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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 苏建敏：连衣裙荡起的机关风波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苏建敏，1953年生于北京，在北京读小学和初中，1969年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1974年到西双版纳首府允景洪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77年高考后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分配回到北京，一直在北京市委机关和人民团体工作，2013年退休。
经历很简单，人也不复杂，爱笑爱玩儿（摄影弹琴）还很健康，只要不是一本正经的事都干得特来劲。在美篇上的自我介绍简单概括为：“爱耍贫嘴的北京大妈”。
原题
裙子的故事
作者 | 苏建敏
经历了十年“文革”严寒的姑娘们，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迎面扑来的时候，试探着穿上多彩的服装，悄悄地给萧瑟素淡的大地播散着美的花种，滋润着人们已经被灰、蓝、黑色禁锢得近乎麻木的心田。
作为“文革”结束后乘上第一班改革列车，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高等学府的我，也是这召唤春天的姑娘们中的一员。我们在校园里勇敢地穿上了连衣裙，戴上了花围巾，伴着笑声和歌声，与明媚的阳光和绚丽的鲜花一起装点着复苏的大地。
1982年初，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某机关工作。怀抱着“八十年代新一辈”的豪情和在“广阔天地”里磨炼了十年的干劲，带着向往，带着敬畏，我走进了这座神圣又神密的大院。
我所在的部门光是女大学生一下子就分来了五个，还都是未出闺门的姑娘。工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办公室聚集到楼厅的乒乓球桌旁，那里立即凝结了青春与活力，在当时白发人居多的机关里颇有些引人注目。
我记得那时我最爱穿的是一件自己缝制的、墨绿色带暗花的连衣裙，在领口处还做了一个小蝴蝶结。由于衣服少，那条裙子总是晚上洗，第二天又穿上（就是上图这条裙子，被某些人认为坏了规矩大逆不道的）。其他姑娘们也是穿着自己合体的衣裙。
是不同的衣服色彩还是飘动的裙摆，总之我们自然地组成了一道五彩的画屏。（今天回想起来，这个画屏其实是非常平淡无味的，那个时期的服装，样子古板，既不讲款式又不讲面料，更缺乏色彩搭配）。这座画屏立在灰黑色中山装和涤卡“一字领”的汪洋之中是那样引人注目，因为在这个大院里，改革开放后在服装上的变化还没有渗透进来，这里没有条纹斑驳的Ｔ恤，没有色彩各异的领带，没有剪裁合体的连衣裙，更没有端庄大方的职业装。大院里人们的装束继续停留在十年动乱期间没有改变，甚至在一些人的意识中，穿着打扮依然与“资产阶级情调”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作者摄于1983年夏
不久，终于有老同志提出“善意”的批评了，我们几个新来的女大学生分别被领导找去认真地做了“提醒”，告诫我们在服装上要与整个大院的装束相吻合。这个信息在我们中间迅速传递开来，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呼喊出：“文革服装还要我们穿多少年？”
半个月后，一份《ＸＸ机关仪容仪表规定》的文件正式发到我们手上，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些要求（因为刚从“文革”走过来的人，对那其中的语言那么似曾相识）：不许穿奇装异服；不许配戴不健康饰物；不许梳披肩发……这个规定立即在《北京日报》的头版刊出。
这是当年的《北京日报》
像动员令一样有效，随后的十来天中，《北京日报》上接连出现一些小消息：某某工厂、某某学校、某某单位制定仪容仪表规定……真是乍暖还寒时刻，任何一点的改革开放都会在思想观念上发生碰撞。
然而，春天必然携带着春天的色彩。后来听说，团中央很快把这个情况向胡耀邦同志做了反映，这种倾向立即被制止了。机关大院的人们悄悄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包括老同志们）改变着自己的外表与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换上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服装，那种“穿一件新衣服出三回门”的情景终于成了历史故事（这是我们老领导的典故：夫人给买了一件新夹克，穿上后出了两回门又都退回家里来，担心单位的人有所点评，第三次由夫人“押送”到机关门口）。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人们生活的变化令人瞠目，许多在过去看来是天方夜谭的事物今天却是生活的自然。服装的变化只是这诸多变化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然而她却历历呈现在走过来的人们眼前。今天的服装真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上班有职业装，宴会有晚礼服，下班穿上休闲装，连在家中穿的内衣都成了系列……
作者摄于2013年秋
年轻姑娘们更是各展风姿，哪里有她们哪里就有了靓丽的风景线。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我，面对今天另人眼花撩乱的服装天地，真想找回那逝去的青春，真想挽回那灰黑色十年的损失。周围的同事朋友也一再鼓励我：衣着打扮要与时代合拍，要与身分相称，该“破废”的要舍得“破废”。
回想起来，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场合，我也曾有过“时髦”得被领导找去“提醒”的经历呢。而今天，我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却是：必须紧追慢赶，千万别被时代淘汰！
记于1998.11.3 北京家中
几位当年的当事人留言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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