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4821：共和国首批"红二代"的跌宕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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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丨4821：共和国首批"红二代"的跌宕人生

张化民、常文平新三届 2019-08-28

1999年10月3日，“4821”留苏同学聚会

原题

讲述特殊群体

“4821”的故事

作者：张化民、常文平

原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7月17日

“4821”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里的人们在前苏联接受大学教育，学成后都回到祖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4821苏修特务案”牵连受到审查，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

特殊的简称“4821”

今天的人们对于“4821苏修特务案”已感陌生，只有年纪稍大或者对这段历史有研究的人可能还有印象。“4821”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里的人们在前苏联接受大学教育，学成后回到祖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4821苏修特务案”牵连，受到审查，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胡耀邦的过问下，“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此后，“4821”成为他们较为特殊的简称，他们自己有时也使用这个称呼。

1948年初，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为了给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中央决定抽调一些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前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回国后建设祖国。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中共东北局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定为烈士和高级领导干部子弟，共21个人。

按姓氏笔画排列下来，这21人是叶挺烈士长子叶正大、次子叶正明，叶剑英之女叶楚梅、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王稼祥义子朱忠洪、任铭鼎之女任岳、任作民之子任湘、高岗外甥江明、刘伯坚烈士之子刘虎生、杨棋烈士之子杨廷藩、肖劲光之子肖永定、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张宗适之子张代侠、张浩之子林汉雄、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罗炳辉之女罗镇涛、项英之女项苏云、贺晋年之子贺毅、高岗之子高毅、崔田夫之子崔军、谢子长之子谢绍明。

晚年谢绍明

这些人都是我党高级干部的子女，走过的是一条比普通百姓子女更艰苦、更曲折的人生道路。在这21人中，有13人是烈士遗孤。这个集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和令人心酸的身世。

最放心不下是儿子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李硕勋被敌人逮捕后，自知自己将遭杀害，便给妻子赵君陶写了遗书，信中说：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于九·十四”。

李硕勋临刑前，除给妻子赵君陶的遗书外，还给在香港挂业开医的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之妻陈志英写了一信。书中说：“英姊：我本不认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寄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勋托于九·十四”。

邓颖超和李鹏（后排右）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的合影

李硕勋临刑前的两封遗书中头等重要之嘱，均是“望善育吾儿”“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之语，他为革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唯一的是放心不下儿子李鹏。李硕勋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8岁。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著名新闻记者、政论者、出版者邹韬奋长子。邹韬奋从1926年在上海创办《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并担任上海各界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职务，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在那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的时代，他是号角和旗手。

周恩来曾说：“在他的笔底，培养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邹韬奋于1944年7月24日病逝，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接到去前苏联学习的通知时，任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1925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13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谢子长是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38岁，牺牲前将西北红军交由刘志丹指挥。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1945年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谢绍明是21人里面年龄较大、资历最深的一位。

二战时的罗西北（左），曾为苏联谍报员

罗西北，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26岁。罗西北1926年年底出生于上海，父母都全身心投入了革命，西北只好由外婆照料。15岁时进入前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前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伯坚的三封遗书

刘虎生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战斗中为掩护部队撤退，不幸左腿中弹负伤被俘。

刘伯坚夫妇

刘伯坚给亲属的遗书

刘伯坚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给陕西的兄嫂，可惜其中一封已经遗失。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弟在唐(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

信中，刘伯坚将儿子虎生、豹生、熊生托付给兄嫂：“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他并嘱咐：“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作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3月11日，刘伯坚被移囚“绥署”候审室。从监狱到候审室，相距不过数百米，但敌人想从精神上瓦解刘伯坚的斗志，又企图在群众中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特意给刘伯坚钉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从监狱后门出去，押经大余县最热闹的青菜街(现建国街)。刘伯坚面对众乡亲，大义凛然、气宇轩昂，吟诗高诵：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1935年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叔振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刘伯坚于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写上不朽诗篇《囚歌》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先后被软禁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李村、广西桂林、四川重庆、湖北恩施，直至抗日战争胜利。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叶挺一家1939年在澳门。左一叶挺，左二叶正大

叶正大为了照顾母亲，留在家乡；叶正明和弟弟华明、小妹扬眉为了安慰父亲，一起陪父亲被软禁了三年。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1941年“皖南事变”，叶挺被囚禁后，已深知自己处境的艰难，写了15页纸的个人一生回顾，总结一生，七次失败，无怨无悔。并用一首小诗，来概括自己的人生观：

不辞艰难哪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

并在囚室中写下了气壮山河、流芳百世的不朽诗篇《囚歌》：

林汉雄是张浩最小的儿子，生于1929年10月25日(阴历9月9日)，所以小名叫“重阳”，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45岁。

大革命失败后，张浩同志在武汉。为了筹划年关暴动，原准备通过兵工厂秘密运出武器，但被敌人发现而失败了。面对重重困难，张浩同志提出：“自己造炸弹，坚决干到底！”这样，地下党的同志们又都在各自的家中忙碌起来。

一天深夜，有几个同志在张浩家里试制雷管时，不慎引起爆炸，惊动了街上的敌巡逻兵。他们准备钻后窗撤退时，猛然想起张浩刚满月的女儿还睡在床上。当时，张浩的爱人涂俊明同志被炸伤，眼睛看不清，加上天黑，时间又紧迫，她在小床上摸了一把，但没有摸到孩子。为了不致遭受更大的牺牲，她一咬牙，迅速离开屋子。最后，敌人没有抓到他们，便利用孩子施展诡计。

第二天，敌人在张浩同志的家门口贴出布告，大意是说，昨夜这家失火，主人去向不明，屋中只有一个小女孩，有谁知道主人的下落，可速来报告，或将孩子认领走。

面对敌人的险恶用心，张浩夫妇强忍着巨大的悲痛，阻止了准备前去认领孩子的同志。张浩同志坚定地说：“革命总免不了牺牲，每个人都可能遭到不幸!但是，这和人民的利益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革命者，总要看到将来，这是最重要的。”

敌人的诡计没有得逞，竟残忍地将汉雄的姐姐——一个刚满月的孩子，用滚油活活地烧死了。虽遭这样的不幸，汉雄父母的革命意志却毫不动摇，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不要家，不要命”的决心并未改变。后来，汉雄的母亲不幸被捕，不满两岁的汉雄跟着母亲进了监狱。在两年多暗无天日的牢房生活中，汉雄因为营养不良，发育有些畸形，头长得很大，身子很小。直到上“保小”后，同学们还给他起外号叫“肉脑”。

张浩1942年在延安病逝，毛泽东朱德等抬棺送灵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1931年肖永定在上海出生的时候，他父亲远在白色恐怖包围下的闽西红色根据地。父亲用他所在的地名“永定”为儿子命名，1937年肖永定跟随姨母朱仲丽从湖南外婆家到达延安的时候，方才认识了时任军委参谋长的父亲。到延安以后，父亲送肖永定进了寄宿的延安干部子弟学校。

任湘的父亲任作民，192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前苏联远东赤塔领导工人运动，并主编“工人之路”报，担任该报党支部书记，1925年奉召回国。同年，任湘的妈妈范友莲也从乡下来到他父亲任作民身边。而任作民则又派往武汉工作，范友莲患肺病又有身孕，不幸被捕入狱。身怀六甲又是病体，还要承受牢狱非人般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不久即病危。经组织多方营救，她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不到一个月，任湘呱呱落地，生下任湘不到两个月，范友莲便与世长辞了。

党中央派毛泽民同志将任湘母亲的遗体和小任湘一并送回老家湖南省湘阴县上双冲。小任湘的身体太虚弱，叔叔含着热泪把看来已经断气的孩子送了出去，慈祥的外婆得知消息，哭喊着往山上跑，把包孩子的草席袋子打开，把孩子捂在自己的胸口上抱了回来，娃娃在外婆体温的温暖下又有了气。从此，任湘便和外婆相依为命。

任作民先后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1928年4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时；第二次是在1932年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国共第二次合作，经党中央同国民党当局交涉，任作民被董必武从“武昌反省院”接了出来，后被委任为湖南省特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左）重访4821就读的苏联伊万诺沃市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高毅也曾在前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了土改工作团。

四个年轻人

还有4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们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杨棋是西北红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历任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副大队长、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红27军84师师长，1936年东征牺牲。

张代侠，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他的父亲张宗适，早年参加革命。其父是陕西省第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渭南赤水特支书记(团中央直属支部)，后任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中共陕东特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等职务。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通缉逮捕他。积劳成疾，患了肺病，整日咳血的他，被迫藏在红薯窖里，阴冷潮湿、终日不见阳光，既缺医药、又乏食物，不久，就与世长辞了，时年仅22岁。张代侠的妈妈承受不了孤儿寡母的艰辛，丢下儿子自杀身亡。那时，他二爸张宗逊在外当红军，三爸年龄小尚未成亲，代侠就在同族的大家庭里乞吃活命。

贺毅，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

崔军，原陕北特委书记、西北工委代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

在这21个人当中，有4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叶剑英的长女叶楚梅，1928年生于上海，后来成为邹家华的妻子。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便把妻子和当时唯一的儿子送到香港秘密安置下来后，没等女儿出生就投入了革命战争。直到1937年，他负伤回到广州做手术时，9岁的楚梅才第一次见了父亲一面。1945年，17岁的楚梅几经周折被接到延安，在延安只呆了一个多月，父亲便把女儿送到东北民主联军当战士。从小在广东长大的楚梅，对东北的生活很不适应，每天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训练，她的手脚都生了冻疮，疼痛难忍。楚梅咬紧牙关克服生活上一个又一个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地磨炼自己。

1950年，苏联，叶楚梅（右）与蔡和森次女蔡转（中）等同学合影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女儿。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贫苦农奴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演绎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于1946年6月因病逝世。罗镇涛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才找回来。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任铭鼎之女。

项苏云是新四军政委项英同志的女儿，后来成为林汉雄的夫人。她1931年出生在上海。在她出生前，父亲就到苏区去了。直到1938年，项英同志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苏云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这些同学的父母都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英，都是我们共和国的奠基者，因而也注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的不是高干子女的特殊化，而是和父母一样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在这21人中，有19名同学是中共党员，根据上级的要求组成了一个党支部，直接归东北局领导。大家选谢绍明、李鹏和崔军三人为党支部委员，谢绍明为支部书记，党组织又指定他是带队人。由于只有罗西北的俄语过了关，所以选罗西北为翻译并且负责和前苏联联共中央的联络工作。

1948年10月14日，李鹏（（中排左一）和同学们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合影

1948年8月下旬，21人在赴苏之前，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国际俱乐部为他们开了一个饯行会。东北局领导人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等都出席了饯行会。在这个饯行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党组织讲话，对这21个人出国学习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明确了三条纪律：其一，必须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其二，专业学习，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其三，留学期间，要集中精力学习，不准谈恋爱。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1948年9月初，21位年轻人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前苏联，开始了留苏生涯。

受列宁的名言“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的影响，为了学好回国后，能把一个大水电站从勘探、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到发电全部包下来配套，李鹏、林汉雄、罗西北、贺毅、崔军、肖永定进入了代表当时世界水平的前苏联四大名校之一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系学习。李鹏、林汉雄学水轮机、发电机专业，崔军和贺毅学水工筑坝专业，罗西北学水能规划、水能利用专业，肖永定学电机系。

李鹏（后排左五）和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同学在莫斯科郊区休养所的合影

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报考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莫斯科机械学院)。这是一所前苏联著名的六年制理工大学(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

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叶家两兄弟之所以选择航空专业，是有俩个原因的：一是新中国成立后，需要发展航空事业；二是1946年“4·8”烈士事件使他们终生难忘!他们的父母、弟妹就是在这次事故中丧生的。

谢绍明、叶楚梅报考了莫斯科大学；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报考了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报考了莫斯科纺织学院；任湘报考了地质学院；江明报考了莫斯科农学院。

任弼时对看望他的任湘、任岳说：“我不主张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政治。因为过去中国到苏联学习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面已经成熟，不需要让前苏联培养政工干部。他还说，“我也不赞成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文科。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来选择。”

任湘考虑纺织是个很有前途的专业，但我国的纺织并不落后。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更需要挖掘地下宝藏，所以他重报了志愿，由莫斯科纺织学院改报为莫斯科地质学院。

任岳本来报的是莫斯科财经学院，听了任弼时对报志愿的意见后，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做了新的抉择，转到了理工科大学。

两位同学因病辍学

1950年2月17日晚上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访问苏联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了留学生。毛主席给项苏云、张代侠、任湘、叶正大、林汉雄、崔军等分别题词：“光明”“努力向前”“开发矿业”“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我们需要电气建设，希望努力学习”“发展电业”，并且给留苏学生集体题词：“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给任湘的题字：开发矿业

地质学家、地热专家任湘

周总理给每个人和留苏学生集体的题词都是“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给集体题完词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留学期间要做到三件事情：第一，要努力学习，学习、掌握建设祖国的真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因为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你们在生活上不要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好身体，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即使你们学了很多的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遗憾的是，在21个同学中有两位因病没能完成在苏联的学习。

谢绍明到苏联后，由于对苏联的气候、环境一直不很适应，得了肺病，到了1950年实在无法坚持了，只好被迫中途退学，回国治疗。

谢绍明回国前，召集21人开会，传达上级组织的指示，交待工作。经过民主选举，李鹏、邹家华、任湘三人被选为支委组成新的支部委员会。新的支委会分工，由李鹏担任支部书记。之后，李鹏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第二位提前回国的是叶楚梅，她虽不顾一切地努力学习，但她的病情再次恶化，吐血也越发厉害了。康克清来苏联访问，回国时顺便把生病的楚梅带了回去。

叶剑英与家人合影，后排从左至右：叶选平、叶选宁、邹家华、叶楚梅、吴小兰、叶向真

促成两件了不起的事

“4821”党支部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在伊万诺沃逗留期间，向国内党组织反映了国际儿童院部分中国儿童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央决定将这些儿童接回国内。

1948年冬，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年龄稍大的中国同学都毕业了，大都在莫斯科上学，朱敏（朱德之女）因在二战中被德寇抓进集中营关押数年，此时还在上高中，剩下的多是10来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是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到苏联的，有的就是在苏联出生的，有的会一点中文，有的一点儿都不会说中国话，对祖国缺乏认识和了解。他们还发现，当时的儿童院负责人对中国儿童有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针对这些情况，谢绍明回国前，主持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反映了情况和“4821”支部会的意见。信中说，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些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国内，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了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谢绍明把这封信交给了与他一同回国的王稼祥。

据陈祖涛回忆，大约是1950年，我驻苏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向他询问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的情况，并在他陪同下亲自去了一趟，查看了留在那里的中国孩子的名单。1950年上半年，苏共中央作出决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把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培养的中国公民子女送回中国的请求（附名单）；责成苏联红十字会和红半月会的执委会（霍洛德柯夫同志）于本年7月至8月做儿童的送回准备，并把他们送至贝加尔斯克车站，以便转交给中国代表。”1950年8月，几十名中国孩子回到了祖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又去苏联接受了高等教育。

“4821”支部在伊万诺沃期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儿童院图书馆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一些他们在别处从未见过的照片，有长征干部撰写的回忆录，有这些干部在苏联学习时的各种笔记，还有一些第三国际时期的档案。他们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东北局，建议及时收集整理，运回国妥善保存。

1950年八九月，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苏学生抵达莫斯科，所有留学生由我国驻苏大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管理，“4821”党支部解散，与新来的党员合起来，按学校重新组织了党支部，“4821”党支部与东北局的关系也从此结束。后来，李鹏被中国驻苏大使馆指定担任中国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并参加大使馆的留学生党委。

学子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克服了语言和各方面的障碍，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批留学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望，在公布毕业考试成绩时，大家的成绩基本上都是5分（苏联当时实行的是5分制），最差也是4分，罗西北更是以所学全部课程5分的成绩毕业。

回国

1954年前后，这批留苏学子毕业回国，当时祖国正处于火热的建设时期，他们也没有烈士后代和高干子弟的特殊身份和要求，大家都愿意去基层、去艰苦的地方。当时领导安排李鹏在机关里当秘书，李鹏明确表示愿意到基层去工作，最后他被分配到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和叶楚梅一起到了沈阳第二机床厂；谢绍明到哈尔滨飞机工厂；叶正大、叶正明在沈阳飞机厂；贺毅本来被分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但他请求下基层，与崔军一起到了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罗西北先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北京水电院干了两年，1955年底到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一干就是10年；林汉雄分在北京，但他没有坐机关，而是自愿到北京官厅水库工作……这21人从苏联学成归国之后，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辛勤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李鹏与夫人朱琳

可谁曾想到风云突变，“文革”时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他们这21人被打成“苏修特务”，“4821苏修特务案”也成了由康生主抓、中央三办立案的大案。在那段黑色岁月中他们经历了种种坎坷和磨难：

水电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时候，罗西北正在以总工程师的身份领导建设黄河刘家峡水电站。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钟爱的工作上，无论道德品质还是工作业绩都让造反派无懈可击。因此，“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罗西北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报，成了当时刘家峡工程局唯一幸免的领导干部。

可是，1968年6月，罗西北突然成了“隐藏最深最深的阶级敌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之后，他被勒令去打煤砖、挖臭水沟，甚至被支使去打扫女厕所以羞辱他的人格。再后来，罗西北被关押在单间的“牛棚”里，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诸如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每一次发报的电报内容。达不到目的，专案组的人便反复地折磨和摧残他。他们把关押他的那间“牛棚”的窗户用牛毛毡钉死，把小单间变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撤睡都不准出屋。就这样，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被打倒了：罗西北的身体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神经反应症状……

罗西北和家人

“文革”开始的时候，崔军在黄河青铜峡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兼质量处理办公室主任。“文革”开始后，由于一大批老同志和业务骨干被打倒，青铜峡工程整个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1967年7月24日，青铜峡工程局的两派“革命”组织“联总”和“工司”在青铜峡黄河大桥发生武斗，一青工在夺取火车头的“战斗”中不慎掉下来被火车轧死。事后，崔军去看望了这位青工的父亲，一位老浇注工人，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崔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几句安慰话竟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铁证。次日清晨，“打倒杀人凶手幕后策划人崔军”的大标语贴了出来。几天后，除了“杀人凶手”外，崔军又被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1967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大概10点多钟，崔军的家门被叫开，一群戴着“造反”红袖章的人蜂拥而入，指着崔军的鼻子大骂“杀人犯”、 “苏修特务”。随后，他家中的技术资料和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片及笔记，被革命小将撕的撕，摔的摔，扔了一地。崔军在苏联和外国学生、外国教师的合影照，他在黑海休假时和同学一块游泳、晒太阳的照片，成了他里通外国、生活腐化、搞特务活动的罪证。珍贵的技术资料和文艺书籍被销毁，照片和纪念品被抄走。崔军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

之后，他每天胸前挂着重达二十多斤写有“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的大铁牌，戴着二尺多高、用15圆钢筋做成的高帽子，穿着纸糊的写着各种侮辱人格的词语的衣服游街，被人拳打脚踢，用指头粗细的钢筋棍抽，受尽了屈辱，吃尽了苦头。造反派扣发了他的全部工资，每天只给一毛钱吃饭。一毛钱，崔军天天只能吃个半饱，还要去干重体力活，打风钻、搬水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

和罗西北、崔军大同小异，“4821”的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谢绍明在沈阳被隔离审查，每天就是两件事：干重体力活，接受批斗，饮食上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邹家华被关押在“牛棚”里，大夏天不给水喝，逼得他只能在吃完饭洗碗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偷喝洗碗水，1968年他和叶楚梅夫妻俩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下狱，直到1970年后才得以出狱。朱忠洪在长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在“文革”结束前后来到北京，不幸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84年10月2日，李鹏在北京百万庄与岳父朱己训（前排中）及全家人合影。前排右一为朱琳，后排左起依次为：李小鹏、李小琳、李小勇

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约见电力部李锡铭、李鹏谈话时，李鹏反映了“4821”的情况。胡耀邦要他列出名单，李鹏当场写出了19人。第二天，胡耀邦就把这份名单批转给宋任穷，宋任穷看后，于25日批转中组部几位副部长传阅，指示要进一步考察了解21人的情况。1981年1月17日，中组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仔细看了材料，并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其中，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所在的八机部生产局对他的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说：“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胡耀邦批示中还说：“我感到其中的不少同志可能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同他们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才能看出对他们安排是否适当。”1981年2月，中央调整电力部领导班子，李鹏出任部长、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到1981年底，“4821”中被提到副部级领导岗位的有邹家华、叶正大、贺毅，林汉雄、谢绍明被定为副部级后备对象；担任了司局级领导职务的有任湘、萧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刘虎生也正待提拔为副局级。其他同志任处级职务的4人，工程师2人，一般干部1人。

从那时起，这21人中，除了罗镇涛去世、朱忠洪失踪外，其他人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担当起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苏云接受凤凰卫视采访

李鹏、邹家华曾分别担任过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林汉雄曾任国家建设部部长，叶正大中将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参与了五种型号飞机设计、研制的组织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奖。

谢绍明曾任原国家科委部长级顾问，党组成员，是万里发起的国家科技扶贫的具体组织者。萧永定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罗西北曾任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原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原水电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8年授予少将军衔时崔军（左）同贺毅（右）合影

贺毅少将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主任，他在建国初期首创混凝土大块、高块浇铸大坝电站的力作而延用至今，先后参加了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三峡等国家重点建设。崔军少将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在海拔4400米的高度设起了羊卓雍湖水电站。

叶正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顾问，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主任。任湘曾任北京地质局局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会长，被誉为“中国地热之父”。

叶楚梅曾任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杨廷藩曾任国防科工委局长，刘虎生曾任国家经委科技局局长。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当重要职务或者成为技术骨干。

邹家华叶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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