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 | 张芸芸：我的母亲，我曾经喊她"阿姨好" | 自由微信

春晖 | 张芸芸：我的母亲，我曾经喊她"阿姨好"

张芸芸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张芸芸，1970年入伍铁道兵，在铁十四师当过通讯兵和文艺兵。1977年考入原大连轻业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食品工程系就读，1982年初毕业。曾在原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司、生产司、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国原材料总公司等单位工作任职。

原题

遥远的回声：张家旧事

第一篇：我的母亲

作者：张芸芸

一、母亲的家世

母亲张玉屏一九一七年八月生，血型O型，和父亲的AB型真是天作地和。她出生在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南关村一个叫“土场里”的地方，土场里地名的由来是因为张姓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靠挖烧土卖到城里为生而得名。张姓家族在此靠卖土生存繁衍并建起了宅院，清末民初这里已经人丁兴旺，但均属普通百姓小康人家，直到可字辈的姥爷张可铭的出生，他是张氏家族中唯一读书成器的。

姥爷民国初年毕业于山西法政专科学校，这是一所大学专科学校，他曾经担任过黎城县承审员，民国时期在未设法院的县里设承审员审理民、刑案件，相当于县级法院院长之职。黎城县位于山西晋东南长治一带。姥爷还任过赵城县财政局局长。

母亲家是个有四女两男六个子女的大家庭，只知道姥爷由于审理案件压力过大后来神经错乱，家也为之败落。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洪洞、赵城一带，逼着姥爷扛粮带路，他神智不清不去干，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姥姥解放前也已过世。我们小时候回赵城老家，看到大舅住在土场里仅有的一正两厢的三间土肧窑洞就是上辈留下来的。

1950年代的母亲

二、母亲的革命生涯

革命前母亲在赵城女子师范就读，一九三八年七月参加革命，翌年六月加入共产党，母亲的挚友、革命老前辈原临汾地区妇联会主任卫树廉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母亲、和四姨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抗日战争时期，母亲先后在共产党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下属洪赵中心妇救会担任过宣传部副部长、沁县妇救会常委、安泽县妇救会委员、洪洞县妇工委书记等职务。

一九四零年期间，母亲的公开职业是在安泽县唐城民高担任教员，唐城民高是安泽县一所很有规模的学堂，校内教职工成分甚为复杂，大多为无党派人士，也有国民党分子，还有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有葛莱（原山西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卫树廉和母亲三人，上级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教育和唤醒更多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发展壮大共产党组织。当时国民党也在学校里拼命笼络人心，发展国民党员，两党在学校里展开了激烈斗争。母亲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党支部，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葛莱任党支部书记，卫树廉任组织委员，母亲任宣传委员。

葛莱对共产党的理论研究透彻，学生爱听他的课，卫树廉对太岳区一带各派政治势力分析头头是道，母亲生就是个与人沟通的高手，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三人各显神通又齐心合力，加之安泽地处老区，共产党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很快共产党在学校里就颇得民心，加入共产党的人数也远远超过国民党。

举世闻名的《大藏经》距今已八百多年历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佛教经藏，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宝中的重中之重。前些年中央电视台采访了当时还在世，曾经参与组织抢救《大藏经》的离休老干部原新疆煤炭厅厅长杨泽生和原山西教育厅副厅长张跃，才把抗战时期太岳区共产党围绕抢救《大藏经》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殊死斗争事迹展现给世人。

《大藏经》又称《赵城藏》，就藏在洪洞广胜寺的飞虹塔下，距离母亲家不远的山上。一九四二年抢救《大藏经》时母亲是洪赵中心妇救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得到上级下达的当夜转移《大藏经》的秘令后，母亲她们妇救会全体都欢欣鼓舞，这可是多少窃国大盗、军阀列强、洋人鬼子垂涎欲滴的宝藏啊，她们每个人的心都咚咚咚跳个不停，一分一秒计算着距离天黑行动的时间点，直到夜深人静这次行动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铺开，母亲她们和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各队人马悄然来到塔下，妇救会的每个人都用从家里带出来的木捻布（粗布）大包袱皮小心翼翼的包裹起一本本经卷，捆扎好后一人背一个大包袱，在夜幕掩护下悄无声息地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山路，将这批总共7000多卷的珍贵国宝转移到安全之处。

1960年代的母亲

母亲是个慧外秀中、性格泼辣又精明强干的女子，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纺线、织布、刺绣、编织、缝衣、做鞋、家里家外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是个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能干妇女，在老区特别受到大姑娘小媳妇的青睐。她在与老乡一道做针线、一道叙家常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成了一家人，顺理成章就用革命思想影响了她们，向她们宣传贯彻了共产党的主张。

母亲在革命队伍里一直是个做群众工作的高手，好多一道工作的同志都羡慕母亲。我的公公张赛周生前就常对我提起，“当年，玉屏在老乡中可有人缘了，大家都知道她能干，谁家娶媳妇、谁家做月子都要请她，她早早就去帮忙，老乡们总塞给她一些花生啊、大枣啊、核桃啊什么的，她经常带给我们这些平日里只靠吃食堂的伙计们。让我们好生羡慕。”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相持阶段，加之太岳区党委所在地晋东南阳城、沁县、屯留一带连年灾荒，施行最低水平供给制的老区里，生活条件的艰苦卓绝前所未有。我公公说：“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饿肚子，连我们太岳区党委的领导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吃不饱，两三年才发给每人一套制服，大伙洗了衣服就没得穿，只能光膀子等衣服晾干。就这样，玉屏从老乡那里回来时还能带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一两个馍或是三五个鸡蛋，老乡能把自己藏得一点点私房都给她，可见对她感情有多深。”

1948年母亲与榆次保育院的职工在一起

一九四八年榆次先于太原解放时，战争年代里聚少离多的父母终于走到了一起，父亲先去榆次接管晋华纺织厂，已经懂事的大哥德凯跟随母亲带着刚出生百天的大姐德华从老区阳城出发，先是乘坐马车，后又换乘吉普风尘仆仆赶到榆次和父亲汇合。

在榆次县，母亲先是担任县妇联会主任，曾经是山西省妇联第一届代表会委员。后又担任榆次专区保育院院长。当时的榆次百废待兴，榆次专区保育院是榆次地区唯一的公立保育院。母亲带着大姐住在保育院的宿舍，父亲则带着大哥住在晋华纺织厂一座小楼里，那是座日本人留下的木结构小楼，于是在后来那段时间里，晋华纺织厂的老工人都认识张厂长有个淘得不能再淘得儿子乳名叫厮儿，而保育院的老阿姨则都认识张院长有个壮实的小妞乳名叫小玲。

在榆次不知是父母的业务都太繁重还是生活条件所限，总之父母两地分居并不是因为感情不和，否则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就不会有接连出生的二哥德山、二姐德芳和我德芸三个爱情的结晶啦。我们三个来到世上，没有一个在医院或月子中心，都是在榆次保育院家中的土炕上，在接生婆的帮助下呱呱坠地的。那时候母亲大概因为工作负担过重又营养不足，总之没奶哺育二哥和二姐，只好将二哥交给一个年轻力壮的河南妇女喂养，也就是二哥的奶妈。将二姐交给榆次纺织厂一名职工的妻子喂养，这对职工就是二姐的奶爹和奶妈。

一九四九年再次接到省里任命通知的父亲先期抵达太原赴命，母亲等我出生不久后，带着大哥、大姐、二哥和二哥的奶妈以及襁褓中的我举家迁入太原。二哥奶妈的头一个孩子一落地就没气了，所以有奶哺育二哥，他奶妈的丈夫抗美援朝去了朝鲜前线，从此再无音信，孤身一人的奶妈跟着母亲来到太原。二姐的奶妈家境很好，只因自己头一个宝贝不幸夭折，想孩子心切，母亲又给了二姐奶妈当地最高的报酬，她家才愿意哺乳二姐，自然不会随母亲去太原，母亲只能恋恋不舍地把二姐留在榆次的奶妈家里。

幼年的兄弟姐妹五人

入并后，母亲最初被安排做省妇联会某个部的部长，按省政府后来的建制，省妇联是正厅级单位，省妇联的部长是正处级别，但当时省委办公厅领导史纪言找母亲谈话，告知省委急需成立保育院，希望有经验的母亲能出任院长，母亲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保育院在省委后来的建制中是科级单位，隶属办公厅行政处管辖，母亲丝毫没想过自己的级别会降低，一心只念着为省委的干部们解决年幼子女的看护问题，可能当时史纪言也没考虑到这一层，于是母亲就被降职重用成为省委幼儿园第一任院长。

母亲是天生的管理高手，无论业务再忙家务再重，她都能把二者兼顾的恰到好处。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为省委幼儿园置办器材。母亲带着已上二年级的大姐一道走了整一个礼拜。这事要发生在今天，把孩子的学习看得比命还重的家长们大概很难理解，学生怎敢误课去旅游？可事情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的北京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去就能去的，一是路途遥远，靠烧煤的蒸汽动力机车运行速度本来就慢，沿途大大小小几十个站台，站站必停，从太原到北京，得开二十小时。二是票价不菲，记得票价五十多元，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十几元，是买不起一张火车票的。还在为衣食发愁的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到北京去旅游。三是当时的北京没有如今这麽多的宾馆饭店，有钱就可以住。那时外地人在北京吃住都要有单位出具的“派出介绍信”，才能在北京对口单位的招待所安排到食宿。太原虽是省城，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京城是啥模样，就是公职人员能到北京出趟差也很难得，可以说，那时候小地方的人想去北京比今天出趟国都难。记忆中，妈妈虽然大小也算是有点资历的小头头，工作一辈子到山西所属各县访贫问苦的差事断不了，但离开省城上北京这样的美差一生只有这一回。

1960年代初的全家和我童年的红皮球同时定格在那一刻

那年月的孩子营养差，个子小，妈妈量了大姐的身高，还不到买票的高度，可以省下火车票钱，能跑能跳也不是拖累，合计着睡觉也可以和她挤一个被窝，进京专门置办玩具，所到之处都是孩子最喜欢的去处，孩子可以开眼长见识，就带她一道去了北京。我和二哥、二姐好生羡慕呀，我每天到大门口去张望，眼巴巴的盼着她们回来。

终于妈妈和大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我记得第一眼就发现大姐的辫子没了，变成像洋娃娃那样一头卷发，好时尚好洋气啊！我几乎不敢相信她就是一周前扎两个马尾辫的大姐。妈妈给我的礼物是一个红皮球，一般小朋友的皮球只有网球那么大，而我的这个皮球像排球那么大，不仅大而且特别好拍，练到后来，排球时手腕只需要轻微的有节奏的抖动，五个手指就像沾在球上，拍几百下都不掉球。这个皮球我一直玩到小学毕业，直到皮球表面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几乎看不出是红色的了，拍的时候像个布口袋，噗、噗、噗，再也拍不起来我才放手。

母亲那趟出差后幼儿园有了滑梯、转椅、秋千、哑铃等好多种吸引孩子们的娱乐设施，这些设施质量一流，经磨又扛造，在幼儿园服役了一年又一年不知多少个年头，记得我已经很大了，偶尔路过幼儿园还能看到孩子们兴致勃勃变着花样的在这些设施上玩耍，睹物生情当年的回忆立刻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掠过眼前。

1980年代母亲与洛先院长在一起

母亲卸任幼儿园院长时推荐副院长洛先继任，洛先接任院长一职后一直在幼儿园兢兢业业工作几十载，直至离休。

母亲在省委办公厅行政处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兼行政处秘书很长时间，直到文革期间干部下放才离开行政处，在行政处工作期间省委决定成立一所子弟小学，母亲又临危受命创办了子弟小学——红旗小学并担任该校的第一届校长。由于省委、省政府大部分干部的子弟都住过省委幼儿园和上过红旗小学，所以母亲在山西省委这个大官林立的政府机构里虽然官做的很小，却是大院里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大人孩子都十分熟悉她，同龄的发小没有不认识母亲的。

红旗小学因为是省委子弟小学每年春节前夕都要派老师和学生去慰问省委机关的领导，对机关给予学校的呵护表示谢意。记得我刚入红旗小学，有一年春节前夕，学校派了几个老师和孩子们去执行这个任务，其中有我。同行的老师告诉我们，首先要拜访的部门就是学校的顶头上司省委行政处，我知道母亲的办公桌就在行政处那排红色的平房里，心里就不停地嘀咕，见到母亲我该叫妈还是叫阿姨？我代表学校全体小朋友去，应该喊阿姨呀，因为母亲是全部小朋友的校长阿姨，而不是他们的妈妈。如果只代表我自己，才应该喊妈妈。

想着想着脚步已经走到行政处的门口，老师推开房门我一眼就看到母亲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等老师向行政处的干部们说完来意后，就轮到我们几个孩子说感谢叔叔阿姨的话了，还没有琢磨清楚到底如何称谓的我脱口而出“阿姨好！”在场的母亲和其他几个大人孩子先是一愣，接着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笑得我更加发毛，不知所措。童年这个令我尴尬的场面一直记忆犹新。

1960年代母亲任红旗小学校长时与几位老师合影

文革中的一九七零年，父母从北京和石家庄的学习班回来后又一道下放到运城三路里公社种地一年多，重新分配工作后，母亲在省委信访局任顾问兼一组组长。一九八三年母亲在这个岗位上离休，离休后享受副厅级待遇。

三、她兄弟姐妹的主心骨

母亲上有哥姐下有弟妹，在家中排行老四，两个舅舅都是一米八的大个子，除了二姨一米六算中等个，另两个姨姨也都在一米六四左右，偏偏母亲身高不到一米五五，体重不足九十斤，长的又瘦又小，但她却是个能量很大的人，也是她家族的主心骨，上面的哥姐和下面的弟妹议事情都听她招呼，等她拿主意，有困难也都爱求她帮忙，她总是想方设法的施予援手。晚辈侄子、外甥都十分敬重她，得到她的不少眷顾，她是一个把家族和亲情看的很重的人。

小舅舅原本在山西省教育学院工作，文革前"四清"期间被人诬陷，错误地划入隐瞒历史、账目不清有问题人员，撤销公职撵回赵城土场里的老家被管制和务农，一家六口人瞬间从城市户口沦为农村户口，在城乡差别巨大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无异于从天堂掉进了地狱。自己的亲弟弟一家遭此大难，母亲心如刀绞，她不折不挠历时十二年为小舅舅的平反四处奔波。

1960年代母亲与省委行政处的同事在晋祠

我久远的记忆深处，母亲总是在念叨这事，看样子不把小舅舅一家救出苦海她这辈子不会安心。她到省委信访局工作后，为解决小舅舅的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核查和督办方面母亲起了很大作用，最终小舅舅得到落实政策重返临汾山西师范大学工作，他一家人也从农村把户口重新迁回临汾市，这无异于拯救了一个家庭和家庭的未来。在拿到平反通知的那一刻，母亲和小舅的女儿慧琴姐抱头痛哭。

在回到农村的那几年里，小舅舅因为长期坐办公室，不擅长农活，一家人的吃喝生计都成了问题，尤其是每年青黄不接的二三月更是难以渡日，小舅舅和家人时常住在我们家里，虽然当时我们每人每月也只有二十来斤定量供应的粮食，一家人的口粮已捉襟见肘，但母亲总是以慈母的胸怀接纳小舅舅一家人。在母亲的心里小舅舅年幼丧母，当姐姐的必须承担起做娘的责任，只要有自家的吃喝就不能让小舅一家人饿肚子。

大姨住在洪洞老家，大姨的女儿汝翘姐在太原上学，毕业后在太原找到工作了，可是单位不提供宿舍暂时无处安身，母亲就安排汝翘姐住在我们家里，虽然那时候家里一共只有两间半十五平米的房子，五个子女加两个大人已经拥挤不堪，但母亲认为外甥女的困难当姨母的责无旁贷，于是我们家就成了汝翘姐的家，汝翘姐在家里与我们共同生活了几年，直到结婚才从我们这个准娘家嫁到婆家去。

1970年代家庭合影

汝翘姐结婚时她的父母和姐弟都不在太原，我和二哥二姐作为汝翘姐的娘家弟妹去汝翘姐婆家赴宴，她婆家是山西雁北人，按老西儿的话讲是苦地方出来的，会过日子。婚宴很丰盛，每人给了豆腐粉条炖肉一大碗，炕上的小桌还摆了五六样她婆家自家做得菜肴，什么菜早已忘了，就记得每种菜里都有肉都很香，炕上地下坐满两家第一次见面的亲人，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好不热闹，我们这帮娘家的弟妹们也放开肚子，好好改善了一顿。

汝翘姐的亲哥哥卢达哥哥那时在山西大学读书，周末也是家中的常客，母亲喜欢吃一种赵城人家的饭，把细玉米面和白面掺合在一起擀出来的面条叫“把把儿”，我们几个在太原长大的孩子平日里五谷杂粮吃得早烦了，见了“把把儿”就皱眉头，母亲一看到外甥卢达哥哥进家门就招呼他赶紧落座吃“把把儿”，这可是她（他）们两人的最爱。

卢达哥哥和菊英姐姐结婚时两人还都在大学读书，是借用轻工厅借给父亲的一间上肖墙的房子做婚房的。那个年代大学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两个大学生成亲可谓是金童玉女珠联璧合，我觉得有这样一对哥姐在我家成亲十分荣耀，乐得整天拉着菊英姐姐的手，还把自己最喜欢的小白兔转笔刀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她。

二姨早年参加革命，加入过薄一波组织的决死纵队，还去过延安。但赶上国民党组织围剿延安的共产党八路军，兵荒马乱，她没有找到接头的组织关系。自己又得了伤寒，几乎送命，也不忍心自己的几个孩子长期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此就回家了。所以，解放后二姨在城里基本没收入来源，和四姨的家人住在一起，帮助四姨照看幼小的八个子女。母亲和四姨会不定期的给二姨已经上中学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少康表哥一些零用钱，直到少康表哥就业。

周末放假时小舅家的糊拽哥，二姨家的少明哥也常到家中一块吃饭，母亲总是满心欢喜的与他们相聚。

1970年代家庭合影

三、母亲的朋友

记得母亲最好的朋友还有两个，都是从抗日战争一块摸爬滚打出来的过命交情，情分比时下的闺蜜还要铁。一个是太原市妇联主席、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安启凤，一个是山西省妇联副主席高首先，母亲是安泽县妇救会委员时，安启凤阿姨是妇救会主任，母亲是沁县妇救会常委时，高首先阿姨是妇救会主任。

母亲曾带着我去看过安阿姨几次，安阿姨一见母亲脸上就漾起笑意，然后从容不迫的点起一根香烟侃侃而谈，她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安阿姨的几个孩子二门、五儿、六儿也和母亲相当熟悉，见了母亲，他们总是亲切地招呼，问长问短。

高首先阿姨四十三岁才头次开怀生了一个女儿，那年我家已有七张嘴吃喝拉撒全靠母亲操持，在省委行政处的她又管着一大摊省委后勤的人和事，但她还是忙里偷闲为高首先阿姨缝制了两件用棉花絮的厚厚的婴儿连脚裤。那时候，商店没有卖这种婴儿服，能做这种针线活的人已少之又少，更别说用手工一针一线缝制完成，高首先阿姨端着两件婴儿服左看右看，这边摸了那边摸，看着一道道细密的针脚笑得合不拢嘴。

高首先阿姨的丈夫郭钦安当时是太钢党委书记，文革中被造反派折腾得死去活来，一家人被赶出东花园住在新道街一所走风漏气的破平房里，九年无人问津。虽然我父亲也是走资派，我家自身难保，但母亲绝不会扔下几十年出生入死一道走过来的老友不管。每一次她从高首先阿姨家回来时，脸上都是阴云密布，眉头紧锁，她说郭叔叔抽羊羔疯抽得厉害，一会儿从床上滚到地下，一会儿又翻腾到床上，她和高首先阿姨两个人都按不住。一边说一边重重的摇头叹息。

1980年代母亲与山西老一辈妇女工作者在一起

兄弟姐妹小的时候五个子女都靠母亲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实在忙不过来，家中曾请过保姆来帮忙，这几位和我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妇女从一解放到六十年代，在不同的时期都与我们共同生活过几年。当时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大，保姆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就得不到政府供应给城市居民的口粮，家中口粮虽不富裕，但孩子小，饭量不大，增加保姆一张嘴也能凑合过得下去。

母亲从不亏待保姆们，每回阿姨探亲返乡或她们的家人来探望，母亲除了要捡几件家里结实耐穿的衣服或其它对她们有用的东西送给她们，还要买些用糙纸包的方方正正，上面盖一层红纸的点心或糖果带给她们的家人，这些吃食就是我们也很稀罕，母亲还会塞给其家人来回的路费盘缠。阿姨们自然是千恩万谢。

那个时代的人很淳朴，出来做保姆虽然也是为了混饱肚子，再落两个钱补贴家用。但主家和保姆更希望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生活，你对她好，她会铭记于心。母亲那样精明强干的管理者当然谙于此道，她对阿姨的关照自然换来阿姨百分百的忠诚和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呵护。

虽然我们长大以后她们都先后离开了我家，但她们都是我们的亲人，那份相互的牵挂的心使我们一直来往不断。一到秋天，腊梅姨姨就会打发她的老公金山叔叔送来榆次山里的小米和老南瓜，冬闲时平遥的迎芳姨姨则会带着亲手为我们做的布鞋来探望。一旦我家有困难，她们随时都会施以援手。

母亲与山西老一辈妇女工作者在一起

有一年，父亲在党校学习，母亲也被派到晋南一个很贫穷的山里去下乡，家中剩下我和二哥二姐三个尚在读小学的孩子无人照看，母亲把小时候照看过我的杜芝香姨姨找来照顾我们，并留给杜芝香姨姨50多元现金和一个120元的存折作为我们的生活开销。

第一天，杜芝香姨姨从自家来时手里就拎着一串用线穿着的红枣，给我们蒸枣窝头吃，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每周可以吃到两顿肉菜，那是分得绝对均匀的每人一小碟炒肉片，有时还会分给每人半个梨子或两三个小果子。政府供应的口粮百分之九十都是粗粮,就是今天人们认为最养生的五谷杂粮，当时吃得太多了吃的我们直倒胃口，杜芝香姨姨就用一小块白面包裹一大块红面（高粱磨得面），再擀成面条，山西人称包皮面，中间的芯子是红面，红面的里外都有一层薄如纸的白面，吃到嘴里的口感接近白面，比又粗又硬的红面剔尖好吃了不少。

在杜芝香姨姨的精心安排下，母亲走了两月，我们只花了52元现金，从母亲的来信中知道她快回来了，杜芝香姨姨不想动用那张存折，她要为母亲把这笔钱攒起来，就把家里积存的一摞废报纸卖了些零钱，靠这点零钱我们一直坚持到母亲出差回来。

1980年代离休后的父母与老朋友们在一起

四、传统中国妇女的典范

母亲虽然生来瘦弱而单薄，但她却扛起了全家最重的生活担子。父亲是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主儿，可母亲从来不抱怨，她觉得相夫教子、承担全部家务就是妻子的本分。

每顿饭菜母亲都要给父亲开小灶。我们吃用高粱面做得红面剔尖，父亲吃白面揪片，我们吃玉米面摊煎饼，父亲吃带葱花的鸡蛋白面煎饼，我们吃小米饭父亲吃大米饭，直到晚年，父亲每天中午都单独享有半条鲜鱼的特权。家人觉得这无可厚非，因为父亲在家中年纪最大、收入最高、是经济上的顶梁柱。父亲似乎也很心安理得。在母亲眼里，除了父亲是第一照顾对象，接下来就是大大小小五个孩子五张嘴，如果给父亲做的小锅饭还有剩余，一定是拨到孩子们的碗里。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即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殍遍地。家里营养最差的就是母亲。记得母亲由于营养不良得了黄疸型肝炎，机关食堂每天给机关干部中的肝炎病号供应一个健康饼，其实就是用杂粮和麦麸再加点糖精做的带点甜味的小酥饼，我们觉得比顿顿啃的窝头好吃很多，母亲看着我们这帮眼巴巴瞅着她的小馋猫，从来舍不得自己吃一口，所以仅有的一个很小的健康饼都被我们打了牙祭。那最困难的三年期间，我们家里真正饿肚子的只有母亲一人，当时我们住在省委宿舍北楼的四层，没有电梯，正值壮年的母亲经常是饿的头晕眼花、浑身冒虚汗，爬不动楼梯，走几步歇一歇。

1980年代初全家与大姐夫的母亲在一起

虽然家里时断时续有阿姨帮忙，但那时没有洗衣机，没有煤气，做饭、做衣、织毛衣、洗衣服、拆洗被褥这些比现代家庭繁重的多的家务，一直都靠母亲一人操持。今天已经没有人再去补袜子、织毛衣、自己动手做衣服了。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没有今天这麽多既经磨又抗造的化纤植物，成衣工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仅有的纯棉织物又不结实，整个国家还经济短缺。买布凭布票，每人每年限购二三尺，对于普遍孩子多的中国家庭无异于杯水车薪。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是没有新衣穿的。大部分家庭做衣服靠找裁缝。母亲是能工巧匠，我们的衣服里，中式的棉衣、罩衣等，基本都出自她的裁剪和缝制。每年春节前，母亲都在灯下彻夜紮缝纫机或请以前的阿姨回来帮忙，给孩子们拆洗或絮新棉衣，那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看到大人们为我们忙活，就知道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在母亲添置新衣的顺序里，大姐总是排第一，母亲认为她是家里最大的姑娘，大女儿离出嫁年龄最近，所以应该打扮得最漂亮，她的个子也最高，她穿小了的衣服可以给二姐，二姐小了的还可以给我，至于我穿小了的，还有四姨家的姨妹在轮候。所以我总是羡慕大姐的新衣，因为大多时候我只能穿姐姐们穿小了的、拆洗过后的棉衣。

1980年代离休后的父母

母亲虽然在生活上对五个孩子都很心疼，但内心深处对张家的男孩子大哥和二哥更多了一份寄托和期许，至于女孩子终归是要嫁出去的。姐妹三人结婚时母亲都按当时的习俗为每人缝制了两床丝绵芯子、真丝缎面的被子和一对枕头，定制了一套面料比较考究的上衣和裤子。这在当时的陪嫁中，算是不错的了。女孩结婚之后就要住到婆家去，生了孩子要由婆家照管，除非女儿有特殊困难，通常母亲不希望再操太多的心了。而大哥二哥就不同了，结婚时要住到张家来，顺理成章张家要提供住房和家具，有了孙子还要负责抚养照料。所以，大哥、二哥的儿子，雷雷和南南都是在家中长大的，奶奶对这两个孙子也格外的疼爱。

父亲是家中的甩手掌柜，自然家里的大事小情就都由母亲做主了。大到儿女的婚事，小到一日三餐，她不仅要按时按点常常是加班加点去处理单位的业务，还要关照丈夫、关照子女、关照自家的亲戚，关照丈夫家的亲戚、关照保姆、关照所有的亲朋好友。母亲是家中操心最多、干活最多、贡献最大的人，也是家里享受最少、吃苦最多、付出最多的人。虽然，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一直在家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实际的情况她才是磨盘上的中轴，带动着全家这盘大磨，按照她的节奏永不停歇的转动着。

中国家庭的传统文化有落后的一面，比如，虽然母亲从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但她与她周围的干部们重男轻女的意识还是比较普遍的。但传统文化的精髓，尊老爱幼、为他人着想、眷顾弱者、勤俭持家，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在饥饿的本能产生时，首先照顾家庭中最需要的对象。作为父亲要敢于担当，作为母亲要甘于奉献。这样的家风今天仍旧应该是中国现代家庭需要珍视和继承的宝贵财富。

1980年代父母在北戴河

五、母亲的辞世

由于长年累月入不敷出的辛劳，本来年轻时体质尚可的母亲身体越来越走下坡路，先后得了肝炎、肺结核。上了岁数以后冬天不能出门，一出门就感冒，一感冒医院就给她注射抗生素。抗生素的滥用破坏了她的造血系统，最终，在她七十六岁那年得了凶险的白血病。

刚住进医院时，病情似乎有所控制，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母亲很快就和病房的病友、护士、大夫都处的相当融洽，今天给这个病友介绍好的保姆，明天告诉家人给护士带些她们喜欢吃的小咸菜，后天又教隔壁的病友如何打中国结，总之她成了医院的大忙人。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位张大姐。可是好景不长，她的病情很快恶化，别无选择的化疗更是对她雪上加霜，完全击垮了她瘦弱的体质，仅仅三个月她就与全家永别了。那是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天里，我日夜陪伴左右。我知道她一直想再见见远在美国的二哥，可那是一九九三年，能从贫穷的中国跑到富裕的美国去是件相当难的事，儿子在美国的身份还没搞定，母亲那样深明大义甘于奉献的人，哪能耽误二哥的前程，叫他回来呀。二哥出国前经常骑个摩托车出出进进，平日里只要听到大门外有摩托车声响，母亲就会不由自主的抬头张望窗外，总以为是二哥回来了。当时死神已经一步步逼近她时，为了了却她的心愿，我说，“妈妈给二哥打个电话，说说话吧”，母亲立刻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说”。她如此坚定的态度使我明白，她早已拿定主意不和二哥通话，生怕二哥听到她虚弱的声音，知道了她的病情赶回来，就再也出不去，耽误了他在美国的前程。

在最后的日子里母亲还经常念叨在临汾的小舅舅，她总说“竹安怎么还不来？”念叨了几天后不再念叨了，突然对我说，“你大妗子怕是不在了。”我们当时都知道大妗子已经病了很久，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大妗子已经走了，我安慰母亲不要瞎操心，大妗子会好起来，小舅舅很快也会来看她。也就是在那一天，家中接到了赵城打来的电话，大妗子去世了。

1987年母亲与她最小的外孙女棉棉

有人说生命即将终结的亲人彼此会有心理感应。我的推测，母亲一直惦记病中的大妗子，她也清楚的判断出和自己情同母子的小舅舅到这时候还不来看她，唯一能绊住他的事情必定是为大妗子料理后事。

知道自己已没有多少日子的母亲，好像一直在企盼和等待什么，一天傍晚，去五台山的长孙雷雷回来了，第一时间跑到她的病榻前来探视，她抱着雷雷祖孙二人痛哭一场。

她好像还有什么未了的心事。第二天傍晚，有几日未来医院的父亲和四姨一道来了，虚弱至极的母亲看起来很平静，但是，多日以来话语越来越少的她，那天却絮絮叨叨讲起来没完。当时她的声音已经微弱到父亲和四姨都无法听清，是二姐一句句翻译给他们的。母亲叮嘱父亲蜂蜜放在哪里，肉松放在哪里，吃面条用的佐料在哪里，这些都是父亲离不了的东西。她叮嘱父亲，他的衬衣是38码，几件衬衣都已经磨的毛边了，告诉厮儿再买几件……母亲好像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讲，一直说到声音越来越微弱，嘴唇微微张合几下似乎她还没讲完。

父亲和四姨回家后的第三天，是个阴云密布的早晨，也是母亲与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弥留之际，母亲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至亲，最揪心的还是她走后年迈的父亲谁来照顾？二哥的儿子南南谁来抚养？当最后时刻来临时，她一个劲的倒气，很久很久就是咽不下去，有经验的护士喊，“快去叫你家大儿子来对你妈讲她放心不下的事。”

那一刻大哥还没来，无法眼睁睁看母亲受罪的我，爬到母亲身边哭喊，“妈妈，我们都爱你，都会照顾爸爸，都会互相照应。”可是母亲还是不停的倒气，直到赶来的大哥，贴在她的耳朵上一字一字告诉她“放心吧妈妈，我们会照顾好爸爸。南南已办好赴美签证，很快就去美国找他的父母了。”冥冥之中的母亲一定是听清了长子的这两句话，她终于长长地呼了口气，平静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父母与孙子南南在汾东公寓的家里

这是我一生中最亲的人离我而去，在母亲最后的二十天里，我目睹了她生命的火苗在一天天暗下去，目睹了她无论如何与死亡抗争终于还是被死神一步一步拖走。看着她强烈的求生欲望，我却束手待毙，不能为她做一点事。我恨自己，恨自己虽然在北京工作，却没有能力为她提供更好的医疗。这个过程就像一把钝刀子在一点一点锉开我流血的心，把伤口越锉越大…… 我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母亲去世的痛苦使我很久走不出抑郁的阴影，同时还得了遗忘症，常常很熟悉的人站在眼前，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这样的尴尬状态持续了多年，才随着悲痛的抚平逐步好转。如果不是为了让后人了解家世，我真不愿意回忆母亲的去世，它永远是我心中的最痛。

在母亲重病期间，她的亲人、朋友、外甥、侄子都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爱，汝翘姐姐早早就将她为姨夫姨母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深咖色织锦缎、絮着丝绵的老衣送到家里；四姨家的白娃哥哥专门炖了甲鱼汤送到病榻前。大家多么想挽回她的生命啊，因为无论是对我们五个儿女的小家庭，还是对她六个兄弟姐妹的大家族，她实在是太重要太不可或缺了。

母亲的离去使家人陷入巨大的悲痛，谁也无心大张旗鼓的操办，所以也不打算开追悼会。但是闻讯来吊唁的亲戚、朋友实在太多了。在我们这样的共产党干部家庭，早已不讲究为亡人守灵这些习俗了。但她去世后的前三天，主动前来整夜整夜为她守灵的外甥、侄子就好几个。

大院里来探望的左邻右舍络绎不绝，原省委宣传部长刘江叔叔为母亲写的挽联准确的描述了她的一生，上联“五十余载忠赤为人民服务無求無怨”，下联“七旬有寿诚懐興國富梓志常念常新”，横批“淑德標彤史”。刘江叔叔说，“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在省委幼儿园玉屏照护下长大的，玉屏走，我一定要送的。”

母亲生前好友安启凤阿姨、高首先阿姨等很多故旧都赶到家里，看望风烛残年的父亲，扼腕痛惜母亲的离去。毛桂花阿姨年轻时曾在我们家里料理过一段家务，后来在省委当清洁工。她的丈夫是锅炉房里的老工人，两口子相互搀扶着来了。省委大院很多已退休的老工人来了。幼儿园食堂的老魏叔叔，几十年勤勤恳恳做饭，是母亲介绍他到幼儿园食堂工作的，他跪在母亲的像前长久的痛哭。

杜芝香姨姨比母亲还长两岁，一条腿已经跛了，在女儿的搀扶下，一边哭着，一边瘸着腿赶来和母亲告别。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年长的老太太从外地赶来，为母亲送行。大哥告诉我，她们是五十年前，母亲在榆次保育院时，朝夕相处的保育园阿姨。

如此多的人自发的悼念母亲，使我颇受震动。一个人如果生前没有为大家奉献，走后怎会让如此多的人挂怀！母亲的离去让我重新体会母爱的伟大，母亲的离去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开始悟到为他人奉献的崇高价值和无上荣光。

二零一九年八月

作者完成于太原府东公寓

本文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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