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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孟小灯:追忆父亲,我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孟小灯 新三届 2019-01-05

        老编的话:父亲节将届,本号特辟“背影”专题,推送同龄朋友们缅怀先严、不忘来处的系列文图,敬请垂注。  

作者简介

        孟小灯,1956年出生,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孟氧女儿。父亲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中被捕入狱,家人均受牵连。先后就读于府学胡同小学、165中学,之后随母去外地干校。后回北京,为人大经济系教务秘书。现已退休。


本文作者



        父亲走了,也就不记得父亲节了,今天被约稿,内容还是写父亲。追忆父亲我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多厚也写不完。父亲的称谓,是对儿女而言的,女儿我今天就写写父亲与我有关的点点滴滴。


        先说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孟小灯。灯是什么,不落的太阳,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灯却永远闪亮。但是父亲当年可没那狂妄的意思 ,他眼里,灯仅仅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灵感来自蜡烛。他年轻时,夜里两点之前没睡过觉,陪着他著书立说的,只有桌上那盏绿玻璃灯罩的台灯。小灯就是一点温暖的光,安静的、谦和的,没有太阳那样光芒四射。


        话说到这足够了,应了这名字,我前半辈子光照亮别人了,一点都没温暖自己。要是把小灯誉为蜡烛,“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就别活了。


        长大后父亲问我改不改名,我说不啦,已经习惯了。父亲指点我写文章时,又给我取了个笔名:子羊。子羊?什么意思?让我联想起“俯首甘为孺子牛”,受不了啦!我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人,野马一般的性格,怎么就沦为子羊了呢?当时真想离他出走。后经父亲耐心地劝说,我也就同意做个平和谦逊的乖孩子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我以为我以后就叫我孟子羊了,父亲告诉我,他们家姓赵,孟氧也是他的笔名,解放前给进步报纸写文章,用过很多笔名,孟氧这个笔名用得最多,后来人们只记得这个笔名,全然忘记他原来叫什么了。姓赵?赵子羊?赵紫阳?当年赵紫阳还在台上,不能叫;后来赵紫阳下去了,更不能叫了。


        那些年父亲整天伏案著文章,很辛苦,我想方设法让他休息,经常坐写字台对面与他搞笑,纠结的还是子羊。我说我终于想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我叫子羊,父亲抬起头疑问,我说,你是想让我像你一样,又怕我不能完全像,就叫我子羊。父亲眼神鼓励我继续,我接着说,你看,孟字下去掉皿,氧字上去掉气,不就成了“撤头撤尾”的孟氧了吗?父亲笑了,嗔怪说我想多了。


        其实,父亲一直叫我灯孩子,这个乳名只有父亲这样叫,连母亲都从来没有叫过一次。我知道有叫孟小冬的,孟小灯有没有重名不知道,但是灯孩子,只属于父亲的我。


父亲与女儿。


        我曾偶然看到一张老照片:那时我刚满月,母亲抱着我出来晒太阳,正巧赶上父亲和同事走进院子,父亲走近我们母女,手背在后面看我,同事带着相机,给我们照了我的第一张全家福。后来我翻过照片看见后面父亲的手迹:我绝非袖手旁观。大概没像大多数父亲那样接过我或和我们并排留影而解释的,明明就是“袖手旁观”嘛!


        我1956年出生,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坏处不说了,好处是有很多时间待在家里。从反右到文革,我就没好好上过几年学。小时候父亲只关心我身体健康,不说谎话,从不管我学习,期末考试没有双百也不批评,因为他第一次拿起我语文书让我背课文时,我从第一课一直背到最后一课,中途几次打断我都置之不理,等全书背完我大喘气时,他点着我的脑门说:太爱表现了。


        也不记得小时候他对我有什么教诲了,只记得他没大没小地气我。假期我三天就把所有作业赶完了,他却规定要我每天练大字。同学来找我出去玩,等在门外,他说写够三篇就去,急得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写,他站旁边用砚台接着,说正好可以研墨了。


        他看出我的学习能力并赞叹我的记忆力,知道我除了贪玩没别的毛病,所以他从此不再过问功课的事了,甚至说:小学时交给小学老师来管,长大了再交给我。天有不测风云呀!哪有机会交给他,没等长大,就文革了,他被关进监狱,母亲进了牛棚,我就成了有父有母的孤儿了。


        我虽没有学历,却多少还有点文化,毕竟是从小坐在爸爸腿上,闻着书香长大。后来我看了电影讲电影,看了小说讲小说,身边总是不缺朋友。人在脱离了父母之后,成长的速度惊人,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是经济学的语言,我认为社会和环境才是塑造人的根本。我到今天,既不是书生,又不是淑女,那个年代脱不了干系!当然父亲也脱不了干系。


        父亲被抓走那年我还不满12岁,不仅每日惊恐万状,甚至食不果腹。在父亲杳无音信几年后,被判刑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还是坏处不说,好处是可以和家人通信了,我没有被重刑吓倒,我不相信父亲是坏人,是想搞武装暴动、颠覆共产党的反革命。我紧紧抓住了迟来的机会,从此开始了和狱中父亲的来去都被拆开检查的通信。


父亲与女儿。


        没人告诉我狱中通信规定,我像天生就知道一样,每封信都安全通过检查,我们谈的内容之广泛就像自由人。就在那几年,父亲给我讲了许多知识,除了不讲政治,其他无所不聊。他知道我毕业后在外地船厂工作,就告诉我潮汐与月亮的关系,教我怎样计算每天涨潮落潮的准确时间;还教我各种文体和诗歌的写作,偶尔也讲历史及人物分析。


        一次,我写信兴致勃勃地说我去泰山旅游,当登顶时我感慨:我比泰山高!遭到父亲点评:你有多高?10年没见你,料你不过1.65米,怎么能比泰山?你应该说一览众山小。哦!什么父亲,如此不解幽默,代沟啊!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我鼓起勇气写信说:这么多年一直不敢说,现在忍不住告诉你,我想你,想去看望你!父亲回信很快,他说如果我不主动来看他,他一辈子也不会要求我这么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儿,来到阴森的监狱,看望一个被判死刑并带给我无限苦难的父亲。终于还是我先开口了,他赶紧告诉我怎样来探监,还要在单位保卫科开具介绍信,证明我是他的女儿。我照办了,并把母亲给我准备的路费买成食品,用5分钱买了张站台票,混上了开往山西临汾的列车。


        查票,我没有,两次被轰下车,而我这个闯荡江湖的人就不怕这个,换乘短途车,倒腾两次也就到了。下车后实在难以启齿打听临汾第三监狱,索性雇了个三轮车,车夫明知道监狱不远,几分钟就能走到,但欺负我是女性外乡人、又是去那种地方,竟拉着车大街小巷地绕,把我绕晕了,才拉到监狱门口,还索取了5元钱。


        进了监狱,我在会见室等候。环顾这间屋子,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隔着玻璃看,拿着听筒说,而是前后两个门,家属走前门,犯人走后门,一条贯穿两边的高高柜台把屋子分开。我心狂跳,等待那一刻,父亲身穿编号狱服出现在门口,我真的认不出了,我努力辨认,更看不清了,泪水挡住了视线……


        父亲安慰我之后又询问了家常,接着他换了话题,语气中充满力量:抓紧时间,爸爸简单和你说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我绝对不是反革命,更没有搞过什么武装暴动。第二,我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即便在学术上我也没有搞错。第三,我没有罪,也从来没有认过罪,我在不断地上诉,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党中央。灯孩子,你放心,做我的女儿绝不丢人!


        无需多言,听了这样的话,我已经不再流泪了,临别时,父亲握住我的手,一团纸自自然然到了我的手里。我们没有约定,但关键时刻我像地下工作者那样,四下一看,没人注意,匆匆告辞,然后大大方方出了监狱。



        我进了一处公共女厕,打开父亲塞给我的纸团,正面反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申诉文字。我草草看了一遍,又叠好塞进胸衣,这才如释重负、信心满满地出来。我走了,父亲彻夜不眠,夜里12点零5分的火车,父亲真怕再出什么不测。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我爸不是坏人!真的不是!不是我自己意念的不是,是真的不是!这次见面意义天大,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让冤案彻底平反!从此我走上了漫漫申诉路。


        刚探监回来的那些日子,整天就像开了锅的水。我把从监狱拿回的纸条工整誊写,然后自己刻成蜡版,又借来油墨辊印机,自己在家干得热火朝天。一份份装订后还温热的散发着油墨芳香的申诉材料,经过我的手我的腿,投遍了我认为有一丝希望的信箱。


        一个孩子,无论想法多美好,无论决心有多大,无论如何也无力抗衡社会。法院的通知就像晴天霹雳,案犯和家属的申诉被驳回,维持原判。胡耀邦平反了多少冤假错案,解放几十万右派,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春天盼解放,盼来的父亲复审的结果却如此让人失望。我累了,气馁了,情绪一度接近谷底。


        父亲也得到了同样的复审通知,同时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他平静地写来一封信,是这样说的:灯孩子,你现在干的事情,就像走一百里路,你已经走了九十九里,就剩最后的一里了。而这一里相当前面九十九里,一样难走,希望你咬咬牙,再坚持一下。


        就这一段话,我像打了鸡血似的,又精神抖擞再次上访。我要将这官司打到底!父亲出狱后我们说起这事,他当时写这段话是何等艰难,就是自己死在狱里,即便女儿躺倒不干了,他也不能对我要求什么。他给女儿带来的苦难已经太多了,可是现在形势这么好,平反的机会很大,不坚持太可惜了,思虑权衡了许久。



        替父申冤最有效的一次,是我在北京市高法门口蹲守三天。因为我发现通过普通上访接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斗胆直接找高法院长。天天像来上班一样准时,死盯着出出进进每一个人,不时也和看门大爷聊两句,第三天看门大爷就被我感动了,主动帮我联系了院长。


        院长听我一席炒蹦豆般不加标点符号、不敢停顿分秒的诉说,点点头,要看我的申诉书,当院长看到我申诉书最后一句坚定地写着:“这一冤案如果得不到彻底平反,我将申诉不止”时,拿起了钢笔,郑重地在申诉书空白处写下决定父亲命运的几个字:“请转刑庭,找专人复审。薛光华”。当时情景不用赘述,可想而知。


        案子很快就有了进展,经过专门为父亲成立的七人组成的合议庭,阅卷、审理、核查,我又建议他们与被告见面,不要总是看那些不属实的材料,他们接受了。在监狱,又一次开庭,终于把所有的问题弄清楚了,回去研究后决定无罪释放。过程一波三折,限于本文篇幅,一笔带过了。


        写到这,我不想写了,那些事早就翻篇了。我曾经冒失地问过父亲一次:当年文革群众组织逼供信,屈打成招,他们打过你么?我知道我有胆量问也没胆量听,父亲表情沉重,回答我了:当然,小打咬咬牙就忍过去了,大打就晕过去了。我难受极了,从此再也没有揭开这块伤疤。时间过滤了许多忧伤,我会选择性失忆,都快想不起那些不愉快的场面了,留在心里的只是对美好的思念。


        父亲出狱时唯一的行李是一个破纸箱,里面装满父亲在狱中写的与自己案情无关的学术手稿。狱友打击他说,明天就上断头台了,写什么也没有用了。父亲回答,明天即使上断头台,今天不写还能干什么?父亲在狱中除了写学术论文还自学了数理化,他竟然说爱因斯坦相对论并不难懂,只要把公式用文字表达。



        父亲回来后,没有计较个人恩怨。他说那是整个民族的灾难,个人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推动历史车轮的人也往往被碾进轮下,在监狱已经耽误了十三年,要抓紧时间,有太多事要干。


       这平反真够彻底的,再也没有麻烦找上头了,好事却接连不断。第一个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教授,最佳讲课教师、优秀共产党员等等,高帽子戴了一头。频频被迫参加社会活动,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悄悄对我说,我是不会被捧晕的,电视台的摄像机都架在家里了,还是被他婉拒了。


        多年的研究,他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他学了自然科学,更是如虎添翼。我说你到底写什么呢?能不能用一句我能听懂的话说明白?他想了一下:我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父亲几乎争分夺秒地工作,我却不学无术,享受着在父亲身边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希望我考大学,辅导我政治经济学,张口就讲《资本论》,还讲第二卷的地租理论,当我是研究生哪!我和父亲渐行渐远,我心里很别扭。


        那一年,屋漏偏逢连夜雨,诸事不顺。有一天,我在单位门口等车,同事过来与我调侃,他说你怎么还在这,改革大潮都来了怎么还不下海?我何德何能,下去还不淹死?你怕谁呀?上面你敢和江泽民说话,下面你敢和大流氓拼杀……我晕了,为了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我辞了工作,扑通一声跳下海了。好景不长,我就呛了两口水,狼狈爬上岸。


        我病了,接着公司又把我开了,沮丧之极。我躺在床上,父亲很冷静地对我说了三句话:关于病,现在科学和医学如此发达,相信你的病很快就会治好;关于工作,你失业了,还有爸爸呢,我能保证你生活水平不下降;关于你,你是谁呀,堂堂孟小灯,什么困难能压倒你?听后我起身看病去了。病好后赋闲在家,百无聊赖,心情极差。



        父亲说,你要是有点特长,外语、数学都行,我也能帮到你。听了这话我心里特来气,我为什么什么都不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其实女儿对父亲什么撒娇话都可说,效果也不会差,可是我一句毒舌话顺着嘴边就溜出来了: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你为了我,一句话都不肯说……父亲沉默了,披上大衣转身出去了。


        父亲去了校长办公室,对校长说:我的女儿……刚一张口眼圈就红了,校长连忙制止说:孟老师,你别着急,是我们没考虑周到,给你落实政策是我们应该做的,包括你的家属、子女,你之前受了那么多冤屈,回来又为学校做了那么多贡献,我们一定把你的问题解决好。接下来,学校人事调动史上最快的一次就是为我的,三天之后我就进学校上班了。


        听见母亲低声说:你把她调到身边,不出三个月她就给你惹麻烦了,父亲轻松地回:不用三个月,只要一个月不惹麻烦,她就保住了。我进学校后,见每个老师不用讲义都能干侃三节课,我就闭嘴了,领导说我性格内向;大学的工作程序我不熟悉,干得慢,领导说我们教育工作就需要你这样细心负责的人。哦!这是走了什么运呀!不过我进了学校,摇身一变,的确成了“努力工作还不粘人的小妖精”,校长见了我父亲都忍不住夸我两句。


        我是顺风顺水留在学校了,说那句不符合我做人风格的话,却始终在心里挥之不去,我不能原谅自己。父亲是一个多么自尊自律的人,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或家人的事麻烦别人;我为父亲做的事是一个女儿该做的,再正常不过了,怎么能成了要挟父亲的杀手锏呢?懊悔至今呀!


        父亲一生历经种种迫害,加之出狱后忘我工作,身体垮了,74岁就带着无限的遗憾离世了。最后他说,到了收获的季节,生命却离我而去。他在病床上写完《经济学社会场论》序言最后一句,再也不谈理论了,我竭尽全力地照看他,搭上半条命也没能挽留住他。



        父亲走了,我病倒了,父亲病了还有我,我病了却没有父亲了。手术后昏迷了三天三夜,冥冥中看见父亲身穿蓝条病号服渐渐走远的背影,一下惊醒了,我明白,我和父亲阴阳两隔永不相见了。那一刻我坚强了,我知道没有父亲的日子全靠我了,我要努力!


        生命不知何时也会离我而去,我不能再浑浑噩噩混世了,我想了许多,想起父亲曾经问过我,愿不愿意给他写传记,我当时头摇得像拨浪鼓。待我恢复了元气,首先就要给父亲写传记。我没写过书,也不知道怎样写,我就把我能想到的记录下来,我的《纯粹孟氧》一书就顺利出版了。



        父亲去世快两年了,他的《经济学社会场论》还没出,我多次催促出版社也没用。最终还是想出了办法,和校长商量后我去出版社,对他们说要开孟氧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全国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学者,希望赶在孟老师两周年忌日前把书印好。书出了,会也如期开了,很成功。


        父亲是中国注释《资本论》的第一人,他从1953年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开始是在校刊上陆续发表,1957年被划成右派后被退稿了,1980年出狱后又有刊物约稿,他继续写。刊物中途因经费问题停刊了,注释又搁置下来,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出版自己的单行本。这本书的命运和它的作者一样坎坷,但是即便他被打成右派或关在狱中,油印的、正式出版的、不写他名字的注释,还是在各大学经济系流传。



        父亲的老友鼓励我把这本书整理出版,我做了,出版了,又为父亲完成了一件心愿。在校史馆展出的父亲写的各个时期、各个版本的注释,包括最后我出版的、我设计封面的、漂亮的人大红的、砖头那么厚的《〈资本论〉历史典故注释》,被定义为帮助了一代人学习《资本论》。


        后来我又陆续整理出版了《孟氧学术文选(史学卷)》、《孟氧学术文选(经济学篇)》、其中史学卷最难做,幸好有朋友帮忙,其艰辛在此不提了。此时,不光是父亲的心愿,连同我的心愿也了了。



        在整理、校对、出版的过程中,我是快乐的,好像又和父亲走过一段时光,今年恰逢父亲去世20周年,往事还是历历在目。在我看来父亲还是幸运的,首先,不是说他的经历还不够坎坷,也不是说他的遭遇还不算悲壮,因为有多少人虽然最终被历史证明是对的,自己却早早含冤九泉,而父亲看见了自己的胜利,看见了敌人被钉在耻辱柱上。其次,父亲是幸运的,因为他有我,有一盏小灯,小灯光亮微弱,却温暖父亲的心。20年来,父亲的目光一天也没离开过我,同样指引我做人做事。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


        父亲永远的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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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获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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