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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 徐永清:父亲徐明,戎马关山镌诗行

新三届 2019-08-28

作者档案

徐永清,1958年生于北京,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77级,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0年代中期到国家测绘局系统,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发展研究工作,2018年5月退休。高级记者,著有《80年代风华录》《长城的崛起》《拯救与命运》《新视野》《登峰造极·珠穆朗玛峰测量记》《地问集》《南海图记》《钓鱼岛图志》《珠峰简史》《好风景集》《地图简史》等。

          

原题

戎马关山镌诗行

——记军旅诗人徐明





作者: 徐永清


 

《延安颂 》(套色木刻)古元作


“我自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开始写诗。战争年代,我象一只小鸟,活跃在敌后小村的枝头上,用歌声迎接祖国的黎明。解放后,我飞遍了江南塞北,用歌声赞颂新绿的春天。我认为诗歌是心声,最贵真挚。‘真善美’,首先是一个真字。做人不能看风使舵,写诗不能看风变调。绝不能让虚伪污染战士的心声。”


1981年第10期《解放军文艺》“战友诗苑”,我的父亲、军队诗人徐明,写下直抒胸臆的这段话。

 

经历七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徐明是诗人,是战士,青春的热情,生命的燃烧,战争的烟尘,军营的号角,频频跃动在他真挚、朴素的诗篇里。


徐明(1919年-2012年)

 

远远看见红霞中的塔影


远远看见红霞中的塔影,

好像海洋里出现桅杆,

啊,这就是延安,

我登上了革命的大船。


1938年4月,春天,延安,18岁的徐明写下这样激扬而深情的诗句。


徐明(1919年9月—2012年2月),籍贯江苏海门,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寒的家庭,我祖父是上海引翔港跑马厅的杂役,祖母给人帮佣。1934年,徐明高小毕业后即失学,被送到均康钱庄当学徒。尽管出身寒门,这个穷孩子偏偏喜爱读书。1935年9月,经一位亲戚介绍,他终于得偿所愿,考入地处嘉定、可以免费入学并提供膳食住宿的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在校读书时,他倾心鲁迅等人的左翼文艺作品,爱好诗歌,向往革命。

 

引翔港跑马厅

 

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炮声隆隆,偌大中国已经容不下小小书桌。8.13上海抗战爆发,徐明避难法租界。10月9日,他随学校离开上海,移地无锡、镇江后,学校解散。11月底,他到达苏北如皋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1月,徐明长途跋涉投奔共产党、八路军。3月初,他在陕西泾阳参加中共冯文彬、胡乔木负责的安吴堡青年训练班。3月底,他终于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


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徐明几乎每天写诗一首。《我登上了革命大船》这首诗,就是他初到延安时的创作。在抗大第四期二大队学习了四个月毕业,他分配到抗大总校政治部秘书科工作。

 

抗大四期毕业证章

 

1938年10月,抗大政治部秘书科速记股长奚定怀(奚原)发起成立山脉文学社,筹备《山脉文学》杂志。10月20日,奚定怀写信请毛泽东主席为杂志题写刊头,10月27日,正在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毛泽东,高兴地题写了三个“山脉文学”的刊名供选用。


抗大总校政治部秘书科文印股长、画家郑西野回忆:“我们曾着力于筹办《山脉文学》杂志……可惜因设备困难(注:主要因1938年11月20日敌飞机轰炸延安,筹建中的铅印厂受阻),未能实现。与此同时,油印的《山脉诗歌》却保持了经常出版。诗人田间、缪海棱、徐明及劳森、汪洋、庄涛、辛萍、白朗、朱力生等同志都为诗刊提供了作品。几个月内共出刊十余期,每期我负责刻写封面和配画。” 《山脉诗歌》封面上“山脉”两字,用的是毛泽东的题字。山脉社的成员包括抗大、鲁艺、马列学院、边区政府、八路军总政治部和后方留守兵团等单位的青年人,最多时曾经发展到二百余人。


1939年5月中旬,抗大二分校转移到在晋察冀边区灵寿县张家庄,前排左起第三人为徐明。唐永健摄


徐明1938年8月至11月在抗大总校政治部秘书科,他参加了《山脉诗歌》的编辑工作,并在刊物上撰稿。《在老百姓家里》和《渡黄河》,就是他参加山脉社后的诗作。他后来回忆说:“抗战初期,我主要是在墙报上写诗,在晚会上朗诵诗,也在几个油印诗刊上发表过一些。”很可惜,这些诗的原稿多在战争中失散。


1938年12月下旬,徐明奉调驻扎在蟠龙的抗大七大队,并立即随队奔赴敌后晋察冀边区。


1943年摄于抗大二分校,后排右起第三人为徐明


山沟里的诗和远方

 

 “关于《晋察冀诗钞》的事……现在已经收到的有曼晴、徐明、丹辉、商展思几个同志的诗作,方冰要我们从他的诗集中去选。林采的也答应寄来。邵子南同志的也可寄来。”


1958年5月18日,作家魏巍致信诗人田间。魏巍1939年~1942年战斗在晋察冀边区,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全国解放以后,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要编一本《晋察冀诗抄》。


1959年3月,《晋察冀诗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4年又增编再版。书中收入田间、邵子南、魏巍、曼晴、方冰、陈辉、徐明、丹辉、方冰、孙犁、郭小川、鲁藜、管桦等57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徐明的《青纱帐》收入14首诗。

 

《晋察冀诗抄》书影,左为1959年版,右为1984年版

 

《晋察冀诗抄》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评论家沙均在1959年第八期《诗刊》发表评论,称该书“是植根在根据地人民战争的沃土上的一丛异葩,诗人—战斗者发出的高亢的声音,就是那个时代的号角,胜利的凯歌和乐观的预言。”,“暴风雨将要过去去,曙光就在前头!徐明的《青纱帐》,饶有风趣地写出了游击队员渴望战斗、预期胜利的欢乐心情。”


是的,在烽火遮天的荒僻山沟里,也有诗和远方。


从1938年底开始,在抗日前线晋察冀边区,一批热血沸腾的青年写诗,发诗传单,朗诵战斗的诗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晋察冀诗群。


西北战地服务团编印的诗刊《诗建设》及徐明在该刊发表的诗作(左图)。1942年6月7日出版的62期《诗建设》特大号,其中发表了徐明的诗作《同志们》(右图)


晋察冀诗群的领军人物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诗人田间、邵子南,其他诗人包括西战团的史轮、曼晴、方冰、力军、谷扬,东北挺进纵队干部队的钱丹辉、叶正煊、蓝矛、郑成武、邓康,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的雷烨、魏巍、程追,前线文艺工作团的鲁藜,华北联大的蔡其矫、玛金、商展思、章长石,抗大总校、二分校的劳森、任雷、徐明等几十位之众。


徐明那时在抗大二分校,先后担任宣传干事、编辑股长、政治指导员、附中国文教员组长,是晋察冀诗群最热心的诗人之一。


1944年徐明在陇东合水县抗大七分校


西战团战地社的诗刊《诗建设》,从1939年2月到1943年春,编辑出版了大约71期以上,集中发表晋察冀诗人的新诗创作与评论。由于长期战争动荡等原因, 《诗建设》绝大多数都毁于战火或遗失了,现存的几期中,可以看到徐明的诗作。1941年8月5日出版的《诗建设诗选》,收入 27位诗人的62首诗作,代表了晋察冀诗歌创作的水平。这27位诗人的是陈辉、司马军城、谷扬、方冰、洪水、丹辉、邓康、英子、林采、田间、徐明、鲁黎、林冬苹(孙犁)、曼晴、程追、任霄(女)、邵子南、石坚、劲草、田流、史轮、劳森,魏巍、郭起、陈陇、甄崇德、耿金云。1942年6月7日出版的62期《诗建设》特大号,其中发表了徐明的诗作《同志们》。

 

1946年在抗大七分校,左为不久后牺牲的向群烈士,中为徐明


徐明在晋察冀写的诗歌,生活气息浓厚,表现形式通俗,语言朴实明快。如1939年12月写的《新棉鞋从哪里来》,真挚感人地讴歌了敌后的军民关系。《民主》一诗:“民主像一阵春风,把痛苦与寒冷,吹得无影无踪!太行山人民的生活,像春天的花,开得又香又红!”,节奏明快,情绪饱满,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在当时起着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除夕》这样写道:“大红春联贴满家家门口,儿童团员在街上唱着新歌,当麻油灯点亮的时候,老乡送来了枣酒和羊肉。/我从来不喜欢喝酒,因为人民的感情太深厚,今天轻轻地呷了一口,半夜醒来,热火还烧在心头。”既展现了古朴纯厚的燕赵民风,又讴歌了新时代晋察冀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和拥军热情。


忻州城


解放战争时期,徐明在抗大七分校、晋北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晋绥军政干部学校工作,辗转于陇东、晋西北,进军西南。他既写自由体诗,也自觉地尝试用民歌体诗来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1946年-1947年,他写了《汾河两岸的歌谣》、《兴城县小景》等民歌体的短诗,发表在《晋绥日报》,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民谣风味,形成了一种通俗明快、充实乐观、昂扬向上的审美情趣。


1946年8月16日,徐明在忻县前线写下《担架队进了村庄》,以“徐挺秀”笔名发表在《晋绥日报》

 

1946年7-8月,徐明参加晋北战役,编辑《晋北前线》报,在忻州前线进行火线宣传。他写了《担架队进了村庄》、《忻州前线诗传单》,并且应文工队长陈播(解放后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要求写了歌词《打忻州》,马上被谱曲在战士中传唱。

 

江南塞北军歌响亮

 

戎马关山、征途漫漫,徐明几十年来始终为人民军队和战士歌唱。


1950年3月,徐明担任西南军区周士弟副司令员的秘书。10月,周士弟任军委防空军部队司令员,徐明随他调任防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57年防空军合并到空军,徐明任空军政治部政工研究室主任。


在防空军、空军工作期间,徐明经常下基层部队,结识了一些青年朋友,写下《祖国命令我们在这里站岗》《高射炮四周鲜花开》《橄榄树》《这样的战士千千万》等一批反映部队生活的诗歌。


1959年,徐明在酒泉原子弹发射基地工地


1957年10月至1959年6月,徐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学习。1959年10月,他奉调军委工程兵,任特种工程指挥部(代号7169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并主编《工程战士》报。1961年随7169部队移防洛阳。1962年底到1964年4月,在空军司令部编写《防空军大事记》。1965年1月《工程兵报》创刊,毛泽东主席题写报头,徐明任工程兵报社社长。


“文革”中,徐明受到迫害,1968年免职,1969年~1970年初在河北怀来的工程兵官厅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2月,徐明携家人来到贵州,担任贵州日报社革委会主任。1973年底结束“支左”任务,全家搬到南京工程兵学校。1975年10月落实政策、平反复职,回到北京军委工程兵机关。1981年3月,总政治部奉中央军委命令任命徐明为工程兵后勤部副军职顾问。1983年7月离休。

 

 1960年一月号《诗刊》发表徐明的《红柳白杨》四首

 

20纪我国三年困难世时期,徐明在大西北的7169部队工作。


7169部队,由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上将任司令员兼政委,曾旭清少将任副司令员(好多年以后,曾副司令的儿子曾胜利和我成了国家测绘局的同事),黄文明少将任副政委(后任为政委),赵东寰少将任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这个大约10万人马、兵团级的秘密施工部队,指挥部设在内蒙额济纳旗的戈壁滩上,指战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原子弹试验场和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工程建设。


7169部队政治部出版的报纸《工程战士》,徐明是该报社长


徐明主持的《工程战士》报,不断刊登部队施工消息。同时,他写下《远行》《红柳白杨》《戈壁琴声》《战风沙》《营房里充满了青年的笑声》《夜》《敬酒》等几十首诗歌,歌唱工程兵指战员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与战斗生活,陆续发表在《诗刊》《解放军文艺》上。诗人徐明在大西北的戈壁滩,呈现出“枕边一卷新诗压着短枪”的高亢情怀。

 

在十年“文革”期间,徐明也没有停笔,他以旧体诗为主,记事抒怀,并悄悄地吐露着自己的怀疑和不满。如1967年、1968年写下的两首《无题》:“莫测风云须带伞,难分左右慢摇铃;猜谜尚比人智愚,押宝全凭侥幸心。/战士从来不发愁,为何今日皱眉头?谗言三至惊慈母,硬说梁山是虎坵。”

1964年,徐明(后右)携家人在北京永定路照相馆拍摄全家福,前排左起徐永春(长子)、徐王氏(母)、徐永清(次子),后排左起郭欣(妻)、徐永怡(小女)

 

一路同行的战友们

 

1955年2月,魏巍在他的诗集《黎明风景》后记中写道:“当时的晋察冀,在诗创作上形成的一条有战斗力的生气勃勃的战线。诗人们个个情绪奋发,士气高昂,创作旺盛,而且诗人之间充满了一种相互关怀、相互扶持的真正可以称为战友的感情。”


多年来,徐明和晋察冀的诗人们保持着战友情谊。


著名诗人田间,抗战时被闻一多先生高度评价为“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魏巍称他为晋察冀“诗战线上最强的战将”。徐明和田间1938年11月相识于延安,当时徐明一个抄写诗作的小本子,经另一位同志之手,转到田间那里,很快田间寄给徐明一封勉励的信,希望他向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学习。不久两人相继来到晋察冀边区,以诗会友,常相往来。


1940年10月,田间把当时在晋察冀的徐明的诗歌《西班牙》寄去重庆,发表在胡风主编的第26期《七月》月刊。

 

1938年,诗人田间在晋察冀边区

 

解放后,徐明常去田间家谈诗。1956年,有一次田间谈起晋察冀的青年诗人陈辉,徐明才知道陈辉已经英勇牺牲了。徐明认识陈辉,读过陈辉诗集《浅酱色的诗》的原稿。1939年,陈辉在抗大二分校毕业,分配到地方去工作时,他们曾见面交谈。抗战时,田间在一篇短文里,把许多写诗的战友一个个作了比喻,他把陈辉和徐明列在一起,比为“一个热情的孩子”。


1959年3月,田间为徐明的《鱼水集》写下了富于情感和诗意的《小引》:“抗日战争期间,我们住在晋察冀的山沟里,枣树林就是我们天然的伴侣,它为我们搭下翠绿的天棚,炮火也无法烧毁。徐明同志和我,有时就在这天棚下面谈诗。”


1974年12月23日,正在南京工程兵学校待命、赋闲的徐明收到田间来信,知他已恢复工作在河北省革委会文艺组负责,第二天即复田间信并寄诗《欣闻田间同志恢复工作》:“记得诗人闻一多,曾将擂鼓比君歌。耳边又起春雷响,促我金刀石上磨。”


1975年3月20日,徐明收到田间来信,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信笺上的一首诗,题为《寄战友·复南京徐明同志来信》,不久前我在整理父亲遗稿时,发现了田间的这篇手稿:“长江浪未消,奔腾又欢笑。雨花台前后,血泪斑斑照。/水在石也出,明月召人捞。/大桥似彩虹,疑在空中雕。/江上众歌手,大声唤李白:公社新词妙,王伦种“仙桃”(注)/窗外绿已到,春风来相告。/明月给我船,任我泼狂涛。/今与友人约,重把戎装挑。哪怕鬓已白,再吹红羊角!”(注:“王伦”似为“汪伦”)

 

田间1975年3月写给徐明的《致战友》手迹

 

1980年,田间发表在《文艺研究》上《街头诗札记》写道:“在过去,如在抗日时期,我们有很多同志,参加街头诗活动。如邢野(他有《鼓声集》)、徐明,(他有《鱼水集》)、远千里、任霄、钱丹辉、魏巍、曼晴、戈壁舟、陈山、毕革飞、陈陇、劳荣等。”


1982年初,田间在《节日通讯·并致曼晴同志》写道:“只要有可能,《街头诗札记》,我是要继续写下去的。过去如丹辉、魏巍、徐明,近年来如郭宝臣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我都还没有论述。”


1986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田间遗作《望山鹰·邓拓同志二三事》,文中提到:“而街头诗从延安一直写到晋察冀,在平山的蛟潭庄,恰遇钱丹辉、魏巍、徐明及其他一批作家,又共同召开了‘街头诗运动’一周年庆祝会,在晋察冀扩大了影响。”


1985年9月2日,诗人田间逝世。徐明不胜悲痛,9月9日写了《擂鼓吹号的诗人·悼念田间同志》,经诗人流沙河转交,刊登在12月号的《星星》诗刊。他还写了悼诗《擂鼓声永远不息》,发表在河北省的刊物《诗神》1986年1月号。


徐明与诗人、作家邵子南(1916-1954)也有着深厚的友谊。从1939年1月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晋察冀,到1944年5月又随团返回延安,邵子南一直钟情于诗歌,是晋察冀诗坛的一员骁将。他1939年5月在传体小说《平凡事——一个诗人的自述》中写道: “我不穿着战士一样的服装,吃班里一样的粮食,把写诗当作工作吗?”


据魏巍女儿回忆,在魏巍生命的最后几天,家人为他请来一位护工。魏巍问护工是哪里人,护工答是四川广元人。他说:“你知道邵子南吗?他是四川资阳人。”护工说不知道。魏巍说:“邵子南是个诗人,很有才华,是我的好朋友,年轻时的朋友,可惜死得早。他的爱人宋铮在河南,他女儿在农业部。”然后他对女儿说:“你打电话告诉宋铮,我很怀念邵子南,问她家还有没有邵子南的资料,給我寄来看看。”

 

1944年2月,邵子南参加晋察冀边区群英大会。沙飞摄

 

邵子南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编辑《诗建设》,经常写些诗歌评论,其中专门评论过晋察冀的诗人徐明、林采、曼晴等,对魏巍的长诗《黎明风景》做过较长的评论。


1940年2月,徐明编辑油印的《抗大二分校周年纪念册》,向邵子南应约稿,2月29日邵子南写了《干部·献给抗大二分校周年纪念》一诗。


1945年7月30日,在延安鲁艺文学系任教的邵子南致信徐明:“我对我过去的诗采取了稍激态度,那态度可在我去年发表在解放报上的那首《大石湖》找出来”,《大石湖》是反映晋察冀边区抗日游击战的一首诗。


1946年10月29日,邵子南前去看望刚刚到达延安的徐明。


1947年6月30日,邵子南复信徐明:“接到你的信和诗是怎样的高兴呵!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个朋友在此!不,老战友,亲切的同志!寄给我看的这几篇诗,我最喜欢新解放区小诗,七首,我立时给几位从重庆一道回来的朋友看了,都说好诗,比马凡陀的更好。……你这新解放区小诗七首的特点,在我看来,首先它仍是新诗,能够真正地反映人民的新生活,同时,它又是接受了中国诗的传统的气魄,但并不是学旧诗,是与旧诗有原则上的区别的。这,恐怕是你的尝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更加开阔的发展下去,是有重大的收获的。如果更加注意民谣,尤其是陕北的信天游之类,那将是最好的发展中的步骤之一。”邵子南还提到“新诗的道路,至今尚苦闷着。自由诗,都在怀疑,但都丢不开它,因为找不着更好的发展。民谣风的,也有点故步自封,未作出更好的成绩。”。徐明的新解放区小诗七首,先在《晋绥日报》上发表,后来《晋察冀日报》副刊转载了六首。


1947年8月2日,邵子南致信徐明:“前次,我的信发出后,我曾见了大概是太岳的一个什么文艺刊物吧,上有一篇文章在批评你的那几首小诗,我考虑一下,仍坚持己见。我的意思亦是不要求新诗定型化,但那几首是好的。……在一定情况下,写写像过去那样的自由诗,当亦不妨。”


1955年,邵子南因患白血病逝世。1956年2月22日,徐明怀念战友写了《题邵子南同志遗稿手迹》:“珍藏一纸十多年,犹见当时笔吐烟。战友情怀留短句,国人遗憾断长篇。论诗雪满荒山路,谈志鹰飞宝塔尖。西望白云神往久,何时捧剑挂坟前。”


1957年7月25日,徐明收到彭彭的来信:“刚才魏巍专门来了一个电话,要我转告你:他和萧也牧同志商定,要把抗日时期晋察冀几个诗人的诗集都出一下,打算替你们出诗集。你们是:钱丹辉,曼晴,方冰和你。他要你赶着把它编一下,,把抗战以来的诗选编一下,凑成一集。作为老同志,我反对你对这类事情漠不关心,使关心你的人碰一鼻子灰,使人感觉你太孤僻——甚至怀疑你太自尊、太傲慢。萧也牧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彭彭即彭正謨,曾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魏巍也在那里),解放后任防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空军司令部顾问。文革中彭正謨在贵阳磊庄空军五七干校劳动,父亲那时在贵州日报社支左,他来过我家。我一直记得1970年6月彭正謨叔叔给父亲信中的一句话:“魏巍继续搞创作,犹如你继续搞报纸,都是过河卒子,只能向前,不能退后。”


著名作家魏巍,抗美援朝时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举成名,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还是以“红杨树”为笔名的军旅诗人。魏巍解放后出版的著作基本都题赠父亲,所以我很早就读了他写的诗歌,尤其喜欢他在晋察冀写的长诗《黎明风景》,孙犁先生评价这首诗“在晋察冀是比较全面地描写了战争的艰苦性和英雄性,曾得到称誉”。

 

1943年夏易县岭东村,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全体同仁,戴眼镜者为魏巍,戴草帽者为彭彭

 

1939年2月26日,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平山县蛟潭庄,举行了晋察冀边区文艺家创作问题座谈会,聂荣臻、彭真出席并讲话,邓拓等30余位作家参加。在这次会议上,魏巍看到一个身着戎装,腰扎皮带,脸色红润而又略显腼腆的青年,有人给他介绍说:“这就是徐明”。那时,徐明在北岳区的腹地抗大二分校做宣传工作,魏巍在保定以西地区的一分区,他们很少见面,但经常在《诗建设》读到彼此的诗。


1957年底,魏巍将徐明作于1952年的《小白杨之歌》送到《星星》诗刊发表。


1959年5月,在魏巍的关心、帮助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徐明的诗集《鱼水集》平装本和精装本。


1965年,时任工程兵报社社长的徐明


1973年9月16日,从贵州到京看病的徐明,到西山北京军区大院拜访老战友魏巍,赋诗《西山访魏巍》:“北岳初逢坡绿日,西山走访叶红时。欣看粉壁亲书字,忽忆征途石上诗。/心中战友兼歌手,画上梅花伴竹枝。雨雪风霜经考验,登山共赏劲松枝。”


1975年6月25日早上,在北京奔走“落实政策”的徐明,来到杏石口北京军区大院访魏巍,魏巍不在家,他就到邻楼走访多年未见的著名剧作家胡可、著名演员胡朋夫妇,他们热情招待徐明吃午饭。饭后魏巍回来了,两人在魏巍家中畅谈,徐明得知魏巍正在继续写那部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东方》,


1980年12月,《时代的报告》(魏巍是该刊主编)发表了我和大学同班同学杨建军、蒲建平合写的报告文学《灵魂医院×记北京朝阳工读学校》,这是我们在1979年冬天写的一篇实习作业。记得后来有一次在家里见到魏巍叔叔,他还就这篇文章表扬了我一句。


徐明(右)与魏巍(左),摄于1975年


1985年6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徐明诗选》。当年1月29日,魏巍挥笔为这部诗集写下激情洋溢的序:“在诗歌的园地上,徐明一直在辛勤耕耘。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都从来没有停辍自己的诗笔。即使在十年‘文革’期间,他也在悄悄用诗句吐露自己的怀疑和不满。他就是这样默默地工作着。在这些内容相当广泛的诗里,倾吐着一个革命战士对祖国,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热爱。”


《徐明诗选》的书名,由他的老战友、时任河北省文化厅厅长、书法家安耀光题写,安耀光是抗大二分校附中学生,他提议选编并热情支持出版了《徐明诗选》。


战士自有战士的情怀


1959年3月,著名诗人田间在《〈鱼水集〉小引》中说,徐明是善于写短歌的,“他的短歌,就好像那枣树似的,枝干虽然不很高大,但枣子结得稠密,也圆润。枣树是很结实的。徐明的短歌,也有这个特点。几句话、短诗里,语言简练,形象鲜明,生活气息也是浓的。他自己说是‘色浅香淡’,其实他有许多短歌是色厚香浓。并且刻上了时代的印记。”


徐明著《鱼水集》书影,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9年8月26日出版的第16期《文艺报》,发表了著名诗人邹荻帆的长篇评论《〈晋察冀诗抄〉读后》,邹荻帆盛赞“这些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美的摇篮曲”,文章援引徐明《渡黄河》(1939年1月)并评论说:“这是多么美好壮伟的渡河图,白发的老舵手在惊涛骇浪中驾着船,快舟如箭,向东岸射去,而船上是充满战斗热情,有长虹贯日的气概的英雄们,比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古英雄,更为豪迈,更能有雄图壮举,这会不激动人心吗?” 邹荻帆还列举徐明的《游击队员》(1939年春),评论说“这篇诗,完全象一幅幅动画一样,把一张张场景揭示给你,而这一幅幅动画又联成了游击队员的战斗生活素描,每一笔都朴素地表现出无穷的力量。并且,只是轻轻几笔,勾画出日本侵略军的愁眉苦脸。全诗都用了两行一节,有着优美的韵律,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第十六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写到徐明的诗歌:“在激烈紧张的战争环境里, 诗人们还采用歌谣的形式,创作了许多短小精悍的街头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团结人民,坚持斗争。林山、徐明、陈陇、流笳和邢野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者。”“徐明是创作街头诗积极分子之一,《鱼水集》收载了他自抗战以来的二十年的诗作。田间在集前的《小引》中称赞他“是善于写短歌的”。集中所收的《街头诗两首》《青纱帐》《汾河两岸的歌谣》《县城小景》《战士们》 都是颇为生动的作品。他在作品中很善于构图设色, 不多几笔, 就画出了引人注目的画面和对象和突出特征。”


1985年4月18日,晋察冀诗人商展思,约徐明一同拜访艾青、臧克家、阮章竞、张志民四位著名诗人,向他们赠送刚刚出版的《晋察冀诗抄》增订版。4月27日,年过八旬的臧克家先生致信徐明:“我,年老神衰,杂事又多,《诗抄》只读了你们二位的几篇大作,但,心中甚喜。写得有意义、有真情,有水平。我们是同调。” 臧克家还热情称赞了徐明的《渡黄河》一诗。

 

魏巍《〈徐明诗选〉序》手稿

 

1985年1月,著名作家魏巍为在《徐明诗选》写序:“徐明同志当时写了不少。在晋察冀的诗坛上,他不仅是最活跃的诗人之一,也是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我在《晋察冀诗抄》的序言中,在谈到战友们的风格时曾说:‘徐明的诗,使人有一种突出的朴素、新鲜和真挚的感觉,这是只有一个纯洁的战士才具有的那种真挚’。我现在的看法,仍然是这样。我认为,感情的真挚,是诗歌的重要品格。正如为人一样,只有真挚,真诚,才能感动人,才能具有其它东西不能替代的魅力。………象这本诗选里收入的《除夕》《黄金时代》《同志》等篇,都是充满真挚情感的诗,同时又是富于思想性的优美的诗。读到这些诗总使我深深感动。”


1985年12月4日,《解放军报》的《长征》副刊刊登了军队诗人喻晓读《徐明诗选》后写下的评论《质朴·真诚》,喻晓与徐明曾是《工程兵报》多年同事(工程兵报社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一位青年诗人刘毅然),他很了解徐明:“徐明的诗和其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质朴和真诚。他为人诚笃,有时带点童稚的天真,常常以善良、真诚的心去对待别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以至脑神经受到损伤,才对世事的复杂有所领悟。他写诗或缘情言志,或陈事抒情,总是有感而发,不装腔作势,不无病呻吟。他着意向古典诗词和民歌学习,认为诗歌作为有节奏、韵律的语言艺术,比起别种文学形式,有更显著的民族特色。”

 

《徐明诗选》书影,198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徐明的诗歌,是革命与建设年代,一个老战士的真实情感抒发。当然,他的一些诗作,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印痕和局限性。


如何看待老一辈红色诗人的作品,我觉得,1985年孙犁先生在《悼念田间》一文中说得最透彻:“时代产生自己的诗人,但时代也允许诗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完自己的道路。”  


2012年2月3日晚,黑龙江双峰林场,幽林阒静,雪乡银装。我和一群同事正在观看“二人转”表演,忽然手机响了,是妹妹从北京来电,告诉我父亲情况不好,医院又一次下了病危通知。走出表演场地,暗夜片絮纷飞,细雪无声,我心情沉重,愁肠百转,心里突然清晰地有一个感觉,缠绵医院病榻十余年的父亲,这一次凶多吉少。


转天回到北京,父亲病情略有好转。我们三兄妹轮流排班到医院守护。2012年2月12日午后,我来到301医院西院南楼心一科一病区13病室,不一会儿,护士测出父亲血压骤降,医生立即急救,家属也被请出病房。


晚上,医生走出病室告诉母亲和我们兄妹,18时45分,父亲心脏停止跳动,19时15分逝世。徐明,这位一生从戎的老战士,走完了他93年漫长的人生历程;这位从延安开始吟唱的军旅诗人,战斗的诗篇画上了句号。


我填了一首《沁园春·悼念家父》:“战斗青春,抗日枪声,浩气赴戎。见黄河砥柱,延安宝塔;平原游弋,山地纵横。身处营帐,心燃憧憬,跋涉如飞绑带轻。还知否,就粗纸毫管,曾系诗盟。/天清地爽邦兴,又岂料阴晴半世惊。筑工程出塞, 国防秘事,弹星襄赞,快意平生。板荡十年,夜郎迁贬,重返京华凭邓公。夕阳晚,谛家国万事,号角声声。“


2019年是父亲徐明百年诞辰,检视他一生写下的诗篇,正如他1941年写的那首《宣传员》所言:“荷枪执笔献青春,踏雪披霜不记程……号角催诗倚马写,高歌一曲鬼神惊。”


军队诗人徐明(摄于1965年)

 

2019年4月2日写于北京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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