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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丨袁庚忆蛇口"破冰"：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
原题
袁庚回首深圳特区历程
作者：林丹
原载羊城晚报2008年03月27日
1984年袁庚(左一)陪同邓小平视察蛇口
1983年袁庚陪同胡耀邦视察蛇口(胡耀邦右侧为袁庚)
袁庚，改革开放的马前卒。1961年任中央调查部一局副局长，曾破获轰动世界的国民党谋划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75年10月，他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受部长叶飞委派调查招商局经营状况。完成调查后，他写了一份请示报告，他在报告中所提的建议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1978年，他主持招商局工作，率先提出要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今深圳）建立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区，选址深圳南部南头半岛一隅。
袁庚在蛇口开始“破冰”——他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冻结原有级别、工资等级，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第一个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创办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银行；创办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他接手时，招商局只有1．3亿（人民币）资产，他离任时，招商局资产超过200亿。
重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一句口号不得不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的深圳蛇口工业区；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袁庚。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里，袁庚率先提出的那句口号，如春雷般滚过中国大地，振聋发聩；他率先提出设立的蛇口工业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早2个月，比经济特区早出生1年多……袁庚的名字和他的故事，早已被浓墨重彩地载入史册。
一个温暖的春日，记者再次拜访这位叱咤蛇口10多年的风云人物。
（一）
“哈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袁庚这天很兴奋，他还是那么爽朗。他说，当年在蛇口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入党的初衷”。袁庚是一位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他在蛇口这个2．14平方公里的“实验室”里冲击着当时的两个禁区：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每次冲击，都拨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尽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尽管1980年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但是，中国发展经济的路该走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当时存在极大争议。表面上看这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政治角力。那时，没人敢提市场经济，更没人敢提政治体制改革，认为这都象征着资本主义。即使是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邓小平，1979年会见美国客人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但一直未公开。直到13年后的1992年南巡，才得以公布。1992年以前，特区一直处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漩涡：一些人认为，特区与“租界”已没啥两样，特区只剩五星红旗是红的……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难！难！但袁庚竟然敢！
其实，袁庚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通过一句口号喊出来。这句口号已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座标。
蛇口的首项工程就是建设蛇口港，顺岸码头当年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由于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工人干得没劲，每人每天运泥20－30车。工程进展缓慢，袁庚着急。四航局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超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工人热情高涨，主动加班，最多一人一天可运泥131车，领取4．14元奖金。
据统计，半年时间，工人为国家多创造了130万元产值，而平均每人每月得到的超定额奖金仅24．3元，只占多创产值的2％。然而，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了，重新吃上“大锅饭”，施工速度急剧下降。袁庚拍案而起，这4分钱的“官司”一直闹到胡耀邦的案头，经批示，才在8月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
结果，工地运泥量又从每人每天20车猛增至100车以上。
深圳蛇口
（二）
袁庚提出了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袁庚的助手熊秉权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提议去掉中间一句，袁庚同意了。施工队用三合板做了块木牌，竖在太子路旁的显眼处。两天后，一个目不识丁的民工将这块牌子拆走当柴烧了。袁庚又命人做了一块，这次只提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其实，袁庚上任招商局不久，就深切体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看待时间的。袁庚到招商局做的第一笔生意——以6180万港元购买香港中环干诺道上一幢24层大楼，先交定金2000万元。买卖敲定的时间刚好是周五。招商局原想下班前交支票，然后一起吃顿饭，对方却坚持要下午2时之前。双方签字交钱，对方3个人匆匆下楼，跳上没有熄火的汽车，直奔银行。
袁庚说：“周六、周日银行不开门，如果不在周五下午3时之前将支票递进银行，就要损失2000万元3天的存款利息，以当时14厘息计是几万元。而在招商局，支票在家过夜是常事。我们鄙视市场经济，我们不在乎时间，结果百年老店招商局到我接手时一条船都没有，只有一个修船厂和一幢14层的破楼，所有的资产加起来才1.3亿人民币。以船运起家的招商局1950年起义时还有13条船，那时包玉刚才2条船。28年后，被称为船王的包玉刚已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时间就是金钱不是没有道理。”
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然而，这句带给人们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值观、效率观却给本来就咕嘟冒泡的水又加了一把火：社会主义建设怎能沾上铜臭？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它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在计划经济的思想还牢牢占据人们头脑时，袁庚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引入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要胆识和勇气的。这句口号在中国争论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史上罕见。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
然而，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老干部聚餐，大家都谈风花雪月，突然有人再提：“广东如此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举座皆惊，眼看唇枪舌剑将盖住满桌谈笑。袁庚举重若轻：“你说这是社会主义呢，老百姓就说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呢，老百姓就说资本主义好。你想老百姓说什么？”主持聚会的任仲夷哈哈大笑。
（三）
袁庚引入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手段在蛇口创下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形成了“蛇口模式”。蛇口，冲破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束缚，不仅是深圳改革的先行点，而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借鉴。尽管是磕磕绊绊，但终于把中国带上了市场经济。蛇口，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不过，袁庚的另一项试验——蛇口民主选举却在他离休后戛然而止。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理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原来的建设指挥部。
令人兴奋的是，这届管委会是由民主投票产生的。而且规定，管委会两年一届，每届均由民选产生，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不信任票过半数就得下台，包括袁庚自己。袁庚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工作作风。由组织部门提名，上级批准的做法容易滋生干部‘人身依附’的观念。我想做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冒一点风险。”
民主选举设计的程序置所有候选人于众目睽睽之下。比如，群众投票前，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要回答群众的质询。
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发表《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指名道姓批评袁庚。袁庚不仅大为赞赏，还鼓励报纸要登批评文章，特别是批评领导的文章：“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很快，蛇口的新闻沙龙、压力团体纷纷而起，形成了良性的民主氛围。袁庚说：“我们提倡蛇口人的政治风格和民主风度，蛇口人要有良好的透明度，肝胆相照，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蛇口才会朝气蓬勃。”
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立基当年就曾被群众选入领导班子。他说：“那时候大家把最优秀，最有献身精神，最愿意为百姓服务的人选上来。其实，进入管委会工资要低于做企业管理者，而工作量却大许多，还要受到监督，而且没有什么权力。因为那时蛇口已实行财务总监制，在制度上看住你，这就是袁庚厉害的地方。虽然每届总有人落选，但是我们心情很愉快，一点不后悔，这个事业很有意义。”
对于蛇口的做法争议极大。顾立基说：“这种改革适合政府不适合企业，但当时管委会是政企合一的，它有积极的意义。”事实上，正因为是政企合一，不是纯粹的政府，袁庚才有机会按照他的理想去改革。选票的力量就是在袁庚离休前的10多年里，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和数以十亿计的财权，却没有发现过贪污受贿一类的案件。袁庚离休，蛇口恢复干部委任制后，贪污、受贿案时有发生，甚至当年蛇口的优秀干部虞德海在离开蛇口后，因“土壤”不同了，也成了全国闻名的巨贪。
每一次见到袁庚，我都有一个极大的疑问，蛇口的民主选举，舆论监督轰轰烈烈十几年，随着袁庚的离休，一夜回到改革前，这十几年的“功课”不是白做了吗？袁庚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里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一位当年的亲历者说：“蛇口工业区是企业，选举应该是政府班子，而非企业领导。蛇口的选举只是民主的尝试，让大家逐步习惯，明白自己也有真正的发言权，体验决定谁来当领导时也有自己一票。这就是选举的社会意义。”原《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认为，眼下的中国，毕竟民主选举已经从基层开始了。
袁庚今年92岁，每天都还在背诵他年轻时喜爱的《藤王阁序》，看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的京剧，那是他当年在北京工作时上的瘾。报纸也是每日必读，他指着自己的脑袋：“不然就傻乎乎了。”望着阳光下他那坦荡荡的灿烂笑容，我在想：这位老人的思想是“天马”吗？从不会被什么观念羁绊住吗？
记者手记
当年，记者被羊城晚报派驻深圳记者站，亲历了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记得有一天晚上，在蛇口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人挤得满满当当，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委会候选人的答辩会正在举行。包括袁庚本人在内，所有候选人都必须回答选民的质询。
选民的问题很尖锐，常令候选人汗流浃背。某位候选人的女儿调入了工业区，选民毫不留情地问：“你女儿是怎么调入工业区的，干什么工作？”一位候选人驾车外出时出了交通事故，选民问：“你驾车外出是为公事还是私事？养伤期间你是否继续拿奖金？”候选人当然可以“无可奉告”，但可能会失去选票。这次选举，有3位第一届管委会成员“落马”，包括袁庚的智囊梁宪。袁庚也不是全票当选。这让记者大为吃惊，因为这种场面不可能在内地出现。
因为“官”是选出来的，“官”在选民的监督之下，一个房地产公司管理员才敢叫停工业区总经理乔胜利周末在家装空调；供电公司总经理丁传作才会因工业区2小时40分钟的停电而引咎辞职……
采访袁庚，采访蛇口，采访特区，总为当年的燃情岁月而激动，钦佩改革者的勇气和奔放的思想。而今天，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胆略呢？
虽说是时势造英雄，但在中国，领袖的作用可能更大。比如，袁庚的改革每到僵持不下时，都不得不请尚方宝剑。袁庚以其人品，以其理想，以其能力在蛇口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试验。但是，随着他的离休，许多改革消亡了。蛇口的民主选举、信任投票和公众人物公众监督坚持了10多年，终究没能过渡到政府。做改革的实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难，要随时准备“丢乌纱”，将改革成果程序化、制度化更难。其实，当年已有有识之士在讨论蛇口的“袁庚之后”。
“蛇口的经验可能过三五十年再拿出来会有用。”采访中，一位当年蛇口的创业者对我说。蛇口和特区当年冲破重重思想束缚，杀开血路创新的制度有些在今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有些被各种文件、制度堵回去了。关键是人们的观念被“新传统”、“新模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被不断增长的“GDP”滋养得不思进取了。幸好，有人仍有改革的激情。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立基有感道：“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个很好的课题。”
广东与香港近在咫尺，改革开放30年，广东的经济迅速发展，直追香港。但是，政府的清廉、政府效率、政府透明度、管理水平仍与香港有较大差距。顾立基提出，以深圳为试点，与香港政府“对标”比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看谁更有效率。
第二次思想解放会让蛇口、深圳、广东再一次成为试管，再一次成为新观念、新体制的原创地吗？
2007年过九旬的袁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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