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蒋言礼：我和儿子，两代人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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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言礼，祖籍山东莱阳，1954年生于山西太原，资深职业报人，高级记者，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1971年参加山西铁路建设兵团，后分配至工厂，1979年考进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今太原师范学院）。曾任太原晚报副总编、山西商报总编辑、太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现退休。2013年获第三届中国报人散文奖。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任太原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太原诗词学会副会长。
原题
父子高考记
我与儿子都经历过高考，我考了三次，他考了一次；我考上那年已25岁，他考上时才18岁；我好不容易才进了一所大专院校，他顺利地被名牌大学录取。这中间隔了25年。
两代人，两个时代，虽然有不一样的情景细节，却是一样的人生煎熬。
大学前，我的学历只有6年，小学5年，中学1年。1966年“文革”爆发，我5年级，学校停课，回家玩耍。1969年底，中小学复课，小学没上完的我们，被中学收拢。因为停了几年学，后面的小学生一届届顶上来，教师教室都有限，我们刚刚上了一年课就匆匆离校，被初中结业了。我的小学是杏花岭小学，中学是太原六中，现在的进山中学。
不能说我们那一茬人都没有上过高中，也有，但人数很少。记得我们班只有两个名额，我们那一届十几个班级，只组成一个高中班。至于什么条件才能上高中，我也不知道。好像老师也让大家报名，最后再由学校钦定。反正不是完全按学习成绩录取。我没有报名，虽然我的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一。家庭出身不好，自知几斤几两，不想讨那个没趣。小学时，还红领巾，两道杠，班干部，中学里，连红卫兵也入不了，小组长都当不上。那是一个突出政治的年代。
17岁，我走向社会去谋生。
在工厂时，年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哪个不想上？我在的太原造纸厂是省城中型国营企业，每年都会有几个大学和中专的名额，有一年甚至下来一个复旦大学的指标。自愿报名，领导定夺，可想而知。“红五类”子弟还争得面红耳赤，“黑五类”想也别想。我倒是想了，也就是想了想而已。
20岁那年，自己给自己建了所大学，定下学习的目标。幼稚的我，以为读上4年书，就是大学生了。那时，除了读一些文史哲书籍和文学作品，还学习音乐理论和声乐，并开始涉足创作。
我的创作顺风顺水，频频发表，特别是我写的歌词，在省市甚至全国的一些音乐刊物上开始露脸。省音协（那时叫音工组）的张一非、王盛昌，市工会的李景文，北宫的赵世祯，省群艺馆的黄鹏琚，市文化馆的张士敏等老师，都给予我栽培扶持。
1977年初，在北宫的一个声乐培训班上，孔令华老师发现我音质不错，想重点培养，上了几次小课。孔老师的爱人张永声知道了，让孔老师把我叫到他家。张老师是山西大学艺术系教师，执教音乐理论，他在省音协看到我写的许多歌词。他对我说，别学唱歌了，你的创作更有潜力。他当时正在创作一部大作品，叫《交城山大合唱》。张老师正值盛年，有写一部《黄河大合唱》的雄心。他已找人写了一组歌词，但不满意，发现了我，让我重写歌词。
1978年夏天，《交城山大合唱》由省歌舞剧院和山大艺术系合排。一天，张老师让我去山西大学看排练。合唱队员里有77年恢复高考进校的首批大学生。看着他们意气风发，演唱着我参与创作的作品，而我还是一身工装在身的小木匠，一时，杂味丛生，百感交集。
很想进大学深造，很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6年，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来山西招生，作曲系的，25岁以下，北宫作曲斑，只有我和薛宝新够这个条件。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招工农兵学员，我拿着自己发表的作品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招生的人。后来听说，人家还有个硬条件，要三辈都是工人出身的。
1977年，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一阵心潮涌动，想想自己充其量6年的学历，咋考？认为自己发表了不少东西，斗胆给北大中文系写了一封信，看能否走特招的路？北大中文系很快给我回了信，鼓励一番，说还需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1977年的高考我参加了，其实心里很没信心，数学只学过有理数加减、二元一次方程，英语只会“狼来否前门猫”（毛主席万岁），物理化学不知为何物。真没法下手复习。我其实很认同“白卷先生”张铁生在试卷背面写的感言（当然他参加的不是高考，是最初工农兵学员的文化考核，因他此言，该考核后来废了），都干活了，没时间学习。而我们这一辈，学都没学过，却要去应考，一股悲愤涌上心头。结果可想而知，没有通知分数，不知考下几分，记得只会做第一道数学题，可拿5分。
这样考大学，我觉得已无望，要想改变命运，只能靠创作了。除了在木工组上班外，业余时间都在写作。我的歌词作品已崭露头角，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到专业文艺团体搞创作。因此，78年的高考我也应付了一下，基本上没有复习。这次通知分数了，总分246.4分，5门课，平均不到50分，语文最好，71分，其它：政治57，历史62.4，地理56，数学弃考0分。
1978年秋天，市总工会收回了南宫，组建队伍，我被选中，市工会给我开出借调函。如果我们的厂长（当时还叫革委会主任）在那个函件上签个“同意”，就不会有我第三次高考，我的职业生涯也可能是另一番模样。严肃的厂长看了看函件，认真地写道：不能随便从生产第一线抽人。我的希望破灭了，莫非我要一辈子当个木匠？这对我打击很大，预示此路不通。即便今后还有文化专业单位要我，厂里不放没辙。若干年后，我也当过小领导，对于属下任何有机会升迁调动，提出离开的请求，我都毫不阻拦。树挪死，人挪活，人生没有几次机会。尝过其痛，勿将此痛再予别人。
在那段情绪低落的日子，我偶然读到一本书，曾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写他人生经历的风险和抉择。对我触动很大，我也该重新抉择自己的走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认识到只有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但要保证考上，必须把课目补上去，否则没戏。决心下定，开始备战1979年的高考。
考文科，主要是数学基础差。那年元旦过后，把其它事情全放下，恶补数学，此时距高考只有半年。买来一套数学自学丛书，包括初中高中的代数、三角、几何，共13册。从有理数开始，一路走下去。我的战术是，看看例题讲解，做做练习题，再对书后面的答案。没有时间做完全部习题，更不去啃难题怪题，基本概念掌握就行，我要走进度。我知道不可能在数学上拿高分，能捞几分算几分。其余时间复习历史、地理、政治、语文。我没有正式的复习资料，就是几本小册子，分别有各科的几百道复习题，涵盖了教材的基本要点。
工厂在上兰村，我身处郊外，也没什么补习班，住在集体宿舍，白天黑夜，加紧苦干。造纸厂的子弟学校，那年有一个高三毕业班，我请教过几次教数学的白老师，也去听过几次作文辅导课，语文老师姓马，还把我写的作文当范文油印出来，让他的毕业生参考。这个班后来只考上一人，叫韩文，上了山大外语系。这是后话。
我还要上班。恰好这时保卫科到车间抽人，帮助护卫厂区，主要是照看料场。料场是纸厂的原料堆放地，很大，有内场外场两个，有许多高粱杆垛子，要随时巡视，以防失火。我积极要求了这个差事。白班一人转，夜班两人转。扛上一杆枪（没子弹），揣上一本书，休息时就掏出来看。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躲在外料场垛子下做数学题的情景。
7月很快就到了，我信心十足地跨入考场，考场设在太原九中，连考三天。第三天下午是外语，我免考，因为只是参考，不计总分。进了考场也是枯坐。我去南肖墙和平剧院看了场电影《乔老爷上轿》，又去人民公园（今文瀛公园）转了转。我给自己估了分：最低330，最高380，肯定走了。那几年文科都是300分出头就出线。
出分那天，我从南华门家中出发，步行至解放北路的北城区招办，爬上顶楼，在一间办公室，见到一位年轻女士，说明来意，我忘带准考证，但她依然热情地为我查找。翻开册子，很快看到我的名字。“351分”，那位女士响亮报出。文科出线是305分。她说，好分数，上重点大学没问题。我当然很高兴，忽然感觉眼前一切都很美好，包括眼前这位女士。各科成绩：政治72，语文76，历史81，地理87，数学35。备战半年，比上年多了一百来分。
我那时就想到北京上学，咨询了一下别人，报了北师大，一般院校报了北京政法学院（现在叫中央政法大学），那时的文科院校很少。一般院校的第二志愿，我才报的山西大学。
填完志愿，以为大功告成，我就尽情地去玩啦，厂区外有个露天游泳池，天天泡在里面，学会了“狗刨”。
期间还有个插曲。一天，厂办的人通知，让我赶紧到迎新街办一趟，有关上大学的事。上兰村距迎新街还不近，我借了辆自行车直奔而去。我那时刚学会骑车，方才又下过一阵雨，在路上还摔了一跤，沾了满身泥水。到了街办，一位年轻姑娘接待，说我是迎新街地区的最高分，上了北师大，请我写一篇怎样自学成才的文章。我说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呀？她说，肯定的，是区招办通知的。我看到她大眼睛里满是羡意。后来我到了区招办，才知道是一场误会，北城区有人上了北师大，并不是我，但文章还得写。
录取通知书，迟迟等不来。
已到9月了，我渐渐有些着急，孔令华老师让我去省招办问询，并给她相熟的马老师写了信。省招办临时在榆次一个宾馆办公，全封闭，进不去。我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混进去，找到马老师。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档案一退再退，此时已到一般院校的第三志愿那里，即太原师专招生老师手里。他们正诧异这么高的分为何无人要，怀疑我有什么大问题。师专的老师见了我，问了些情况，怕我不安心去师专，师专是大专，因为我的第四志愿是山西师范学院，属于本科。我说，人家山大不要我，我死心塌地上师专。报志愿时不懂专科本科，心想，师院在临汾，师专在太原，莫非还从省城跑到地市去上学？
这样，我的高考经历至此划上句号，心情复杂地迈进侯家巷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大门。
下面是我当时的日记实录，记述了那个过程。
（1979年）9.9.星期日。去市招办，查问自己高考录取的事，找一位老师刘二（与孔老师认识的），请他帮我查一查，结果在山西大学录取名单册里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怎么回事呢？难道连山西大学都上不了吗？一肚子疑虑与难受。踱到街上，不断苦苦地思索着。后来到了孔老师家，张老师也在。他们听了也大为吃惊，让我赶紧到榆次一趟，孔老师并给市招办的马祥老师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仔细查清楚，看有什么办法。回家匆匆吃了一碗饭，赶坐中午的一趟汽车去榆次。在晋中饭店的一座楼里，不让进，请求半天也无济于事，只好另想办法。有人告诉我，实在想进去，可以从另一个楼梯上去，只是得冒些险。听他的话，找到了另一头的小楼梯，果然见挡着床板、方木之类，无人看管，上面有一个洞可以钻进去。我瞅着无人，和另一个小伙子迅速爬越了这座障碍，顺利地进去了！找着了马祥，他也觉得事情很奇怪。查了半天，告诉我，我的材料已经到了太原师专。原来北京政法学院把我打下来，退到山西大学，又被山大打下来，原因是我高度近视。已经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出来返到山大，找着马作楫教授，听了我的叙述，也很是惋惜，怪我早没找他说一声，把我领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家打问情况，听说这位“董书记”是主管中文系招生的。他矢口否认把我打下来，说根本没有见过我的材料，说像我这样的分数，根本不会打下来，要是他见了怎么也要录取，什么眼睛不眼睛的。还说他们中文系招收的成绩最高的才三百四十多分，像我351分的成绩怎么会放过呢？中文系的材料都是他过目的，对我的情况根本没有印象。是不是材料就没有送到他那里？我也是带着这样一个结论离开了山大。晚上，又到了孔老师家，告诉了他们情况，孔老师又写了一封信，请马老师再想办法，看能不能做最后的挽救，把我弄到山大，因为我们分析，是不是招办的过失，把我的材料遗漏了。要是这样的话，赖也要赖住身为市招办考务组组长的马老师。
9.10. 早又奔赴榆次，用昨天的办法进去。马老师说肯定把材料送给山大了，他说可以查一查原始记录。我随他到了五楼。他说要是真没有送给山大材料，那也就好办，要是山大退下来就没什么办法了。在存放考生材料的一间屋子里，等了好半天。省招办的一位同志帮我查，果然查出来了。在退还材料的登记表上有我的名字，退还原因这样写着：年龄超过二十五，视力差，第二志愿等字样。我愤怒了，但也只能在心里。马老师问我怎么办，他们管不了人家山大的事。我说上师专，没二话了，难道山大不要我，我还硬要到它那去？他们才真是“视力差”，不识人。既然这样，我对山大也没什么慕恋之情了。马老师领我见了师专招生的，问了我些情况。他怕我不安心在师专，我临走说了句“死心塌地”。回来在汽车上有两个女同志也是跑这事的，同她们聊了一路，其中一个说师专的录取花名册上，我分数最高，“名列前茅”，排在第一，我听了，只能苦笑了。
9.11. ……中午骑车又到了山大，准备找一下历史系，看是不是他们退了我的材料，因为我在山大报了两个志愿……下午找到历史系，招生的人没来，让我改日再来……
9.13。 上午再去山大历史系，招生的叫刘春环，他说对我的材料印象很深。原来政法（学院）退下来的材料到他们那里已经很晚了，中文系把我的材料转给历史系，让他考虑，他们觉得我还是上中文系合适，又退给中文系。材料看来是中文系退给招办的。事情真相大白了……又去找了马作楫教授。马老师一见我就说，姓董的昨天到他家里来，说材料是他退的……怨马老师没早和他打个招呼……当时退材料，招办也不怎么同意，说这样的分数是应该录取的，择优录取嘛，但姓董的硬找了借口退了，好保住和他有关系的那些人。我真恨哪个姓董的，你身为一个堂堂的系总支书记，怎么连个真话也不敢讲呢？还要哄我……
要不是上面的日记还原了当时情景 ，好些细节我都淡忘了。后来，每次遇到马作楫教授，他都要提这件事，大概十几年前吧，马老师见到我说，那个姓董的死了。我没细问，好像得了什么病。
三年后，我从师专毕业，被分配到太原市艺术学校，教文化课。1984年初，太原日报社公开招聘采编人员，数百人报考，我以第一名考入。
儿子蒋泽生于1986年，是我从太原师专毕业的第4个年头，他的母亲是我在师专的同班同学。上世纪90年代，我曾写过几篇《憨儿记》，记述了他刚上小学的情景。
蒋泽天生内向 ，从不多言语，但玩起来很生猛，后院里有锅炉房煤堆，那是他们深出鬼没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院里住着市领导的司机，晚上把小车停放在院里，蒋泽一帮爬上车顶撒尿。我们见了领导毕恭毕敬，我们的儿子却敢踩着首长的坐骑把尿撒欢，这叫什么事儿？
据说，蒋泽是大院里“四害”之一。吾儿耍到忘情，经常滚在地上不起来，不知他为何和土地那样亲近。后来谜上踢足球，先是守门，后改前锋。水平渐高，后来直至踢进他大学的校队。
蒋泽的脑子应该说不笨，但太过贪玩，中小学时期的学习并不冒尖，在我眼里，算个中上等。按他妈说，不是她拧得紧，早跌进差等生行列了。幼儿园在育英，小学上新建路小学，初中进37中，中考时，差了4分，交了9800，挤进山西实验中学，我说，你再努上4分，咱就省下这钱了。他说，我再少考5分，你就得掏3万。让我无语，不过，想想也是。
初中那会，家长还能帮忙，他妈检查督促，他爸抄题，错了的作业以及测试卷子，他妈命令他爸另纸抄题，然后让儿子重做一遍。有时题面很繁复，把他老爸抄得头昏脑涨。上了高中，家长就不好插手了，我才轻松许多。
高二时，情况有所改变。刚进校时，蒋泽成绩在班里排名二十开外，一年后，进入前十。
高三第一次统考，蒋泽竟考了本年级文科第一，因此获得山西省三好学生称号。十中有两个名额，分别被那次统考的文理科第一拿走。但后来的一系列考试，蒋泽再没有拔过头筹。
根据儿子实力，我给其定的目标是北京广播学院，即后来的中国传媒大学。其母嫌我低估其儿实力，降低了高度。
高考备战是残酷的，熬煎人的。到后来，蒋泽情绪隐隐显出烦躁，他可能觉得这差事太苦，也不想和大人多交流。
高考第一天，其母早早做好饭，蒋泽不紧不慢吃完，拿上文具包就走，我要送他都不让。考场就在他们本校，熟门熟道。那几天，其父其母也不敢多言语，家庭气氛有些沉闷。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外语，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是文综。家长都去陪考，我也不能免俗。考生在考场里，家长在校门外，汗流浃背，心神不定，演绎出一道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风景线。那几天，儿子高考我陪考，他妈在家制饭肴。
最后一门文综考完后，我看到蒋泽从校门口出来，马上招招手，他走向我。我只说，考完了，他“嗯”了一声。我没再多问，他也没多说。我观察了一下他的脸，很放松，一种微微的喜悦感不经意地散发出来。我心里一块石头实实在在落了地，他可能考得不错，看来起码没有砸锅。后来人们普遍反映，今年的考题不太难。这是2004年。
第二天，蒋泽从学校拿回标准答案，开始估分。他先后给自己估的分是：587、597、593、595，最后取了595分。我暗想，咋就估不上个600分？后来才知道加分的事，加上5分倒是600.接着，学校开了填报志愿的大会，家长们都去了，许多名牌大学的招生人员也去了，毕竟十中是山西名列前茅的好学校，大家都想挖到好生源。
让儿子上哪个学校？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都在省外，去哪里读书？又一道大考题摆在全家人面前。我自小有北京情结，自己没有实现，遗憾之情绵绵。前文有述，曾给儿子选过北广，早被其母否掉。根据蒋泽估分，翻了报考志愿指南，我又相中中山大学也是可取的目标，大家对厦门大学也情有独钟。但是，其母心中还在琢磨。原来她悄悄带着儿子找过算命风水高人指点迷津，“大师”指示了东南方向……
在十中开报志愿会时，复旦大学招生人员也出现了，妻子围着人家问这问那。晚上，我们又找到复旦周老师住的宾馆，报了自家的估分，周老师说，分还可以，可以报，600分以上差不多。后来我才明白，所谓各校招生人员，属于宣传性质，尽量让好分数的考生选报自己的学校，越多越好，水涨船高，这样本校的录取线会上来，学校的美誉度也越好。他们其实并没有录取的话语权，权利在学校。
电脑录取时代，招办把考生档案按照名额比例，从网上发过去，学校按分数择优录取。招生人员让你报，未必会录取你，如果最后考分不达线，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假如蒋泽分数出来就是595，甚至600，那年真上不了复旦。那天，还有一个女孩子，父母领着从晋城赶来，也是估了595分，周老师也让报了。那个女孩最后报了没有？分数出来到底是多少？如果就是595左右，那可惨了！后来我问蒋泽，他说好像没有见到那个女孩。
全家讨论了几天，主要目标选定，蒋泽开始填写志愿表。又是一批、二批，又是A类、B类，又是一本、二本、三本，那表格比我当年高考复杂多了。第一志愿报了复旦，第二报了上海理工大学，好像还报了个上海体育学院新闻系，蒋泽喜欢体育，当个体育记者蛮合适，他也乐意。我还逗他，那三本院校报不报了？他口气决绝地说，有四本我也报！我知道他已经对复习备战烦透了，能走就走，他是不会复读的。蒋泽那个班，复旦就报了3人，不由让人倒吸口气，人家的估分都比蒋泽高，而且全省才招10名啊！
报了志愿大约10天后，录取分数线公布了，接着，每个考生的成绩也出来了。文科一批的录取线是574，二批线539，比人们预料的高，让人好紧张。蒋泽的分数是614，比他的估分高出近20分。省级三好生加5分，实得619分。各科分别为：语文119，数学128，文综241，外语126,。看来各门比较均衡，没有太短的板，数学给力，文科考生就有了优势。后来确定，蒋泽是省实验中学2004年文科（两个斑）第一，当然，十中的大头在理科。实际上，蒋泽班里排名七八，年级排名在十五前后。
一天后，第一批A类重点院校的投档分数线（文科）披露，复旦615分，北大629分，清华622分，人大610分……复旦是第三高。可以看出，蒋泽的志愿报得极其完美。报北大清华差几分，刚刚好进了复旦还富裕几分，有了保险系数，如果压线也危险，因为投档数比实际录取名额要多百分之十五。
复旦当年给山西的文科名额是10个，后来录取了12个，可能上线的都要了，因为山西考生的确优秀。有意思的是，我极力推崇的中山大学，投档线就是595分，与蒋泽的估分一样。儿子给自己少估了近20分，其父也不敢奢望更好的学校，父子俩骨子里的“谦虚性”是一致的。
等待结果的这十几天是最煎熬人的，坐卧不安，心绪不宁。蒋泽到能沉住气，该吃吃，该玩玩，一副给你们完成任务的样子。
开始录取那天，我去市、区招办跑了好几趟，又是在网上查，又是托人打问，没有一点讯息。直到晚上八点多，市招办的张老师打来电话，说蒋泽被复旦大学录取了，博物馆学专业。我一时哽咽住……“近一个月来，焦虑异常，生怕有个闪失。自己高考因志愿未报好，弄了个高分低走，是一生的心痛。儿子上了复旦，也了却了自己的名校情结。”这是那天我在日记里的记述。
高考肯定是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人之命运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实在难以捉摸。对我的亏欠，在儿子这里得到一些补偿。当然，我当年如果顺利走入志愿前面的学校，就不会认识蒋泽其母，也就不会有蒋泽的故事了。
我与儿子的高考经历，也像一滴水珠，折射了我们国家教育以及社会的某些状况。
一个国家非战争原因，教育十几年不正常，大中小学停课数年，从1966年开始，五六年时间不招一个大学生，在现代世界史上，恐怕是罕见的。没有全民的教育，就是愚民的盛行。看我们这代人，后来上个大学多么艰难。漠视正规学校教育，不仅使人的文化素质降低，思想道德素质也低下。都说当下人心不古，精神迷失，不懂常识，不讲底线，你能说这与长期的愚民手段无关？
恢复高考是大大的好事，是人才选拔比较公平的方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权力的干扰。我高考经历中的那个小苦头已是实证。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长被抓，不是利用自主招生和所谓“特招”徇私舞弊吗？哪个高级领导的子女不在好的大学，难道都是凭考分进去的吗？带美女开跑车殒命的令公子，竟是北大学子，是不是属于“特招”？
高考成了独木桥，挤上了千军万马。一个高考让一个社会患了焦虑综合征，多少学子挑灯夜战，苦不堪言，多少家长望子成龙，夜不能寐。高考成了指挥棒，把中小学引向一个死胡同，死记硬背，就为考试。有人统计，三十多年来，全国3000多名高考状元，无人成为本行业的领军人物。培养了无数知识的奴才，不敢创新，不会创造，不能创立，这也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说归说，今年的高考又开始了，近年又改回出分报志愿，真诚祝愿考生考出好分，家长帮着报好志愿，多么希望每个人，在人生的转折关头，少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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