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张炜：我所经历的兵团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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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炜：我所经历的兵团岁月

新三届 2021-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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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张炜，昵称松竹散人，自由撰稿人；电气工程师，就职于教育部门，已退休。凯迪网站认证原创作者、作家前线平台签约作家。

原题

我所经历的兵团岁月

作者：张炜

1970年代我的家庭经历了一段灰暗的日子，父亲因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的经历，被称为有历史问题，虽然属于起义，按照政策应是既往不咎，但最终还是被开除，我和姐姐亦因此受到牵连，跟着回到苏北农村老家。

当时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初中毕业不能读高中，那时候初中升高中不是由考试决定，而是根据政治条件和出身来决定。

虽然我们的成绩在班上都算优异，但还是不能升入高中。老师也感到惋惜，但爱莫能助。

我们的户口随父亲由城市变为农村，不能读书，更不能安排工作。按照当时的政策，农村户口将终生务农，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当时能够改变农村青年命运的只有两条途径：当兵和读大学。但当兵几年还是要回来继续务农，极少有安排工作的。

当时读大学不用考试是靠推荐，推荐主要看政治条件，所谓政治条件，一是出身，二是表现。当时曾经有个“白卷大王”张铁生，考试交了白卷照样被大学录取，并且后来还成为教育部官员。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这两条能够改变命运的途径都和我等无缘。

我那时年纪尚小，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只好每天呆在家中帮着做家务。明日复明日，心情每天都是灰暗的。

好在叔叔是个教师，家里有很多书，记得读过的有《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古典作品有《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但不太看的懂。记得《红楼梦》很厚，书名不叫《红楼梦》，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些书慢慢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

为了给我寻找出路，父亲找到在甘肃兵团工作的叔叔想办法。

叔叔在兵团机关开车，是那个时代最吃香的职业之一，资源紧缺时代“听诊器，方向盘，民政干部，营业员”几种职业，万人景仰。叔叔当时在甘肃工作单位是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因为职业缘故，和上级官员多有往来。

那时没有现在的自谋职业一说，所有的工作都必须由国家统一安排，那时所有的单位都是国家的，没有外资和私人企业，如果没有国家安排，一个人将终生没有工作，想自己经商更不被允许，而且非法，那会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压。

当时兵团的建制仿照部队，有师、团、营、连，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组织、管理系统，招工、安排工作不像地方那么严格，有较大的机动余地。

因为兵团大都是从事农牧业，农忙季节需要招收一些季节性的临时工帮忙，从事临时工到一定年限可以转为正式工，这就有了个人运作的机会。

批准转户口的权限在团部，团部领导和叔叔住在一个院子里，那时办事肯定不像现在要送很多钱，我亲眼所见就是请吃了一段饭，并且送了一些烟酒而已。

请客后不几天，父亲拿着从兵团开出的准迁证坐火车回老家迁户口，我真高兴，感到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我们家在农村是个大家族，爷爷弟兄五个，到我们这一辈就近百口人了。他们知道我要离开老家了，家族中的人都轮流请我吃饭饯行。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酒，喝的是徐州“老白干”酒，三元钱一瓶。当时虽然不知兵团是个什么样子，但心里模糊感觉到，可能和工厂差不多，每月能按时发工资，吃按计划供应的大米白面，没有农村苦，起码能不挨饿。

那时农村太苦了，终年劳碌难得温饱。那时谁要能离开农村出去工作，倍受人们的羡慕，我当时从家乡人羡慕的眼神中，也感受到了这种自豪。

先到兵团机关报道开调令。兵团机关离我要去上班的地方有一百多公里，汽车在群山中颠簸穿行了一整天，才来到兵团农场，当时叫做营。

农场坐落在在甘肃境内的东南方向，当时属武都地区管辖，现已划归定西管辖。

这里人烟稀少，农场周围全是连绵的山峰。当时是春天，山峰上还是白雪皑皑，在阳光下分外刺眼。

这里离最近的县城有70公里，离当地的乡政府也有10公里。据说红军长征时曾经路过这里，但没有留下什么可资佐证的东西。

兵团全称是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五团。 60年代前后，国家当时为了安置大量的军队转业干部而组建，兵团大都建在边疆地广人稀之处，如新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甘肃等地均有兵团。其职责就是一边生产一边守卫边疆，“屯垦戍边”。这种做法古已有之，曹操在起事之初在许昌就曾推行过。

这些部队转业的干部在兵团各级从事管理工作，工人一部分从农村招工录取，还有一部分就是从城市招收的，当时叫支边青年。七十年代适逢知青下乡潮，国家又安排了一部分知青去，如新疆的兵团是上海知青，而甘肃的就是青岛和天津知青，而内蒙和东北的兵团就是北京的知青居多。

甘肃境内的兵团农场大都在河西地区，沿丝绸之路分布于武威、酒泉、玉门、安西等地，甘肃河西地区是千里戈壁，空旷苍凉，干燥缺水，常年风沙不断。

戈壁滩上的植物很少，主要是红柳、骆驼草，生命力极强。《兵团报》上的文章中，把兵团职工，就比作戈壁红柳。

戈壁滩上的动物，就是野兔和黄羊，当时很多，那些知青闲暇经常能猎捕到黄羊，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现在已基本绝迹。

《兵团报》上有个文艺版，经常刊登一些诗歌、小说，记得有一篇小说《奔腾的石羊河》，我看后很感动，到现在还能记起作品的题目就足可印证我当时的感动。

纪实小说《夹边沟纪事》的作者杨显惠就是兵团知青，当时在安西的小宛农场。他的这个作品被国外十几个国家出版。他现在已位居天津作协主席。

我所在的农场在兰州以东，这里和河西不同之处主要是高寒山区。刚来时看这里的同事，都穿着没有徽记的军装，有的还背着枪、骑着马，脸上大部分都印着高原红标记，这是高寒缺氧地区生活的人共有的特征。

山上有成群的牛羊，白云在山尖游动。眼前的景象我感到很新鲜、好奇，我感到这里不错，很美。

我去报道时营部门口有一条象牛犊般大的藏獒，用铁链锁着，它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营部文书告诉我不要害怕，它看见穿黄衣服的人不会伤害。晚上会放开它，守护院内的牛羊和财产，它有一个名字，晚上遇见它就叫它的名字，名字叫做“恰克”它就会认为是自己人，会很友善的对待你。

这里就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一站。初来乍到，倍感孤单无助，当时不满二十岁。

到了兵团农场，我被安排住在集体宿舍，和我同住的是孤儿出身的农工，姓张，是个班长，他来自定西孤儿院，是否来自杨显惠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孤儿院，我没有考察。这个农场的人员组成大部分是来自定西孤儿院，另一部分是天津和青岛的知青。

我们睡在同一个炕上，刚来的一段时间，他看我不谙世事，睡前他就会给我讲这里的一切，我也不厌其烦的问他，他都认真无保留的告诉我，我感到他很善良。

他爱人在附近乡政府所在地的镇上，逢集的日子我和他一起去过他家，家里虽然很穷，但很整洁。她爱人和岳母很热情的招待我，那个年月招待我们最好就是手擀面加鸡蛋。

我们俩坐在炕上吃饭，他爱人在旁边静静的站着，随时为我们添饭和等待吩咐。

这里地处偏僻，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来了客人男主人陪着吃饭，女人不能同桌吃饭，女人吃饭要待客人和男主人吃好后，才可以吃，而且只能在厨房里吃，不能当着客人的面。

不幸的是他爱人一年后患产后破伤风死了，这个病放在现在是很简单的病，且很容易避免，主要是当时山区的经济和医疗条件都差，在自己家里生产，几天后发现不正常送到医院就不治了。

我来了约一个星期没给我安排工作，意在让我熟悉一下环境。晚上跟着大家一起参加政治学习。政治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报纸上的社论，还有就读报纸上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文章。

开会读报纸大家根本没有兴趣，人们围坐在炕上，抽着旱烟闲聊。昏黄的煤油灯下，读报的人经常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蒙着读，如把“孔子曰”读成“孔子日”。

记的第一次工作就是去上山砍柴，任务是每人每天150斤，大部分人半天就完成任务了，我忙乎了一天只完成一半任务，手上和脸上多处还被酸枣刺划破。在验收过秤的地方，当时的指导员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就走了，我的内心充满愧疚。

不几天指导员告诉我，你也不能劳动，我们这里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就当他们的老师吧。教室是一个闲置多年的杂货库房，我到当地的乡镇学校，找到校长，校长衣服破旧、头发凌乱，但非常热情，知道我要买课本，他让我填表，他说表和学校的汇总一起报到县上的新华书店，书到了会通知我。

一个教室三个班级，加起来就十几个学生。每天讲课每个班级数学语文轮流讲，讲一个年级的课，其他的学生同时听，因此做作业经常出错。虽然如此，孩子的家长仍很高兴，深山沟里第一次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第一次被人称为老师，心里甜甜的。来自定西孤儿院的这部分学生的家长，绝大部分没有文化，他们对我这个“文化”人尊敬有加，因为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读报的一定是我，时间长了我这个“文化人”的身份就在大家的心目中定格了。

学生的家长如果做什么好吃的，就让学生告诉我去他们家一起享用，家长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那种淳朴和无私现在很难再感受到了。

有些学生住在离营部较远的连队，遇到雨雪天气，我就送他们回家，有五、六里的山路，没有人烟，为了孩子的安全，我必须要亲自送去交给家长。

送孩子们回家我会骑着马、带着枪，孩子们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马是经过训练的军马，枪是7.62式步枪或者是冲锋枪。这里的生活教我学会了骑马和打枪。我当时可以骑上马飞快的奔驰，骑过马的人都有体会，其实马飞奔起来是很平稳的，比慢跑骑上还舒服。

打枪是缘于每月一次的常规军训，每次打靶大约要打十发子弹。那时我子弹很多，经常在指导员处借上枪到山上打猎。

送孩子到家，孩子家长一定会争相留我吃饭。在热情祥和的氛围中，和孩子的家长一起抽着旱烟、喝着3元钱一斤的白酒，感觉很幸福、温暖。

农场主要种植药材、油菜和燕麦、青稞等，药材算是主营。燕麦和油菜，一作饲料、一作职工的食用油。

那时不算经济帐，如果效益核算肯定年年亏损。那时我的工资是27元，工资最高的是营长80多元。我那时的工资每月还要节约5到10元，存了一年多，托人买了一块天津产“东风”牌手表，120元的表，那时在国产表里算是高级名表。

那时吃饭在食堂，每人月供40斤面粉。一日三餐就是馒头、素菜和面。每月可以改善一次生活，吃一次牛、羊肉。

牛、羊都是自己养的，不卖，主要就是用于满足职工的生活需求。杀牛之前，先选好要杀的牛，选牛的标准就是老牛，失去生育能力，或者健康状况欠佳的牛。选好后由放牧的人把其赶到操场，指导员的枪法很准，远远的用枪打死。

那个年代物质相当匮乏，很多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购买。物质的匮乏尚可忍受，最难熬的就是精神上的苦闷，那个时代全国一样，除了八个样板戏，报刊就是“两报一刊”。

1960年代以前出版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被禁止，能够看到的一本小说就是浩然的《金光大道》，文革前出版的所有文艺作品基本都在禁止之列。

人们在业余时间就是喝酒、打扑克和聊天。冬天农闲时间，白天人们就一字坐在墙边晒太阳，举头看见的是被白雪覆盖的绵延的群山。

晚上没有电，已婚的农工就吃了晚饭上炕，更多的是实行“造人”运动，那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很普遍的现象。

单身农工就聚在一起喝酒闲聊，传播小道消息，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视和电脑，消息僻塞，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76年。

转眼间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5个年头，这里的很多好人都使我至今感动。尤其使我最不能忘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指导员，一个是被发配至此改造的右派马校长。

指导员姓周，军人出身，体格魁梧健壮。貌似粗犷的性格下掩藏着一个细致、善良的心。

我刚到兵团十五岁，而这个年纪要独自承担一切工作生活压力。他看到我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安排我当了老师，而在我之前，场里一直没有学校，孩子到了近十岁，往往还没有读书，似乎这个学校是因我而设，因人设事。

这件事若放在今天，多半要通过送若干礼才可办成，而那时我根本不懂要送礼，也没有送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就这么单纯，凭的就是一颗本能、善良的心。

他的生活很不幸，四个孩子，妻子患精神病，犯病时哭闹、打人，为了周围人的安宁，只好把她关在一个附近的山洞里，每天给她送饭吃。我去了之后不到两年她就死了。指导员中年丧妻，苦闷之余，借酒消愁，他很喜欢喝酒，且经常喝醉。

这个右派马校长，之前在兰州一个小学当校长。1950年代末被打成右派，发配至此劳动改造。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孤身一人。他的工作就是放羊，一个人住在和羊圈一墙之隔的几平方的简易房里，只有吃饭的时间才会看到他。

他言语不多，我和他慢慢熟悉之后，晚上没有事就去他处闲聊。他读书很多，学识丰富，我从内心佩服他。从谈话中他教给我很多人生道理。

那个年代读书无用论深入人心，他告诉我不要中断学习，知识总会有用到的时候。

我几年间一直没有间断的学习。粉碎“四人帮”全国统一招生的时候，又是他说服、鼓励我去报名，当时我认不清形势，认为父亲的历史问题的缘故，恐怕报名也不行,他说去试试，考不上也没失去什么，万一考上了呢？

结果我不但顺利报了名，考试在全地区的考生中，考了总分第三名。这是后来我去到县文教局取录取通知书时，负责招生的曲智修主任告诉我的。

曲主任是四川人，每次去办事都得到他的关照，也许他看到我太瘦小，而生恻隐之心，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但我觉得那个年代好人多，人在旅途，经常遇到好人的概率很大。

报名后复习考试、体检几个环节遇到很多麻烦，由于交通、通讯不便，总是错过初选、送资料、体检的时间，几次差点前功尽弃，其中有三个人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令我终生感激难忘。

一个是朋友的母亲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吃住在她家，每天都得到悉心照料；一个是岷县医院寇院长，已经错过体检时间，他单独为我召集相关医生体检；一个是招生办主任屈智修，几次错过报名、体检时间，在不影响整个招生流程的前提下，尽量的通融帮助。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考大学中途就夭折了，不可能有被大学录取的机会，这是后话，如有可能我将单独记述。

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没有马校长的劝说，也许我不会去报名，人生会因此改写，但肯定会吃更多的苦，走更多的弯路。

顺便还要说这个马校长他最终的结局，当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大的政治风向已经变了，但极左的政治空气仍很浓厚，当时有个运动叫“说清楚”，被驻场工作组宣布说清楚的全场两个人，他和我。

所谓的“说清楚”，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术语，即说清楚和“四人帮”有联系的事，听起来很可笑，我等一介草民怎会联系上“四人帮”？那时就是这样狗屁不通的逻辑大行其道。

说清楚大会有全场职工参与，依顺序他排在前我在后。

他因其右派身份，每次运动他都是重点整治的对象，这次依然。他不服，工作组就派人折磨他，他不堪其辱，就选择了自杀。

他死后不久国家政策就为全国所有的右派平了反，他要是当时能隐忍一下就过去了，可惜他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他自杀的第二天，单位没举行任何仪式，安排了四个人用牛车拉到山上草草掩埋，我是四人其中之一，安排我参与工作组长是有深意的。

接着开会轮到我“说清楚”，让我说清楚的原因我也明白，工作组长是上面派来的，别人都怕他，我有时在语言上不太尊重他，他是个麻子脸，有时以此奚落他，年少不懂事，他因此怀恨在心，他明知我已经被大学录取，还宣布要我说清楚，并说如果全体职工举手表决，不能通过则上大学不予放行。

轮到我说清楚的时候，我在报纸上抄来内容改头换面，一句话全是自己错了，从思想到灵魂彻底反省。

我当时年龄小，和职工在工作上没有直接联系，很少结怨，加之很多职工的子女都是我教的学生，雨雪天气，经常送他们孩子回家。轮到举手表决的时候，齐刷刷举手，一次就通过了，很多人根本不在意，知道这是闹剧。

想想我一生，遇到很多好人，并得到过他们热心的帮助。我因此现在也一直尽力帮助他人，举手之劳，一言相助其实都是帮助，家人说我古道热肠，古人云：行善最乐，深信此言不虚。

拿到高考录取通知到离开还要一段时间。离开我生活五年的地方。这里的山水、草原、牛羊、雪山都使我眷恋，更舍不得离开的还有那个藏獒，那几天我总是抽空抱抱它、亲亲它，它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深情的看着我。内心深处隐隐生出挥之不去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