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6)织围脖的姑姑：回复@俗斋主人:前几年，我每年花一千元捐助‘母亲水窖’。但现在我觉得这是该国家做的。不过，国家不可能给孩子们买玩具，于是我买。(3月11日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张阿妹，1952年生人。文革开始时在人大附中初一读书。1969年到延安专区宜川县插队，1973年在西安当工人，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1985年人大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体改委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9年赴美读书，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曾任联合国发展署顾问。退休前为美国一家信息公司高级分析师。原题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姚锐，1953年生人，1969年初延安插队，1970年底入伍。1975年初回京在北京市政府局机关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参加中央驻七机部工作队。198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就职于外企北京办事处及旅行社等部门。1994年下海从商。原题也说说那史无前例的日子——有关母亲、亲人的回忆作者

贵在激励新三届公众号奖金池文章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延伸阅读孙中才：四舅爷的一生，从留学生到“大地主”清华附中老三届程远：回忆1966年的清华附中程远：清华附中学生混入大学战斗队霍秀:

父母培养下,我们七兄弟姐妹都考取大学刘新路：兰州大学，反右运动与我的父母王菊九：运动中写大字报与父亲划清界限万湄:

遇罗克及其他杨团：母亲韦君宜与《思痛录》成书始末杨团：纪念我的母亲韦君宜韦君宜：我所见的反右风涛不想与您失联请关注备用号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曾用名刘五一，1969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调入燃化部石油公司工作，曾在中国社科出版社、中国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等部门供职，期间在以色列工作生活多年，现已退休，定居北京。原题复课闹革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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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维：收听敌台，被打成“现反”系狱九年高峰：喝隔夜茶的人王小玲：提起写简历填成分，我们都十分紧张陈新民：“苦人儿”张东泉罗维开: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徐昭英，1948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留学，1987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圣约翰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系，后从事计算机软件工作。现居美国华盛顿。原题家事国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谢悦，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六九届北京知青，1978年参加高考，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任职多家期刊，编审，现已退休。原题今生完了西厢债——外公外婆的西厢传奇作者：谢悦外公外婆结婚20周年纪念照01凌晨时分，家人们听见外公和外婆在自己的房间里说话，说的什么无人能懂。外公几年前因为中风而失语，说出话来往往令人不知所云。唯有外婆能和他对话。天亮时，外婆自己洗了身子，喝下一杯水，然后躺到床上。她就这样去了，极其安详。房间里的两张床现在空了一张。外公呆呆地坐着，呆呆地想。突然，他指着那张空床问道：“她呢？”“不在了。”“——噢。”他叹口气，一行浊泪从干枯的眼角边爬下。然后就呆呆地坐着，呆呆地想。外公大约想到了1921年，他和安庆一中的同学在工业专门学校门口办起贩书部。一个阴雨天，有位不到30岁的年轻男子来买书，外公便极力向他推荐郁达夫的新作《沉沦》。那男子微微一笑：“我就是郁达夫。”不远处，有人对身旁一位年轻女子说，贩书的那个青年，就是学生中带头写白话作文的“小胡适之”张友鸾。其实年轻女子早就知道张友鸾，她是铜陵县出来读新式学堂的女子第一人，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当了教员；她的学生中有个圆圆脸的女孩子，女孩子的哥哥就是张友鸾。翌年外公到北京念大学。课余，他与老师郁达夫去德胜门桥头，体味黄仲则“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的境界；或者去老师邵飘萍的《京报》馆，与焦菊隐合编《文学周刊》。但外公最爱去积水潭，因为身边有外婆陪伴——就是教外公妹妹的那位年轻女教师。外婆也到北京来读大学，而且与外公同窗。积水潭是古都水陆的汇聚点，也是外公与外婆大半个世纪命运相随的源头。这片蒹葭苍苍的寒潭碧水，见证了两颗珍重相许的心。毕业后，外婆回家乡继续执教。外公留在了北京，他徘徊在积水潭边，思念远在南方的情侣，只能在《语丝》上发表一篇《积水潭前》来倾诉心曲：我羡慕白鹭，也想吃一滴清露，然而白鹭的自由，我终于没有。我好久没见你，我愿托白鹭将我的心魂带与你。苹啊！你若再见到白鹭的栩栩，那就是友鸾站在你的面前——心前。98年前的农历正月初十，在外婆的家乡安徽铜陵，一乘花轿将外公抬进了外婆的家门。外婆是独生女，按照乡俗，外公要象征性地当一回上门女婿。据《民间的回声——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说，外公英姿俊秀，他结婚时，到铜陵迎亲，码头上聚了很多人，就为一睹新郎的风采。证婚人周作人送了一副对子，用的是《西厢记》里的话：“文章魁首，仕女班头。”朋友张恨水送的一阕贺词说：“银釭烛下双双拜，今生完了西厢债。”朋友左笑鸿也送了贺词：“依旧张郞，依旧崔娘。”因为外公姓张，外婆姓崔。二人同月同日的生日，只是外婆大外公一岁。02南京的梅雨一直浸到心里去。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始终不停，屋里却再也听不到外婆用烟嘴滴滴答答磕打烟灰缸的声音。隔几个小时，外公便指着那张空床问：“她呢？”“不在了。”“噢——。”仍然是一声叹息，一行浊泪。然后呆呆地坐着，呆呆地想。1987年外公和外婆执意要从北京搬到南京来。他们知道时日无多了，南京是他们叶落归根之地。对于死亡，外公早已没有了恐惧感。这辈子他见得多了。他的那些老师和朋友，邵飘萍先生、李大钊先生、恽代英先生、郁达夫先生，都先后殉难了。1957年，外公成了冯雪峰集团的骨干。外婆常说老冯是个厚道人，可惜命不好，偏偏在1976年除夕去了，只差一步就能熬过来。后来为冯雪峰补开追悼会，外公拟了一幅挽联：“先到延安不如后到延安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石焕南，1948年出生，湖南祁东人。北京57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赴延安插队，后任延川县县革委会通讯干事。197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80年考入北师大数学系高校师资班，结业后调入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期间在北师大数学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三级教授，2008年退休。原题回忆父亲——为纪念父亲诞辰壹百周年而作（外一篇）作者：石焕南父亲大学毕业照我的父亲石承忠，1919年3月24日(农历二月二十三卯时)，出生于湖南原祁阳县西区的深塘冲村（现属祁东县）。卒于2016年6月23日，终年97岁。明天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写就此文，以表达对父亲的深切的怀念。1946年9月，父亲广西大学矿业系毕业后，就职于广西平桂矿务局。1953年1月，调到北京有色设计总院工作。担任多项有色金属矿的设计总负责人，负责全国的铜、镍的规划。1987年，被评为教授，研究员级的高级工程师，受聘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采矿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小组成员。1989年，年满70岁退休。父亲年轻时身高一米八二，英俊魁梧，喜欢体育，高中时曾获湖南岳云中学铁饼冠军，高中、大学及广西工作期间均为篮、排球队员。父亲之所以高寿与其年轻时打下的健壮体魄不无关系。父亲就读的岳云中学当年是一所著名的中学，有“北有南开，南有岳云”之说，该校尤以数学见长，我自小喜欢数学，今以数学为业不知是否与遗传有关？父母结婚照父亲1946年广西大学毕业，一年后与湖南祁阳著名教师桂秋芳之长女桂挹芬结婚，有了一个温暖的家。父母一辈子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男二女六个孩子。七十六岁那年，母亲积劳成疾卧床不起，父亲端屎端尿，亲自服侍，直到两年后母亲去世。父亲威严，不苟言笑，我们兄妹六人都非常敬畏父亲。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骂训斥孩子，顶多瞪一下眼睛。父亲虽然从不打骂训斥子女，但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对子女，尤其对老大和老二做一番教导，教诲做人的礼义廉耻。比如，常教导我们要刻苦学习，将来要凭本事立足社会；以一捆筷子和一根筷子比喻兄弟姐妹要团结互助，我们自然洗耳恭听。小时候若随母亲上街，或许能吃得一根三分或五分的冰棍，但随父亲上街，休想得到一分收获。父亲也从不夸赞孩子，倒是到了迟暮老年，我才听到父亲当面夸我的字好，文笔好。文革前父亲虽然工资一百多元，但养活六个孩子，还要赡养和接济在农村的祖母和两位叔叔，一家八口人生活也十分拮据。记得母亲月底经常要向好友借钱，然后下月发工资后偿还。印象中，小时候我家从来没下过馆子吃过一顿饭，极少买得现成的衣服穿，常常是父亲像看工程图纸那样，照着纸样儿裁剪，母亲踏着缝纫机缝制。做成的衣裤常常不合体。小弟回忆，他上初中前就没穿过新衣服，只穿过新补的旧衣服，全是捡的三位哥哥剩下的，裤腿接了三节还继续穿。为了省钱，父亲买了把理发推子给我们四个小子理发。常常理得参差不齐。待大一点，父亲就让我们兄弟互相理发。上中学后，我在学校给同学理发还受到校方表扬，据说此事还记载在我的档案里。到延川插队后，我带去了一把理发推子，常常给老乡理发。老乡常年不洗头，那把推子用不了多久就坏了。父亲虽然是个工程师，但家务活几乎样样都做。我们爱吃父亲做的菜。父亲手把手地教我们洗衣、补裤、钉鞋。插队时，我带去一个钉鞋掌和碎皮子，在延川县革委会工作时，有的同事见我自己补衣修鞋，以为我是老工人子弟。可能是工科出身的缘故，

，曾用名刘五一，1969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调入燃化部石油公司工作，曾在中国社科出版社、中国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等部门供职，期间在以色列工作生活多年，现已退休，定居北京。原题我的一九六六作者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焦瑶光，1951年生，江苏徐州人。1968年赴甘肃康乐县插队。1971年兰州阿干煤矿工人。1978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系，1987年考取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原题父母教我学做人作者：焦瑶光01我的父母我的父亲焦北辰，（1915——1987年）是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双沟镇焦营村人。父亲是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九三学社社员。曾任全国地图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甘肃省科学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地理学会理事长、甘肃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西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副主任。《中国地名词典·甘肃卷》主编、获全国地图成果一等奖、翻译英文《西非地理》、俄文《地图学》。父亲出生在地主家，自小丧母，是爷爷和大伯带大的。在焦营的小学和中学学习。1936年父亲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师大被迫西迁到陕西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父亲从西北联合大学毕业。抗日战争，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父亲带领一家人躲战争、防炮火。抗战胜利了，江苏省主席王茂功邀请父亲出任江苏省徐州中学校长。1949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去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1953年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劲去东北师范大学做报告，号召有志青年支援大西北，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携家带小，放弃东北师范大学的暖气楼房和美丽的校园，举家九口人来到西北师范大学。1960年父亲去桂林阳朔时的照片我的母亲高英格，（1913——2001）江苏省徐州市双沟镇人。是一位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封建社会女孩子从小裹足，她晚年时，我给她洗脚，才仔细看到母亲脚后面的三个脚趾全部撅折踩在脚底下。真不敢想象，她一辈子怎么和我父亲走南闯北、相夫教子的。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出生在大家庭，她不仅聪明而且有智慧。我们孩子们经常惋惜地说：“如果妈妈要是上学读书，学问肯定也不会差的。”梁漱溟先生说：“什么是文化，生活方式才是文化，农民没有知识，你不能说没有文化。”母亲就是没有知识，不识字。但是母亲是一个有格局、有视野、有文化的大家闺秀。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徐昭英，1948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留学，1987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圣约翰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系，后从事计算机软件工作。现居美国华盛顿。原题我的高考——华东师范大学情缘作者：徐昭英说到我的高考，必须先要说一下我高考之前的生存状态，因为那时处于一种特殊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非常的“另类”。按正常的学制，我应当于1967年高中毕业。60年代的高中生每逢夏秋二季农忙时节，必得去农村帮忙干农活十来天，名曰“三夏”或“三秋”。那是1966年的“三夏”，我们在上海郊区松江县一个人民公社干得正欢。每天搬运大捆收割过后的油菜杆，或是帮助插秧的社员运送秧苗，晚上睡在垫有麦秸的地铺上，一屋子的同学“欢聚一堂”，热热闹闹。虽说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已经闹腾了有一阵子，可是旧的秩序并未打乱，生活似还如常进行。一位总务科的老师常来往于学校和我们劳动的公社，每次从学校回来他总是摇着头说简直“不得了”了。说话间他时不时翻一下白眼，表情略带几分惶恐，几分不屑，十分复杂，我们当时并未在意。可是当载学生回校的巴士在校园里停下，我们一个个抱着铺盖卷下车之后，眼前的情景着实把我们镇住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充斥于走廊、教室、办公室，甚至厕所门上。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老师、门房老大爷（据说是漏网地主）……,这些平日里熟悉而又受人尊敬的长者名字在大字报上随处可见，并常常伴以猩红的大叉。偶见胖乎乎的教导主任匆匆穿过走廊，平日里笑口常开、诲人不倦的神态全然不见，脸上是一副十足的倒霉样。在我个人的记忆里，从这天开始，生活的相对平静不再。社会上翻江倒海，传统价值观、正常的人际关系全部遭到颠覆。这就是几十年后国家的文件里所说的“由领袖错误发动的，被四人帮利用的……”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政治运动开始了。很简单地通知一下，全中国从初一到高三所有的中学生全部不用上课了，专职搞运动。“破四旧，立四新”,“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运动的波浪此起彼伏，青年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始终在领袖的号召下冲锋在前。可是在“红卫兵”的阶段性作用完成之后，这么大量的学生滞留在学校每天晃晃悠悠，既不念书，又不知道除了“革命”之外自己还能干点什么。他们占着学校的资源，新生又进不来。问题呈现出来不久，领袖及时发出了青年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很快，大多数学生背起行囊，在火车站与家人相互挥泪告别，直奔农村而去。而给予他们教育的农民阶级，根据我们所接受过的阶级分析法，这是一个并不先进，思想带有很大局限性的阶级。根据当时让学生“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号召，这些学生应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终成为一个农民。不管怎样，学生们这一去，战天斗地十来年，把芳华留在田野里之后，绝大多数还是各自另找出路。而当他们以后在回顾自己的农村生活经历时，虽然不乏对留驻过自己青春的土地保留了一份感情，但几乎没有人认为在自己差不多还未成年时中断学校的基础教育，跑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教育“很有必要”。在如此历史的大背景中，我个人的经历稍有不同。我这个曾经的游泳运动员，在做陆上大运动量训练时有不止一次昏厥过去的意外，必得去医院输葡萄糖液，而且一输就好。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典型不想与您失联请关注备用号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季烨：女生休例假要扣工资，农工班的小伙伴都激怒了杨立伟：在北大荒“开荤”吃死狼肉王立平:

“苟全性命于乱世”（《出师表》）。我一路走来，没有大起只有大落，不觉已走进古稀，反倒安逸、“巴适”得很，多少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气概。

,"一锅端"上山下乡谷健之：带薪支边，百名杭州学生插队东极抚远杨立伟：在北大荒“开荤”吃死狼肉王立平:

1974年11月，我从哈尔滨下乡到北大荒，抚远县黑龙江兵团六十68团一个开荒连队两个多月后。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学者简历李超，1947年生，江苏溧阳人。小学、初一在北京，初二初三在黑龙江五常县，高中在哈尔滨六中。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恢复高考后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校大专班，后留校任教。2011年退休后回到北京。

：我见证的人大血腥武斗余琼琼：一生的道歉，只为九毛七分钱不想与您失联请关注备用号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王见勇，甘肃静宁人，1956年生，1974年静宁李店（成纪）中学高中毕业。毕业后赴宁夏灵武农场劳动，1978年考取宁夏大学数学系，1987年考取研究生。大学数学教师，教授，已退休。原题坎坷曲折考学路作者：王见勇先从高中说起吧，我的高中是考了两次才考上的。我是甘肃静宁人，1971年底初中毕业，投考了我们相邻公社的李店中学（现成纪中学），我们公社没有高中。文革造成的混乱使那时中小学的毕业升学改在了冬季。记得那次考题有一定难度，考场纪律也还严肃。由于平时基础较好，自我感觉考得不错，但1972年春节过后看榜知道未被录取。一位熟人帮忙打听得知，按成绩排名应该录取，但我的政审没有过关。原因是我父亲三十年代平凉师范毕业，从事教育工作，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剥夺公职，回乡劳动。没有办法，托人补习了一年初二。那时的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这年夏天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被推荐报考了一次平凉师范，但最后也没有被录取。到底是后来又被认为教育不好了抑或其它原因，不得而知。1972年底我第二次报考李店中学，结果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同龄人都记得，1972年后半年我们碰上了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那次中考是全国文革十年中最为严肃的一次。我想这次能被录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这昙花一现的“回潮”大势，第二是自己名列第一的考试成绩，二者缺一不可，因为升学政审从文革前一直持续到了文革后的若干年。然而比较正常的高中学习只持续了半年，1973年夏天，在高层另一派别利用辽宁张铁生白卷事件和河南马振扶学生自杀事件掀起反击“回潮”的潮流之后，学校又陷入了严重混乱，直到文革结束。1974年11月高中快要毕业时，接到了小姐从宁夏灵武发来的电报，让我去灵武农场落户劳动。在想吃饱肚子和躲避政治高压的双重愿望驱使下，我没有听从老师让等等毕业考试的建议，果断出门奔赴宁夏，准备放弃即将到手的高中毕业证书。幸运的是在我返回老家转移户口时，在老师和校长的关怀下，学校给了我一次补考机会，让我意外地收获了一张高中毕业证书。人生真是机缘巧合的产物，如果缺了这张证书，后来我将永远失去报考大学的资格，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我怀揣这张当时看来百无一用的毕业证书，去宁夏灵武农场开始了在土中刨食的生涯。即使有庄生梦蝶的能力，那时我也不敢梦想以后还有能用这张毕业证书报考大学的机会。但父亲毕竟见多识广，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我：“闲下来要经常翻翻书本，不要总怨别人不用你，假如有一天有人真要用你，你拿什么应付人家呢？”可能是听了父亲的建议，也可能是本身的性格和兴趣使然，除了锨锹锄镰等劳动工具外，我在宿舍总还备有纸笔和三两本书。由于无法想象还有升学的机会，我读过的中学课本没有从老家带来，平时手头的几本书都是从农场队上团支部图书室借来的文科书。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图书归我管。记得到农场后的1975、1976两年，我所在的小队都有人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学员选拔，而且确有一位成功“上岸”，但那事好像很神秘，除了与权力沾亲带故者外，连一般出身好的老职工子女都摸不着门道，更别提像我这种双重外人了，连想都不敢想。1976年秋天文革结束后，1977年的春夏好像再没有推荐工农兵学员，而且有人传言国家可能要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由于从小学开始就看惯也经历惯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审查，当时我不敢相信还有不经组织推荐和政治审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高考制度。直到这年深秋从高音喇叭中清清楚楚地听到，从报纸上明明白白地看到有关政策后，我才相信了这种消息的真实性。于是到了11月下旬，没有也不必征得领导同意，我和队上几个伙伴一起去农场场部报了名。我主报了数学专业，考试时间定在了12月中旬。那时志愿填报在考试前进行，完全就是瞎子摸象，靠碰。不知为何，我们队上还有那么多的高中生没去报名，特别是前几年被多次推荐参加工农兵学员选拔而未中的那几位，没有一个报名的。考虑到考取的可能性极小，我没有请假备考，复习只在业余时间进行。我在老家读过的高中课本没有带来，只得找跟前一位没有报名的小伙伴借了一套人家用过的教材。语文没有复习，政治临到跟前划了划，背了背，精力全部花在了数理化上。1977年高考分省出题，翻开借来的宁夏教材一看，发现与我在老家用过的甘肃教材完全是两码事，宁夏用的是北京教材，比甘肃教材内容全面又深刻了许多。例如排列组合，忘了我们没学还是甘肃教材中压根没有安排，但在宁夏或北京教材中却占了很大篇幅。我仔细读了两天，对排列似乎有了那么点意思，但一做题目却又什么都不会。一翻组合发现更难，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排列组合的复习。尽管准备得那样不充分，在后来的语文和数学考场上我还是得到了监考老师的特别关注与赞许的眼神。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四场考试分两天进行，考场设在灵武县城一所小学，离农场我们队也就十几里路，早晨骑自行车去，下午考完即回。第一天中午在街上吃了点饭后，去此小学一位熟人老师宿舍想休息一下，不料人家小姨子也在参加考试，打了个招呼后便在校园内转悠，直到下午考试。第二天中午在饭馆里多磨蹭了一会儿，然后就在街上瞎逛。那时的人不值钱，没有听说有谁租房高考的。经过一个来月的等待，听说县文教局张榜公布了成绩上线名单，前去一看，发现我的姓名忝列榜单，大专以上好像全县也就三四十人。紧接着就是对上榜生进行体检。明知自己身体不错，但体检那天还是非常紧张，甚至比考试还要紧张，原因是考试时没报多少希望，而现在似乎成功就在眼前，希望与杂念自然使人担心或者过度紧张。体检之后让人揪心的等待才真正开始了。从体检十几天后开始，天天盼着邮递员带来好消息，但每次都没有结果。1978年春节前后不断听到有人被录取的消息，但就是没有自己，于是节后去县文教局咨询了一趟。接待的老师听我简介后分析说，未被录取的原因估计是政审不过关。真见鬼，怕什么来什么。当时我报名表上父亲的身份仍然填的是“历史反革命”，但是相信了宣传，心存侥幸，希望录取时不受影响。虽然大政策允许我们这样的人报考，但从录取情况可以看出，在二十几年的惯性作用下，具体的录取政策和招生人员的弯转得不可能那样痛快。有一件事情充分说明了有些人的这个弯转得多么艰难与痛苦。大四即将毕业时，我和对象明确了恋爱关系。一次为某事去了趟她姐夫上班的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秘书科，见到一位文革后期曾到我所在的农场蹲点社教的人也在同科上班。后来连襟告诉大姨子那人问他：“你们好好的一家人，怎么和那样的人家结亲？”要知道那时已是1982年的春天，冤假错案平反基本结束，地富反坏右几乎全被摘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席卷全国。就是文革结束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把当年的贱民一视同仁心存芥蒂，他们总愿把人从出身上也分出个三六九等。随着春节后农场开工上班，被大学录取的希望好像越来越渺茫了。这时农场通知要在青年职工中通过考试招聘一批教师，充实本场十来所中小学的教师队伍。报名的好像有四五十人，考试在场部中学进行。我感觉考试考得也不错，毕竟在全县只有三四十人上榜的高考中能够胜出，按成绩在农场招聘中应该也能录取，但是最终也没有接到录取通知。心有不甘，一天去场部托在机关上班的一位远亲探问，场教育专干明确告诉选拔已经结束，我没有被录取。至此我也就死了心，估计政审不过关和没有过硬的熟人关系两个原因兼而有之。好像到了三四月，队上和我一起报名参加了高考的一位姑娘告诉我，据在场部中学当老师的她舅说，许多学校第一批没有录满，可能要放宽条件，在因政审不过关的上线考生中再行补录，似乎让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此后一天天的等待仍无果，到了五月也就不再指望了。在参加77级高考和农场教师招聘两次失败让我灰心丧气之时，收到了父亲从家乡寄来的一封重要来信。信中说，经过重新审查，当地县政府宣布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属于错划，即日起予以平反摘帽。可能没有找到任何出格言论，在1957年的反右中父亲没被打成右派，但又因何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呢？当时没人告诉，本人也不敢去问，以为就是运动组织者搂草打兔子式的顺手牵羊。直到1978年摘帽时才被告知，罪状竟然是反右中有人发现了三十年代父亲读平凉师范时的一份学校三青团名单上有他，而组织者根据旧政权曾在1947年有将当时的三青团集体划转国民党的举措，所以推定父亲也是国民党员。按照解放后的政策，三青团不予追究，而国民党员是要查办的。父亲1933年8月入读平凉师范第二届简易师范班，1937年毕业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从来没有申请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青年组织，父亲工作后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自认为与三青团早已毫无干系了。但没有想到在没有任何知情人和具体划转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二十几年前的一份表格和十年前的一项政策，就将一个乡村教师打成国民党员，不负责任到了何种程度！被强加的这项冤罪不但让父亲被开除公职，受尽凌辱二十几年，而且殃及整个家庭甚至亲戚，应该向谁诉说？接到父亲来信后我总算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冤屈的心，高兴地完成了78级的高考报名，第一志愿填报了宁夏大学数学系，政审表上写明了父亲曾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已于不久前被平反摘帽的事实后，便放心地交给了农场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那时的政审我的理解是由农场政治处审核，在表格上加注意见后盖章上报。我想表格上已有老家的通信地址，只要政审人员按照地址一联系，老家政府便会进行电话或者电报确认，或者邮来平反证明。平反事宜归属政治范畴，只能由组织出面，个人无权插手。满心想着今年高考除了成绩，再也没有需要担心的事情了。然而我想得太简单了。报名表上交十来天后，有人代话让我到县文教局去一趟。早晨骑车去后，文教局一位主管老师告诉我，农场转来的政审材料上只盖了个公章，并没有加注对父亲平反的确认意见，更没有从老家转来的平反证明，这样的没有明确结论的政审材料可能对录取产生不利影响。可能上一届因为政审没被录取，这一次主管老师对我的材料给予了特别关注。当看到材料中又有瑕疵后便产生了恻隐之心，于是抽出材料，让我拿回农场，请相关部门加注明确意见或者补充证明材料。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此事让我对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对百姓的敷衍与老师对学生的拳拳爱心产生了初步而又持久的印象。当我拿着材料找到农场政治处办事人员时，人家说盖章就算数，再没有办法。看我站着不走，他让我去找场长。大中午的我饭也没吃，打听着找到了场长家，不巧场长正在午休。在屋外等到场长睡醒已是下午上班时间，他让我第二天早晨去政治处找姚主任处理。在忐忑不安中熬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去场政治处找到了姚主任。姚主任40来岁，是一位像家门大嫂一样随和的女同志。当听了我的陈述，知道因为政审原因导致我77级高考和农场老师招聘两次落败的经历后，主任给予了深深的同情，痛快地答应将马上和我们老家政府联系，取得父亲平反昭雪的证明，决不让政审再次误事。我临走时她再次强调让我放心，他们一定抓紧办理。过了十来天，当我再次去问询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证明材料已经办妥上交了，让我安心复习备考。我上大学后还常常想起文教局老师与姚主任对我的帮助，不料没过几年，当我再次跟人提起姚主任时，那人却说主任已经因病英年早逝了，让我唏嘘不已。说来有趣，先一年77级高考我所在的农场小队还有四五个人报名，到了第二年78级报名的就剩我一个了。当队上书记知道我第二次报名参加高考时在背后议论：“他还考什么，考上也走不了。”这是我们一起干活的一位姑娘告诉我的。其实那时我父亲的问题已经解决，政审材料也已办妥，只是我没有必要告诉他而已。当年对我复习给予很大帮助的三个人让我至今念念不忘。当时已在小学任教的书记弟弟开始和我一起复习备考，他问我数学，我问他物理，合作得还挺愉快，但到报名时他却打了退堂鼓，而把手上一本厚厚的油印复习资料送给了我，而且真诚地祝福我成功，与其兄长的小肚鸡肠判若鸿沟。这家伙农场中学毕业，搜集资料自然比我方便，水平也还不错，如果全力以赴的话是很有可能考上的，哪怕多考两次。那时政策松宽，考四五次的也大有人在。但现实是人家已经有了小学老师这个铁饭碗，一看考大学太难也就作罢了。这样看来，人有退路并非总是好事。二是队上小学的崔校长，对我上一次高考与教师招考的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且托朋友给我买来了《数理化自学丛书》中的两册，鼓励我好好复习。要知那时文化的命已被革了十年有余，除了课本和“雄文四卷”等政治书籍外，数理化类参考书非常稀缺，对于我这偏居农场小队的外来户来说更是如此。三是在宁夏财政厅工作的我的一位堂叔。叔家堂妹比我小两岁，那年也在银川备考。作为省会城市，信息和复习资料自然比农场丰富得多。知道我也备考，堂妹能得到的资料尽量搜集双份，叔叔塞了满满一大牛皮纸信封邮寄给了我，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感到胸中一股暖流在涌动。当时既缺复习资料，也没有一位可以请教的老师。本队的伙伴指望不了，场部有的是高中老师，但是一则不认识，再则十几里路程阻隔也指望不上，因为我一直在上着班。我没有因为复习备考请过一天假，由于那年我一个人负责一道渠子上百亩稻田的灌水和管理，交给别人临时代管一段的确也不太方便，只在正式高考时才由主管副队长派人替换了两天。第一次高考从知道消息到考试一个多月，没有时间认真复习，也就是瞎碰。这一次稍好一点，但备考时间也就半年不到。缺资料，无老师，我的备考全靠自己瞎折腾；时间紧，遇到啃不动的东西只有放弃，只能祈祷考卷上不要碰到，藉此保持心态平和，不致过度焦虑。距离考试只有五六天时，队上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彻底打乱了我的复习备考。那天中午去食堂打饭时知道，给我们煮饭的那位年轻炊事员早晨发生了触电事故，已被送往场部医院抢救。食堂有三个炊事员，这位年轻的三十不到，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和我们这些搭伙的食客非常融洽。那天他伸出湿手抓了一把挂在横过灶房的铁丝上的湿毛巾，一道蓝光闪过，人被电翻在地。待人赶到救助时已经不省人事，大家火速将其送往场部医院抢救。随后电工一查，原来是什么机器用的380伏的动力电线搭在了挂毛巾的铁丝上，且电线绝缘层破损使铁丝带电所致。如果只是220伏的照明电的话，情况可能不会这么糟糕。平时晚上我一个人上稻田渠子看水不在话下，但当天晚上非去一趟不可时，我却有点害怕，后来喊上路口遇到的商店售货员陪我，好赖熬过了这艰难的一趟。炊事员抢救了一天一夜，终究无力回天，第二天将其尸首拉回暂厝在了我们宿舍旁边的那间临时工棚内，准备追悼和安葬。那个年代没有冷藏冰柜，大夏天的，安装了大功率电风扇驱蝇防腐。我们宿舍远离家属区，尽管我白天不怕，可是一到晚上听到电风扇呜呜响个不停，不由使人头皮发麻，毛骨悚然，再也无法静心复习。这时多么希望同住的伙伴们能在宿舍，但他们都出去玩了，直到午夜才回来，吓得我一夜什么也没干成，而且后半夜也睡不着了。第二天一如既往。本来平时晚上希望伙伴们出去游玩，好让我一人安静复习，但这两天我是多么希望他们不要出去，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虽然出事第四天人就安葬了，但这样的几天折腾让我白天头晕，晚上失眠。出事的第五天，也就是高考前一天的早晨，团支部书记让我去场部团委开个会，放松一下，我想反正复习不成，正好找到心安理得不翻书的借口了。当天晚上我想，经过这一番折腾，几天没有复习事小，头晕脑涨事大，看来这次高考又要泡汤了。但是由于白天开会放松和几夜失眠太困，这天后半夜我竟然睡着了。虽然第二天上考场后精神还是有点不爽，但比前几天好了很多。两天考完后，除了物理感觉很不理想外，其它功课的解答好像也还将就，谢天谢地！1978年的高考7月下旬进行，直到十一国庆前后我才收到了宁夏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正式入学已到11月初了。经过多年的政治风暴，地处偏远的宁夏大学数学系反倒集中了以北师大研究生为主体的一批优秀老师，让我终身受益，至今念念不忘。恩师们不但教给我们知识和为人之道，也教给我治学的方法和信心。在他们的鼓励下通过考研我也成了一位高校老师，而且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取得了一些应有的学术成就。回想我的高中考了两次，其间夹了个投考平凉师范；我的大学考了两次，其间夹了个农场教师招考，每进一步都要经历两次失败的坎坷与曲折，四次坎坷都是因为政治审查，两次成功都是因为碰上了国家大政松宽的良好机遇。粗看个人的命运就是机遇，而机遇往往取决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关心国家大事就是关心我们自己。2023年10月文章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给老编续杯咖啡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出身的烙印黄恒顶：升高中，富裕中农子弟的一波三折唐龙潜：文革前“上山下乡青训班”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我是七岁时被老保姆陈妈吓坏的。之前，我不晓得什么是死人，也不知道死人的样子可怕。1954年随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们从上海到了杭州，一直在我们家帮佣的老保姆陈妈也随着跟了来。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杨帆，教授、博导，经济学家，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获吉林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涉外经济。同时涉及社会、文化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原题我的小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作者：杨帆（一）1958年的汉语拼音实验班我的二姑杨荣梅在北京市西城区工作了30年，文革前就是西城区委教育部部长。她说为了抓好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下了大功夫的。校长陶淑范、副校长汪琪都是教育专家，分配许多大学毕业生去小学当老师，全国特级教师也有几位。北京市许多名家名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兄弟姐妹几个在一个学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幼儿园大二班合影1.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王立平，1953年生，北京知青，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穆梅，1949年生于江西南昌，籍贯北京。南昌七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1月下放在井冈山地区。1972年初调入江西乐安721矿当工人、矿子弟中学当化学教师。1986年调入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工作，后在校报编辑部任编辑、记者。曾在《文汇报》发表过十几篇文章，2004年退休。原题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作者：穆梅母亲端庄秀丽，这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张年轻时的照片。其它的都让她的“忘年交”在文革初期撕碎了01我父亲以92岁高龄离世，这让当女儿的我心里多少有些许慰籍。清灭明后，我们的先祖走出世世代代居住的大草原，跟随清兵入关，做了清朝皇帝的御林军。在北京密云，家里入旗为“镶黄旗”。民国来临，八旗子弟一蹶不振，会骑马舞剑又如何？家道中落，成为“破落贵族”，父亲初中毕业后，就去工厂当学徒吹玻璃。好在学徒期间，他并未放弃学习，三年后他以同等学力考上了燕京大学，在一位亲戚的资助下，父亲在那里寒窗苦读达五年之久。（他的文史专业要五年。）毕业之际，校长司徒雷登亲自选择了十名高才生，公派去美国深造，父亲放弃了到手的护照、签证和船票，他觉得，当时的国土已经被趾高气扬的日本人践踏，他要参加到抗日洪流中去，他决意不去美国了。在他暮年时，我问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他仅用简单的一个“不”字来回答我。人到中年的父亲抗战的烽烟四起，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父亲竟然去参加了“淞沪会战”，他也因此很自傲，说自己是“抗日志士”。后来他又去了黄埔军校，在那里当了教官，主讲“日本问题”。想不到，就是这些经历，让父亲和全家人都饱受委屈，长达30之久……我母亲则出身于南昌四大家族之一——松柏巷朱家，是一位集聪慧、能干、美丽于一身的千金小姐。年轻时她是青衣票友，父亲业余时间喜唱歌、爱拉小提琴，他们有缘相识、相知、相爱，结为夫妻之后，父亲带着母亲，去了部队，继续他的抗日工作。抗战一结束，父亲立刻转到地方上，成为了一名中学校长。那个时候父母在贵州，父亲打算带着全家人（我未出生）去北京定居，在密云买地，在北京购房。适逢外婆六十大寿，他们决定绕道先去南昌，再去北京。大约是1947年所摄，大姐在外婆家，而我还没有问世在外婆家待了一个月，父母准备启程了，外婆却忧心忡忡找父亲谈话：你们能不能不去北京呢？她的脾气不那么温柔，而亲家母又是满族人，规矩很大，我担心……，我父亲非常尊重我们的外婆，这样，一家人就此留在南昌了，而我，也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昌人。回望家庭的变迁，我真心感激外婆当时的劝阻，否则，在1947年左右购房置地，我的父亲、母亲就铁定落入阶级敌人的范畴：既是地主又是历史反革命了，在文革狂飙掀起之际，他们是否有命都很难说啊。用一句南昌最流行的话来说：那就嘎死了噢！我出生时南昌刚刚解放，因为母亲的表姐一家九口人从南京来投奔我们家，父亲二话没说，出去找了三份工作，省吃俭用，用一己之力养活了16人。我暗中思忖：这可能就是我没有吃牛奶的真实原因吧？而父亲老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吃米汤长大的孩子对我们多好啊。我们全家七人第一次合影，那时我还被妈妈抱在怀里02我很惊诧父母的性格完全相左，可是竟然相安无事在一起度过了六十余载。父亲沉稳、寡言少语、性格慢、怕冷、喜吃软糯之食；母亲则完全相反，遇事慌张、无主见、急躁、怕热、所喜食物都是嘎嘣脆。他们的卧床，经常是一半席子，一半棉垫；吃的饭和菜要把母亲的先盛出来，再继续烧制。我们五个子女，走的均是“中间路线”，不过我偏向于父亲一点，但我比他老人家话多，曾经被母亲取笑道：你和墙壁也可以说上话。当然，这肯定是她的夸张之词。父母晚年生活平静而满足母亲出身大宅门，家庭生活非常优渥，性格也有一点霸道。在父母几十年的相处中，都是父亲让着她，所以他们几乎不吵架。我读初中时，曾经有一次，在母亲唠叨声中，父亲把擦脸的毛巾直接往对面的墙上砸过去，没有说一句话。而母亲的嘴唇即刻就变白了。文革伊始，母亲的学校有人冲进了家门，领头人居然是妈的忘年交李晓穗。妈看见她的眼睛炯炯有神，泛着绿光，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其时我17岁，抱着大姐的儿子，把母亲往我身后掩着，并不时轻轻拍拍她，以示安慰。父亲像一棵大树，笔直地站立在母亲的身边。李晓穗一把扯下妈妈那张她多次欣赏不已、啧啧称赞过、年轻、靓丽的放大照片，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脚踩碎了玻璃镜面，取出照片，咬牙切齿把照片撕碎。她其他的都不看，就是四处疯狂寻找母亲的照片，一边撕，一边狰狞地咬着腮帮子。我为父母的金婚纪念日摄影留念我的小外甥两岁还差一个月，他突然举起小拳头，口齿不清地念念有词：要文斗不要武斗！我惊异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家里没有收音机，我们也不敢带他外出，那些时髦的口号从何而来？而且，他的举止也实在太应景了吧。我发现妈妈全身都已经在筛糠了，好在李晓穗等人没有更多的动作，把所有照片撕碎后，她哈哈大笑出门去，我把孩子交付给母亲，和一声不吭的父亲找来扫把，把一地的碎照片收拾好，在沉默中度过了难熬的一夜。半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学校回来说道：李晓穗死了，肺里全部都是空洞。我和父亲没有插话，只是平和地看着母亲，静静的倾听着。我想，像她那么严重的肺结核，只有母亲这样善良的人才会经常领她回家，给她吃家里包的饺子和韭菜盒子，其他人对她都避之不及。（当然，她用过的碗筷都要用沸水煮半个小时），这样的狼心狗肺之人，她不死谁死？她看不得母亲的美丽，想彻底消灭那些仪态万方的照片。可是，她能够毁掉母亲的魅力吗？她化作一缕黑烟之时年仅25岁，而母亲离世时已90高龄，就是合上了双眼，还是眉清目秀，看来，母亲才是那个真正的王啊。没有任何人和力量可以夺走母亲的美03虽然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但是想起当年妈妈被“忘年交”无情打击、全身颤抖不已的情景，我还是会忍不住心酸落泪，母亲其实才是真正的老实人，她天真无邪地把所有人都当做朋友，完全看不懂人性中的丑陋。她曾经长期帮助过一位王老师，经常把家里做的好菜、点心用饭盒装妥，带给她的子女吃。妈同情王老师家境贫寒，丈夫是病人，孩子又很多。我的衣物并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是三位姐姐淘汰下来给我的。我就把好看一点、新一点的留着，想着过年过节时穿。但是，后来我发现，但凡我想寻找这些衣物时，它们总是不翼而飞。去问妈，不回答。问急了，就说：是给了王老师的女儿，并说，“送人就要送好的。”“哭吧，你哭死也没有用。”老父亲最喜爱自己的这一张照片，我也是。照片的背景是雪松，父亲一生就像雪松那样挺而直文革中，妈获得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拜这位王老师所赐，她说妈“小恩小惠，拉拢革命群众”……，母亲去世若干年后，哥说“王淑士人丑心也丑啊”，原来他也没有忘记那个白眼狼。但是，我们从来不在母亲面前提这两个人，因为怕她伤心。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教养吧？父亲遇见事情却从来不慌不忙。一次大姐有事情回家，天气炎热，于是她就在房间里洗澡。父亲搬了一把小竹椅子坐在外面。警惕到头发丝的个别“革命群众”连忙去居委会报告，那小脚老太婆风风火火迈着她的粽子脚快速地一路小跑，来到父亲面前。母亲88岁生日时拍摄，那个时候她还非常健康和精神她居高临下地戳着我父的额角，厉声吼道：你在这里干啥？警告你哈，老实交代，屋子里是不是有反革命分子在开会？你在给他们放风吗？父亲像一座大山那样沉默不语，面无表情地安坐在那里，看都不看她一眼。此刻大姐正好端出一盆洗澡水出来，居委会主任用她鹰隼般的双眼省视着大姐，然后进到屋内，趴在地上观察床底下。好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家徒四壁，除了床和一张小餐桌，几乎是空空如也。居委会主任有一点尴尬，为没有收获几个“反革命分子”而失落，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终于低着头走了。像这样的情景，父亲从来不说，也不觉得委屈，还是很多年以后，大姐告诉我的。这才真的是“大人不记小人过”了！这是母亲人生最后的一张珍贵照片，由三姐陪护在身旁04我们五姊妹中，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人，那无疑就是我了。在父母的关系中，我感觉始终是父亲对母亲的爱要多一些，母亲或多或少会展示一点霸道。可是父亲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会适当地与母亲乃至其他四位子女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懂得在那个时代，他的历史“污点”给大家造成的伤害。他从来不说什么，可是小小的我能很清楚地感受到父亲内心深处的隐痛。母亲极其喜爱自己唯一的儿子，觉得他处处都是优点：帅气、聪明、有才华，而且听话。对我，却很是有些看不上眼的样子。她曾经说过我：不要以为只有你的学习好，我不在意这些，我的儿女个个都学习好着呢。我们家里没有对大人顶嘴的先例，所以尽管我心里憋屈，也不敢吱声。母亲私下里还对我说，就是你最像你的爸，丑！母亲的晚年却对三姐如是说：唉唉，我多少年竟然错怪了这个最小的，总觉得她脾气臭、刁蛮任性，想不到她才是最憨厚的那一个呀。在她生命最后的两年里，她委托我们夫妻俩全权处理她和父亲的后事——骨灰撒海。她说，不忍心你们以后老了，还要颠颠簸簸来给我们扫墓，也没有必要再占活人的地盘了。为纪念老父亲百年诞辰，我为他准备的他最喜爱的食品我问她为何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俩来完成？母亲说：因为信任。母亲又说：你爸是对的，他的眼光比我准。母亲过了九十岁生日后，突然吐血，遇见庸医，病未治好，却把她的免疫系统破坏掉了。她最后离世的原因不是她的病灶，而是免疫力急剧下降、已不能维持生命之火了。我们五个子女轮流陪伴在她的病床前，轮到我的时候，她微红着眼睛，悄悄告诉我：“在你爸临终前夕，我去和他吻别的，你应该可以放心了。”母亲是如此聪明，她也看出了我长年为父亲“打抱不平”的心结。她说话时，我已是泪流满面，哽咽问道：“爸爸是否知道？”“知道，他睁开了眼睛，对我点点头。”是的，我终于解开了心结，收起泪水，为我的父亲、为我母亲功德圆满的一生、绽放出欣慰的微笑……本文作者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给老编续杯咖啡请摁下识别二维码吧家国春秋景民：父亲母亲经历的诸多磨难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杨帆，教授、博导，经济学家，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获吉林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涉外经济。同时涉及社会、文化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原题我的大学同学宋晓禄——一个理想主义者，老红军女儿的辉煌一生作者：杨帆我们思想讨论会最有意义最悲痛的一次，就是宋晓禄在发言后突发脑溢血。宋晓禄是我的大学同学，她的父亲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前吉林省委书记宋洁涵。宋晓禄生于1945年左右，属于那种继承了革命传统的“干部子弟”，为人正直朴实。1978年高考，她已工作数年，任公社党委书记，她辞职辞官上大学也付出了很大损失。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谢悦，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六九届北京知青，1978年参加高考，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任职多家期刊，编审，现已退休。原题新三届学渣的恶搞人生作者：谢悦我能够跻身新三届，实属意外。走入社会前接受的正规教育，就是完整念了小学6年，然后全体投身运动，再然后十六君远行，去北大荒接受再教育。8年以后返城，在商务印书馆和社科院当临时工，搬书抄卡片混口饭吃。恰逢恢复高考，不过高考于我干脆“云泥夐绝不相干”，所以毫不措意。77级考过之后，有人对我说高考其实并不难，撺掇我一试。我只当好玩学给家人听，谁知家人认了真，立逼我参加78级高考，在合肥教大学的舅舅特地跑到北京来参与逼宫。我却觉得69届知青考大学着实荒唐，而且抄卡片比起在北大荒种地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何必舍近求远。家人却道，就算人家留下你，现在你20多岁给40多岁的抄卡片，将来你40多岁却要给20多岁的抄卡片。为了给家人面子，我只得勉强赴考，打算考完继续抄卡片。想不到稀里糊涂竟考上了，既没有十年寒窗，也不曾悬梁刺股；昨天蓬头小厮，今日天之骄子，人生开挂只在一念之间：也就不甚珍惜这来之尚易的机缘。首先我算了笔账：在北大荒8年，其中因为父亲生病我在家照顾了1年，再加上历年探亲假，平均不到8天有1天在家；现在我读大学住校，7天里有1天回家，与在北大荒也差不多少。好容易熬到返城，却依然背井离乡的感觉，岂不冤哉。再则学校的伙食实在太差，晚饭一勺咸菜一个馒头，吃不饱窝头管够，真心不及我在北大荒后期的伙食。为此我一有机会就往家跑，晚上再返校，有时索性在家住一宿，第二天上午的课就免了。有人民大学的学生来校串门，说我们欲求一安枕席而不可得，你却闲了铺位回家住，这找谁说理去？课下溜回家而不泡图书馆，那是因为没出息；就是身在学校，也断不肯为读书下苦功。休说三更灯火五更鸡，哪天早饭之前起来背背外语单词，那就要感动上苍了。我在大学交的第一个女朋友的父亲是高校体育老师，问我每天早上跑步锻炼么？我说跑。回过头女朋友问你真的跑？我说当然真的跑，不跑上课就迟到了。这也罢了，动不动还要恶搞一番，那就彻底沦为了学渣。我自幼性喜恶搞，艰辛探索年代运动初起时还是小学生，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机关食堂搭伙。这天食堂黑板上的菜谱是土豆烧牛肉，我拿起粉笔在菜名前加了句“赫鲁晓夫的菜”。其时工作组已进驻单位，见了黑板上的字，即刻按反标事件立案，最后查明作案者乃小学生，我这才逃过一劫，却把家长吓出一身冷汗。若干年之后，又将这恶搞的劣根带到大学校园里。每天一进教室，我便拉了能聊到一起的同学坐到后排，前边老师开讲，后边我们开聊，星辰大海日月山川，聊到哪算哪。这天先秦文学课讲到邹忌讽齐王纳谏，那是中学生都知道的故事，我虽无缘在中学学过，却在大学课堂上学出了新意。上边老师讲吾孰与徐公美，我在下边跟同学分析，那邹忌见了徐公才知自己长得比人家差远了，说明他此前没见过徐公，但他的妻妾却说徐公不如他美，可见她们私下已见过徐公。所以邹忌最该关心的不是吾孰与徐公美，而是大奶二奶跟城北徐公到底什么关系。嘻嘻哈哈中话题从《战国策》转向了绿帽子，接下来老师讲的什么就全都屏蔽了。刀尔登有《不必读书目》，提到读《山海经》读出了大禹建金字塔，“这样地读，不读也罢”。我这个路数，大抵就属于不读也罢的。时间一长，班长实在看不下去了，非常客气地跟我打招呼：你小子有完没完?你特么的不在乎成绩，别拉着别人一起下水好不好?有一次现代文学课上老师留了一道思考题：鲁迅是什么时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让同学们自己在课下思考。我突然想起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的杨霁云，他是鲁迅老友，必有权威答案，于是去请教杨先生。谁知他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且先反问我：你说伟大领袖是什么时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措手不及，只好信口胡扯，可能天生就是吧。杨先生哈哈大笑道，说得好，我告诉你，鲁迅毕竟差一点，他是出生三天后才是的。再想不到杨先生也会如此恶搞，结果闹得我至今也没整明白，鲁迅是什么时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近翻出大学的课堂笔记，看到那上面满纸如涂鸦的恶搞，想起当年老师在上边授课，我在下边兴致勃勃地进行各种创作再创作。像心理学课堂笔记封面，似乎是老师讲到弗洛伊德恐惧和焦虑心理分析理论，我顺手对封面图案进行了改造，以烘托授课内容，倒并非有意丑化海岛女民兵。还有古典文学课的笔记，想必是老师讲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联想到好莱坞影片《出水芙蓉》，就将封面上的长话大楼描绘成了十米跳台。心理学课堂笔记封面再创作古典文学课堂笔记封面再创作至于外国文学课上的人物配图，现代文学课上给郭沫若《虎符》的配图，连电影文学课上讲到《音乐之声》，还要给插曲《Do-Re-Mi》记个谱，那真说得上满满的创作冲动。不过我的这些墨宝委实拙劣，毕竟没受过一分钟的专业艺术训练。现在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的基础教育本就缺失，更没上过什么补习班兴趣班，从何处学来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旁门左道？我还想不明白的是，后来那些旁门左道又跑到何处去了？我的一些朋友退休后学素描学水彩，画得有模有样，而我如今连个鸡蛋都画不来——当然不是达·芬奇画的那种。为外国文学课配图为郭沫若《虎符》配图为电影《音乐之声》插曲《Do-Re-Mi》记谱要说恶搞的主战场，那是非我们男生寝室莫属。在现代汉语课上，老师整理出半年之内《人民日报》上的语法逻辑错误逐条分析，令我们眼界大开，敢情《人民日报》也非一贯正确；而且大家心服口服，认为老师分析得很在理。并没有同学写举报信，说这位老师贬损党报。我们晚上在宿舍里精神会餐，也要学老师这一手，而且要找更权威更高大上的挑错。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就成了我们的目标。大家讨论说“前”应该是过去时，比如前代前人从前；“后”才是将来时，比如劝人想开要说往后看得长远些。最后一致的结论是，“团结起来向后看”才是正确的表述。不过说归说，并无人买账，报纸上照样说团结起来向前看，王鼎钧照样说他的《昨天的云》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某天傍晚有同学在寝室里看《北京晚报》，报纸出了个“同仁堂一视同仁”征下联，我随口对了个“人事处不办人事”，大家觉得好玩，以后一段时间对对子又成了我们宿舍就寝前的节目。先是随便什么名字拿来便对，像马占山对牛车水、陈龙灿对新凤霞之类，后来就专门挑新闻里的名字来对，越对越出圈。汉高祖对胡耀邦倒也说得过去，千金黄花女对万里乌兰夫则不免玩世不恭。我又将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语考试拟“孙行者”对联题续了新桥段：某生赴考见“孙行者”，苦思不得下联，因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遂愤而于试卷上写下“爷走人”，掷笔而去。后先生阅此生卷，见“爷走人”三字，击节叹曰：妙哉“爷走人”，实乃“孙行者”确对！大家倒是认为，单就文字对仗而论，此无情对似较祖冲之胡适之为佳。在校园里与黄药眠教授合个影，坏小子们看上去也是满脸恶搞到了2018年入学40周年，班上同学建起微信群，有川籍勾姓同学在群里晒他居家种番茄，另一川籍张姓同学发了句“吃番茄勾子发红”征下联，用家乡话调侃勾姓同学，我便给他对了个“睡西厢张生染绿”。有同学言道，你这厮贼性未除，形骸依旧。这又勾起了杨光同学的回忆，说我当年给同学的名字编谜语，他名字的谜面是贵妃出浴。我宿舍里的那些同学，一个比一个好玩。一位来自湖北农村的同学，县里的文科高考状元，一门心思当作家，每天只是写写写，那小说底稿比他的被褥还厚。为了助他早日成功，我带着他去拜访龙世辉，那是当代文学编辑大咖。结果到底也没写出来，倒是宿舍另一位同学捷足先登，作品刊在文学期刊上，拿了稿费请我们去吃西单的玉华台。而那没当成作家的，后来却当了老板，西装革履的，到北京来请客点名要去香港美食城。还有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宿舍中年纪最小，却久历江湖，16岁便因鼓噪给邓小平翻案身陷囹圄，出狱后参加高考却不予录取，还是胡耀邦亲自出面干预才成为我们同学。这小子只喜欢体育和外语两门课，掷铅球连体育系的学生都望尘莫及，其他课上不上则全凭心情，每逢考试必蹭到我旁边以便分享答案。毕业分配时老师对他说，就你那学习成绩，去中学教书吧，于是把他分到人大附中——没错，就是现在名满天下，一般人根本无缘涉足的那个人大附中。而他去了一年，便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可见人家并非学习不行，只是对成绩不感冒而已。我们宿舍最有意思的一对老L和小L，二人来自同一省，老L出身农民，早有家室，入学后他太太又给他产下四千金，喜得他在宿舍给大家散糖果。小L则是干部家庭出身，大帅哥一枚，绝对的美眉杀手，比我还小几岁，却已阅尽人间春色，香港大学学生来交流学习，他也能勾了细妹去长城充好汉，闹得系里调查，却令我们羡慕不已。晚上寝室中的精神会餐，大家最爱听的就是小L介绍撩妹经历，那些细节直将我们这些童男子听得血脉贲张，自是不在话下，妙在竟把老L同学听到怀疑人生，仰天长叹此生白活，养了四个孩子，全不解人生如许风流。只是聊到后来就渐渐涉黄了，大家轮流奉献出自己珍藏的各种黄段子，一聊就聊到后半夜，那真是每常小便而忍不起，非要听个全须全尾才甘心。终于风声传出去，系里出面干预，安排学生中的党员干部到我们宿舍掺沙子，这才有所收敛。其实也并没那么紧张，该说的话照说，只不过黄段子控制住了，令这帮坏小子有“羊叔子自复佳耳，故不如铜雀台上妓”之憾。而我可以断定的是，人家党员干部不是为监视告密而来。不提别人，单说我这张破嘴，若有两天不冒出些胡说八道的鬼话，便如同鲁智深上了五台山，口中淡出鸟来。像曾经流传的一个说法，科级干部升到处级叫“升处”，处级干部升到局级叫“处升”，那就是本人的知识产权，我跟朋友说了，朋友又学给戴晴听，戴晴将此话写进她的书中，这才流传开来。我在大学宿舍那几年的言论，有心收集是可以整理成册向上汇报的，但我直到毕业，从不曾受到这张破嘴的牵连。其实恶搞的未必一定是学渣。最喜恶搞的老顽童周伯通武功上心无旁骛，因此依然居五绝之首。我却不似老顽童入了全真派，可以清静无为，我不爱你，你也别来爱我。我到一定岁数，就不免动蒹葭之思，于是热火朝天在学校搞起对象来，大二时搞了第一个，没到大三换了第二个。这第二个坚持到毕业，又从毕业坚持到今天。大学4年，有3年的时间君子好逑，不学渣待如何？记得大学毕业时，北京高校77级和78级两届毕业生统一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我和女朋友约好，中午去吃莫斯科餐厅。典礼还没结束，我便溜将出来，和女朋友直奔老莫。我俩坐定不久，只听得一声响亮，老莫大门洞开，潮水般涌进来大批天之骄子，原来首都体育馆的典礼已经结束，同学们成群结伙地杀奔附近的莫斯科餐厅。敢情是不是学渣都爱吃老莫，那天大概是老莫史上生意最火热的一天，不知要翻多少个台。我暗自庆幸自己搞了对象，这才提前溜出来，不至于花几个小时等座。我的种种学渣恶搞，毫无疑问很Low很没品，充其量就是初中生的档次。不过鉴于本人从小学生直接咸鱼翻身到大学生，总还有中学空档期的痕迹，也就能够理解。而且新三届学子本就形形色色，既有赵辛楣也有方鸿渐，即便南渡北归之时，一代学人衔命报国，不也有汪曾祺这样的所谓“非典型学渣”，在西南联大逃课泡茶馆吗？何况提起新三届总是精英情怀，故等而下之，图的是聊博一哂乃至一怼，若满盆满钵的正能量，令批判者无从发力，也是乏味。还有就是，大约那是个容得恶搞的年代，或者说是还没想出治理恶搞办法的年代，令我们撒了些野，扯了些淡，却也沐了些自由之风。那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设在我校，于光远给研究生做报告，大家都去听，台上一排桌子后坐了演讲者和各方面领导。于光远对身边的领导说，你们是听众，在台上能听清吗？把领导们都撵下台去，台上就剩他一个。这类梗是我们的最爱，讲的什么不打紧，看了个不亦乐乎就好。同学挥毫赐墨，能看出恶搞吗？其实我们寝室中的那些同学，后来的成就几乎都卓然不俗，有在北大等高校任教授，桃李满天下的；有成为剧作家，电视剧和话剧享誉观众的；有成了业界大佬，当过隆平高科CEO的。唯独没有落马的，原因是没有当大官的。即令我这样的学渣，也还有了不错的归宿，首先毕业时饭碗是端到面前的，而且直到退休这碗饭都吃得挺安逸。想想我的那些知青荒友，半个世纪前同命相连的老哥们儿，当年同一个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同一个炕头梦回家乡，他们中的大多数这辈子干的活比我多，吃的苦比我多，获益却比我少。而他们对我并无眼热，反觉得这是我奋斗所得，理当如此。我却没有这般心安理得，真的以为自己是出人头地的天选之才，以我小儿科级的斑斑劣迹，绝非引领时代创造历史的材料，能够以天下是非为己任；只不过沾了时代的光，偶然摸到一把好牌，人前演绎了一场咸鱼翻身。其实个人命运改变的前提，是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改变，只是我的命运改变之后，又为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改变做了些什么？虽然也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总是感觉有愧于一代人的理想情怀。然而有愧无愧，也到了落幕时分，那就不必久站台前等人献花了。我入学以后，前两届的工农兵学员还没毕业，有一次我忘记是何原因，在食堂与一位工农兵学员起了口角，食堂的大师傅拉着我劝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当时我很得意，感觉考进来的真是自带光环，连大师傅都力挺。现在想来真正岂有此理，那大师傅根本不问是非曲直，似乎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就是原罪。这分明是变相的“血统论”，各种身份都是时代的产物，新三届怎么天然的就比工农兵学员强，连吵架都占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未必如此。不过确实当时新三届中大多数学子都在泛舟学海，为中华的崛起而努力读书；但也有少数我这样的另类学渣，混迹校园恶搞人生，虽以人生如此自可乐而自许，其实不足为训。当然如果现在让我寄语当代学子，我也会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要辜负大好时光哦。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给老编续杯咖啡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谢悦专列谢悦：跟着外公玩风趣谢悦：我家曾住赵家楼谢悦：那身衣服“伤害”了谁？谢悦：北大荒下乡腐败记

显得那么无情。列车穿过山洞，跨过大河......向着北京飞驰。到吃饭的时候，一个穿白色上衣的列车员阿姨走进我们的车厢，爸爸说这是来预先订饭的。我们吃什么饭就告诉她，然后一会儿就能吃到这种饭了。果然，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朱四维，1965年下乡老知青。1970年-1979年系狱。平反后以36岁年纪到母亲就职单位成都科技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顶替。退休。蔡坤一，四川成都人。1953年出生。1972年初中毕业下乡四川雅安地区天全县。1976年回城。2002年退休。现就读四川省老年大学散文写作班。原题押解徒步赤脚进看守所口述：朱四维整理：蔡坤一1970年9月26号，早饭后集训队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工，9点后，民兵叫去拖木沟（注1）开大会。我和唐禄彬同集训队队员一同，站到农场已经集合人群最后，排队一起出发。那天天气晴朗，太阳照在身上，由于不是去劳动，心情还比较放松。2.5公里的路上，执勤民兵柯茂林紧跟着我，有一搭无一搭地搭话：今天天气比较好，你给家里写过信没有？自从我被关进集训队，我就没有给家里写过信，我怕母亲担心与妹妹受牵连，我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唐禄彬走我身后，周良吉跟着他。我打着赤脚，几个月以前就没有鞋穿了，便道新铺的碎石子，硌得脚板痛。下乡5年多以来，我没有添加过任何新衣裤，衣服已经很破了，打满了补丁，纽扣不全。但裤裆前的纽扣，我很注意把它们钉全。这条路是集训队人员在皮鞭、树条抽打下铺小石子，扩展平整出来的。小石子由较大石头敲出，棱角很尖。这2.5公里便道，今天感到很陌生很漫长。拖木沟小镇有一块300平米左右的平坝，算是一个开大会的广场。到了小镇，大喇叭响着革命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我、唐禄彬、马子璋、缪崇义被押往台子前边排开，又有人把我们往左边赶，摁下头弯腰成90度。开会了。五道箐农场革委会主任李肃仁在台上念毛泽东语录：“……阶级斗争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宣布揭开了五道箐农场阶级斗争盖子——挖出了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王世雄，揪出了龚联宇等反革命轮奸强奸杀人犯罪集团，挖出了收听敌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四维、唐禄彬。接着革委会副主任陈远乾上台，强烈要求严惩收听敌台并进行扩散的反革命分子朱四维，强烈要求普格县公安机关、军管会、人保组逮捕反革命分子朱四维！进集训队半年多后，我被刑讯逼供罗织罪名变为反革命将被逮捕，这一天来了，我脑袋嗡地一声似清醒又不清醒。老工人姚志修发言：唐禄彬是知识青年吗？罗列了一大堆罪名以后，照样要求普格县公安机关、军管会、人保组逮捕反革命分子唐禄斌。接着农场干部印汝鑫上台宣布农场决定：马子璋戴现行反革命帽子，缪崇义戴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普格县军管会人保组上台宣布：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四维、唐禄彬！马上来四人，把我俩手臂拉至背心五花大绑，押离会场。就此我和唐禄彬与农场黑监狱告别。到了区上一个放杂物的小屋，彝族士兵把我们推进去说：在里边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把门锁上。环顾屋内，门左边叠放木板足足五十多公分高，右边几块堆得矮些。中间靠墙一张桌子上面有些杂物，墙上挂一张毛泽东像。不知过了多久，彝族军人进来，把捆我的绳子解开打一扣在后颈位置，缠绕左臂右臂往后拉，两手交叉捆向后背，另一绳头穿进扣眼使劲往上提，我的手剧烈疼痛起来。唐禄彬也捆成这样像缠丝兔，绳头拴手腕上，像一个下垂的十字架。这时我感到没拴绳和过渡处都特别丑，动脉血在捆绑处堵住，静脉血进不去，万千根针在肉在血管在骨头处扎、无数的毒虫在两臂爬。只一会儿，我就满头是汗，恐惧袭上心头——我的手会残废的。唐禄彬也脸色发白，头顶冒汗。我的两臂越来越麻、越来越痛，到后来便麻木了。我开始高喊：“我们受不了啦，痛得很，痛啊！受不了了！快把绳子松一下，快给我们松一下！”唐禄彬也跟着喊起来。门响了，彝族士兵进来，先帮我解松。我感到好像血液闸门忽然打开，一股血流猛地冲入两臂血管，甚至能听到血管流动的声音。我手肘以下部分松动了，唐禄彬的手臂也解松垂下来。刚解开时手臂非常疼痛，但我知道这个疼痛必须忍住，士兵眼睛不曾正眼看我俩一眼，完后一声不吭走了。慢慢地我感到我的手指头可以动了，手腕也可以稍微动一下了，虽然每动一下都疼痛难忍。我俩开始尽量忍着疼痛活动手腕手指，生怕落下残疾。门又响了，彝族士兵端来一小碗饭和一小碗汤菜，我俩才感到饥渴，顿时把饭菜吃得精光。士兵收碗筷时说：“今晚你们就住在这里，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准乱动不准说话！”士兵走后，我往木板堆坐下。唐禄彬这时突然快步走到桌子跟前，右腿跪下左膝弯曲，两手戴着绳子交叉至胸前半握拳，眼睛虔诚地望着墙上的毛泽东像，久久下跪。心中在说：毛主席，我下乡是来干革命的，我没有反对过你老人家。我说要把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听你的命令打出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们，我是忠于你的，我没有反对过你。他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一直没有出声。天色相当晚了，我头昏脑胀，就在木板上躺下来。地方很窄，大约只有50公分宽，捆绑着不能平躺，我右侧睡下，背和左臂靠墙，绳疙瘩顶在背心十分难受，手臂痛、麻、酸、胀。在集训队时，一段时间我也是被绳子捆绑后再绑床上睡觉，不能翻身。我一个不到一米六个子的知青，还有一段时间戴着土手铐睡觉。我到底对这个社会会有多大危害？被绳子捆着睡觉，这不是第一次。唐禄彬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半跪半握拳双拳交叉于胸前，虔诚地望着毛泽东像。我躺了一会儿，感到右臂受压，又掉头左臂向下靠着墙壁睡下。再看唐禄彬，还是那个固定不变的姿势，在那里已经几个小时了。高高在上的伟大领袖，你知道一个孱弱的青年心里的呼喊吗？在他的交代里心中最大的结就是：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我没有反对他老人家。他没有出声，他的瞳孔有些发灰。快天亮时我本能地坐起来，我不想任何人看见我像猪狗一样被捆着睡觉。我起来不久唐禄彬也起来了。那个彝族士兵端了菜饭进来，一点稀饭馒头和咸菜，我俩又吃得精光。士兵收完碗筷以后说：“起来走，到你们农场去拿东西。”街上没有什么人很冷清，我们被押着走，低着头，心里总有种畏惧羞愧，我们是坏人！无意间向街头两边看，墙壁上新刷的标语格外打眼：坚决支持普格县公安机关、军管会、人保组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四维、唐禄彬！再看周围和远处墙上，都有这样的大标语。我俩的头埋得更低了。很快走到了公路的出口，踏上去农场那段便道。我打着赤脚，便道新铺的碎石子尖扎得脚底板筋痛。到农场集训队人员关押处不远，士兵喊停下。27号是星期天，不上工。农场知青围了上来，人越围越多。我扫了一眼周围，他们都穿着鞋，虽然是各种破烂的鞋。我的眼光悄悄移上去，他们裤子也很破旧，有的补了很多疤。成都知青中比较熟悉的人，看到我的狼狈相退到后面，围前面的南充知青居多。我平时经常帮人修理眼镜手表等，还有一架相机爱给人照相，人缘关系好。我感到丢脸狼狈但还是问了一句：“你们谁能给我一双鞋穿？”没有人回答。我再问了两声，还是没人回答，有人摇了摇头，我很失望。但也知道，自从被宣布成为反革命分子后，俗话说就是政治马蜂窝，谁也不敢接近，比麻风病人还令人恐惧。农场的知青本身也很穷，并没有多余的鞋，但给我一双旧鞋、快扔掉的鞋，应该说还是可能的。但没有一个人敢搭理，虽然他们心理上可能会同情，可能会想给我一双。这时墙拐角处伸出两个脑袋，远远地瞧过来。是“三·八军团”（注2）的两个女知青，刘海云高一点头在上方，鲁秀荣在下，像两个儿童露出非常单纯好奇的眼光。我本来有些羞愧的内心，忽然升起一股仇恨，我咬着牙恶狠狠地瞪了她俩一眼，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瞪女生。她俩感到恐惧或者害怕，赶快把头缩了回去。围观的人有些走了有些又来。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是李良志在说：“他们两个嘛肯定是要判刑的。唐禄彬在10年以内，朱四维可能就是10年，最多不超过15年。算一算他们现在年龄20多岁，10年以后出来就三四十岁。嗯，还日得到屄。”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想这个时候你还说风凉话、屌话，但转念一想他这个话还是有些道理的。我还是个童子，判刑了总还要活着出去吧！这时，彝族士兵叫我们去拿东西。库房作的土牢房里，正对门是我和张尚斌的合铺。我们两人都很穷，只能合盖被盖。张尚斌虽进了集训队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还负责监管我。唐禄彬在进门上坎左边第一个位置，他也在收拾东西。我整理东西时，摸到衣服里有一张小纸条，是十多天前中秋夜，我写下的一首卷帘体诗。10个字组成的28字七言诗。秋中冷月望愁人歌染忧顺着念七个字第一句，重叠前四字再念后三个字第二句，反过来如法。秋中冷月望愁人，月望愁人歌染忧。忧染歌人愁望月，人愁望月冷中秋。这样的诗如被看到，我会又遇到麻烦。我把这张很窄、不到一寸宽三寸长的小纸条，揉成豆大一团捏在手心里，再整理我的衣物。进劳改队据说要发衣服、棉被和鞋，我没有必要拿多少东西，我把好的被褥留给了张尚斌。把自己那床下乡就跟着我，跟了我五年的唯一破被单，我母亲给的被单，包上褴褛的棉絮打了一个不大的包袱。把兜里剩下的饭菜票全部掏给了张尚斌。快到月底饭菜票也所剩无几。唐禄彬也把背包打好了，比我多了一口不大的箱子。彝族士兵过来，把我的包裹绑在我颈肩位置，唐禄彬则先绑箱子再把背包压箱子上。彝族武装士兵背着一支自动步枪，上面亮出明晃晃的刺刀。我背着背包被他押着，赤着脚在知青们面前，在众目睽睽中，一步一步离开，从我下乡干革命、求改造、求生路的地方，走去监狱。很快到了公路上。道班上刷的标语“坚决支持普格县公检法、军管会，人保组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四维、唐禄彬”触目惊心，再走几步，只要有墙壁的地方和山坡上都有这大标语。我面目狰狞，变成了魔鬼。政权的力量要把一个老百姓宣布为反革命实施专政，这个力量如山一样压过来其势汹汹。我赤脚在公路上走着，回想今年4月龚联宇被逮捕时，是戴着手铐走路到普格看守所的；8月，宋良虎也是戴着手铐走去看守所；一个多月后，我被押解着走在这条路上，不同的是，我是赤着脚走的。走到一处干沟较宽，下面乱石沟很深，要经过两块石头最后跳上去。那个当兵的先示范，从沟边跳到河中间一块石头上，然后用力跳上另一块石头，再跳到河对岸。我走在前面，我的包袱较轻，赤脚跳上第一块石头，使劲跳上第二块石头，再跳上对岸。唐禄彬背得沉重，当他跳上第一块石头，再跳距离稍远的第二块时，差点没跳上去，摇晃好几下总算站稳了。过了沟便是省属监狱荞窝农场地界——荞窝果树园。彝族士兵说：在这里吃午饭。我俩走累了，找个石头坐下来。周围大标语：坚决支持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四维、唐禄彬！只要有房子有墙壁的地方，远处能看见的山坡上，标语迎面压来，压向两个手无寸铁的知青。一个黄瘦的人，是军人还是犯人分辨不出，端给我和唐禄彬一人一碗饭，水煮的菜。我俩又饥又渴，背着箱包狼吞虎咽。休息了一会儿，又起解。20多里路走完快进县城，路过普格的道班，这是县上的道班，稍微大一点。墙壁上同样刷满标语：“坚决支持普格县公检法、军管会、人保组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四维、唐禄彬！”这些标语像螺髻山、中梁子山一样压向我，摧毁了我的内心，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了。我不知道犯下什么滔天罪行，领受这种浩大的一路声讨。我们平常纸都舍不得买一张，笔墨也见不到。这得花多少钱动多大功夫来写来贴？写上我名字的人想见那一定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青面獠牙的魔鬼。我感到自己头上长角、嘴里长獠牙了。过了道班继续走，这已经是下午较晚时间。我把头偏着看了看，太阳已经下落至螺髻山螺髻处。我心里一阵一阵悲凉，也好像升起一股仇恨。现在我成为敌人了，周围的人就是我的敌人，我对人开始有了些敌意。在普格一处比较宽的路上，士兵遇见了大概他的同事或朋友，站住说话。我们也停下来站在那里。这时我看见几个小孩，小孩们奇怪地看着我们。我想既然我是敌人，你们就是小敌人，我想恨他们，我调动心中的恨盯向他们。然而当看着他们无辜的眼光，单纯地像看野兽看猴子一样看被捆绑的我俩时，我心中集聚不起仇恨。再看他们穿得破破烂烂，衣服补丁重补丁而且很脏，有好几个小孩打着光脚。我看下他们的赤脚，又看下我自己的赤脚，和他们相比，我的脚只不过大一些，也是那么脏。突然我觉得他们挺可怜，我也挺可怜。我怎么能够恨他们呢？我恨不起来。我胸口里的一股气一下子泄了下来。太阳落山靠近螺髻山发髻，很红，我甚至感到我心脏跳动，泵出的血染红了太阳。这时士兵叫继续，我还得背着太阳的方向一步一步看着自己长长的影子走，捆绑的绳头如蛇一般如影相随。终于看见一所房子，关押我们的地方到了。看守所一道黑门半开，再走近门前一米远的地方，一根黄色警戒线刺目。彝族士兵叫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时我在抬腿，但我知道只要跨过这黄色警戒线，就应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我就要进监狱了。跨过警戒线，我知青的路，在形式上就走完了。宣布逮捕的那一刻，我在法律上就不是人民，是敌人了，关押起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犯人。跨过这条警戒线进去，就是戒备森严的监狱。监狱什么样？我抬腿要跨过去，迟疑着，我和唐禄彬，都要跨过这条警戒线。2019年11月10日2022年11月29日修改注1：普格县的一个区注2：文革中农场女知青成立的造反派组织蔡坤一专列1967年，成都132厂武斗亲历记“耳朵认字”轰动之后，气功热的一个现场实录蔡坤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被批判的“毒草”蔡坤一：18岁钟三妹以身殉情，掩埋进那个土馒头善良淳朴的乡民接待我们如上宾文章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插图选自网络给老编续杯咖啡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四川文革专题唐龙潜：文革前“上山下乡青训班”何蜀：探索年代的奇葩

岂料，该年的中秋节前奇热，加之当时没有冷藏设备，所以，运来的瓜果猪肉得不到好好的储藏都发臭、腐烂了，而不知情的外地供应地，为了支援上海，这些易腐烂变质的食物还源源不断地运来。

文章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给老编续杯咖啡请摁下打赏二维码吧东北知青张抗抗：失落的一代，也是思考的一代张抗抗：北大荒的日子，苦难由于青春而变得欢乐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本文作者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杨帆，教授、博导，经济学家，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获世界经济硕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任多所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涉外经济。同时涉及社会、文化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原题1985年的深圳经历——节选自杨帆回忆录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丁东，1951年生，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供职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原题寻找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座标作者：丁东12月10日到15日，我和来自全国100多所院校的300位新三届学友，在天津港登上地中海号邮轮，共同参加了一次六天五夜的海上旅行。12月11日下午，举行新三届四十年海上论坛，我应邀发表了演讲，讲稿全文如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石焕南，1948年出生，湖南祁东人。北京57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赴延安插队，后任延川县县革委会通讯干事。197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80年考入北师大数学系高校师资班，结业后调入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期间在北师大数学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三级教授，2008年退休。原题我对路遥的一些零散的回忆（外两篇）作者：石焕南不久前，陕西作家李世旺（笔名海波）寄来了他的新作《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并为我签名留念。很荣幸，该书还采用我当年拍摄的延川县城的照片。我拍摄的以革委会为中心的延川老城照片海波与路遥是延川同乡，是延川城关小学、又是延川中学的同学，是志同道合，历经磨难的朋友。由于是深交，经海波妙笔生花，把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路遥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当年路遥也是我的朋友，因此读起来倍感亲切，也勾起了我对路遥的一些零散的回忆。2015年10月我们夫妇（左）与海波夫妇（右）在京合影1969年1月，我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下驿大队插队劳动两年后，经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曹谷溪的推荐，于1971年3月调到通讯组工作。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路遥是在县革委会宣传部部长白光明的窑洞里，那时正值他倒运的时候，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被抹，女朋友告吹，人显得抑郁,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谢思敏，生于1956年，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获法学学士。1982年10月公派赴日本留学，获日本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法学硕士、私法专业法学博士。1988年回国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执教，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的创始团队成员

外婆的牙也不好，于是偶尔就跟妈妈诉苦，说平日吃的菜不合适上了岁数的她，牙齿咬不动。晚年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的这位老人，极少诉苦，我晓得的这次诉苦，也是妈妈跟爸爸感叹时没有防备我，被我听了去，记到如今。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徐友军，1959年生，1978年2月—1984年7月，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本科、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1992年任北京大学副教授。2003年后历任深圳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深圳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深圳市政协副主席。2011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知识产权十大人物称号。原题珍贵片段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作者上大学前季烨，中学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二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年农工、一年余教师。1974年回北京做中学教师。1978年考取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1982年留校任教至2007年退休。原题“你们农工班最苦……”作者：季烨有一次荒友聚会，一位当年最早一批上机务的女孩说：“你们农工班的最苦……”我知道我们干活特别苦，但是由非农工班的人嘴里说出来，我才更确信。所谓农工班，是农场时的称号，是除队部（后为连部）机务后勤马号猪号学校之外的、挥镰刀使锄头抡大镐干农活的工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大批知青涌来，多数屯积在农工班，就扩大称为青年（男女）排。011998年回访农场时去兴凯湖，司机照顾我们，特意从14连边上擦过去。远远地刚看见连队外面的小树林子，大家就按捺不住地站起来，抻着脖子张望，小燕就叫起来：“就那儿！就那儿！让我们沤麻！嗬，那叫臭！一个多月，我的衣服还臭烘烘的！”老职工说：“连里就种过这么一回麻，让你们给碰上了。”小燕不说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她一说，那时候的情景就全涌回来了：是场院老顾带我们干的这活。麻割下来，老顾带我们到村北，扛着死沉死沉的麻捆儿，顺进路边河沟里泡上；过些天麻沤好了，再从水里拖到岸边，扛走。水沤了以后那些麻个子更是死沉死沉的了，拖不动，记得我和谁还跳进黑黢黢的臭沟里往岸上拱那些臭麻，一点一点地蹭，拱。臭啊，离多老远就能闻着。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浸透了这股子恶臭味儿。但是干活时其实也并不觉得怎么臭，就像刨粪一样，恶心不恶心？久居兰室不觉其香，刨粪的，一镐头下去，“噗！”喷一嘴粪渣子；在大粪堆边上吃饭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顶多在身上抹两下手。那些麻后来都搓成麻绳扎麻袋用了。我们班在场院干活的时候多，场院就是不停地倒腾粮食，大豆玉米小麦运到场院，不停地晾晒、灌袋子、入穴子（粮垛）、再倒腾出穴子晾晒，直到晾晒干了，装车上交。场院翻晒粮食。这是场院最轻省的活儿粮食晒干后装袋运走上交，都是180斤、200斤的麻袋，我曾尝试着背过，那腰无论如何也挺不起来。但是一百一二十斤的麻袋，是我们天天要背着出库入库的。背麻袋累，其实场院最累的是灌袋子时的打搓子，两个人撑着麻袋，一个人搓粮食灌袋子，弯下腰搓，直起腰灌，一下接一下，不能停，一搓子满了50斤呢！我们还要干其他的农杂活。比如前面说的刨粪，比如拌种。春天播种，我们要去地头给种子拌农药，好像是六六六，呛得头疼。然后灌到播种机里，然后跟着拖拉机后面暴土扬场地看着播种机。播种机，后面拖着的是压土的镇压器经常干的是出窑。窑地活是最累的，当时的劳改队多数时候在窑地干活，您想窑地是不是最苦最累最脏的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杨帆，教授、博导，经济学家，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获世界经济硕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任多所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涉外经济。同时涉及社会、文化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原题恢复高考——节选自作者回忆录（外一篇）作者：杨帆1977-1978年邓小平作为副总理主动请缨抓教育，他马上能做的是恢复高考。恢复高考，表面文章是如何招考大学生，实质上面对的是1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以老三届为核心的历届毕业生，近1800万人上山下乡，娶妻生子，在农村和兵团安家落户，实行推荐制度上大学已12年，积压了12年的毕业生不能参加高考，许不许这12倍的青年报考，能不能保证照分录取，学校有没有扩招条件？对国家能力是巨大考验，说实话任何政府都很难解决。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以后，我去找一位中学领导，他给我泼了一大冷水：恢复高考主要是在校的高中生，老三届过了岁数，怎么考啊？你们劳动10年功课也都忘了啊。我说，没忘，我坚持自学了8年，学完了高中所有功课，就等着改变命运这一天啊！再不解决也太不公平了，真的要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石焕南，1948年出生，湖南祁东人。北京57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赴延安插队，后任延川县县革委会通讯干事。197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80年考入北师大数学系高校师资班，结业后调入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期间在北师大数学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三级教授，2008年退休。原题采访孙立哲（外两篇）作者：石焕南1969年1月，我由北京第五十七中学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下驿大队插队，劳动两年半后，经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曹谷溪举荐，我被抽调到通讯组工作，直到1973年被推荐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两年半功夫，我随曹谷溪跑遍了延川县的各个公社进行采访报道，其中跑得最多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地处黄河边上的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这是延川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一个是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这里出了一个传奇人物，会做手术的赤脚医生，北京清华附中的知青—孙立哲。1971年冬的某一天，为了核实关于孙立哲的种种传闻是否属实，由县政工组组长、陕西日报社的两位记者、县广播站站长、县医院的一位西安下来的大夫，谷溪和我以及在我们通讯组学习的两位业余通讯员杨圣敏（他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博导）和解明明（现在是北京斯福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组成的调查组前往关庄大队对孙立哲做联合调查采访（不巧，孙立哲不在队里，回京探亲去），查阅了孙立哲的所有手术记录，访问了所有能找到的接受孙立哲手术的病人，结论是未发现有手术事故，从而孙立哲做手术得到了肯定。调查后，谷溪写一篇宣传孙立哲的报道，1971年12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从此孙立哲在全国出了名。调查团在关庄的合影：前排左1石焕南、右1曹谷溪、右2杨圣敏、后排右1解明明左1杨圣敏，左4石焕南，左5解明明不久我单独到关庄大队采访孙立哲，见到了他本人，高高的个儿，平头方脸，浓眉大眼，十分帅气的小伙子，当年他讲话略有口吃。当晚我住在他的窑洞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就见一位老乡扑通跪在地上，嘴里连声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此情此景令我很是感动，孙立哲说，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起床后，孙立哲刚走出窑洞，身后就跟上了一群人，都是四里八乡找他看病的，孙立哲调侃地说，我是“蜂王”。饭后，我去看他做手术。是治疗支气管炎的小手术，看了半截，我突然感觉有些头晕，忙走出窑洞，蹲在地上，不一会儿浑身冒出冷汗。孙立哲做完手术出来，看着我说：你怎麽脸煞白。我说，我怕见血。在孙立哲处住了几天，写了一篇报道，后来登在延安一个内部刊物上。上面这张照片，是在1972年8月，我和申安秦一起去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采访赤脚医生孙立哲时，我站在一个凳子上拍摄的一张照片。图中孙立哲正给一位小孩做疝气手术，右为孙立哲，左为孙立哲的助手，当地的一位赤脚医生，中间站立者为申安秦。我给孙立哲拍的另一张照片曾刊登在《陕西日报》上。可惜的是当年拍的众多照片都不知去向。大约是在1974年，那时我正在北师大念书，孙立哲已出名，正回京作优秀事迹报告，住在一家宾馆。一天在北京外语学院就读的中学校友，也是同队插友舒展（曾任驻卢旺达大使）约我去这家宾馆见孙立哲，邀请他到北京外语学院做报告。打那以后38年我与孙立哲未曾谋面。2012年8月4日下午，在世贸天阶时尚廊书店举办“史铁生的宗教情怀和精神追求”读书会，我参加了这次读书会，终于见到了孙立哲。一见面，孙立哲就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路上见面我肯定认不出你了。是的，正如孙立哲在给我的E-mail中所言：恍如隔世，我们都老了！2015年12月18日上午，参加在北京天健宾馆召开的史铁生五周年祭暨《延川插队往事》和《赤脚医生往事》首发式活动这是回京后第二次见到孙立哲左起庞沄、石焕南、程远、孙立哲、林彬……现在与孙立哲有了微信联系。不久前他在微信中说：老兄好久不见啊！请多多保重。延川咱们在一起的许多记忆历久弥新啊！请老兄多多保重，准备有机会向你请教数学呢……孙立哲一生磨难，一生奋斗，一生传奇，一个令人敬佩的大才子，大好人！再忆在通讯组工作的日子通讯报道是一项涉猎面宽，接触人广的工作。作为通讯干事，我在陕西省延川县通讯组组长曹谷溪手下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短，但工作内容丰富。我在诸篇回忆文章里已零零散散地谈及在通讯组的工作。这里再作一些补充。县上毎年都要在县城大礼堂召开一些全县规模的大会。我们通讯组自然要采访报道。开始，我多是跟班谷溪打下手，比如谷溪在主席台摄影，我给他打碘钨灯。后来谷溪就让我独自行动，拿着海鸥牌的120相机在主席台的前面，后面走来走去的找位拍照。在外人看来，这小伙子无所顾忌地上窜下跳的拍照挺神气的。实际上，开始在众目睽睽下左拍右照，我也紧张，时间长了我就自然了。有一件事记忆深刻，一次在大礼堂召开共青团县委换届选举大会。陶海粟是新一届县团委副书记的候选人。在介绍每位县团委委员侯选人时，都要介绍家庭出身，我记得前面的候选人不是贫下中农就是工人，念到陶海粟的家庭出身时，竞是地主，我记得陶海粟家庭出身和我一样，是职员，怎么成了地主了呢？后来才知道，陕北老区的家庭出身均由爷爷的成份确定，海粟和我一样，爷爷成份都是地主。我端着相机，站在主席台侧面幕后，看着站着的海粟，能感觉到海粟当时的尴尬。以申昜为首的延川县各级领导是不唯成份论的，实实在在地实行重在表现的政策，海粟不仅当选了县团委副书记，在我离开延川县上大学后，还当选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其岀色的工作博得了延川人的高度评价，其担任公社书记的张家河公社的老乡们称他是＂我们永远的书记＂。1973年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范西峰，籍贯湖北天门，1950年出生，1968年参加工作，1970年赴福州军区参军，大学本科文化。1987年调职总政治部宣传部，1994年任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编研室副主任；1998年任解放军画报社政委，2003年任解放军画报社社长。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了4000多篇（幅）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获奖。现已退役。原题军旅生涯40年，和青春一起走过作者：范西峰五十年代全家福。前排中为范西峰我是1950年3月出生的，很多战友都认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其实我的出生地在大西北甘肃天水第一野战军第7军军部的大院里。当时，担任7军21师师长的父亲率领的部队正准备挺进大西南，与二野部队一起彻底消灭残留的国民党军。儿时的记忆是模糊的，长大了以后才知道，5岁之前自己总是随着大部队到处奔波，父母走到哪里我就被带到哪里。直到1954年底父亲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就任北京军区炮兵第一任司令员后，全家终于得以在北京安定下来。1966年8月，范西峰第一次入伍，与同去的北京四中同学刘源（前右）、朱汉滨（前左）合影留念由于从小生活在军队大院这个特殊环境里的缘故，自己对军营、军人、军队生活有一种独特的情结，很早就萌生过长大后一定要参军的愿望。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学校不上课了，学生们到处去看大字报，之后又参加红卫兵去破“四旧”。由于怕我在外面闯祸，父亲支持我于当年8月与北京四中同班同学刘源、薄熙成一起到北京军区70师210团一营一连当兵。但是，随“文革”的展开，父亲的老领导贺龙元帅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政治陷害，父亲随之也被诬陷为“贺龙骨干分子”“二月兵变分子”等，被非法关押审查，我也在一夜之间由“红五类”变成了“黑帮子弟”，并于当年底被迫退伍，致使想在部队长期干的愿望被无情粉碎了。1966年10月，在北京军区某部一营一连当兵时留影1968年10月底，我与四中校友李湘鲁、史元旦一起，到河北白洋淀即安新县大田庄公社大田庄大队插队。两年多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农民、中国底层的贫穷与艰辛，既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为日后在部队经受各种考验奠定了基础。或许是一种机遇吧，父亲虽被审查，但一直没有发现历史上有任何问题。正好父亲的老部下福州军区炮兵参谋长张九德叔叔到北京检查他们单位征兵的情况，故而我非常幸运地于1970年11月第二次入伍，实现了自己的当兵梦。临走前，我和母亲去看望仍被审查的父亲。在专案人员的监视下，父亲很动情地说：“去吧，到部队好好干，一定要当个好兵！”父亲范忠祥和母亲孙志英在一起01.

“因为我是‘蜀国’。”鲁群生不乏幽默。在“三国”大战中，在青岛市反对重复建设的热潮中，澳柯玛处于守势。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陈国恩，1951年生人，初六七届。1969年插队延安当农民，1973年进厂当工人，1978年准备参加高考时未获批准后开始教书，1988年进入出版社工作并就读毕业于人大二分校业余大学。先后著有并出版巜中国古代德行新典》巜中华传统美德青少年读本》巜自古英雄出少年》等书籍，退休后著有《开卷有益》上下册等。原题少小离家老大回作者：陈国恩我的北京四中初中同班同学杨帆正在写回忆录，邀请我写一写当年离京回京的过程，因为他知道一些我的苦难经历。我本不想再去打开这些痛苦的回忆，但杨帆说动了我，为了给后代留下我们所处年代真实的资料，我们应辛苦一下，哪怕再难受一回。01离京在整整50年前的1968年秋天，树叶开始掉了，冬天快来了，我们这些17岁的初中生都在彷徨之中，红卫兵们失去了以往的斗志昂扬，其他派别的同学也都不再意气风发，都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在哪里。随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的发表，上山下乡终于拉开了大幕，原来是要我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4年进入北京四中上学以来，我们也曾下乡劳动3次，通过与“贫下中农”的接触，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各方面有过人之处，而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在大家都茫然之刻，第一批去内蒙古开始报名了，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晋美和梁春生去了。在当时，除了出身没有问题的几个同学当兵去了，这是我们班最早离开的两位同学。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些小绵羊将被这场风暴席卷到何方，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都要插队，而且一批比一批地方更远，当时在校掌权的“工宣队”似乎也支持这个说法，再加上当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全班同学没有几个家里没“事”的了，我们班陆丹丁、郑钊和我三人决定去内蒙古投奔晋美、梁春生。晋美他们插队落户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朝号大队，从北京乘火车一夜便到，我们把行李都带上了，可见决心之大。有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到公社告了一状，说陆丹丁是“联动”分子，郑钊也是老红卫兵，这样的人不能要。按现在说法，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又能怎么样？可是当时公社还是很重视的，派民兵把我们三人押解出境，行李都来不及托运。我们心情不好，到呼市玩了几天，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回京再做道理。从内蒙古铩羽而归后，插队第二批山西的也准备出发了，我们也错过了这一拨。我们班山西去得最多，一共有十几个，其中现在知名的有刘源、杨帆等。临行时我去车站送他们，车站人山人海、哭声一片，车一动我班一个同学的母亲晕倒在地，真是惨不忍睹，我脑海里顿时出现了杜甫的诗句《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真是生离死别的场面，看到想到这里我有点不想走了，我真怕我们家人受不了这样的情景。随后有一天在校园里，我和郑钊被工宣队找去谈话，要我们报名去第三批的陕北延安。我们俩也不想越走越远，内蒙古也好、山西也罢，都是一夜的车程，钱不过10元左右，相比之下延安就太远了，我们俩就找借口不去。郑钊说家里被子不够，工宣队一人问他家里几口人，他说5口。问他父母一共挣多少钱，他也没敢撒谎，说300元。那个人一听就急了，说一个人都60元了，你是捣乱。那人指另外一个工宣队员说，他一家子4口人，就指着他挣40多元活，你这个条件必须去！接着又问我，我说父母年纪大了，我在家最小，自然，在他们眼里，这也不是理由。说到父母，我说一下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律师、法官，那时不像现在，律师和法官可以互换，想干什么干什么。1949年后父子二人都因是“旧司法人员”而失了业，祖父老了就不再干了，父亲在政协系统的民主建国会工作。律师这个职业现在谁都知道，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了解的，甚至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反动政府的人。其实我祖父和父亲都是民事律师，只管经济、婚姻、继承之类的案件，连刑事案件都不理，更遑论政治！即便是这样的经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难逃挨整的厄运。我父亲当时关在政协的“牛棚”里，在工宣队找我谈话后的一天，他奉命到四中开家长会，显然是工宣队通过单位给叫来的。我永远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晚上，他被允许回家住了一个晚上，让他给我做工作，报名去延安。晚饭后，他说要找我说说话，然后却一句话也不说，那时我虽然只有17岁，却是出身不好的孩子早当家！我明白他的处境和心情，顺从工宣队的意思劝我报名去延安，内心怎忍亲儿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如果不劝我报名，在他已有的“罪名”之外，会再加上一条“对抗上山下乡”罪。我看到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这位曾经无数次在法庭上侃侃而言的大律师，此时却哑火了。我知道他的心在流血，便主动说，爸，我明天去学校报名。我父亲听后喃喃地重复道，去吧去吧。就这样我和郑钊及班里的其他四位同学共6人“自愿”报名去延安插队落户，成为千千万万响应上山下乡号召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在随后几天要办理有关的手续，我去西长安街派出所销户口，办完之后要交两分钱手续费，我记得很清楚，我拿着两分钢镚停了一下才撒手，知道这一撒手我就不是北京人了。当时人小，哪里想得到要想再回来，不要说两分，就是两块元、两百元，也回不来了！为此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力指的是势力），没钱没力的出卖肉体，从此在中国大陆几十年内，一直上演着一出出回城大戏，直到上个世纪末。我是1969年2月2号离开北京赴延安的，阴历我记得是腊月26或27，许多家长向工宣队反应，要求让孩子们在家过了节再走，当然这是徒劳的。2号的火车是7点左右发车，需要在5点就起床，我由于头一天发泄似的“造”了一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