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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平:挑战企鹅帝国的资深媒体人(上)

徐世平 新三届 2021-04-24

         老编的话:昨天,东方网总裁徐世平挑战企鹅帝国游戏规则的两封公开信,烧红了中国互联网的半边天,由此引发的广泛讨论,注定成为中国新闻界2016年度的现象级事件。


        57岁的徐世平到底何许人也?早年,他大学新闻系科班毕业,曾是沪上纸媒知名记者、编辑、评论员。后来,他转战互联网,是上海东方网创始人,曾任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网信办主任。他跨越平面媒体与互联网媒体,兼有内容生产者、行业管理者、媒体经营者多重身份,是中国媒体界当之无愧的资深人士。徐世平还担任中国记协理事,上海记协副主席,全国互联网新闻服务工作者委员会委员。    


        本号转载徐世平自述职业经历的一组旧文,有助朋友们更加深入了解徐世平其人其事。


徐世平在全国记协举办的记者节纪念大会上介绍经验。2014年11月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联播报道。


原题:

三十年如烟旧事

作者:徐世平


        人生是匆匆过客。转眼之间,大学毕业30年了。这30年,一直在忙,一直在走,很少停下脚步,回头审视人生的脚印。其实,脚印一般是留不住的,如同沙滩泥泞之中,一般都经不得任何的冲刷。倘若不是人大77、78级的同学们一再的催促,我也不会刻意地回顾人生,写这篇点滴式的回忆文章。


        我一直将自己这30年的人生,用“毁誉”两字概括。因为,我特别欣赏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他说,“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毁者之誉者之,30年风风雨雨,都可以融入其中了。

 

新民晚报18年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在上海《新民晚报》工作。我们那个时代,大学生都是国家分配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又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因此毕业生都是被人家抢着要的。我去新民晚报社,其实也是人生的误会之一。本来,新闻系没有上海的名额。这个名额,其实是从中文系调剂过来的。我原先的分配出路,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农业部,一个是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系里管分配的领导,也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是,中文系有人想留在北京,通过一些人事关系,作了调整。这个调整,对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的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也是当年那场政治风波的中心之一,依我的性格,我想,我绝不可能全身而退。


        《新民晚报》是一张有着悠久历史的报纸。其辉煌时期,曾有过“五社八版”。其中,《新民晚报》是从当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发展而来。上海人对《新民晚报》感情很深。有一个民谣式的口头语,“新民晚报,夜饭吃饱”。上海人几乎妇孺皆知。


        新民晚报社在十年动乱期间,亦被造反派砸了,停刊达十余年。我在《新民晚报》待了18年。青春年华尽洒其中。新民晚报社在上海外滩九江路41号,这幢洋楼,原是美国花旗银行所在地。前后左右,石柱耸立,花岗石、大理石外墙,映衬着此楼的凝重风格。


与新民晚报两位前任总编辑丁法章(中)、金福安(左)合影。


        我在《新民晚报》的成长,有几个人是必须提的。


        一是赵超构先生。他是《新民晚报》复刊的关键人物,也是《新民晚报》历史上著名的“三张一赵”之一。所谓“三张”,是指张恨水,享有盛名的通俗小说家;张慧剑素有“副刊圣手”之称,编过《东南日报》、《时事新报》、《前线日报》和《南京朝报》的副刊;张友鸾,20岁就做《世界日报》总编辑,也是《新民报》南京初创期的第一任总编辑。赵超构从1946年出任《上海新民报》晚刊主笔开始,便住在上海虹口区溧阳路瑞康里的一座石库门老宅里,直到他去世。


        他后来出任复刊后的《新民晚报》社长,其实有点名誉性质,实际并不主事。但是,赵超构先生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先生对年轻后生提携有加,对我则是恩重如山。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报纸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新民晚报》过去有个冯小秀,现在不是出了一个徐世平吗?后来居上。”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很不容易。


        另一位,则是时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束纫秋先生。束纫秋早年在上海亚洲银行分行当出纳主任。业余时间,他喜欢写小说,用“越薪”笔名,曾经给茅盾担任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杂志投稿。束纫秋20岁参加了共产党,他的领导是作家钟望阳和王元化。


        1949年后,束纫秋离开银行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又到文艺工作部群众文艺处当处长。1957年6月,他被调往新民晚报社。出任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总编辑是赵超构。他们两个,一直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采访证。1987年。


        晚报复刊,他们仍在一个办公室。十年动乱期间,造反派曾问老束:“你和赵超构是什么关系?”他很幽默:“他是司令,我是政委。”这两位老人,大致都是注重人情礼仪的老派文人,互相尊重体谅,相安无事。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了数十年。当时,报社上下,对领导,都不称官衔。赵超构被称为“老将”或者赵超老;对副总编辑,我们则直呼“老束”。


        束纫秋对我特别关照,他曾对人说,新民晚报社年轻人,他最欣赏“二徐”。二徐者,特指徐克仁和徐世平。徐克仁比我年长一轮,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1986年,“二徐”在老束的提议下,年纪轻轻都当上了部门的领导。徐克仁是文艺部副主任,我是体育部的副主任,新民晚报社最年轻的部主任。


        当时的《新民晚报》,人员构成是典型的“爷爷带孙子”结构。我所在的体育部,有两位编辑,一老一少,很有特点。老的叫吴崇文,一位老报人。他从上海书画出版社被请回晚报工作时,已经60多岁了。吴先生成天烟不离口,香烟抽得比较高级,劣质的烟,他是从来不碰的。吴先生过去在晚报既编文化又编体育,复刊时,报社本想请他编文化新闻版,吴老先生坚决不干。原来,他的夫人是一位知名的电影演员,他是半个“圈中人”了,因此不愿轻易介入。


        吴先生个头很高,性格鲜明,喜欢说话。因为烟抽多了,嗓音有点沙哑。在他看来,一张报纸,不必看文章,只看标题就足矣。吴先生年过花甲,反应灵敏,出手极快。吴先生最大的本事,是从来不在纸上画版样,而是到了拼版师傅那儿当场拼活版。在他拿着一支红笔在稿件上涂涂改改的时候,他已经同时想好了这篇稿件在版面上的地位。最绝的是,吴老先生拼的版面,字数往往都是正正好好,鲜有删字加字的事情。这种高水平的编辑,现在几乎都找不到了。这位吴老先生,对我的帮助是极大的。


美国布法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采访证。1993年。


        吴老先生还带了一个徒弟,名叫白子超。北京人,原先学农机专业,文学功底却很扎实,很有学问。短短几年,白子超便全盘继承了吴老先生的编辑本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位白兄,改过我上百万字的稿件,而且向来铁面无私,有一次竟将我的稿件扔进了垃圾桶。新民晚体育部是报社的三大支柱之一。赵超构先生曾经送给体育版一个匾额,上书三字“跃如也”。这句话,典出孟子“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他就是要求新民晚报体育版,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好比运动员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跃如也”,后来成了《新民晚报》体育版的办报宗旨,也是我当年的精神追求。


        我特别留恋新民晚报社的记者生活。那个时代,新民晚报社的老人,喜欢泡茶馆和咖啡馆。这种传统,就像遗传基因。报馆附近,有两家可以喝咖啡的去处。一家是南京东路和四川中路口的德大西菜社,这是一家著名的德式西餐馆,其二楼是经营正宗德式大餐的地方,一楼,则可以喝咖啡和品尝西式点心。经德大西菜社往西几十米,另有一家咖啡馆,叫东海咖啡馆,也是一家经典的老上海咖啡馆,创建于1941年,其前身是马尔斯咖啡馆(MARS),听说是由一位白俄创办的。


        《新民晚报》是晚报,上班时间是上午8点。一般而言,记者们会准时上班,然后写稿和发稿,9点以后,便是等着看小样和大样的时间。于是,记者三三两两,便会去德大或者东海喝咖啡。我们喜欢咖啡馆的理由,是这里的客人。


        上世纪80年代,开革改放初期,咖啡馆里进进出出的,有一大批人是专门倒腾商品的,从尼龙袜、太阳伞、健牌香烟到外汇券,上海人叫这些人“打桩模子”。这些人很敬业,每天八九点钟,便会去咖啡馆上班,一杯咖啡,要坐上好几个小时。其间,他们会同各色人等打交道,谈斤头,同时也传递着各类信息。我们是做记者的,混在那里喝咖啡,足不出门,便可尽知天下之事。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传播信息最快的地方,也就是这些四面八方来的咖啡客,咖啡馆成了信息集散地。那个时候的记者,不是坐班制的,当领导的,根本不在乎上下班时间规定,在他们眼里,几天不上班,却能写出几条好新闻的记者,当然就是好记者。因此,我们这些人,上班时间,跑去喝咖啡,在领导们眼里,天经地义。不像后来,居然有人提出要像管工人一样管记者,热衷考勤制度,其结果必然是报纸越办越差了。贴近民生的报纸,才是有生命力的报纸。这个想法,是我们当年喝咖啡时悟出的道理,至今根深蒂固。


 韩国汉城奥运会采访证。1988年。


率先报道约翰逊事件

 

        1988年,我受命采访第24届汉城奥运会。最令我自豪的事情,便是率先报道了轰动世界的“约翰逊事件”。


        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服用兴奋剂,无疑是汉城奥运会的最大热点。新闻界对这一事件所倾注的热情丝毫不亚于“航天飞机爆炸”。有人甚至称这一事件为“核爆炸”。


        1988年9月24日,约翰逊与刘易斯的男子100米项目的“世纪大战”在奥林匹克运动场进行,约翰逊轻松击败刘易斯,同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当天下午两点,组委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亚军刘易斯来了,而且夸夸其谈。可是,金牌获得者约翰逊却迟迟没有露面。这一天,记者会是人山人海,足有上千名记者。因为人太多,赛会组织者无奈将会场搬到了室外,搭一个简易的台子。


        约翰逊左等右等不来,场面有点混乱。我有一个预感,这里面似乎有问题了。约翰逊究竟跑什么地方去了呢?一定要找到他,至少要看到他。机会终于来了,刘易斯结束记者会之后,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之下,跑回赛会的工作区域。我那天,刚好穿了一件运动服,是蓝色的,与工作人员的服装极为接近。我紧跟在刘易斯的身后,同时故意将采访证翻了一个面,警卫由于场面混乱,只注意拦截其他记者,却将我忽视了。可能,他们以为我也是工作人员,韩国人与中国人,本来就分不太清楚。


        我发现,工作区域里面相当混乱,不断地有运动员,在比赛之后被安排进来药检。可是,就是没有见到约翰逊。这时,一位女士(可能也是混进来的外国记者),向一位工作人员询问约翰逊的情况。这位工作人员说了一句“约翰逊没尿”。约翰逊怎么会没尿?我感到奇怪。兴奋剂检查室,在过道的深处,一般人都不让过。


        当时,看过道的,是一位韩国小姐,大学生,志愿人员,她在汉城的诚信女子大学读书,也学过中文,当然,很生硬。我反正无事,便与她闲扯,不过,她居然看中了我帽子上的纪念章,其中,有毛泽东的头像。她有意,我当然心领神会,将毛泽东纪念章塞给了她。有了这一层关系,我很顺利地抵达兴奋剂检查室门口。这里的看守,很专业,很客气地将我拦下。


        相持之间,我突然看见约翰逊从里面跑出来,他看上去相当兴奋,老实说是有点亢奋,眼珠血红,手里拿着一瓶水。他有尿了?回答仍是没有。他的身边,有四五位工作人员,全部盯着他,寸步不离。约翰逊跑出来后,到处和人拥抱打招呼,不管认识和不认识的。可是,我怎么看,他的神态,都有些茫然,像一个醉汉。一个多小时之后,约翰逊总算完成了药检。可是,他为什么要拖延药检呢?我没有想明白,也不会向什么方向去想,总之,反常是肯定的。


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采访证。1992年。


        当天晚上,我向好几位中国记者吹嘘了当天的经历,并绘声绘色地向他们谈了约翰逊如何大喝“济州生水”(矿泉水)的情景。“我怀疑约翰逊服用兴奋剂!”一个强烈的念头,浮现出来。夜里12点半,我给中国新闻社记者章新新先生打电话,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可是一桩大新闻!我建议你明天哪儿也别去,专跑新闻中心,盯约翰逊……”


        我接受了他的忠告,当天的“奥运日记”专栏,我将我的怀疑,以及现场的感受,用一句话概括地表述出来:“如果此事有进一步发展的话,将非同小可” 怕这句话被编辑删掉,我还特别在这段文字下面,划了一条红线,并告诉编辑白子超:“千万别删” 可以这么说,这是全世界最早怀疑约翰逊服用兴奋剂的相关报道。


        25日和26日上午,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每天跑去新闻中心“碰运气”,结果一无所获。27日晨,我发完了当天的晚报稿件,睡意朦胧地去记者村餐厅吃早饭,餐桌对面,刚好有一架30多英寸的大彩电,里面正播放美国NBC电视台的节目。电视画面不断重放着约翰逊破世界纪录的镜头,而且还插播了一些穿白大褂的人员摇试管的镜头。


        NBC今天怎么了?我十分纳闷。这时,《人民日报》记者缪鲁跑来,神秘地对我说:“被你猜中了!”当时,我马上意识到约翰逊“东窗事发”了。缪鲁还对我说,他的消息来源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的夫人梁丽娟,她是《人民日报》记者,从她那里,缪鲁先生还听说,国际奥委会将在今天上午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重要事项。


        说来可笑,我们甚至都没问清楚新闻发布会在哪儿开,便赶紧和中新社、《新体育》的两位记者直奔国际奥委会官员下榻的希腊饭店。待我们赶到,希腊饭店大厅里已挤满了记者,三三两两都在抢新闻。我们直冲电梯,被两位便衣警卫挡驾。打听半天,我们才从一位新西兰记者嘴里得知,新闻发布会将在上午10时在主新闻中心召开。


        当时,已是9点45分,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匆匆坐出租汽车往回赶,没想到那位该诅咒的司机错将“MPC”听成了“MBC”,把我们拉向方向完全相反的南朝鲜文化放送电视台,等我们感到方向错了,汽车已驶入了高速公路,既不能停车,也不能调头,急得我大声骂娘……


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采访证。1996年。


        大汗淋漓地奔到新闻中心,新闻发布会已结束。截稿时间越来越近,急得我团团转。好在,新闻中心有大量的通讯社打印稿,新闻发布会说什么,已不重要,因为,前几天深入采访,我已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我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发回了中国大陆报纸中最详尽而且时间最早的“约翰逊事件”的报道。


        感谢《新民晚报》,当时的值班副总编辑徐克仁,推翻了已拼好版的头版(当时是铅字版),甚至还拿掉了总编辑束纫秋的专栏文章“今日论语”,当然,这也得到了老束的大力支持。这种抢新闻的氛围,至今想来,仍让人怀念。因为这一组“约翰逊事件”的成功报道,1988年我得到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荣誉:上海十佳记者、上海青年十大精英。


        其实,采访汉城奥运会,并不是我唯一的工作目标。汉城奥运会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奥运会,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一个特殊的敏感地区进行的一届奥运会。当时“冷战”趋于结束,“东西方和谐”正成为主调,包括美苏在内的167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这届盛会。对这届充满了政治意味的奥运会,我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既研究了大量的世界政治与体育的资料,也充分研究了南朝鲜(当时中国尚未与韩国建交,我们只能称其为南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甚至对1950年代初的那场朝鲜战争也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样的盛会,仅仅带着一双体育记者的眼睛是不够的。我感到担子的沉重。


        在准备赴汉城采访的时候,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利用采访奥运会的机会,顺道去台湾采访。当时,台湾《自立晚报》记者已打破了两岸僵局,率先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引起轰动。我想,我能不能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赴台采访的记者呢?我就此想法请示了当时分管体育部的副总编辑徐克仁,没想到,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他说:“你赶快将可行性计划制定出来。”


亚特兰大奥运会记者席上。1996年。


        可行性?这一想法可行吗?当时,我几乎没有任何台湾方面的人脉,我不可能闯进或者飞进台湾,怎么办?我只好采取迂回的方法。我想到了日本东京新闻驻上海记者迫田胜敏先生,据我知道,迫田先生与日本亚东亲善协会(即日本与台湾友好关系协会)理事长森田大耕先生有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森田先生肯定同台湾的上层人士关系密切。我请迫田先生帮忙,他先是一愣,然后说:“可以试一试,行不行,不知道。”


        大约一周后,迫田先生的回音来了:“森田先生答应帮忙,他想在汉城跟你见面。”这么复杂的事,竟然这么顺利,我大喜过望。于是,我赶紧找来了大量有关台湾问题的资料,从台湾的政治体制,以及有关的政治人物,比如李登辉、李焕、郝柏村等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甚至还找来了一篇介绍当时的台湾新闻局长邵玉铭的文章。


        迫田先生是我最要好的日本朋友,他长年在中国和台湾地区担任特派记者,对中国友好也有感情。有一年,他还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一次实地采访。迫田先生目前已退休,身体尚好,现在台北一家大学任教。


        一切进展顺利。临行前,我向朋友借了大约50万日元,我估计,这笔钱,足可以维持在台湾一个月的采访生活。登机前一天晚上,我把徐克仁和迫田先生请到家里吃饭,他们把酒饯行,祝我事事如意。


        当时,我们席间的一些含含糊糊的谈话,把我家里的人都搞糊涂了。我父亲问:“你还要到哪里去采访?”因为,他听出来,我可能要去一个十分敏感的地方采访,而且还有一定的风险。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事情,还是别让家里人知道的好,省得他们担心。


        1988年9月6日,我身负采访奥运会和争取去台湾采访的双重使命,转道日本东京,飞往南朝鲜的汉城(现在因为韩国方面的规定改称首尔了,很不习惯)。在飞机上,我看到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一篇中新社记者苏祥新发自台北桃园机场的报道。苏祥新一行是取道香港,乘国泰航空的班机在台北作逗暂停留的,文章称他们是“第一批登上宝岛台湾的中国记者”。


        看来,想利用赴汉城采访的机会去台湾的人恐怕还真不少。后来,我还知道,在汉城期间,大约有5位大陆记者曾去台湾驻汉城的“大使馆”申请赴台采访。当然,这种愣头愣脑的“申请”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美国世界杯足球赛采访证。1994年。


        9月15日,森田先生偕夫人飞抵汉城,下榻在汉城的“塔”饭店。第二天,我们如约在那家饭店的咖啡厅见面。当时在座的有森田先生和夫人,担任翻译的汉城诚信女子大学中国语教授具良核先生,还有一位不熟悉,看上去像是南朝鲜方面的陪同人物,但此人出言不凡,似乎极有权势。


        森田先生对我印象不错,很高兴,他很有耐心地听完了我的申请赴台采访的理由,然后,他郑重其事地说:“你的事情,我已与台湾方面比较高层的人士交谈过,他们很欢迎你去台湾采访。但是,鉴于现在两岸的关系,恐怕很难在短时期内接受你赴台申请,尤其是20天之后,难度更大。”


        看到我失望的样子,旁边的那位“陪同”说话了:“去台湾好办!我可以帮你出具完全合法的旅行证件。你想不想去?”话说得既像开玩笑,又不像开玩笑。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是韩国安全企划部的官员。我没有接他的话,心里想,进去容易,但将来怎么出来呢?进去就应该堂堂正正,偷偷摸摸算什么呢!


        森田先生似乎看到了我的内心,他说:“你也不必失望。我已经将你的情况通报给了台湾方面,一位权威的台湾人士说,将来有机会,你和你所在的新民晚报肯定是第一个予以考虑的人选。”


        10月3日,我按既定的计划,搭乘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取道台北的桃园机场经香港回国。当飞机在台北停留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想,如果一切顺利,现在的桃园机场大概已挤满了采访的记者,因为我是进入台湾采访的第一位大陆记者。当时,我甚至还设想过“装病滞台”的可能性,但终因没有把握而放弃。


        如今,大陆记者赴台采访早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当时所在的《新民晚》后来也有多批多人次去过台湾访问,一直到2002年,我才以新闻官员的身份赴台。看来,凡事都讲运气和缘分。


 在人民大学校训石前。2008年。


1990年亚运会风波

 

        1990年,不平静的一年。刚刚经历过北京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纷纷对我国进行所谓制裁。第11届亚洲运动会如期于1990年9月22日在北京举行。这届亚运会共进行16天,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亚运会。参赛的代表团数达到了创纪录的37支,除约旦和伊拉克外,所有亚奥理事会的成员都组团出席,台湾在离开亚运会20年后,第一次以“中国台北”之名参加了亚运会。


        上海《新民晚报》相当重视这届亚运会报道,共派出9名记者前往采访,采访规模空前。体育部主任彭正勇是领队,我是体育部副主任,实际是整个采访工作的负责人。具体版面策划、采访安排,几乎都是我一手操持的。同时,我还在新民晚报的体育版上写个人专栏,取名“亚运日记”。


        我们一行9月5日抵京,住在亚运村附近的一个小饭店,名字已记不住了。地方新闻媒体,基本都住在这里,采访工作,有序展开。我从9月7日开始,在新民晚报上写亚运日记。这些日记,用别人的话说,就是“用灰色的眼光看待北京亚运会”。比如,《亚运村难进》、《新闻中心新闻少》、《硬件硬软件软》、《保安工作种种》等等,不看内容,单看标题,就非常扎眼。这说明,当时年轻气盛,而且缺乏基本的政治嗅觉。毕竟,1990年的北京,不同于1988年的汉城,时间环境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亚运日记》刊发之后,陆续有不满的声音,从不同的渠道传来。当时,《人民日报》记者可以参加亚运会组委会会议,陈昭和缪鲁这两位老哥,好几次打电话,让我注意文章的分寸……


        9月9日,一条200字的短消息,最后让我栽了跟斗。前一天,亚奥理事会在北京饭店开了一天闭门特别会议,会议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一是亚奥理事会主席、科威特的法赫德亲王因伊拉克入侵而战死,是否需要选举产生一位代理主席;二是讨论印度代表梅赫塔先生提出的亚运会抵制伊拉克参赛的问题。新闻的嗅觉,促使我对这次会议产生强烈的兴趣。


        那天,我跑去北京饭店等消息,一天都待在那里。许多国家的记者也跑去采访。我的日本记者朋友迫田胜敏先生(日本《中日新闻》、《东京新闻》驻北京记者)同日本奥委会官员相当熟悉。会议散场,中国官员没有透露任何消息,日本官员则接受了日本记者采访,披露了会议内容。最出彩的一项内容,就是特别会议达成意向,同意斯里兰卡的德西里瓦先生担任代理主席。当然,此项选举工作,还有待于20日召开的亚奥理事会全会确认。


        第二天,我发回一条消息,标题是:《亚奥理事会昨举行特别会议(主题),选出代理主席讨论伊拉克问题(副题)》。这条消息,被认为是“抢跑道”,代理主席的事情,当时仅仅是意向,当然他后来也确实当了代理主席,并主持了1990年亚运会的开幕式。但这条消息,从“当天意义”上说,是不准确的。



在巴塞罗纳采访奥运会,与当地华侨合影。1992年。


        两天后,我继续关注伊拉克问题。我获知,亚奥理事会执行局18位委员,9人赞同制裁,6人保留意见,3人反对。因此,伊拉克能不能参加亚运会,必须要等到20日的亚奥理事会全会决定,由36个成员组织共同投票决定。由于足球比赛是先期进行的,伊拉克会不会来,能不能来,实际上是一个大新闻。


        9月11日,我专门跑到机场去询问伊拉克航空公司驻京办事处,了解订票情况。同日,我在《新民晚报》再发一条消息,标题是“是否制裁伊拉克委员看法各不同”。可以说,我是当时中国记者中少数关注伊拉克问题的人。但是,这两条稿子,成了我被严肃处理的依据。


        9月15日清晨,我从睡梦中接到了总编辑丁法章的电话,我被告知,我已被亚运会组委会取消采访的资格。我后来得知,另有一位新华社记者,因借采访证给外国记者使用,也被吊销资格。《新民晚报》在当天头版位置,刊发了一条更正,说明德西里瓦先生当选代理主席的消息是失实的。同一天,我在《新民晚报》刊发了最后的一条专栏日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很显然,我在不断地调整自己写日记的分寸,但是一切都晚了……


        9月17日,我同总编辑丁法章先生一同坐飞机回到上海,同一天,香港《明报》刊发了一条千余字的新闻,披露了一些我被处理的细节,显然都是道听途说的东西。9月22日,我在九江路41号《新民晚报》的老大楼里观看了亚运会的开幕式,德西里瓦先生主持了开幕式,伊拉克也最终没有参加亚运会,感慨之情,溢于言表。


        需要补叙的是,几年之后,有北京朋友误传一条笑话似的信息,说我对此事耿耿于怀,回家之后将儿子的名字改成了徐唯辰,并有“儿子赶老子”之寓意。这完全是误解。我儿子生于1988年,原取名徐来,后因上海方言,读之不爽,填户口名时改之,其意,乃辰年辰日辰时生,辰是水星,龙不能缺水,故名。此事早于北京亚运会两年。


        1993年夏,我突然接到报社电话,说有急事让我立即赶回单位。待我冒着大雨,开着摩托车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我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人,旁边则是总编辑丁法章,此人正是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徐惟诚先生(笔名余心言)。他看到我,没说活,握了握手,哈哈一笑,走了。


陪同李长春参观东方网。 2009年。


“中国足球十问”事件

 

        上海文新联合报业集团下属的《东方体育日报》和已停刊的《新民围棋》杂志,都是我当年一手促成从上海市体委买来的。当时,《新民晚报》仅仅花了200万元。正是因为这两份报纸杂志,令我再跌一跤,摔得更惨。


        1994年初,上海市体委的《体育导报》和《围棋》正式并入《新民晚报》社。对《围棋》月刊,我建议维持现状,《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周宪法任主编,其他一切照旧,曹志林副主编主持工作。对《体育导报》,我则作出了改版重塑的决定。经研究,我们决定将此报改名为《新民体育报》,报头也改成中山体。可是,《新民晚报》中的“晚报”两个字,本来就是前人临摹来的,体育两字,在中山先生遗墨中根本找不到。于是,我请了一位书法家,仿照中山体写了无数帖子,才勉强选了两字凑数。《新民体育报》的报头,也别出心裁,将其竖起来,以显示与众不同。《新民体育报》留用了原《体育导报》的编辑记者,并从《新民晚报》体育部抽调了白子超等人,《新民晚报》副总编辑李森华任主编,我被任命为常务副主编(同时兼任体育部副主任),白子超为副主编。


        1994年5月27日,《新民体育报》试刊,当天发行8万余份。6月6日,正式出版,发行13万份。《新民体育报》为周刊,逢周一出报。《新民体育报》创办之日,便碰上了1994年美国世界杯,这个月报纸也就成了世界杯特刊。6月6日凌晨,我是在印刷厂度过的,3点,我们拿到了第一张报纸;4点,我自己开着报社的金杯面包车,将一万余份报纸,送往机场,托当天的东航航班运到北京地区。


        当时的心情,宛若我刚做父亲时的心态。送完这期报纸,我便整理行装,闯荡美利坚采访美国世界杯去了。这一年夏天,我为新生的《新民体育报》写了大量世界杯报道,这些文章,我至今仍认为,是我写得最好的足球报道。



陪同钱小芊杨振武参观东方网。2010年。


        我历来主张,一张报纸,每天都应该有亮点、观点、热点。因此,《新民体育报》自创刊始,每期都会有重头的文章,我认为,这种办报的方针是正确的。在我主笔新民体育报两年间,发行量一直维持在十几万份,最高的一期,突破了30万份。同时,我坚持在报上写专栏文章,针砭体育界的一些不良现象。比如,关于“黑衣黑哨”、“足球泡沫”等等提法,都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当然,这也埋下了祸根。同年11月,白子超因广岛亚运会兴奋剂事件丢了官,我也在一年后的1996年因《中国足球十问》这篇文章栽了跟头。


        应该说,《中国足球十问》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当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我是注册记者,因受到阻拦,于是,我悄悄去了美国,不敢用真名,天天躲在住地写写专栏文章,署名是“亚申”。明白人都知道这个笔名的意思。显然,体育报道是做不下去了,到了退出体育江湖的时候了。


        那段时间,我是无所事事,天天也不上班,东混西混。或许是丁法章先生想因人设事,提出建立《新民晚报》评论部,我被任命为常务副主任,主持评论部工作。分管领导则仍是原先分管《新民体育报》的副总编辑李森华先生。


与大学同学傅绍万(左)余良军(右)在全国记者节庆祝会上。2014年北京人民大会堂。


        评论部3年最大的收获,无疑是身心健康,我的体重从原先的120斤增长到了140斤。我本来很瘦,头发很长,形容枯槁,这3年养下来,总算像个人样子了。这就叫心宽体胖,凡事总是有得有失,老天爷是公平的。正是在评论部的时候,我有空闲接触到了刚刚在中国起步的互联网,我也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骨灰级的网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终促使我华丽转身了。


        2000年2月,我离开《新民晚报》参与东方网的筹建,任筹建办公室副主任,后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编辑。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虚度光阴。12年来,东方网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不经意间居然也出落得像个样子了。


        抚今追昔,唯有感慨。当年,东方网草创初期的艰辛,依然历历在目,汉口路原申报大楼,记载上海百年发展的最老的报馆,孕育出了一家全新的网络媒体。东方网旗下,已有一张报纸,9家现代股份公司,14家参股公司,资产规模已有十几亿元。我的目标,就是用3到5年的时间,让东方网成为资产规模和主营收入双超百亿的现代媒体集团。


        2004年,我到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任副主任;2004年,我又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综合管理互联网的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上海市网宣办。但是,互联网毕竟是风口浪尖,我的互联网管理生涯,最终因上海重大的政治变故而中止了。12年是一个轮回,我转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原点:重任改组后的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编辑。

        

        我明白,人生一世,其实干不了几件事,尤其是大事。有时候,躬逢其盛,也是看客而已。毕竟,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平庸庸的。但是,我是幸运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想到这一点,人就会感到一种充实。我已经年过半百了,有生之年,还能搅上几件有意思的大事呢?

    

        世上唯庸人无毁无誉,这句话说得真好。        


与赵启正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上。


(下篇聚焦徐世平的大学时代,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

        徐世平,1959年11月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获上海交通大学高级工商管理(EMBA)硕士。曾任上海《新民晚报》社记者、体育部副主任、《新民体育报》常务副总编辑等职。2000年,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公司副董事长、总编辑。现任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编辑。


        1988年被评为上海“十大青年精英”、“上海十佳记者”。2005年,获上海市“韬奋奖”。曾任上海市青联常委、全国青联委员、市政协委员等职。1996年涉足文学创作,有中篇小说《几度风流》、《黑箱》等,散文集《毁誉人生》,新闻作品集《脚印》。另有读史札记《扒着门缝看历史》丛书出版。


(文章选自《天高人大:7788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照片主要选自作者新浪博客。小号获作者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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