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徐小棣：异丙嗪，青年时代的故事

徐小棣新三届 2019-08-25

作者简介

徐小棣，1953年生。1969年9月上山下乡，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先后做农业工人、基建工人、小学教师。1977年12月“病退”回到北京。1984年取得成人教育英语大专学历，先后在北京新源里二中和二龙路中学任英语教师。2008年退休，有叙事散文集《颠倒岁月》出版。

原题

异丙嗪

——青年时代的故事

作者：徐小棣

异丙嗪是一种粉红色的糖衣安眠药片。我在兵团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对这种药过敏。

那时我们服药很随便，从卫生员那里拿一片药，总是痛快地吃下去，没有人考虑它的毒副作用。呼和浩特市的小芝服用磺胺出了一身水疱，昏倒在地，大小便失禁，可是后来她还是一次次吃磺胺，一次次惊天动地地过敏休克。是昏厥、休克痛苦，还是曝晒着割麦子、浸泡着挖烂泥痛苦？是浑身水疱可怕，还是在严冬的深夜战备演习，扛着背包一跑就是十几里路可怕？不一定有人用心权衡，我们却不约而同羡慕生病。

1975年冬天，“乌加河水利会战”的劳动异常艰苦。6连的小×断然决定手术治疗他的慢性阑尾炎。去住院时，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英姿飒爽地沿着乌加河工地走了一趟，逢人就笑呵呵地说：“再见啊，我去住院，手术。”谁知这竟是诀别，次日他就在手术台上死于几率很小的麻醉意外。

我服异丙嗪是在1970年某天，躺下迷糊了一会儿就觉得胸闷、恶心。我挣扎着坐起来，听见宿舍里一片惊叫：“哎呀看哪，她的脸色像白纸，怎么啦？”我想吐，耳边嗡嗡响，像在人声嘈杂的游泳池，声音变得遥远，呼吸异常艰难，心脏快蹦出胸口。难受到极点时，忽然眼前一黑解脱了……

我醒来时，身上很软，但是不再那么难受。军医正俯身望着我，周围有好几张紧张的脸。

“你觉得怎么样？”军医问。

“好了。”我回答。

“你吃什么药了没有？”他又问。

“没有。”不知为什么，我隐瞒了吃过一片异丙嗪的事。那片药是好几天前卫生员给我的，我没有什么病，要一片药就想试试能不能睡得更香。

军医疑惑地听诊，又问，“你忽然就难受了？”

我说：“是。”

他皱着眉头，思索着说：“不是药物过敏？……那是……先休息休息看。”

他掏出笔，写了假条和病号饭条，我用棉被掩住脸，默默笑了。

那时我的身体挺好，一天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中队列训练，月经期跳进乌加河割芦苇，事后都什么事也没有。我正为身体好发愁，却发现服一片异丙嗪就能面无血色晕倒在地，不禁悄悄兴奋，偷偷在心里藏起这个秘密。

1970年底，我满心以为自己能评为“五好战士”，把奖状寄给在北京孤单生活的妈妈。一张奖状对妈妈很重要，她或许能靠它在人前扬眉吐气。

记得离京前，学校开过一次有家长参加的表彰大会。我积极参加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并无条件服从分配，所以荣幸地跻身在受表彰的先进分子中。会上，每宣读一个受表彰人的名字都同时介绍他的家长，以感谢家长的支持。我心花怒放，盼着让妈妈也光荣光荣。可是，宣布了我的名字紧接着就宣布下一个同学的名字，主持人不动声色地跳过了对妈妈的介绍。掌声雷动中，我看见观众席上的妈妈扶着拐杖，茫然地左顾右盼。她长期在家里病休，大概不知道“血统论”有多么猖獗。我流下泪来。

1969年国庆节时，去昭乌达盟插队的同学赵稚燕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她回学校做了事迹报告。妈妈被召去听讲，事后她寄给我一些赤脚医生的书籍和用品，无言地鼓励我做个赵稚燕。可我明白那样的荣耀与我无缘，我只希望评个“五好战士”，寄一张奖状回家。

那时每季度有一次“五好战士”初评，我每一季度都榜上有名。在年底的总评会上，班长刚说开始评比，小刘就提了我的名字。大家没有冷场马上都同意，我顺利评为年度“五好战士”。可是在连级表彰会之前，班长忽然把我叫了出去。

“和你说个事，希望你经住考验，正确对待。”班长的眼睛看着地面说道，“咱们报了你，可是排里给拿下去了。”

“为什么？”我极不冷静地叫起来。

“……张ZP说你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咱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我怎么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了？你为什么不争？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样！”我对班长怒火冲天。

“我怎么争！”班长有口难辩，“不告诉你怕你受不了，告诉你，你这样，我怎么办？你千万不能说我把底细告诉了你。不然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了。”

一年的努力和希望突然落空，宣布五好战士名单的时候我五内俱焚。会后，我跑上河堤，对着乌加河大哭起来。班长陪着我，直到繁星满天。

你要正确对待荣誉，我们……在荣誉前不伸手……”她一遍一遍地劝我。

班长是我的朋友，可是她是内蒙古邮政厅厅长的女儿，不会明白我常常体会的那种秋荼般的苦涩。奖状对我不只是荣誉，它关系着妈妈，我希望别人知道她有出色的女儿，也希望她的生活开朗明快起来。

班长说的张ZP是高中生，当时是我的排长，我没有想到她会忽然在年终总评时发难。那几天我出工时总是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一到兵团和张ZP就本能地疏远，她是北大附中“红旗”的“老兵”（老“红卫兵”）。老兵在1966年狂得不可一世，他们血战红8月的事留给我伤痛和疑问。说起来，张ZP不具备许多老兵的清纯和才气，她的身材像粗壮的妇人那么成熟性感，面容却像郁闷的男人那么冰冷阴沉，她又很会和当时我们的上司——那些军人和转业军人打情骂俏，所以最早成为知青里有些权力的人。她没有来自肌肤的某种教养，只会穿件发白的军装在身份上高攀，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干部子弟”。她在我们宿舍聚拢一群69届的大讲特讲“红8月”和大串联时，我悄悄走开。大家都脆脆地叫她“排长”，我却习惯一笑就免去称谓。

我想到的只有这些，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而已。

那时我不懂“程序合法”的说法，只觉得一个人一句话就否定了全班十几人四个季度的评比决议未免霸气，很不公平。我找到张ZP，说：“总评会已经开了，我倒不想挽回什么。我只想说，你和我不在一个班，可能并不了解我，班里的人都同意我，她们更有发言权。我怎么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希望你指出。”

张ZP很严肃地说：“我是要指出！你爸爸妈妈是什么人你自己知道，怎么还让大家看你的影集？你学毛选、学马列的笔记怎么只有生词？那是语文课本吗？你在地头、炕头“格林童话”一个接一个地讲，想腐蚀谁呢？你让你妈妈寄邮包，还说稻香村（老字号食品厂家）这好那好，有没有这回事呢？你说过屠格涅夫的书好看，说过你把《安娜•卡列尼娜》看到第二部就全懂了，你懂什么低级趣味了呢？”

她一口气说到这里，我就后悔自己“反攻倒算”了，可惜连退却也不再可能。

张ZP笑了笑，说：“谁和你说是我一个人不同意你的？我怎么可能和你有个人恩怨？那是群众的反映，是支部的决定。就是你不找我，我也会找你。支部正让我在咱们排以你为典型教育大家，你先写个检查看吧？”

当“五好战士”原来是奢望，在1971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成了排里的批判对象。每天默默劳动，晚上接受批判。

批判会不像“红8月”的那么恐怖，我坐在炕上就行。大家也都坐在炕上，甚至紧紧靠着我。批判发言非常雷同，词语贫乏，听了几次也就不太伤心。有时我周围鼾声四起，悄悄送来轻松。

两星期以后，张ZP让我在全排读自己的检查，说如果群众通过，就欢迎我“归队”。我只得服从她的淫威。我在检查里把该有的帽子都给自己扣上，大家静静地听，没有人节外生枝，检查通过，事情就那么过去了。

受批判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天塌地陷，反思时悲愤却不由而生，越酿越浓。遭到批判明明源于个人的怨恨，却演变成冠冕堂皇的思想教育，还险些升格为敌我之争，原来不顺从一个有权力的人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以后怎么办？一想到如果仍然不肯对张ZP笑脸相迎不知道她还施展什么招术，我就感到前途黯淡。我还怎么给妈妈争气？万一我受批判的事传回北京让邻居知道，妈妈该怎么活？

我不相信张ZP总能一手遮天，决心挺住，“摔一跤站起来”！

严寒的冬天来了，我却又“摔了一跤”。天气极冷，大家都不愿意出去挑水，却还照常洗衣服，挑水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事，水缸总是满满的。哪怕刚用去了一点水，我就立刻抓起扁担去挑。冲进漫天风雪，清凛的空气扑面而来，我总感到异常舒服；天地间冰雪晶莹，简洁地衬托着井台、辘轳，纯净的美丽更是动人心魄。那一次我双手扶着扁担上井台，一跤滑倒，前额咚地着地，撞在尖利的冰上。

我爬起来，温温的鲜血顺着额头流下来，遮住了视线。周围没有人，只有呼啸的风。我忽然冲动地想，满面是血地把水挑回去！我咬牙把水桶绞上来挑起，可是，走出几步就腿一软，失去了知觉。

睁开眼时，我躺在卫生室的床上，又看见军医的脸。

“得缝两针，你别担心，伤在发际不明显，我的技术保你留不下伤疤。”他亮亮的眼睛含着笑意。我承受不了这样温和的安慰，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别呀，别！肯定破不了相。”军医边干边说。

闻着卫生室的气味，望着诊床侧面的药品柜，我忽然想起了叫做异丙嗪的小药片。脑袋裹绷带的那几天常常去卫生室，终于摸清了它的位置。它在一只小玻璃瓶里，晶莹地闪着诱人的光。有一天军医出去时，我便得手。瓶子里药片不多，还得留个瓶底儿以防军医发现，我只拿了6片。

入夏，田野里青青的苜蓿散发着清香。“五好战士”的事仍然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上挥之不去。季度我受批判，自然连提名也没有，我大概再也不会得到奖状了。

我用力割了几把草，镰刀不快，惹人恼火。我忽然望着自己的手背狠狠砍了下去。刀口很大，血忽地涌了出来，滴滴答答洒在绿油油的苜蓿上，引起一片惊叫。我木然地站定，顿觉十分畅快。

包扎的时候，军医说：“你割草使的是哪门子的劲！再重点可就残废了啊。”他用药盒的纸板做了夹板，帮我把伤手吊在胸前。

那时军医是连队黑板报的总编，我是一个特约作者，他让写什么稿我就交什么稿。在我是批判对象时军医倒并不在乎，还是照旧约稿。“你写个好人好事。”“你写个关于枪杆子的诗歌。”“你写个听形势报告的体会。”他发号施令，我便把稿子如期交给他。

有一次他说：“嘿，要什么就有什么，倍儿快，还有质量。”这赞赏起初像春天的风，掀动起我心中的沾沾自喜，可是回味它时我又分明品出了讽刺，无地自容起来。

军医也是北京人，35中毕业，在第四军医大学刚读了一年，就赶上文革下到兵团。他自称“十月的狗”，也就是属狗，比最年长的知青大一岁。他不受连长、指导员管束，独往独来，高兴时热情奔放，生气时歇斯底里。

砍手赢得了时间，我想给妈妈写封信，说一说我受的委屈。可是提笔又不知道写什么。我只把字写得大大的，歪歪扭扭，带着怨愤。

“妈妈，你好吗？我一切好。夏天来了，田野绿了，一切好！”

身边不断有同学入团，张ZP是团支部书记，于是我入团的希望显然茫远。同学们对我的态度还好，没有人说刻薄的话。可是绝不会有人为我而疏远张ZP，她不仅决定谁入团，还决定谁干什么农活，大家难免围在她周围排长排长地叫，争着把家里寄来的好东西送给她。我不理睬她的做法显眼而孤立，常常被她派去干最脏最重的活儿。曾想过改变自己的态度，可心里的一股力量却阻止我向她低下头来。

我的痛苦和委屈找不到诉说的对象，也得不到哪怕是私下的安慰。班长对我最亲近善意，可是她和我聊天却常常这么开始：“来！咱们先学一段语录。”“来！咱们说说活思想，一起斗私批修！”

在艰苦的劳动中思绪难以集中，身体的承受又几乎到达底线。我需要休息和思考，就想到异丙嗪的效用，偷偷吃了一片。

果然，可怕的感觉又出现了。同学们看见我惨白的脸，急忙跑去找军医。

这一次我栽倒在地时嘴唇撞在小板凳上，牙齿穿透下唇，又需要缝一针。

军医不高兴地说：“有没有疤痕可不好说。”我躺在炕上，对疤痕的事毫不动心。

军医没有走开，他问：“你吃了什么药没有？”

我回答：“没有。”

他说：“太像过敏反应了，真奇怪！”

同学们都去出工，我忽然想吐，呕了起来，军医毫不犹豫地端起脸盆，接住污物。他倒了污物回来，坐在炕边沉思着，忽然说，“听我说，人是要想开的。”这话意味深长，要是看穿我服药是为了休息或是推测我有心“自绝于人民”，可就大祸临头，我不觉心惊肉跳。好在他忽然转了话题，拿起我枕边的《鲁迅作品选》，翻了翻说：“现在鲁迅的东西还可以看，我那里有一本《鲁迅诗选》，等你好了拿去看。”

他的思路在鲁迅作品上展开，我松了口气。

军医捧着书，好像进入了无人之境。“鲁迅的书好啊，有味儿，越读越有味儿！”他靠着墙，开始朗读《故乡》，字字句句读得好似咏叹，从头一直陶醉地读到那的结尾：“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几天后，军医真的把《鲁迅诗选》借给了我，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当时除了《毛选》和我看不懂的马列著作，没有什么别的书可读。我的文化太低，的确曾在读毛著和马列著作时记录过生词，可那确实不是藐视，而是真的看不懂。至今，我还保留着一个当时记生词的本子，上面有这样的词：“咿呦作语，冥顽不化，僭取，黩武，分道扬镳……”难写的字上方都工整地注着从字典上查来的汉语拼音，它曾是我对著作不敬的证据。

那时谁有毛选以外的书要是不回避别人大张旗鼓地看，无一例外要大会点名。和斯琴高娃要好的程姐姐因为看书和写日记，被说成“思想反动”“低级下流”，爱看书讲故事的宁宁和我也都成为批判对象。

副连长有一次竟在大会上说：“你们看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南腔北调》？你们要好好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哪！”大家哗然。有人小声说，“那是鲁迅著作。”副连长明知自己说错了，却强硬地瞪起眼睛：“鲁迅？他有没有伟大？”

在《鲁迅诗选》中，最先感动我的不是他那些浩气回荡震人心魄的名句，而是像这样的诗句：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依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来时。

日暮船停老圃家，蒺藜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更养花。

我悄悄在这些文字中寻找慰籍。我难忘读了《自题小像》感到的震撼。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在内蒙古边地的我眷恋亲人，时世变乱，可我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崇敬仍深植于心；大漠苍凉，荒村萧索，那景色仍能使我心里涌动起爱；身份卑微，我还是想好好做人。可是，岁月蹉跎，人妖颠倒，风雨如磐……谁会听到我的心声？

有段时间我脆弱起来，一不顺心，就想到异丙嗪。第三次服异丙嗪是在1971年阴雨连绵的时节。

1970年底为了战备，忽然取消了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假电报相继从各个城市飞来，越来越多。我也很想回北京看看妈妈，就托从黑龙江回到北京治病的大蓉给我打了假电报。

让妈妈自己打假电报不可能，她固守自己思想的模式，很不开窍。1968年我看过她写的交代材料，连一句语录也没有引用。我气急败坏地指给她用一条关于人的思想打着阶级烙印的语录，让她抄上去，她却说，“这样勉强吧？我母亲死得早，父亲有几房姨太太，我和家里并没有太深的感情。”她的材料只讲述自己的身世，行文平平的，真把我急坏了。我说，你不能用“我祖父”，你得说“买办资产阶级×××”！你不能用“我父亲”，你得说“资本家×××”！你不能只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你得加上“罪恶的”几个字！你要说“永远忠于”！妈妈困惑地望着我说，“如实说清楚我的经历，非那么写吗？”她的眼神十分茫然。

大蓉的电报倒是毫不含糊，也用了大家常用的“母病危”三字。同一天收到电报的还有小马和小蔡。小马是将军的女儿，当天就获准回京。小蔡出身平民，可是她不是批判对象，所以几天后也请下了假。只有我的申请没有获准，指导员说：“正在农忙，都请假谁干活呢？”

我的境遇总是不好，别人的申请可以批准，只有我的不行。于是，我在晚上睡觉前，服了两片异丙嗪。那不是想死，只是想片刻麻醉一下自己。

天亮的时候，大家慌了。我的意识有些不清，只觉得有人在翻我的眼皮。

“说一说，说话！”是军医的声音。我觉得自己回答了他，可是他还是叫：“说一说，说话！”然后又是那句话：“你吃什么药了没有？”“没有。”我挣扎着回答，气若游丝。

“送团部医院！”军医去找车。我大概晕了过去。

据说当时大马车出外了，小驴车也去拉胡萝卜，军医只好找了个小推车，和卫生员一起拉我上路。去团部有18里路，雨后泥泞，河套的黏土地非常难走。我头疼欲裂，耳鸣，胸闷，昏昏沉沉躺在小车上，由卫生员拉着出发。他是天津青年，由于瘦小实在不适合下田才当了卫生员。他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和军医一起把车轮上沾满的烂泥抠掉。每隔一会儿，军医就拍拍我的脸叫我几声。

不知走了多久，小车忽然剧烈地颠簸起来。原来，他们太累了，竟把小车挂在了一辆老乡的马车上。盖在我身上的薄被颠得掉下去，卫生员好久才发现，只好返回寻找。军医推了推颠得气息奄奄的我：“你没事儿吧？答应！”

后来，白色的影子在眼前晃来晃去，有人翻我的眼皮。一阵忙乱，大概是准备了抢救的设备。可是就在这时，一个大夫一边量血压一边说：“还没有用药呢吧？奇怪，血压回升。”我的眼皮又被翻了几次：“看，不那么白了。”撤去设备时，我听见大夫们说：“症状缓解了，怎么回事？”

军医临回连队时来到病房，他在我床前俯身说：“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吧。你要什么东西？我回去让她们给你送。”

我马上想到要那本《鲁迅诗选》，又想要抄它的本子。那时无法复印，喜欢的文字全靠手抄。我心里很明白，可是指挥不了嘴，嘴唇沉沉的。据说我艰难地回答：“本儿，本儿。”军医问；“什么本儿？谁知道在哪儿？谁知道是什么本儿？”我还是只会回答：“本儿，本儿……”

这一幕后来被军医夸张，成为笑谈。

妈妈很久没有来信，我觉出不祥，连续寄了好几封信，可是都没有回音。我只得往最坏的地方想，常常心神不宁。一有电报来，我就两腿发软，直等电报发完没有我的，才松一口气。

妈妈一定是出事了。在田间休息时，我默默回忆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

妈妈是温和恬静的人，目光含笑，声音安详。她是音乐教师，当年教的科目叫做“唱游”。她早年的好几个学生写给她的信里都有这么一句话：“亲爱的C老师，那个《一双小红鞋》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您就病了。”我问妈妈那是什么故事，妈妈就笑起来，说：“大概是我编的，不记得了。”

我们在家里不必循规蹈矩，妈妈帮助我们把毛巾被披在身上，系在腰里，扣在脑袋上，装成仙女或魔王，在地上踢里踏啦地追来跑去。妈妈教我们用手做出各样造型，映在墙上就是些栩栩如生的动物和人物，它们打来打去，妈妈和我们一起配音。月光如水的夜晚，妈妈熄了灯，讲个美丽的童话，送我们进入梦乡……

文革开始，我却由于妈妈而被人叫做“狗崽子”，心里就对她有一股怒火。妈妈写交代材料时，很希望和我商量，她把稿子递给我，可是我故意一扔，说看不懂。妈妈想不出可以和谁商量，满脸忧愁。

后来想到了叔伯姐姐，她的丈夫是挺神气的校官。

当年叔伯姐姐从乡下来北京，照看我们，管理家务。是妈妈最先想到她的前途，教她识字，鼓励她参加扫盲学习，又说服父亲送她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姐姐嫁给了军官就渐渐和妈妈划清界限。妈妈想和姐夫商量交代材料的事，姐姐和穿军装的姐夫马上公然说明，不能在家里接待。姐夫换了便服，答应妈妈黄昏时在小公园里见面。

我看见妈妈叹了口气，拿上交代材料步履蹒跚地去赴约。

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重现，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心急如焚。妈妈没有音信，是自杀了？还是病故了？

可是，没有电报送来噩耗，我却收到了一封五雷轰顶的信。

妈妈结婚了！那是一封沉甸甸的信，里边有一张陌生人的照片。

信是这样开头的：“你们走后（指我们上山下乡），我倍感孤独。4月里在新侨饭店遇见以前中大的教授，经革委会批准，办理了结婚手续。”

我抽出那个人的照片，一个陌生而苍老的面孔望着我，他比妈妈大20多岁。妈妈用不小的篇幅介绍了他，着重说明他是民主人士，和周恩来是南开时的同班同学，着重说明在他们的婚礼上有周恩来的秘书周荣鑫送来贺礼。

原以为和妈妈相依为命，可是她抛弃了我；原以为妈妈从不趋炎附势，可是她不过如此；原以为妈妈知道我的屈辱，可是她竟雪上加霜。

我在乌加河边坐到月亮升起。河套平原的夜睡梦般寂静，周围的景物说谎般空洞。河水上跳跃着闪闪的光点，无声无息从面前淌过。我万念俱灰，又想起粉红色的异丙嗪。我蓦地起身，奔回宿舍。

同伴们都睡了，发出均匀的鼾声。我找出小纸包，最后三颗粉红色的异丙嗪亲切地莹莹发光。吃两粒那次闹得很凶，三粒一定够了。我四下看看，问自己要不要留一封信给妈妈。不用了，我想，越快越好！

黎明，起床的军号响了，我困惑地睁开眼睛，我没有死，这是怎么回事？

我机械地爬起来，睡下时没有脱衣，我很快站进了队列。头很疼，可是没有像前几次那样恶心得干呕，更没有一头栽倒在地休克。我期待着，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大概是适应了异丙嗪，尽管吃了3粒，一切剧烈的反应却都消失。

班长看出我脸色不好，那一天分派我留在室内缝麻袋。和我一起缝麻袋的同学看见我脸色苍白，神色不对，就又叫来了军医。

这一次军医没有问我“吃什么药了没有”，他听了听我的心脏，就给我开了病假。“你可能得好好睡上一阵，然后就会好的。”他若无其事地说。

我静静睡了许久。

醒来的时候是下午，强烈的阳光射在墙上，营区里异常安静。同伴们都去上工，她们叠成一个个小方块的被子整整齐齐地陪着我。地好像清扫过，洒的水还没有干。我脑袋边的炕沿上有一只大缸子，里边盛着水，还有一碗已经粘成坨儿的面条，那是我的病号饭。

生活无理而粗暴地从我心中抹去美丽的字迹，恶意地用废物填充了它。可是在我醒来的那个下午，却蓦地明白逃避的软弱，悄悄地为此惭愧起来。境遇严峻而困苦，也许能帮助人敏锐地洞察人世和社会百态。恰是在我快要18岁成人的时候，靠异丙嗪寻求妥协的道路走到了尽头。我的心渐渐变得健康有力，重又感情横溢，生活也又在眼前亲切柔和起来。

原载作者《颠倒岁月》，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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