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王宗禹：1966，我的"大串联"纪实

Original 王宗禹新三届 2020-06-14

作者档案

王宗禹，1950年生于北京，文革时在北京二龙路学校上高一，1968年12月去山西插队，1972年12月到大同矿务局当矿工，1978年10月考入中国矿业大学矿山机械专业，毕业后在煤炭科学院从事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后在《煤炭科学技术》杂志做编辑，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做副主编，编审。

原题

背上背包向南走

我的长征路

作者 | 王宗禹

要走长征路，我毫不犹豫报了名

1966年的秋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将近半年，那是我一生中最感凄惶的日子。这小半年来我身边发生了太多悲惨的事情。父亲因为是资本家，还兼着海淀区工商联主任的职务，被西纠一纸公告，连同母亲、爷爷、两个妹妹及外甥遣送回山东老家，父亲回去后便一病不起，仅两个多月便去世了。我侥幸将户口留在北京，寄住在一个远房舅舅家。舅舅一家对我不错，他家住宿也很紧张，况且都是女孩，我只能晚上搭个床板睡，我很感激舅舅一家在危难之时收留了我，但仍免不了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我在北京二龙路学校读高一，学校里和其他中学一样，打人成风。我亲眼目睹了学生毒打教导主任王贤声的父母的惨状，被打的两位老人当晚就上吊死了。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好友叶林明更惨，眼看着自己当老师的母亲被民族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活活打死。我家后院的一个老头，据说是逃亡地主，也被北京建工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罪行是他将毛主席像打碎，还往里面灌水，这些情节我是不太相信，但是人被打死却是真的。那一段时间，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类的歌曲，以至于现在听到这些歌就会有一种浑身发冷的感觉。

我们学校里住满了外地来京等着领袖接见的红卫兵，我们百无聊赖，四处闲逛。那天我去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秋风刮着残败的树叶和大字报的碎片，大喇叭里放着震耳欲聋的语录歌，想到自己的境遇，心情甚是凄凉。

我看到一张海报，是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的几个大学生写的关于重走长征路的倡议，大意是组织一支长征队，从井冈山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走到延安，然后从延安走到北京，用一年的时间完成。

北京农机学院位于学院路的最北端，当时号称北京八大学院指的就是学院路两侧的八个大学，路东侧从北面往南数分别是农机学院，石油学院，钢铁学院和医学院；路西侧是林学院，矿业学院，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当天就带着行李住到了农机学院。

陆续来报名的还真不少，当时北京的外地学生特别多，都是等着被领袖接见的，所以长征队中外地学生占了多数，中学生比大学生多。意外地见到了我同班的两个女同学曹北红和戴坤维，她们也参加了这个长征队，不过后来她们被编到了另一个排。

组织者开始运作，首先要给长征队起个名字，经过一番争吵讨论最后达成一致，比照中国长征工农红军的名字叫做中国长征红卫军第一方面军。搞得很是正规，还制作了一面军旗，每个人都发了证件。

北京高校的学生头头确实有过人之处，他们可以直接和中央文革小组取得联系，他们希望取得中央文革的支持，并且解决北京到井冈山的几百张火车票。没想到碰了软钉子，中央文革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火车票也解决不了。我猜也许高层有深远的考虑，大串联不可能持续那么长时间。

学生中开始了激烈的辩论，长征队要么解散，要么徒步走到井冈山。最后后者占了上风，决定从北京走到井冈山，然后再按照原计划走长征路。

组织者从卫生部弄来了一些药品和几十个急救箱。八九百个学生分成若干个连，下面又分成若干个排，每个排三十多人。请来了解放军帮助训练，除了天天读毛选以外就是在操场上走队列，在宿舍学习打背包和打绑腿，有时半夜里还要练习紧急集合。

1966年12月2日是我们出发的日子，那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广场上彩旗飘飘，据说长征队有900多人，中外记者也来了很多，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来了个摄制小组，长枪短炮，声势浩大，甚是风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派了两个男记者跟着我们一起走。

行军以排为单位，我所在的排30多人，大部分是中学生，以外地的居多。大学生有6个，都是男的，2个是烟台农学院的，3个是延边大学的朝鲜族的，还有一个是北京轻工学院盐61的叫做陈彦琦的大个子。北京的中学生有5个，只有我一个男生，还有4个女生，师大女附中的罗文冬、张育红，女八中的一个女生名字想不起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华侨补习学校的女生吴翠鸾，她是印尼华侨。其他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包括一些中专生和技工学校的学生。

组成了新的集体，大家都要自我介绍，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自报家庭出身，那时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敢撒谎。我才知道30多人中真正所谓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并不多。来自哈尔滨六中的4个男生发表了一番感慨，他们说他们以为这是个阶级成分非常纯粹的队伍，在学校里他们是被众多学生推选出来的，这4个男生家庭出身分别是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和贫农，虽然有些失望，还是愿意和大家一起走完长征路。

说到家庭出身，北京的这几个学生则有些底气不足，陈彦琦自报家庭出身是官僚资产阶级，罗文冬是高级职员，张育红是小业主，女八中那位是职员，华侨补校的吴翠鸾说她爸爸现在还在印尼，是资本家，她爸爸把她送回来读书的。

排长是选举出来的，选举标准一个是家庭出身好，一个是造反精神强。来自浙江金华铁路技工学校的男生朱某某当了排长，他的家庭出身是工人，是个直脾气，咋咋呼呼的，有点头脑简单，实际上排里的事大主意是哈尔滨六中的顾长青拿。顾长青显得很有城府，他的父亲是黑龙江省里的干部，可能资历不浅。

地图是非常重要的，每天晚上计划出明天要走的路线，在哪里吃饭在哪里住宿，都要考虑周到。那时徒步串联蔚然成风，几乎每个县都有红卫兵接待站，解决大串联红卫兵的吃住。排里派出两个身体好的男生打前站，提前安排好全排人的吃住。

如果前面有接待站比较好办，吃住都好解决。没有接待站就住到村里，找到村里的负责人，分散安排住到老乡家里，吃派饭，吃派饭就是三五个人安排到一个老乡家里吃饭。接待站住宿是免费的，吃饭则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水平交钱和粮票，我们统一按照每顿饭交3两粮票1毛钱，到老乡家里吃饭也是按照这个标准交。一般都能吃饱，只是油水太少，更没有肉。

县里的接待站大多吃的是两样面的馒头（白面混合着玉米面或红薯面或高粱面），熬白菜，有时有点豆腐就非常高兴，还有小米面的糊糊，都不限量。老乡家里的伙食非常差，有时就是煮一大锅拇指粗的红薯，到了另一个村就是纯高粱面的窝头，就着咸菜。我们尽量到红卫兵接待站吃饭，大家饭量都很大，一般早中晚三顿饭每顿吃6个馒头，一天要吃18个馒头。那时的馒头比现在超市里的馒头大，纯粮食2两。女生也是如此的饭量，排里有个上海小姑娘陆红兵只有14岁，个子不小，也和我们一样一天吃18个馒头。

有一天有几个男生晚到了一会，接待站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安排他们几个到饭馆去吃饭，不用多交钱。吃完饭回来，他们都很得意，他们吃的是纯白面的馒头，包头的一个小伙子张丰昌说他吃了9个。

每天的主要功课是背着背包走路。腰上系着帆布的军用腰带，军用水壶，军用挎包，所谓军用其实都是山寨货。腿上要打上绑腿，走远路必须打绑腿。背包里除了被子以外，还有换洗的衣服，包起来可以当枕头，一双备用的鞋，一个搪瓷脸盆，当然毛泽东选集和毛语录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个人的东西以外还有一台油印机以及宣传品等也得有人背着。一个外号叫小木科的男生是长春一个卫生学校的学生，他成了我们排的卫生员，他还要背着一个急救箱。前面的人打着一面红旗，路上常常有对面走来的长征队，他们是向北京方面走去的，大家挥动着红语录本，喊着“向革命战友学习”“向革命战友致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类的口号，向对方致意。

每天走的路程从五六十里到一百多里不等，视前面有没有住处而定。刚开始走，不少人脚上打了水泡，处理水泡有个很好的办法，睡觉前先用热水烫脚，将缝衣针穿上棉线，线上蘸上煤油，从水泡的底部穿过，将线留在水泡里，水泡里的水会沿着棉线慢慢流出，第二天将线抽出就可以正常走路，脚上一点痕迹都没有，这种方法百试不爽。我不知道有什么科学依据，事实是效果很好。千万不可将水泡挑破，那样容易感染。不管有没有水泡，睡觉前烫脚是必须的。

住在接待站往往是睡大通铺，或者是地铺，铺着草垫子，十几个人在一间大房子里，有火炉。要是住在村里的老乡家里就比较惨，往往是老乡家腾出来的闲房，有的干脆就是堆杂物的库房，寒冬时节天气非常冷，没有取暖的东西，老乡也舍不得给我们烧炕，炕是凉的，有的屋子的窗户连窗户纸也没有。睡觉时要用衣服把头包起来，免得感冒。有一天我在睡眠中被奇怪的声音吵醒，抬头一看，睡在我旁边的大个子跪在炕沿上在往地上撒尿，地上有一块破塑料布，扑簌簌的声音很大。第二天看到地上的尿都结成了冰，我理解他的不文明，天气实在太冷了。

离开北京不久我崴了脚，左脚红肿，所幸还能走路。不幸的是又开始拉肚子，我成了卫生员小木科的常客，他的药箱里有黄连素，吃了有些效果。我摸到了规律，在老乡家里吃了红薯马上就开始拉稀，下一顿要是吃高粱面就会缓解。我期盼着吃高粱面，可是老乡家准备的如果是红薯我也只好跟着吃。同学们都很友好，我的背包有人替我背着，我只是背着两个装着传单的挎包。

有一次走在路上，肚子疼得厉害，感到情况不好。冬天的华北平原连个遮挡的地方都没有，前面有个烧砖取土的大坑，我离开了队伍，向大坑走去。刚走到大坑底部，还没来得及解开裤带便失守了，感到狼狈极了。我知道这个时候谁也帮不了我，好在我背着两书包传单，我静下心来，用传单尽可能地把脏东西擦干净，还小心地回避着印有主席像或语录的传单。

我一瘸一拐地向南走去。天色已暗，心里有些发毛，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们。正感到困惑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两个男生，他们来接我了，心里涌起一片欣喜和温暖。

赵北口风波

12月7号我们到了一个叫赵北口的地方，这里是白洋淀的边缘，前面是一条河，有小船摆渡。我们住了下来，听老乡说河很浅，最深的地方只有齐胸深。有人提议，我们应该像红军一样从河里趟过去。晚上大家开会讨论趟河的事，最后作出决定，明天做准备工作，后天正好是“一二九”运动纪念日，我们趟河过去。全排有两个人不参加趟河，一个是烟台农学院的老刘，他有风湿性关节炎，另一个就是我，我还在拉肚子。

第二天长征红卫兵要趟河的消息传了出去，我们都住在老乡家里，几乎所有的房东和老乡都劝我们不要这样做，尤其是女生被大婶大娘们劝说，千万不可逞一时之快，那样会一辈子落下病根。大家不为所动，认为既然是长征就一步车船都不坐。那时候的心气，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就算亲爹亲妈来了也劝不动。

我和老刘做些后勤工作，河对岸是个水文站，说服他们腾出了两间屋子，供男女同学换衣服用。

12月9号那天，天气还算不错，河两岸站满了看热闹的老乡。河里漂着浮冰，有老乡划着船在水里隔不远插一根芦苇，他们说沿着芦苇走，相对来说水浅一点。

大家把里面的厚衣服都脱掉了，只穿单衣单裤。我和老刘把大家的衣服背包等坐着船运到对岸，水文站的人烧好了两大锅姜糖水敬候着。

一声令下，30多个热血青年跳到了冰冷的水里，河宽200多米，老乡划着小船指点他们沿着芦苇标记走。我和老刘在对岸紧张地注视着，唯恐有人抽筋或跌倒。终于顺利到了彼岸，本以为他们会马上到暖和的屋里换衣服，没想到他们上了岸马上狂奔起来，我明白了，水太凉了，他们需要快速调动体内的热量。

趟河行动胜利结束，换好了衣服，我们往前走了20多里，在一个叫做鄚州的小镇住下。

第二天发生了新的情况，走在我们后面的一个排，也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曹北红所在的那个排到了赵北口，他们没有效仿我们趟河，而是了解到这里有人在搞资本主义，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派人来向我们通报了他们了解到的情况。

赵北口前面的这条河两岸分属两个不同的大队，每天南来北往的人都要乘船过河，过河就要收费，每人次五分，带自行车一毛。这是生产队一笔不小的收入，两个生产队约定，北岸的船载客到南岸，返回时不能载客，只能空船返回，南岸的也是如此。这条河既窄又浅，中间还有两个小岛，县里早就打算造一座桥方便百姓，木料早就准备好了。但是很明显，造了桥就断了两个村的财路，这一计划遭到河两岸的村干部强烈抵制，桥一直就没有修。学生们认为他们是金钱挂帅，是在搞资本主义。两个排的学生头头召集两个村的干部，加上县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开了一个会，讨论修桥的事。学生的态度很明确，不修桥就是搞资本主义，就要造你们的反。

会开得出奇的顺利，面对红卫兵要兴师问罪的架势，两个村的村干部毫无抵抗，马上表示同意修桥。

第二天开始修桥，天刚亮，我们一个急行军从20多里外的鄚州又返回了赵北口，加上曹北红他们那个排共60多人，两个村的民工就更多了。河里打了些木桩，加上原来河里还有两个小岛，材料都是现成的，从早上开始到天黑的时候一座简易的桥就架起来了，这次我们是踏着大步从北岸走到了南岸。

趟河和修桥的举动使我们排名声大振，原来跟着我们长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个记者是跟着别的排走的，现在转而到了我们排，他们认为我们排造反精神强，可能会有更多的故事。于是我们排里多了两位老大哥，其中一位记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好像是姓孟。

文革中红卫兵的作为多为人们所诟病，客观地说，在修桥这件事上确实是做了好事。但是，同样是这些人，不久又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

我们刨了人家的祖坟

进入魏县地界，路上被几个村民拦住，他们说他们村的地主翻天，阶级斗争非常严峻，要我们介入。于是我们就在村里住了下来，这个村叫里八庄，离魏县县城八里地而得名。

我们进了村先搞调查研究，天天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农村里的那些事，宗族之间的矛盾，公婆各理，纠缠不清，这些学生娃娃根本搞不懂。经过一番辛苦之后，我们知道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我们提出要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

那一天一早，一个生产队长模样的给我们安排活计，他要我们去刨地主家的坟。到了坟地他指着一个坟头说这是地主家的坟，里面都是好砖，刨出来可以用。我们马上开始刨，不久就露出了青砖砌的墓穴的顶部。刨开了墓室的顶部，里面是并排的两个不大的墓室，两个墓室各有一具棺材，都已经朽塌了，两室之间隔了一道墙，墙上有个小方孔，小方孔里有一盏油灯，除此之外，并无任何陪葬品。有学生跳了进去，把朽木和骨头都扔了出来。很多村民包括生产队长都在一边看着，没有人动手，也没有人说话。

下一步就是拆砖，砖和砖之间是用石灰和江米熬的米汤混合砌起来的，特别结实，用镐头刨很容易把砖打碎，威海技校的学生王磊是学锻工的，特别有技术，他能用十字镐的刃准确地打在砖缝上，一块砖就完整地下来了。

我们吃派饭那家姓刘，是户中农。晚上吃饭时刘老汉说，地主家的坟该刨，贫农家的坟该不该刨？我们说那当然不该刨。刘老汉说，你们今天刨的坟既是地主家的祖坟也是贫农家的祖坟。我们竟然无言以对，隐约感到我们是被人当枪使了。

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刨坟掘墓历来是大恶，在红卫兵眼里，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什么缺德事都是可以做的。

进入地震灾区

1966年3月邢台地区发生了5次强烈地震，死了8000多人。地震后9个月，我们到了灾区。地震后的残败景象依然可见，到处是倒塌的房屋。

我们到了宁晋县一个叫侯口的村子，找到村里的干部，请他帮助安排住宿和吃饭。正赶上一伙村民收工回来，村干部和其中一个男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对我们说，你们四个人跟他走。这是个三四十岁的光棍汉，宽厚的肩膀显示他是干活的一把好手。

他把我们领到他家，没让我们进屋，他自己进去拎了一小袋玉米出来，又领着我们到了一处碾子处，让我们推碾子，把玉米粒碾成玉米碴。我们以前到老乡家里吃派饭，虽然吃的很差，但是都是吃现成的。现在已经走了一天的路，还要推碾子，心里有些不快。又一想，这里是灾区，我们帮不了他们，人家干了一天活还要给我们弄吃的，也真不容易。

晚饭就是一大锅玉米碴糊糊，是我们和他一起做的，第二天早上依然如此。我们要走了，依照惯例付给钱和粮票，这老乡坚决不收。我们在老乡家吃完派饭给钱和粮票时一般都有个推辞的过程，最后还是都收下了。这位老乡之坚决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不善言辞，只说一句，我不要，我们还没见过这么执拗的老乡。临走时我们把钱和粮票悄悄地压在了他家的炕席下面。

我们走出了六七里地，这位老乡攥着钱和粮票追上了我们，硬塞给我们，还是那一句话，我不要。我们不再坚持，望着这位渐渐远去的邢台汉子，希望他能成个家。

在饶阳听故事

饶阳县城似乎与众不同，这里没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去了，县里把我们安排住进招待所，吃饭则是到县城的饭馆吃，我们享受了半价的优惠。吃的是烩饼，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饭碗，像个小脸盆。半斤粮票5毛3分钱，我们交3两粮票2毛7分钱，油水很大，除了饼以外还有豆腐泡和猪大肠猪肺一类的下水，我们这些特别能吃的人一般也吃不了两碗，大都是两个人买三碗，这一顿饭吃得大快朵颐，堪称长征路上的饕餮大餐。

我猜这里还没来过红卫兵，县里领导对我们有些诚惶诚恐。晚上县里的领导班子到招待所看望我们，问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来自威海的王磊问，县城里有没有卖二胡的，县领导马上派人出去，不多久就拿来了一把二胡。那时商店应该早已下班了，一定是找到有关部门从商店里拿出来的。寒暄一阵后领导告辞，刚出门不远，王磊拿着二胡追出去，把二胡还给了人家，他说我只是随便问问，我凭什么要白拿人家一把二胡。

第二天安排我们听报告，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作报告的人叫尹玉芬，听起来像是一个淑女的名字，其实是个男人，确切地说是男人中的男人。他是著名的战斗英雄，硬骨头六连的副连长。他十几岁当兵，打过日本，也打过国民党。主要功绩是在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立下的。他打仗特别勇敢，受了伤，肠子流出来了用手塞回去继续战斗，后来脚踝骨被炸掉了，他还曾亲手活捉了国民党少将李纪周。他的故事很感人，类似这样的战斗故事以前也听到不少，但是他讲的却有些和老套的故事不一样的地方。他率先冲进一个敌人的岗楼，看到一个机枪手趴在那里射击，他说我想用刺刀插进他的屁眼再开枪，但是被发现了，只好直接开枪把机枪手打死了。缴获了敌人的一挺重机枪是立了大功，他说，我担心这个功劳会被记在别人头上，便没有继续向前冲，导致后面的一个战士被敌人打死。他说，我特别后悔。

我深深地被感动，一股敬意油然而生，不仅仅是他的勇敢，更是他的自省。他讲的战斗场景让我久久不能释怀，那个被打死的机枪手一定也是个农家子弟，两党相争，死伤无数，倒霉的都是老百姓。机枪手的家属或许还要背上反革命家属的罪名。

也许是受了听报告的启发，排里也开了忆苦思甜会，几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同学讲述他们的父辈在旧社会受的苦，有人还哭了。我们这些家庭出身先天不足的，只有听的份，并且半真半假地被感动着。延边大学的郑武男家庭出身也是贫农，别人让他也说说，他说他家虽然是贫农，但是他家开了一家照相馆。我很不理解，贫农怎么还能开得起照相馆。

河北女孩印象

在河北境内，路上遇到一位女孩，背着背包，要求和我们一起走。从打扮看这是一位农村的孩子，重要的特点是穿着瘦腿的黑棉裤，外面并没有裤子。排里的女生似乎并不太欢迎，这个女孩拿出挎包里的高粱面烙的饼给大家吃，一会就被吃个精光。吃了人家的饼自然就不能不收留人家。

我们继续往前走，住在一个公社的卫生院休整一下。有人看见这个女孩在帮助卫生院洗床单，这本来是件好事。长春的两位高中女生找到顾长青说，这个女孩在打工挣钱。那时学生的观念，义务劳动受到尊敬，但是收人家的钱就受到鄙视。不久这个女孩感受到了同伴们，主要是女同伴们的不友好，在一个早晨不辞而别了。

我们住在里八庄时，我们吃派饭的刘老汉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叫刘秋桂，十三四岁，聪明伶俐，他的姐姐十七八岁，人很聪明，长得也很俊俏。我们住的时间比较长，他们一家和我们处得很好。有一天延边大学的朝鲜族的权五根跟我们说，刘家的女孩给他洗了袜子，他似乎有些为难，不知该怎样处理这个事。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学生自然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好在我们很快就离开了，走的那天刘家女孩和村里的另外两个女孩站在旁边抹眼泪。我懵懵懂懂地感到这是不是就是爱情啊。

男女生之间似乎并没有人谈恋爱。半路上加进了一位鞍山一个技校的女生，这个人少了一点学生味，多了一点社会上的世故，常常买些小食品给女生吃，有人说她在给男女生之间说媒拉纤，介绍男女朋友。排里为此开了整风会，没有点名地批评了这种现象。记得威海的小伙子杨仕勇义正辞严地说，“这是什么人？这是流氓!”，胶东口音把“人”读成“印”，把“流”读成“六”，显得更有力量。

第二天清晨，女生们发现鞍山女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踪影。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们和亲友联系完全靠写信，但是发信容易收信难。写好的信，贴上邮票，投到随便哪个县城或者公社邮电所就行了。收信则比较困难，按照地图估计我们什么时候到达哪个县城，告诉亲友把信寄到那个县城的红卫兵接待站，估算好时间一般还是能够收到，但是效率比较低。我接到了我二哥写来的信，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在北京林学院上大一，借串联的机会回老家看望被遣送回乡的全家。正赶上父亲去世，按照当时农村的习俗，披麻戴孝，摔盆打幡，算是给父亲的冤魂送了一程，而那时我正在北京农机学院的操场上走正步。

人心开始有些涣散，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队伍，那一天我们三个排的人凑巧到了一个县城，有一百多人，我们开了一个大会。以前很少发言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老孟出来说话了，他说，咱们从北京出发时在天安门广场开了誓师大会，离开广场时在咱们队伍后面跟着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记者，他给了我一台照相机和一些胶卷，他对我说，你能参加这样一个壮举我真是羡慕你，甚至是嫉妒你。可惜我不能跟着你们一起走，希望你能用这台照相机把你们经历的事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来，你们做的一切我都感兴趣，每隔一段时间把胶卷寄到我们在北京的办事处。我们走长征路是有历史意义的，而且有世界性的影响。毛选中有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怀疑应该坚定信心。老孟的讲话确实对鼓舞士气凝聚人心起了作用，我们满怀信心地继续往前走。

很多年后，我对这位外国记者的做法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新闻记者，花钱买新闻是常有的事，一条独家新闻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台高级照相机，他的做法应该是新闻记者的常规做法。

我们在山东东明县渡过了黄河，这次当然没有人提趟河了，我们是坐着大帆船过去的。开船之前船工们要把船帆升起来，升帆时船工们喊的号子让我们震惊。在瑟瑟寒风中，那低沉，浑厚，整齐，抑扬顿挫的号子显得格外悲壮，堪称艺术品。老孟手忙脚乱地从背包里拿出录音机，是那种像电影胶片似的老式磁带录音机，可惜只是录下了一点点。

尾声

进入河南境内，最突出的印象是水难喝，几乎所有的水都是苦的，苦水熬白菜真是难吃，难以想象老乡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中央发了通告，停止大串联，所有学生一律回校闹革命。这时我们到了河南兰考，长征队有一个排号称蒙古排，都是蒙古族的，他们已经走到湖北了。兰考县城里到处贴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停止串联的联合通告，我们知道我们的长征到此该画上句号了。

到了兰考当然要去看看焦裕禄的故居。没想到人那么多，狭小的院子里挤满了人，人们排着队顺序在院子里走过，看到了焦裕禄的藤椅上的大窟窿，那是肝癌疼痛导致焦裕禄用东西顶着肝区造成的。我们从窗外看到几位女眷在吃午饭，吃的是饺子。外面的人排着队看，里面四五个人在低着头吃，似乎感到这种形式显得双方都没有礼貌。我相信最初的来访者一定会受到热情的接待的，无奈来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们从商丘上火车到郑州转乘开往北京的火车，那一天是1967年1月31号。心情有点复杂，带着壮志未酬的些许遗憾，带着新增加的人生阅历，也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身的虱子和跳蚤，我们回到了离开了两个月的北京。

后记

我在这里记述的都是真实的人和事，包括人名都是真实的，虽然有些人的名字是改过的，比如上海的小姑娘陆红兵，她说过她的真实名字，那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孩的名字，可惜我不记得了。分别时我们大都互相留了地址，基本都是学校的地址，但是以后并无联系。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罗文冬等，其实和我们学校近在咫尺，也曾想过去看看，终究还是没有去。

我的记忆得益于我的日记。

作者近影

王宗禹阅览室

文图由作者许可本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