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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 | 渝笙:我到劳改煤矿寻访右派二舅

欧阳惠 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简介

 

渝笙,又名欧阳惠,1940年生,研究员,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发表过许多文章,也写过数本专著,只是大多数是科技及其有关的东西。退休后静下来,脑海中不断泛起奌滴的记忆,零星的人生感悟,一鳞半爪对社会的体味,对未来的一絲憧憬,便把它记了下来,也用它们去描绘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在报刋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十余篇,在网上发表短文二十余篇。


原题

反右运动60周年祭

雪夜背后的脚步声



1963年春节邻近的那些日子,此时国家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对知识分子高压状态也日趋缓和,正如古人云“每逢佳节倍思亲”,全家人开始想念失联四五年我的二舅。他于195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被安排在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吉林大学)教书,1950年代后期突然消失,没有了音信。


我的外祖父母十分想念这个失踪的儿子,二舅没有结过婚,她们只得写信向学校以及一同回国他的友人打听,仅获悉他1957年秋被打成右派,就离开了学校,却都没有告诉他具体在那儿。后来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到来,外祖父母因年迈,营养跟不上,加上思念这个儿子,带着遗憾双双离开了这个世界。临终时告诉在她们身边我的二姨,无论如何要找到二舅。


二姨于是向东北人民大学,吉林省政府,甚至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打听他的下落。直到1961年才知道他被打成右派后,被送到杉松岗煤矿进行劳动教养,这时我们大家也才知道杉松岗和以它冠名的煤矿。


二姨和大舅住在家乡安庆,她们都年老、多病,加上路途遥远,我母亲也是刚从髙压政治氛围解脱,另外也年迈和身体不好,她们都没能马上前去找他。1963年春节,我已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获悉这件事后,便主动请缨,给家庭分担些责任。这年春节前我便启程前往这个十分陌生的处所。


我经过一番寻找的周折、旅途的颠簸,于三天后的夜晚到达杉松岗,它只是长白山余脉龙岗山西北麓的一个小屯,在当时出版的地图上,还找不到它的标识,是否与由于这个煤矿的特殊任务有关,不得而知。



在这座劳改煤矿,我和这些劳教人员一起度过了一段日子,不仅劳教人员,就是管教和煤矿的后勤人员都对我十分友好,他们大概觉得我不怕受牵连,能来这儿探视这个从未听说有亲人的右派,而且还只是他的甥,实属不易。


我不仅替家人送去了问候,还转送给他一些钱、粮、物。不久他被解除了劳动教养,留矿就业,被安排当保管员。在我二姨和母亲的支持下,他申请辞职,离开杉松岗回到了他的老家安庆城里,以后十来年,他只是在家看看书,街上走走,虽然经济不宽裕,但躲过了“文革”一劫。


在春节前三天,我踏上了归途。杉松岗和在沈吉线上的辉南县城有一条铁路相通,但从杉松岗发的客运列车的终点却是梅河口,我考虑到梅河口是个枢纽站,在那儿转车,比在辉南可供选择的车次要多不少,因此回程时,没有从来时的辉南倒车(杉松岗属辉南县),而是买了一张去梅河口的车票,随后登上了返程的列车。


我在杉松岗上车后,找到一个位置坐下,车内大多是粗壮的中年男女。这种支线火车,车厢中间安有一个火炉,旅客们就坐在四周的椅子上,虽然周围的人一目了然,我没有去打量她们,而只是沉默地想着在杉松岗渡过的这几天日子,见到的人和事。任凭火车顶着寒风在山丘中穿行。3个多小时过去了,火车到达了梅河口。下车后,很快就买到了一张去沈阳的火车票。


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我街上买了两个火灼,打了点开水,进入候车室。我利用候车的空档,喝着水,并就着把“火灼”吃下。这是一趟短途慢车,提前半个小时放人,我进入车厢,找到一个位置坐下。


不久,我对面座位坐下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觉得很面熟,似乎在杉松岗至梅河口列车上,她们俩不但和我同坐一节车箱,而且相距不太远;后来,我在梅河口买票时,也看见这个女孩和男孩就站在我后面排队购票。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本来列车就是人员流动的场所,人就和水上浮萍一样,也可能相逢、也可能分离,有老有小也是正常的。


只是此时心中却在问:她们这么小,去杉松岗干什么?或许像我一样探视一个亲人,那个人是她们什人,她们年纪这么小,男孩还是个刚会独立活动儿童,她们前来探望的一定是父母或者很亲的亲人,为什么这个人不来送她们?是不是那个人失去了自由。她们在读书吗,还是流落到社会?只是偶尔相遇,我不便问她们,她们也一言不发,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着,任凭车子摇晃、行进。


在梅河口倒车不久,黑夜便降临了,我担心到达沈阳的时间太晚,去塔湾或“辽大”〔虽然“辽大”离我们家还有一站多路〕所有公共交通车都会停运,那样我就必须徒步走十四五里才能到家,独自在深夜里冒着寒风行走,是十分艰辛、孤寂的,心中便暗暗企望火车能早点到达。


晚十一点钟火车才到达沈阳,一下车,我就去寻找去两地的摩电、无轨、公共汽车,一部也未找到。我正有些沮丧和不知所措时,突然我看见一趟开往北站的汽车,如果在北市场(北站前一站)下车,只需走四五站路就可到家,比从这儿走回家要省去三分之二的路程。


于是便登上了去北站的汽车,我在北市场下了车后,这条路一年前我走过一次,便搜索着记忆,判断着方向,一路走去。拐了几条道路,灯光越来越暗,隆冬的深夜,没有碰到一个行人,我踩在雪盖上,沙沙作响。我似乎听见身后有人的脚步声响,且若即若离,我有了些紧张,却并不害怕,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身上无钱无粮,要来打我的主意,他还不会轻易得手,那么后面的人跟着我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次出行,家里人曾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到一个十分陌生的山区,还是去一个劳改煤矿,寻找一个多年不知消息的右派,他可能在那儿被强制劳动,或者什么其他处罚的,去探望是否受到牵连,或其他攻击不得而知。虽然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返程的路上最好不要出什么岔子,还是应该小心为好。


我不敢回头张望,只是加快脚步往塔湾方向走去,但后面声音并没有消失,还是在背后近处响着。我看见前头路口明亮的灯光,我估计快到通往塔湾的主要马路,我的心也放松了许多,袭击我的地段已经过去,前面那条路上一定有夜行的人和车辆,还有路两旁临街铺面、房屋内未睡下的人们。


我走到这条大马路上,确实不象刚才那些街道僻静,不仅路灯明亮了许多,路旁的房屋内也射出弱强不一的光亮,偶尔也能见到行人,以及大车和唿哨而过的汽车。我身后的声音仍在响着,这时我已敢于回首望去,却看见后面走的人是杉松岗上车,又一路坐在我附近的那个少女和小男孩。


那知在深夜的雪地里,她们跟了我一程,也惊扰了我一路,此刻我却泛起许多同情和共鸣,不觉向她们投去关切的目光。


只见她们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在踩硬的雪上行走,她们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继续走她们的路。本来我想停下来,等她们走到面前,问她们点什么。我犹豫了,在这样的场合,同她们说什么都会引起误会。我又继续走我的路,偶尔我也回头看一下,但彼此都没有言语,我走到了一叉路口,进去二十多米就是我居住的轻工业学院后门,我拐进去后,侧身看着她们经过路口,然后又从视线中消失,我才进入我居住的大院。


到家十二点多了,大家都已睡下,我轻轻地进到屋内,还是把全家人惊醒。我的杉松岗之行就此告一段落,对家人的安慰和夸赞,我只谈谈地说:“这没什么。”此刻,甚至躺下后,同行的少女和小男孩却许久都在我脑中不断闪现。


随之春节到了,我们全家沉浸于许久沒有的祥和气氛之中,大年初五,二舅也从杉松岗来到了我家。经过商议决定,我二舅退职回到老家安庆,他先后靠二姨和我母亲提供生活费用,许多年过去了,二舅于1979年改正复职。随后他回到了吉林大学教书,过去他还不是正教授,复职后不久,他也成了正教授,并是“文革”后为数不多的经济学教授之一。


每次二舅和母亲会面,或电话或其他形式交流,经常会提及那次我杉松岗之行,我在身边时,说一句“不值一提”外,我又不觉想起那个和我同行幼小的姐弟,她们探视的亲人以后状况如何?是否她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0年代中期二舅离开了人世。我大脑中仍然会记那个雪后的深夜,身后两个小孩脚步声时远时近的点点滴滴。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刊推送,文图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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