞会的帝俄宫廷。


正赶上雪后初晴,我第一时间就到了户外,漫步在无边无际的白桦林,试图找寻普希金或托尔斯泰的足印。可对于我,普希金“太年轻”,托尔斯泰又“太老”。其实,我更喜欢屠格涅夫,他在《父与子》中,对绅士阶层的式微,流露惋惜;又对民粹党人的强势,表示担忧。我也喜欢契科夫,他的《樱桃园》和《三姊妹》,对未来有憧憬,而带着淡淡的哀愁…… 蓦然回首,这些先知先觉的认真求索,被简单地夸张为“进步”,而他们对激进思潮的存疑,却被刻意保留。


似无由头地,我想起了英国。


节假日时,我所在的比利时鲁文大学,经常组织出游,为初来的中国留学生开眼界,当然,也附带着洗脑的意图。那次,我们去了伦敦,下榻的旅馆紧靠海德公园。早餐过后,电视上正直播北京公审“四人帮”的实况(1981.1):张春桥沉默,江青咆哮,被扭下公堂……


伦敦唐宁街10号外,1981年


我们同学们中有“老”有少。只见十八九岁的本科生们一脸迷茫,年长些的研究生们,也表情“不甚明朗”。按说,把这几个曾搅得天下大乱的人推上法庭,大家应觉得出了口恶气,可众人的心情,却只能说用“复杂”两字来形容。虽然可以肯定,十之八九的人都觉得庆幸,这篇儿总算翻了过去,终于可以做点事情。


海德公园里有“言论角”,民众可自由发声。而步行不出几里,就是英国的国会。可这所谓“自由和民主”的获得,并非一夜成就。早在1215年,英王约翰不得已向贵族和大地主们妥协,签订了《大宪章》(Magna Carta)。从此,王权不再至高无上,有事得和“别人”好商量。而到了1689年,英国又有“光荣革命”,拥戴信奉新教的威廉和玛丽上位。从此王权旁落,形同虚设,议会掌握实权。


这好几百年的光阴里,只有在国会对抗王室的内战期间,由总司令克伦威尔下令,砍了英王查理一世的头(1649年)。然而,英伦不久便自我“纠偏”,迎回王室,继续走改良的保守老路。天下基本上太平。


 比利时鲁文大学79届全体中国同学(本科生、研究生),1981年摄于波恩


从伦敦去温莎古堡的路上,我们途径田园和村庄。绿树绿草,白羊花牛,星星点点。圆石铺就的村镇街巷,车来人往,一如既往;久经岁月碾磨的街石,发着古老的幽光。抛开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不算,英国最后一次被异族征服,是1066年法兰西的威廉公爵,跨越英吉利海峡到此称王。而唯一的暴力革命,则是克伦威尔领导的内战。可以说,英国人对本土的战乱,相当陌生;对于革命,也不那么上心。


相比之下的法国,从1789年起,截1871年止,不足百年,总共爆发5次革命。像1789年的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开始,以1804年拿破仑称帝告终……这期间,不知人权改进了多少,只知精英被杀戮太多。搞笑的是,当初路易十六为搞垮英国,不惜倾家荡产,派军队、大撒钱,支援美国独立。到头来,法国民不聊生,他自己上了断头台。


如今,人们若去法国,观光罗浮宫,去凡尔赛,登艾菲尔铁塔,尽是王公贵族大资本家给自己的评功摆好。有几多革命遗迹被人寻访?美国倒是独立了,可法国没能拼过英国,二战时又让德国给打趴下了。


毋庸置疑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潮,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非常流行。而十九世纪的欧洲,革命正风起云涌。


布鲁塞尔,1982年


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作了12年的研究。他批判性地吸收了亚当. 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同时参照了恩格斯对英国工人的社会调查,在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


简要之,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和其他思想的探讨,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观点,这在当时和后来,都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和思想界,意义极其深远。


与此同时,西欧的资产阶级却迫于形势,开始对工人让步,如英德两国,政府允许成立工会,工人也有了劳保。于是,工运中有人提出,不必搞暴力革命,可以走议会道路;甚至,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也有质疑。这就是“第二国际”,后来发展成西欧和北美的社会民主主义。


可是,马克思的思想朝东一拐,到了俄国,就演变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俄国本来就有专制的传统,因此,搞起血腥和暴力,比法国大革命更胜几筹。结果,沙皇没了,柴可夫斯基、门捷列夫也没了,贝利亚、李森科却横行于世…… 集体化”导致数百万人的大饥荒,“大清洗”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和流放。斯大林是恢复了沙俄的疆土,甚至扩展了势力范围。可难道这就是革命的目的?


在朋友家,1980年


此处,姑且不提俄式革命对其他国家命运的影响。


因为行将归国,又要从西方回到东方,所以,在西方遇到的几件“葛事儿”,不知不觉地浮现眼前:


乍到西方,不止洋人觉得我们新鲜,就连海外的同胞也对我们好奇。于是,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华人,邀请三五同学去他家聚会。他太太虽同属留学生,却充当全职家妇,专事相夫教子。而比利时政府鼓励生育,他家的四个子女,全归国家供养。


此人乃国民党将门之后,对聊“打仗”最有兴致。据称,其父1948年曾参与太原战役,跟徐帅交过手。不管他吹得怎样天花乱坠,可结局在那儿明摆着。


不料,他的话锋一转,突然扯起了韩战,扯起他们在台湾的许多人,当年都因志愿军打胜仗而欢欣鼓舞,都为中国人能打败洋人而骄傲。


我听得一头雾水……也许是血浓于水?也许是鸦片战争后,但凡中国人都有这”同心结”?记得他曾拍着胸脯,跟我们预言:假如中国人能团结起来,中国将无敌于天下!


在医学中心校园


又有一次,在医学中心。午餐时,一绿眼红发、满面雀斑的中年女士,与我接近,问我是否来自“红色中国”?


当我回答说是从北京来的,她马上自我介绍,说她刚从英伦到此不久,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执政以来,她和先生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比京的欧盟总部暂时栖身。


我好生奇怪:至于么?


她跟我控诉起保守党解散工会,镇压工运,置劳工于死地。


哦,原来她是工党(即社会民主党)。依我从前所受的教育,保守党和工党本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都是资产阶级统治欺骗人民的工具。


所以,我一本正经:反正你们议会制,轮流坐庄,总是有机会滴。


她更一本正经:除非撒切尔下台,否则坚决不回去!看上去咬牙切齿,不共戴天。


要不是多年后见识了川普时代,我一直以为她是狂热左翼,喜欢咋呼。


以后我们在校园中偶遇,她总是友好地点头致意,给我某种“同志”式待遇。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把我当成左派,当然,她并没有什么恶意。


而更绝的是另一出。某周末,我的导师邀请我去他乡间的别墅做客,说是为一位刚从法国来的学者朋友作陪。因为此人对中国有研究,于是,导师想起了我。


与鲁文大学的校长和导师,1980年


这学者高个子,人精瘦,绅士派头十足。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他竟跟我谈起了宋朝!显然,他知道的中国,比我了解的法国要多的多。这是我第一次从洋人的角度,远观中国的历史。从前我并不关心宋朝,因为它不是让我引以为荣的汉唐。


他说,宋朝的经济很发达,文化也很繁荣,中国后面的朝代几乎无一能与之匹敌。然而,宋朝像一只过熟的果子,从心里烂了。他年长博学,自然,他说我听。


可说着说着,他话题就转到法国,告诉我,法国就是今天的宋朝:歌舞升平,不知大难临头。那是1981年,法国政府刚换届,保守党的德斯卡被赶下台,换成了民主党的密特朗。


形势有那么糟?


他自信地点点头:异教徒的移民大批涌入,本土人群不信宗教,左倾思潮泛滥,眼看要中空了法国……


结束谈话前,出于礼貌,他问我读过哪些法国人的书?


我脱口而出:《红与黑》。


他眼睛一亮。我迟疑了一下,又补充道:还有《九三年》。


眼见着他目光黯淡下去,估摸着他是个老右,于是把《约翰 · 克里斯朵夫》咽进肚里。


而他又目光一闪,说:你应看看托克维尔。


我曾翻阅过他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蜻蜓点水,多少有些印象;但我对他的思想认知甚少,着实不成敬意,所以不提。


事后我问导师,他跟我说这些干嘛?


导师笑笑:他是我的朋友,也算是前总统的智囊,下野后忧心国是,到我处来散心。敢情!在法国说话没人听了。


当时的我,确实没听懂他的深意。可时隔多年,他的话渐渐发酵。


莫斯科的地铁,1983年


且罢。因在莫斯科的时间有限,我还得去走马观花:


红场真的很小,从前雄伟的印象,是出自于拍摄的视角。街道显得凌乱,也许由于融雪,看上去还有点脏。令我震惊的是,当年华丽而如今显得有些陈旧的地铁里,人们表情阴沉、冷漠,没见一个好脸。


这不禁让我怀想中国。记得那还在“文革”末期,我从首钢实习的医院回家,搭乘长途车。一上车,人不多,却见几位“大男孩”扎堆儿,一望即知是回家探亲的知青,我曾是其中之一,马上倍感亲切。


他们有说有笑,甚至眉飞色舞。见到我,更来情绪。


其中的“头儿” ,清了清嗓子开讲:那赫秃子(这马上让我竖起耳朵)在“二十大”上,恶毒攻击斯大林同志……


这时,有人从旁插话:到底攻击了啥?


却被人马上止住,那“头儿”才得以继续:


会场里有人突然发难:尼基塔同志,请问那会儿您在哪里?赫秃子倒挺沉得住气,大声说:那位同志,请你站出来!可会场里既没人起立,也没人吭气。于是,赫秃子冲着那发话人的方向,理直气壮:当年,我就在你的位子上!


我听了,忍不住咕咕地笑,这引得那”头儿”粲然一笑,而他的笑颇具感染力,大男孩儿们都笑起来。接着,所有的乘客也都跟着笑起来。于是,那辆破旧、颠簸的长途车,载满了一车哄笑。那天,我特别开心。


可是,在莫斯科的地铁上,我丝毫没看到任何类似的“不轨”迹象,有的只是比比皆是的不开心。当然啦,我只是匆匆过客。


莫斯科的红场,1983年


说是匆匆过客,就是匆匆过客。我到红场周边的商店,想买点纪念品,特别是俄罗斯套娃娃—“玛特廖什卡”,这是我从小的夙愿。商店很大,可想见往日的繁华,然而大多数货架上空空如也,摆的尽是面包和土豆,真让我吃惊不小!再看看周围顾客和售货员,一个个都沉着脸儿,好像谁欠了谁似的。


虽说作门脸的市场上货物匮乏,可使馆里的伙食却好过预期,“鸡鸭鱼肉”自不待言,还有樱桃、草莓、嫩黄瓜一类鲜货。这倒奇了,我问使馆的人:这算怎么回事?


他们说,市面上像这样有几年了;而使馆里吃得好,是有保加利亚这样的卫星国“进贡”,大使馆享有“特供”。


啊哈。


人说,哀莫大于心死。


可我怎也没料到,到了1989年,才六年以后,苏东就解体了。


记得那时刚去鲁文大学。饭后,我们留学生一起在校园散步,当时还讲求集体行动。大家溜达到树林边上,恰好是山林的豁口。举目远望,一座山城尽收眼底——房屋错落有致,间或可见教堂的尖顶,河水穿城流过,景色一派祥和。


大家静默地观望。


突然,一位年龄最小的研究生,调侃似地发声:马克思的理想,终于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


开始,众人都愣住了。可过了一会儿, 本科生开始笑,最后,大伙儿全都笑了起来。那是1979年。


无独有偶地,王震同志1979年访问英国时,也发出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感慨。


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外的森林,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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