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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坚峰 2018-05-29



作者简介

作者在青海湖


   邹坚峰,男,江苏无锡人。1960年出生,77级本科,1982年在南京气象学院获理学学士,分配北京气象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1987年获南京大学气象系理学硕士学位。1995年移民至新西兰,现定居奥克兰市,归信基督教。

原题

早年文革那些事

                           

1.我是一个兵


小学一年级,我光荣加入红小兵。该组织不穿军装,也不发武器,每人发一块胸牌,别在胸前,后来改去左臂衣袖上。胸前的位置让给了我们的司令,我们的司令是毛主席。


学校原名新开河小学,我入学的时候改名长征小学。原名称没火药味,我们不是普通的小学生,是一群新长征路上的革命战士。


小组不叫组叫班,班不叫班叫排,年级不叫年级叫连,连上没有营,直接到团。我初入小学便编入一个番号叫“一连四排”的班级里,教室门外挂一木牌,上面用油漆写着我班的番号。


红小兵团长叫田吃亏,一个长征小学造反组织的小头头。在我还没入学之前,地段上就风闻他的名字。一晚上小学校开什么组织成立大会,我跟着哥混进人群看热闹,透过人墙缝隙,远远看到主席台上灯火通明,一身披军大衣,被人簇拥着表情一脸不高兴的人站在正中,人说那就是田吃亏。


红小兵组织虽有军事化的编制,却更像是个荣誉团体。班里表现好的先加入,第一批获此殊荣的同学占了班里一大半,后来陆续发展,仅剩的二三后进同学也在小学高年级时解决了组织问题。毕业的时候全班都是红小兵,胸牌也改成了红领巾。


我们的战歌是这样唱的:我们不做温室的花朵,我们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红心向党热爱祖国,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2.尖头皮鞋包脚裤


外面很热闹,牛鬼蛇神带着高帽子游街批斗,大街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战歌嘹亮,一派大革命的景象。人群中有人在呐喊,有人在辩论:这边说“三忠于四无限”,那边说“忠不忠看行动”。高音喇叭播放语录歌;街上有人在放火。


火堆中烧的是古书,戏装,帝王将相的道具,才子佳人的遗物,不管可燃不可燃逮着就往火堆里扔。


有看热闹的梳个奶油包头,被革命小将按住脑袋铰成大寨头。被铰的还叫喊,我是无产阶级分子。闭嘴,无产阶级梳奶油包头?机灵的是尖头皮鞋包脚裤,一看事态不妙,想溜,晚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尖头皮鞋属于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当场夺下,直接往火里扔。本是同一个阵营站一旁看热闹叫好的,顷刻变成了专政对象。你死不死?光脚回家吧。包脚裤也不能放过,属奇装异服,纠察队员盯着人群,手拿一医院挂盐水的玻璃瓶,见着可疑尺寸的裤脚,当场捉住用瓶子试,瓶子能塞进裤管的放行;塞不进的裤管当场用剪子戗了。


大街上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声辩喊怨。一天下来街面满目狼藉,余烬还在冒烟,沥青路面已经被烧出几个凹坑。我家隔壁阿二他爸,一条新哔叽裤被人从裤脚戗至胯裆,裤子成了飘飘荡荡两片布,哭丧个脸回到家里。

 

3.小学校里仨坏人


小学校里有仨坏人混入了教学队伍:两地主婆,一右派分子。两地主婆一是本地的,一是土改那年从山东逃亡来的。开斗批会时,同学发言念批判稿,一个接一个,仨坏人就站在台上低头认罪。


记得一次会场秩序有些乱,一个男同学上去发言,义愤填膺说地主婆揪过他耳朵,那是阶级报复。地主婆低着的头竟然抬了起来:“我什么时候揪过你耳朵?”“上次在走廊窗子下面。”“那是你爬窗子,我叫你下来,怕你摔着。”“可是你揪我耳朵了。”“没揪。”“揪了。”阶级敌人有时候不老实,困兽犹斗,但下面的师生不知出了什么状况,这回好像没有要加入助战那意思,这斗批会成了一热热闹闹的斗嘴会。


右派分子叫李平,瘦高个,刀削脸,学校一有事就把他押来押去。李平是学校一宝,缺他,小学校的运动就没了标靶,没标靶的运动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运动就无法深入开展。李平脸色阴沉,讲话柔和,人聪明能干,也确为学校一宝。学校电工维护、广播站建立、校办工厂的设备安装调试全由李平独挡。李平就在校办厂劳动改造,校办厂生产钮扣,为学校增加收入,学生学工也不用出校门,就在本校由右派李平指导完成。

 

4.无锡城里摆战场


无锡城里不太平,武斗频生,杀气冲天。造反组织遍地开花,九二、主力军、六二六、红总,各派纷争,谁也不让谁。说的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杀戮场上见高低。街头巷尾传单纷飞,马路上到处是标语。外面变得恐怖不安全,父母从单位回家每天带回的消息都是哪里打死了人,哪里有人跳河,哪里有人上吊。邻里之间人人自危,个个设防,对方是哪派的不清楚,彼此还是保持距离为好。


印象中各派是这样分的,九二主要是干部文教战线的天地,主力军以工人造反派为主,六二六是大中专学生的组织。红总我说不清了,只记得红总的造反刊物标记是一火车头。


无锡城里划分势力范围,这个月你攻过来,下个月我杀一回马枪,城头变幻大王旗,死伤的事天天在发生。街上张贴复仇单张,印着一组有名有姓血肉模糊的残尸,旁书一标语:烈士鲜血不会白流。派系组织纠察队在马路上设卡盘问,当你在街上行走,冷不丁有人拦住问“哪派的?”答对了走人,答不对被打个头破血流那是常事。


为了自保,一些人哪派都不沾,自称逍遥派。邻里对门一老太太机智,遇事总回答说“吃饭派”,凭这三字每次都化险为夷,安全过关。我家走廊上可以看到第二人民医院的水塔,那时高楼不多,水塔就成了一个制高瞭望点。有人上了塔,在上面架一探照灯,并往上囤砖,一夫当关,万夫莫上,有胆敢犯塔者,板砖侍候。就这水塔几经易手,后来一造反组织本事见长,竟在塔上架起一挺机关枪,日夜差人守住。那枪幸好没有响,要不我家正好在视角射程之内。


夏季入夜,我们在外面纳凉,看得真切,红绿信号彈在东面西面突的升起,再缓缓下落,探照灯光柱在夜空来回地晃动,早上起来就听说哪哪又发生了一场夜战。


无锡本一文章锦绣之乡,那些日子竟成一鬼城。

 

5.我也来张大字报


有一阵小学校里贴满大字报,楼上楼下,走廊墙面层层叠叠地贴,柱子上转着圈的贴,建筑物墙面被N次地多重覆盖,只差往地上刷了。


大字报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判凯洛夫的修正主义教学路线,批判十七年的封资修专政。教学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大字报写着贴着,浆糊桶大刷子,墨水发臭,毛笔写秃,大家觉得挺来劲,肚里有几句就得亮出来,此处不可无我吟。


不久矛头转向,赶“潮”的几位小将开始批校领导,批本校教工队伍,批同行。未几,被贴的开始反击,小将们自己也被人整理出污点贴到墙上。同学们没有闲着,人小斗志高,班里喜欢捣鼓点事的就开始相互攻击,你贴我大字报我也紧随回你一张,来而无往非礼也。你说我昨天破坏公物,踩了校园的鸡冠花,我回你说今天早请示你读语录发出怪声,对领袖的态度不端正。你说我平时讲究穿戴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我干脆说你经常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刚贴出一张墨迹未干,我就来一张寥寥几句把你给盖了。


记得我和几个班干部合计着给班主任杨老师贴了一张,找的什么茬写的什么内容全然忘记了。我们一伙爬在课桌上写,杨老师就站在一旁看,有写不出的字,杨老师及时拿张纸写给我们看。大字报完成,杨老师帮我们扶着椅子往墙高处贴。

 

6.隔壁有个地主婆


地主的老婆是地主婆,资本家的老婆叫什么?没词了,干脆我们也叫地主婆。


隔壁2号门是个大杂院,内住一地主婆。地主婆年老体弱,脸色苍白,走路佝偻,解放前男人开米行,是个资本家。解放后男人早亡,亲属不来往,家里仅剩一老地主婆和一嫁不出去的疯女儿。地主婆负责清扫弄堂,疯女儿没法劳动。每天一早天不亮听得弄堂里传来一阵刷刷的扫地声,那是地主婆在劳动改造。政府鸿恩大量,不计以前的剥削罪行,给这家发放生活费,每人每月八块钱人民币。


母女两平时深居简出,悄没声息,出彩的有两次。一次是红卫兵抄家,搜出不少金银细软,其中有一宝贝:镶珠金蟹。据说那玩意做工精细,八条腿、两只眼,活龙活现会自由摆动,吸引了整条弄堂的大小眼球。那次传得神乎,金蟹放地上白天会自动行走,夜里两眼放光。


另一次是疯女发病,异常亢奋,一头披肩白发,跟白毛女似的,在街头巷尾游走,嘴里叨叨,说是她男人谭震林派人派车来接她走了。听人说疯女还是姑娘时曾暗恋过谭震林。谭震林人称“谭老板”,战争年代出入江南诸乡,为粮款军需跟无锡商贾富豪素有往来。


一个资本家小姐爱上一个革命队伍的首长,浪漫的爱情故事,简直是书本里的情景。但这是要命的事,谭震林落魄的时候是批判的对象,你以谭震林为贵,显然有悖形势。为此派出所来人警告疯女闭嘴,“二月逆流”你听说过吗,再胡话拉出去枪毙。那时候,正常人也变得好像精神出了状况。

 

7.一切权力归工指


工人民兵指挥部就设在无锡人民大会堂对面的小楼里。那些日子公检法显得有些多余,已经靠了边站,不太管事,城里的治安管理由工人民兵纠察队负责,工纠队的最高机构是工人民兵指挥部,一切权力归工指。


工指的人一律笔挺的蓝色背带工装服,胳膊上别一红袖套,由各厂各局原造反组织打手组成。街面上打架斗殴流氓小偷,逮着往工指送,在外面再蛮横再霸道的人,比如说一身肌肉疙瘩,两臂刺青的杀坯,比如说聚众约架,横行地区的街癞子,一进工指全都稀松。


工指没别的专长,押解进去的人两眼用布一蒙,不问缘由一顿死打,竖的进去横的出来。下手轻重据说是以留一口气为底线。传得邪乎,说内里刑具无数,进那小楼跟进鬼子宪兵队似的。那时有工指罩着,社会秩序也确实收敛,遇上不知死活的愣头青,说送你去工指,立马就软趴。工指也因着这点能耐,向社会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日工纠队捉牢一伙跳贴面舞的,送进工指,关起门正要黑打,其中一厮竟然跳将起来,伸手隔档攥住一工指执法的命根子,一放一紧之间直攥的执法脸色惨白,冷汗淋漓,差点要了命。执法的打手变成了人质,这伙人竟因此而脱了险。此事从城里传开,一时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一桩笑谈。

 

8.小小反革命


上小学前我在父亲的机关幼儿园入托,一次险些被打成反革命。


那一天,我在园里捡一粉笔头,一时兴起,厥着屁股在水门汀上写字,将已学会的字挨个亮底。先写毛主席万岁,一个错别字没有,心中得意,只是靠着右了点,接着写没地了,就从前面找位置,这回是打倒XXX。写好了打倒,后面三字写不来,卡在那儿犯了难。这些字连成一串,就不对劲了,怎么看都是一条反动标语。


首先发现反标的阿姨阶级觉悟高,立马报告园长。园长看过,认为事关重大,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吩咐保护现场,向派出所报案。我被隔离在小房间内,与小朋友们分开,中饭送饭来,独自在小房间吃。有人坐我面前,细细地问,你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吗?谁教的?是爸教的还是妈教的?平时都跟什么人在一起玩?说出来没事,好孩子要说实话,说吧。


我知道闯祸了,吓个半死。母亲在正在上班,接到派出所电话,说是儿子出事了,老远从单位急急赶到,见儿子正在幼儿园被隔离审查,噌的一下火冒三丈。


母亲找着园长,拍桌跳脚地吵,那意思大概是我儿子根正苗红,父母都是革命群众,祖上三代贫下中农,热爱领袖热爱党,有本事你们冲大人来,吓着小孩,不让我们安心在单位工作,你们这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做了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我告你们机关组织去,如此等等。


母亲本是丝厂童工,在繅丝车间隆隆的机声中从小练就一副大嗓门,据说这是丝厂工人的职业病,这嗓门这回起了作用,着实把园长阿姨们给镇住了。


回家路上母亲买一块雪片糕给我压惊,说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下回不许乱涂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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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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