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胡舒立与大学同学鲁难在丽江玉龙雪山合影。东方平摄）

王石的担当与奋进

文/胡舒立 

    如黑格尔所说，人非其所是，是其所非。我非我所是，我不是我天生所是的那个中国人、汉族人、男人，我也不是被生活环境决定的那个王石、万科董事长、业余登山家或者阿拉善SEE轮值主席；我是我所非，我是我所不是的东西，是我尚未成为和希望成为的东西。如果真的有创造人类的神，我们应该感谢他把人类塑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有一种永无止境地更新自我、超越自我边界的能力，有否定我们之前所是的东西的能力，有不断选择和否定我们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的永恒倾向。

    ——摘自王石新书《大道当然》

    王石以他2000年以来的经历成书，嘱我作序。我与王石并不相熟，不过，其人与其治下的万科，确是我多年的关注对象。此次有机会完整阅读了他13年来的文札，我了解到不少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来龙去脉，分享了他的企业管理思想，还有他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问题的思考。从文中看，这是一位有担当的、奋进的企业家的自白。

    王石是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掌门人，首先是位企业家。在本书文章中，我格外喜读最后几节，这是作者书中所思所想的高度浓缩与总结。文中坦言：“今天，中国企业家就面临一些困惑和迷茫，面临社会的曲解和丑化。……我们不必抱怨，也不要消极对待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冒险精神，在不确定情况下，才更需要企业家。我们赢得了财富，我们积累了经验，这个时候不该逃避。”“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沟通技巧。……企业家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正是作者的自我期许与定位。“不抱怨”尤其难能可贵。后人不会对这一代企业家受到多少羁绊感兴趣，只会对面对种种约束他们做了什么努力、取得了什么突破感兴趣。在《建筑补习班》一文中，作者说，“在我的阅读体验中，不管是经典的著作，还是日常的纸媒，房地产总是和‘贪婪’、‘暴利’、‘驱逐市民’、‘破坏城市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与我的自我期许相去甚远。”多年来，他不懈地用个人和企业的行动与这种“刻板印象”相抗争。他向往的是荣德生、张謇那样的气度。无论他最终能达到什么高度，这样的追求本身即有理由赢得鼓励和认可。

    也许是不经意，书中通过他人之口，对王石做出了总结和品评。有人将他的人生经历比喻成三座山峰：创立万科、攀登珠峰和哈佛游学。在李连杰邀请他出任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时，提出了几项要件：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口碑好，正直；有公众性，有影响力；热心公益，认真做事；擅长时间管理，能够为壹基金拿出时间。勇于接纳壹基金的深圳地方官员则认为王石是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为了社会公益、为了一些正确的事，愿意承担风险和责任。在我看来，更简练的表述是王石自己的认知，董事会主席需要做三件事：第一、战略；第二、用人；第三、担当。而这个“担当”容量极大。

    担当体现在把一家企业做精、做强。书中不乏篇章讲述万科的经营战略，如何进军各大城市，如何通过制度选贤任能，如何提出并身体力行住房产业化。

    担当尤其体现在危机时刻，所谓“疾风知劲草”。万科的成长中，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险，书中对中南巴士风波、武汉垃圾场事件和安信木地板事件，还有汶川地震中的“募捐门风波”，都做了生动的描述。王石说，“当负面新闻出现，一些公司是用掩盖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可惜的是，他们一旦拥有了掩盖的能力，就失去了其他的能力。这不是万科做法，万科需要的是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对客户、媒体和自己都坦诚相待，就为企业确立了明确的标准与价值。”作为媒体人，我赞赏这种态度。只有这样，“客户是万科存在的全部理由”，“衡量万科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是我们让客户满意的程度”，这些万科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才能得到真实、生动的展现。

    担当体现在作者热心公共事务。这远远超越了狭义的公益事业，虽然作者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作者高度重视“阿拉善生态家园基金”（英文简写为“SEE”）的议事规则，显然，有深意存焉。SEE上企业家对议事规则从开始不适应，到后来才接受和掌握，其间有争执，有妥协，最后才有共识。作者说得好，“治沙能不能有结果？我觉得已经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过程体现了民主的气氛和精神，这可能对社会进步的意义更大。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大自然荒漠的改造，更是对我们自己内心荒漠的改造。”

    由此，我联想到不久前关于企业家社会角色的论争。表现形式或有不同，但是，在当今中国，哪一位优秀的企业家能做到闷声发财？他们不能不对中国向何处去有着自己思考。

    企业家自有其性格、气质与行为方式。与创新与冒险相联系的是好奇与学习，即作者自况“听从好奇心，一往无前，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作者准确地把entrepreneurship理解为奋进，这比“企业家精神”之义更为本源。

    他深信“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体现在他多年的日常工作中，如对日本建筑业的倾心学习，尤其体现在他的哈佛求学中。他作为“高龄学生”，放下老总身段，生活自理，谢绝应酬，潜心学习，一般很少在能在凌晨3点前睡觉。这显然需要强烈的求知欲作动力，坚强的意志力作约束。“登珠峰当然难，但没有我想象的难。哈佛游学也难，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确是甘苦自知。而从作者选的课程，如资本主义思想史、城市规划与投资管理和新能源经济政策，我们再次领略到作者的视野与志趣。　　

    中国有心撰述的企业家不多，能文的企业家更少，此书言之有物、文笔晓畅、简练生动，读此书常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此书值得企业家同仁一读，也为MBA教师与学生提供了许多难得案例，关心产业发展和中国改革的人士也会获得不少启发。读者不需要同意作者的所有判断或预测，如对于其2007年的“拐点论”。书名《大道当然》给人无限遐想，“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未必不然”，如何分解，读者诸君读后可知。

专访王石：

    企业家大道何在？

    在《道路与梦想》之后，王石的个人第二本著作，写有他在哈佛和剑桥游学经历的《大道当然》将在3月初出版上市。2014年2月10日，王石接受了《商业周刊/中文版》的采访，大聊登山、宗教、传媒、互联网与企业家精神。

Q：谈一谈你的商人身份定位吧。

    A：我对日本比较感兴趣，所以拿日本举个例子。历史上，日本的商人地位比中国还要低，武士阶层看到不顺眼的商人，往往说动手就动手。还有人把中国商人和犹太人相比，认为这两者比较亲近，但在经商上也有不同。身份定位的问题，解决的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商人不可以只是代表一个人，而应该是代表一个阶层。作为人，我关心的是对人权的尊重：假设是死刑犯，就要给予见面机会，如果连这都无法保证，还可以保证什么呢？但作为商人，我关心的是对财产权的尊重，我的合法收益是否可以得到保证。

Q：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A：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很多人都问，哈佛和剑桥怎么改变了我？但事实上，人到了三十岁，世界观就已经定型了，哈佛没有改变我的世界观。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到深圳创业的那八个月的经历。其间的大起大落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在之后对我最重要的时期，就是1988年的文化改造，股票市场并购反并购的风浪，以及目前万科多元化向专业化改变的阶段。

Q：怎么会想起写《大道当然》这本书？

    A：最初想放弃出书了，但一拖就没有头绪。之前第一版《道路与梦想》我写的最后四年部分自己不是特别满意，这一次的新版就改到了2010年。这个时间节点，是万科在上海世博会的亮相，也是我第二次登珠峰。2011年我就去哈佛了，所以接下来如果不写哈佛和剑桥读者也会很失望。去年11月份到今年1月份，我都过着非常、非常辛苦的日子：白天的时候，我上午去和导师谈话，下午就泡在图书馆里，晚上才开始写书，一写就写到凌晨三点多，不知不觉就听见窗子外头鸟也醒了，在叫了。

Q：说到登珠峰，郁亮也登了一次。

    A：是啊，今年五月份，郁亮也登珠峰了，而且还跑了马拉松。这是后辈给我的压力啊。我们万科内部有笑话说，有人来万科应聘，面试的时候我们就问，“会跑马拉松吗？”要是会跑的话，好啊，万科就录取他了。其实这笑话是在说，体育本身就是一种坚持的精神。

Q：我看到这本书的序言找了胡舒立来写？

    A：与其他传媒工作者相比，胡舒立更为独立，她与中国企业家保持着距离，这是我非常欣赏和尊重的。我和她不是很熟，出版社告诉我要找胡舒立来写序的时候，我问，“她肯吗？”

Q：您对宗教的兴趣与管理企业有没有关联？

    A：西方现代文明就是基于基督教文化的，从黑暗的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甚至连公益慈善也还是从宗教开始的：修道院、大学，哪一样与宗教离得开关系？了解现代的文明，一定要追溯到基督教，而现代企业也是这样出来的，现代企业秉承的透明、平等原则都与基督教有关系。研究基督教，可以不从信仰，而从“为什么”的角度来探索。如果必须要选择一种宗教来信仰的话，我可能会选基督教的新教。倒不是说对新教的教义有格外认同，而是它的大玫瑰窗、唱诗班、绘画等从美学的角度吸引我。

Q：能否谈谈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A：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很多原本的东西。万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忌讳介入城市拆迁。如果把中国的城市和国外的城市做个比较的话，美国城市，波士顿、纽约、旧金山，这三个地方最具有企业家精神，底特律就比较欠缺，中国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应该是深圳。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家品牌40%都在深圳。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义工组织最发达、献血小时数最多，这就是容易产生企业家精神的地方。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说白了，就是创新。马云、马化腾、张朝阳的产品都是创新的最好代表，微信打倒QQ，也是创新精神的最好表现。现在这个时代，企业家精神还包含资源的整合能力，比方说雷军的小米，就是整合资源能力的一个代表。

Q：2009年的时候，你出席《南方周末》的颁奖活动，主办方给了你三个标签选择，“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最后您选了“不行贿”，您还记得吗？

    A：后来在我的MBA课上，我跟学生讲起这件事，问台下的人说，“谁相信我绝对不行贿？”最后竟然只有一半人举手。这件事你不会觉得荒唐吗？可是荒唐的是谁呢？荒唐的不是企业家和我，而是这个社会。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在这种荒唐里坚守的人才会显得可贵。我的“不行贿”是可以追究的。不仅现在的可以追究，过去我的历史也都可以。有人说我不行贿，但我的手下有可能行贿。但对我来说，我的手下行贿和我行贿没有区别。管理上做到保证不行贿是容易的，但不行贿还可以把生意做好不容易。

Q：您对时下移动互联网火热的现象怎么看？

    A：1984年我买了我的第一个苹果电脑，现在我在微博、微信上也都很活跃。虽然我没有建设自己的自媒体，但现在自媒体的繁荣形态我很喜欢。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大数据”，我认为它对企业的经营模式可以发生颠覆性的改变，甚至会产生比移动互联网趋势更大的影响。如果我是董明珠的话，那我会很愿意做雷军的代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