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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丨顾土:北京,北方的一座孤岛

顾土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顾土,原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供职报社。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我是北京生北京长。可惜,读小学中学时,讲究的是籍贯,我的父母来自南方,所以只能填出生地是北京。如今,活到一大把年纪,我想,无论如何我也应该算是一个北京人了。

 

与上海广州比,

北京周边没多少吸引力

 

身为北京人,北京周边,除了去天津看望亲戚的次数比较多外,其他城市,掰着手指头都可以数得过来,一两次而已。多年间,我也问过不计其数的朋友和熟人,老中青少,北京四周的城市去过哪些?没料到回答比我还不如,都说没去过,石家庄、保定、唐山、邢台、沧州、衡水,他们居然想过都没想过要去一趟,尽管如今坐上高铁,去这些城市的速度比北京市内东西南北行还要快,通向这些地方的高速公路,已经四通八达了。有的熟人倒是经常去这些地方,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就是从这些地方跑出来的。


只有一个张家口,作为冬奥会的一部分,确实有点诱惑力,可过了冬奥会呢?没人说得清。最尴尬的是,游过避暑山庄,却不逛承德市区;去过北戴河,没进过秦皇岛市里;去过白洋淀,不清楚这里属于保定,更没记住安新;去过东陵西陵,可遵化、易县县城在哪儿,压根儿不知道。去过天津的倒是不少,但朝往夕返的特多。


这,就是北京和周边的关系。北京犹如一座孤岛。


北京东边有片地方叫燕郊,燕郊是镇,这几年可是大名鼎鼎,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燕郊实际属于河北三河?三河过去叫县,后来改为市。人人只会说:住燕郊,绝不会说住三河。燕郊前面加个北京,网络上还真就是这么标明的。

紧邻北京朝阳区的河北三河燕郊镇


北京南边的固安县,名气如今也与日俱增,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接近固安。4年前的北京地铁四号线,距离终点天宫院还有五站,车厢里就只剩下我一人独自打盹,可现在,直到最后一站,似乎还有无数男女丝毫没有下车的意思。在天宫院一下车,去固安的、有去固安的吗?喊叫声此伏彼起,打个拼车最低十元。


三河和固安都属于廊坊市,但你不妨打听打听,住在三河燕郊和固安的外来户,有多少人去过廊坊?他们住在三河燕郊和固安的目标是接近北京,与廊坊无关。我认识两位刚刚定居固安的朋友,一位从前家在承德、一位在秦皇岛,他们想方设法将家迁进固安,连子女入学都转了过来。我疑惑不解,问他们,承德和秦皇岛不比固安弱吧,他们回答,可离北京很近啊!


再看看上海和广州。因为人们喜欢称北上广。


上海、广州周边的城市,几十年来,我这个北京人就不知去过了多少次,别说大中城市,即使很多小城、小镇我也格外熟悉,全国的会议甚至国际会议和全球论坛,一次次在这些小城小镇举行。

珠海的湾区生活


我在不同场合问过许多人,广州四周的城市去过没有?回答都是说去过不止一次。佛山、深圳、珠海、中山,没去过的几乎没有,至于东莞,连下面的小镇,长安、樟木头、清溪、虎门都曾进入过不少人游历的路线,更是无数打工者的选项。如果问上海四周去过哪里,那回答就更热闹了,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昆山、杭州、宁波、嘉兴、绍兴、义乌,加上乌镇、横店这样声名远播的小镇,人人都可以说出一长串名字。


相比之下,住在广州周边的人,不会觉得不如广州;住在上海四周的人也不会一门心思妄想挤进上海,估计深圳、珠海、杭州、苏州、无锡的人们比广州、上海人还有自豪感。深圳人对北上广的排列很不以为然,认为深圳已经超过了广州,而住在珠海的人,自认为从哪个方面比,其宜居度都胜过省会。杭州、苏州、无锡,风景宜人,不必多说,而杭州还成了电商的大本营。其实,就是南京、扬州、镇江这样的城市,也不能说比上海弱许多。整个珠三角、长三角,从大中城市,直至小镇,有一半可以和广州、上海平分秋色。

你知道贯穿承德的武烈河吗


可是,住在唐山、保定、承德、秦皇岛、廊坊的人们,面对北京,不管实际状况如何,他们心理上至今还没优越起来。别说他们,即使天津、石家庄,相比北京而言,恐怕也没多少吸引力!


我所说的周边,都在河北,如果再扩展些,放在整个华北,甚至加上东北,其城市吸引力,只有大连、青岛还凑合,其他能接近北京的实在罕见,也就是说,在北中国,北京都是一座孤岛。北京的磁铁效应能不超强!


其实,回望历史,从前北京周边的城市并非如此!

 

历史上的天津,比北京更宜居

 

先说天津。多年前《书屋》发表拙作《京师政治生活的后花园》,其中详细解读了天津的历史地位。


过去天津的地位和北京处于一个层面上,人们都会说上京下卫,卫就是天津卫。


天津和广州、上海、香港、武汉、厦门、宁波、青岛、大连等城市一样,从十九世纪开始,其发展、兴旺,无不与世界列强入侵结成因果。天津是北洋大臣的驻地,北洋大臣全称是北洋通商大臣,但通商是被迫的;李鸿章主张兴办洋务,身为北洋大臣长期住在天津,天津因此也成了洋务中心,但李鸿章在多年的历史教科书和人们心目中一向以卖国求荣著称。

天津开埠


天津开埠,标志着天津经济的起步,但是开埠是战败求和签约的结果;天津兴起,与租界紧密相联,天津有九国租界,在中国最初开埠城市里算最多的,可租界更是丧权辱国的产物;买办,时人称洋奴,是近代第一批经营人才,著名的买办代表人物盛宣怀还创立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来更名为北洋大学,即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大学至今仍是天津高等教育的标志,但买办资产阶级却是后来被打倒的对象,洋奴当然也是个不堪入耳的称呼。


无论你如何评价租界、洋行、买办和洋务运动,这些,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兴起,确实为天津带来了经济繁荣,让天津成为繁华的商埠,加入了当时为数有限的中国近代城市的行列,具备了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天津在民国的特殊地位,恰恰来自于其接近北京的地理位置及其鲜明的租界效应,租界既为天津吸引了生意,又为天津汇聚了出自北京的政治资源。


从逊帝溥仪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从民国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到复辟辫帅张勋,从大权在握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到政坛要人靳云鹏、王士珍、顾维钧、潘复、朱启钤、鲍贵卿、孙传芳、倪嗣冲、刘冠雄、吴光新、陆宗舆,从奉系张氏父子到政治和学术兼擅的梁启超,都在天津留下政治活动的鲜明足迹。其中多数人拥有几处房产,主要住宅还都在租界之内。


天津英租界


民国活跃于北京政坛的各类要人,或出于被迫无奈,或以退为进,或仅仅为了暂避风头,一旦离开权力宝座,大多会选择天津蛰居,以天津作为进退之所。其原因,一是下台之后不愿意继续留在政治的中心地带,选择天津,可以就近随时了解北京动态,或是聚会商议对策,或是迅速返京重掌大权;二是北京只有使馆,短期避难尚可,长期则难以栖身,而天津拥有众多租界,华洋杂居,尤其下野之后,在租界庇护下,比较安全;三是临海,那时的交通除去有限的铁路外就是海路,在天津方便于搭船离岸;四是根据《辛丑条约》约定,天津周围20里严禁中国驻军,使得这块地方不会发生国内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战事,在当时混战中的中国,相对比较和平。


从1917年以后,天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全国政局的事件,这些事件显示出天津作为京师政治生活后花园的重要地位,凡是北京不好解决或准备解决的问题,都是先在天津商量妥当。


这一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矛盾日深,最终段被黎免去职务,段离京后落脚之地正是天津的意大利租界。被黎元洪请来调停的辫帅张勋进京之前也是先到天津,张公馆坐落在德租界内,元配夫人曹琴常住在此。张勋进京拥戴逊帝溥仪复辟,段祺瑞闻讯后举起反复辟的大旗,他先赴天津附近的马厂动员第八师举兵,即所谓马厂誓师,回到天津市区时,各界要人靳云鹏、贾德耀、段芝贵、冯玉祥、梁启超、叶恭绰等纷纷前来,聚集在讨逆军司令部的周围,在天津酝酿了再造共和的大业。

段祺瑞在天津的故居


冯国璋继任总统后,段祺瑞又开始与他明争暗斗,最后段祺瑞辞职。当王士珍接受组阁时,以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的督军和督军代表齐集天津曹家花园开会。这里原是孙家花园,为买办孙仲英所建,后来将花园卖与曹锟,所以也称曹家花园。会议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一手策划。此时的天津再次成为政治军事的重心。而随后被逼下台的王士珍也是先躲到天津,抵津后再致函冯和段,陈述己见。


  翌年6月,一直闲住天津的徐世昌赶到北京,倡议冯、段合作,主张北洋派消弭内争,直系皖系也不该再存芥蒂。果然,徐树铮与曹锟、张怀芝、龙济光、倪嗣冲等各路督军和督军代表再度聚会天津,而奉军则在天津附近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准备染指关内事务。段祺瑞建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自己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可以退为副总统,自己也会同意,否则他愿意与冯国璋同时下野。督军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到北京面谒冯大总统,问冯能否屈居副总统之位,被冯谢绝,于是冯、段两人都腾出了副总统的位子。各方在天津最终一致决定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处于前台的北京政局的未来,实际在天津被左右。


        1924年直奉战事又起,随着冯玉祥倒戈回京、软禁总统曹锟,正率直系作战的吴佩孚只能从秦皇岛退至天津,专车停靠在天津北站,本想依靠山东和江苏的援军歼灭冯玉祥,解救北京的曹锟,但很快得知援军无望,究竟何去何从,吴佩孚举棋不定。此时,段祺瑞正蛰居天津日租界,虽说人没来,但一封信却送达吴佩孚,劝他早日离开天津,另谋发展。随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司令也来力劝吴转往其他地方,等待东山再起。最绝的要属美国驻军司令,一面劝说一面唤来站长,开动机车,径直将吴佩孚的专车拉往塘沽。吴佩孚只好由塘沽乘船南下。美军司令事后得意地说,凭吴大帅的脾气,怎么会自行撤走,只有这种方式才最为得体。

冯国璋在天津旧居


就在北京政治权力出现真空时,几方势力又先后抵达天津会商,在天津再度决定了北京的政治命运。几家联合原本是为了对付直系,直系一倒,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显露出来。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最突出,互不买账,但都同意由蛰居天津的段祺瑞出山暂时主政,另外,段在天津也接到了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等省的电报,表示拥戴他重新出山。而孙文在接获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函电后,发表北上宣言,起程在即。冯玉祥原本希望在北京会商,可是段祺瑞更愿意在天津与张、冯会晤。这时段祺瑞正住在日租界,张作霖也由沈阳入津,居住在姻亲曹锟的曹家花园内。冯玉祥只得赴津商讨北京政局。经三方势力聚集天津多次会商,终于达成协议,并商定在新政府产生之前,组成临时执政府,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天津会议一结束,段、张相继进京,段很快宣誓就职。随后,孙文偕同夫人宋庆龄及国民党要员30多人抵达天津,下榻日租界的张园。逗留天津期间,他与段祺瑞互致函电。当时张作霖已从北京返回天津曹家花园,孙文为表诚意,抱病率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兆铭等登门拜访。孙文在天津一住就是20多天,在各方期待下,1924年12月31日,终于乘列车进京。


相对于北京而言,张作霖也特别喜欢天津,已经入主北京了,可还老是跑到天津活动,不但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组成“安国军”,被十五省推为总司令,进攻南方的北伐军和西北的国民军,并任命正赋闲在天津的靳云鹏为国务总理;还忙里偷闲,邀请住在张园的逊帝溥仪来到曹家花园,口称“皇上”,行跪拜大礼,并奉上10万银元的献金。


第二次直奉战事以后,天津不但是民国各方势力活动的政治重心,同时也成了前清遗老遗少聚会的地方。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


冯玉祥倒戈后占据北京,立即驱逐溥仪出宫,溥仪出宫后先住在什刹海醇亲王府,就是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家里,也算回到自己家了。但遗老遗少们却认为这里地处险境,于是天天忙着“营救”,终于有一天,在狂风怒吼、尘沙蔽日的时刻,溥仪离开醇亲王府躲进东交民巷里的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夜间,溥仪又化装成日侨逃到天津,先是住进日租界的大和旅馆,继而住进张园。 


 张园,就是孙文不久前来津时住的那个日租界的张园。巧合的是,据说溥仪所选择的住房及新床的摆放位置,竟然与此前孙先生的居室和床位分毫不差! 


 张园是张彪的私邸,此人是清末武昌陆军第八镇统制。武昌首义,张彪带着家眷逃到天津,在日租界购买了一块地基,占地约20亩,用两年时间盖起了一座两层楼房,四周修建了凉亭、水池、喷泉、假山、石桌凳。 溥仪的到来,让张园成为政治活动场所,游艺场也成了“清室驻津办事处”。身为旧臣的张彪尽管做了皇帝的房东,但他不仅不收房租,还出资将家具都换成了溥仪喜欢的欧式,而且自己每日清晨亲持扫帚为逊帝洒扫。张园从此熙熙攘攘,门口狭窄的道路显得十分拥挤。


溥仪在张园住到第5年时,张彪已经故去,其子对满清毫无感情,只认金钱,提出每月收700元房租的要求,溥仪因而决定迁居,他选中了距张园百步之遥的陆宗舆私宅乾园,也属于日租界。这位陆宗舆就是五四大游行对准的那个陆宗舆,五四以后他也寄居天津,担任了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1921年修建了这个乾园。1929年7月,陆宗舆搬到了石山街,将宅院让与溥仪,溥仪特意改乾园为静园,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

溥仪在天津住过的静园


溥仪在静园里一直住到1931年,在这里接见京津两地的遗老遗少,会见曾在前清任职且不忘旧主的民国政要,与各类日本访客探讨恢复之策,还因为东陵被盗案迟迟未做处理而与民国政府结怨,离婚案也闹得沸沸扬扬。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天津驻军的土肥原贤二大校10月3日夜访静园,与溥仪商定了出走东北的计划。为了掩护溥仪行动,日本军还制造了“天津事件”,借所谓骚乱,乘机出动,在租界宣布戒严,把静园周围封锁起来。溥仪因此得以潜行,在日方的掩护下终于抵达关外,建立了“满洲国”政权。他在天津统共住了7年。


1928年以后,北京不再是京城了,而改称北平,天津当然从此也就丧失了京师后花园的地位,但民国初期的那些政坛领袖和要员并没有依照中国传统习俗,还乡养老,而是依旧住在天津,大多终老于此。不再告老还乡,选择留在城市颐养天年,这不妨视为民初中国社会风气的一大转变。转变的原因恐怕在于近代城市生活的吸引,乡村落后的条件毕竟不能与大城市相比,方便的生活环境也许比传统文化显得更为重要。

天津日租界


当寓公不看中北平,却选在天津,主要还是因为这里拥有租界,对前朝权贵而言,当然是安全第一,况且租界的宅第舒适,也住久住惯了。其中只有曹锟的曹家花园不在租界,他就卖了出去,也改到意租界和英租界居住。此外,这些人多是北洋六镇出身,对天津这块北洋派系的诞生地怀有很深的感情。曹锟住在这里,还由于天津是他的家乡;徐世昌的老家在河南,而天津算是离家乡最近的大城市;黎元洪、段祺瑞尽管都是南方人,但南方类似的城市上海、广州、武汉、厦门并无他们的存身之地,1928年以后的政治环境也远不如天津合适。段祺瑞最后死在上海,那时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的日本友人和打算投靠日本的故旧不停地打扰,企图请他出山,在南京政府的催促下,才被迫南下。只有一个吴佩孚,本来与天津没什么渊源,在这里也没有居住过,1924年来天津短暂停留还睡在列车上,而且他一向反对住租界,所以最后选择了北平的什锦花园。


民国初期的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曹锟都在天津去世,占了一半,如果加上张勋、靳云鹏这一级的人物,就更多了。可以说,天津这座城市也成了北洋派达官显贵的养老和终老之所。下野以后,在天津,他们有人吃斋念佛,下棋打牌,如段祺瑞;有人闭门著书,饮酒赋诗,如徐世昌;还有人在四周做起了生意。致仕后从事工商业,并且经营有道,长袖善舞,这也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官场在新时代的一种变化。

徐世昌在天津的旧居


黎元洪晚年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共投资45个企业,仅银行就17家。靳云鹏与日本人合办了胶东鲁大矿业公司,又在济南投资鲁丰纱厂,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公司、济宁面粉公司,从1908年到1926年的18年中,他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企业有20多家。别看张勋政治脑瓜很旧,一门心思复辟,可是经济头脑却非常灵活,投资遍及工商、金融各业。


不管这些人当政时相互之间有多大的冤仇,政见如何的不同,打得怎样不可开交,只要离开北京的政治舞台,或暂时下野栖息津门,或在天津养老,住在这同一座城市,甚至住在同一个租界,都会相安无事,不再发生任何政治冲突,成了简单的居民,好象过去从没有那些是是非非一般。可见,天津,一方面是京师政治生活的后花园,同时也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避风港、和平区、中立地带。


用当今非常入时的话语说,那个年代的天津,还真是疏解了首都的部分功能!

 

这些城市,知名度跑哪儿去了

 

天津在中国北方的城市中得天独厚,靠海,有优良的港湾,市内还有一条大河,说实在话,华北城市能有大河真是稀罕,天津还是最早开埠的工商业城市,对外贸易繁荣,洋商很早就落户这里,第一批企业家、银行家也在这里发迹,几乎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所具备的条件无一缺少,但天津的地位后来却风光不再,其中教训值得深思。

天津法租界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租界、买办、洋务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北京政要以天津作为政治后花园的历史也一去不复返了,天津不再承担疏解首都的功能。可此后的定位是什么?几十年中似乎从来没有经过什么有意义的论证。天津长期只作为一座工业城市而生存,在当时的人们眼里,只有工业、工人阶级的历史,在天津还能叫响。


那个时代,列车一接近天津站,喇叭里永远都在宣扬这里是一座工业城市,这个业那个业。工业城市,其实是让天津的地位一直不尴不尬,直至改革开放后,依然多年无法走出困境,旅游、居住、养老,都不在人们考虑的视野里,只剩下天大、南开这两座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学还拥有往昔的品牌效应,多多少少可以吸引青少年的一点注意力。天津是港口城市,但这个港口在天津市区是感受不到的,反倒是港口危险事件给城市添加了难以抹去的负面效应。


有一种说法一向比较流行,说是天津距离北京太近,北京压住了天津。尤其是天津人,特别喜欢以此作为天津长期滞后的托辞。可事实上,从晚清到民国,距离北京,或是北平,尽管很近,非但没有压住天津,还令天津的地位独一无二。


1930年代的北平


工业促使城市振兴,工业带来了城市的巨大效应,这在全世界都是个历史事实,汽车城、钢铁城、纺织城、煤炭城、石油城、化工城遍布各国。尽管本世纪初开始,这种工业兴城的方式也面临危机,甚至走向绝路,一部分工业沦为夕阳产业,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工业的衰退自然导致城市的衰落。但是北京四周的城市多少年来一向缺乏吸引力,却并非起自一些工业的衰落,因为早在这些城市工业兴起时,其城市特色就开始逐渐模糊起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只有浙江、福建等地被视为前线外,很多城市,包括首都北京,都在兴办工业,叫“以钢为纲,全面跃进”。有的城市还是综合性的工业,从钢铁、橡胶、化工、有色冶金,到纺织、水泥、制药,基本是样样俱全。一些城市虽说有几项特别突出,但其他也不示弱。这种发展的模式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不过有的改制,有的合资罢了。发展的结果,尤其“全”的结果,是城市急速同质化。


北京明明是一座文化古都,但发展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其钢铁、石化、汽车制造的风头早已盖过了文化,首钢、燕化、北京吉普212、卡车130,谁人不晓?仅橡胶厂、纺织厂,北京就不知建了多少。那时一出朝阳门,一路看到的都是工厂。幸亏北京是首都,核心部门、优秀人才都集中在这里,中央职能无法替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大量高耗能、污染强的工业迁出、停产、改造,新世纪以来,首都功能定位更为鲜明,这才使城市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当然,特色带来的就业机会、发展机会也强化了磁铁效应。

唐山钢铁厂


石家庄早年因铁路枢纽而闻名,最后却成了一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1968年改为省会,估计也就是个河北中等工业城市。而唐山呢,开滦煤矿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矿产,唐山因而扬名海内外,可是当各地都在采煤挖矿后,唐山的优势不再。

开滦煤矿被接收时的场面


不过,唐山的著名,更在于开滦煤矿是个国际化的煤矿,总部设在开埠的天津,只有在国际化作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被取缔后,这块牌子才失去了知名度。唐山还有个路矿学堂,以后又叫过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曾赫赫有名,培养了不少人才,茅以升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但这个学校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唐山最后的知名度,实际来自于大地震和唐钢。

周总理慰问邢台地震受灾群众


邯郸是历史文化古城、成语典故之都,不过,在很多年里,没人记得,被人记住的是邯钢,1958年建厂;承德,人们只知道避暑山庄,但承德市曾经是热河省省会,却是绝大多数人记忆里的一片空白,热河这个省名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邢台,人人记住的只是周总理慰问受灾群众的著名场面,可其他呢?衡水,近些年最出名的是一所中学的升学率,实际上,衡水还有一片湖,这样的湖在华北城市很难得,但知道的人实在有限;沧州,过去人们一提这个名字,就想起被刺配的林冲,这些年,说到沧州不再联想到刺配,兴许是读《水浒》的人越来越少了。


保定是座历史古城,先是直隶省会,后又叫河北省会,被称为京畿重地。虽说自民国开始,保定的省会地位几经变更,省会时而迁天津,时而迁北平,但保定始终是华北名城,谁没去过保定府?读过革命文学《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的读者估计也不会忘记保定,在读者心目中这是座令人向往的城市。

保定驴肉火烧很有名


保定还曾担负起军事教育的功能,从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培育了一批批中国近现代的军事人才,可惜,1923年就停办了。如果一直发展下去,这个学校恐怕早已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学校。1968年,保定彻底丧失了省会的地位,从此就逐步退出了人们的视野,连保定曾经最出名的酱菜和搓澡,后来也处于失忆状态。文革时期,保定出名的不是文化,不是古城,也不是有什么工农业,而是武斗,这里发生的武斗名扬全国。现在说起保定,恐怕所有人最先想到的是驴肉。


说到河北保定,我也想起了河南的洛阳、开封两座古城。洛阳和开封也是自丧失了省会地位后,声名就一落千丈。那个年代没有旅游,城市的文化地位不高,重工业第一,很长时间里,洛阳的知名度在于拖拉机,一说洛阳,首先想到的拖拉机厂,而开封基本就淡出了人们的日常话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旅游业兴起,龙门石窟、白马寺、牡丹、武则天、狄仁杰和邻近洛阳的少林寺才让洛阳恢复了昔日的名声;开封好像直至《包青天》热播,才重新纳入人们的谈资,原来这是北宋的都城!40年前上学,一到地理考试,大家最犯愁的就是回答省会。银川、西宁,很多人没听说过,而河北、河南的省会回答总是五花八门,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省会变来变去,记住的不多。


开封复古街区


计划经济时代,没听说过旅游业,只有外调,火车硬卧上一脸严肃的人就是外调人员。无论在城在乡,也不许自由迁徙,买车票、住旅馆还要介绍信,外出要全国粮票,各单位和居委会盯着生人就好像防着阶级敌人。那时的著名地方,也是我们地理考试和政治考试里最常出现的地名,历史的就是革命根据地,现代的就是工业城市、水库城市,瑞金、遵义、延安、攀枝花、大庆、克拉玛依、三门峡、鞍山、马鞍山这样的地方都能进入大众的鲜明记忆里。那个年代,人们就业没什么选择权,干部和知识分子去哪里都是靠组织分配,人民公社社员能农转非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所以,工业城市最吸引人们的目光。


近三十年,市场经济的冲刷下,人们转向了,图的是就业机会、发财梦想,中意的是宜居、旅游、商贸,偏爱的是文化、山清水秀、面湖滨海临江,结果,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是首选,当年只有艰苦锻炼、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劳动改造才会想起的云南、广西、海南等地纷纷扬名,第三产业在哪里都有号召力。


北京周边的城镇,从发展定位到管理和服务,其实,已今非昔比。北京四环、五环以外的许多地方,未必就比这些城镇好多少,前些日子失火的大兴西红门,看起来和河北的县镇也没多大差别。但要把北京周边的城镇从地震、工业、污染、雾霾源头、脏乱差臭的凝固印象中彻底摆脱出来,还需要时间;恢复天津、保定这些历史名城的声誉也非朝夕间就可以成功的,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毁一座城市很简单,树一座城市不容易。但愿近些年北京市和北京周边城镇所有好的规划、美的设想,都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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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六:新三届人的职业生涯

主题七:新三届中的菁英人物

主题八:反右运动60周年祭 

主题九:新三届人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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