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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 夏玉和：有了哲学思维垫底，这个世界变得好懂了
作者档案
作者青年时代
原题
我 和 美 社
——贺北外美研中心40周年华诞
1985级美社研究生毕业合影。入学时九人，乔钢梁读了一年就去了美国。记不起李荣凤为何不在场。从左至右：刘文亮、王晴、丁国祥、易海宁、王平、余燕和我
我在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所修“美国史”的笔记，从1981年2月19日到6月23日。每周两次课，共29讲。每次课后，我把课堂笔记整理一遍。为了便于查阅和防止丢失，每页上都编了号码，共146页（里面有错啊，请师兄弟姐妹们原谅）
可是，哪个学校有这样的研究生专业呢？学英语的，当时有语言学和文学两条路可走。
可我面前，没有路。
我的同学兼同事王平（此王平非上文和下文中的彼王平）那时在北外进修，对英语系赞不绝口，而且消息灵通。她告诉我，南京大学有一个美国中心，招研究生，霍普金斯大学办的，具体情况不详。不过，北外英语系也有这么一个专业：美国社会与文化，新建的，还没招两届学生呢。
我欣喜若狂，这是天无绝我之路啊！我要去北外！
于是，我开始了准备，无数遍地通读黄绍湘的《美国简史》，几乎看遍了学校图书馆所有与美国有关的书（大多是汉语的），哪怕书里只有一个章节讲美国。当然，我们学校图书馆也很袖珍。
1983年下半年，我向学校申请，要求参加研究生考试。可此路不通：学校说，师资紧张，不让报名。没有学校的介绍信，我没法报名，更谈不上考试了。
学校这一闷棍打得我心灰意懒，1984年里又发生了许多事。我决定，不考了。将来如何，走一步，看一步。
报名截止的头天晚上，一个老同学问我，学校今年放开了研究生报考的限制，你怎么不报呢？去年不让，你吵着要报；今年解禁了，你又不报。言下之意，我在故意捣乱。第二天，为了不留下瞎胡闹的名声，我跑到地区招生办报了名。我没有寄希望考上，所以也没怎么复习，加上杂事太多，时间不够。
手头关于美国的书早已看过，我又翻了翻当年在长铁院做的“美国史”笔记；我已经教了近四年的英语精读，专业英语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复习也不会有太大长进，不如干点别的；综合卷子里的文学、语言学、汉语等内容，看过一些书，接着看，但范围无法预测，只能撞大运。我把有限的精力放在了背政治题上。
这前后两页笔记的主要内容是美国Constitution的修正案：前十个修正案以及其他重要的修正案。从备考开始，我看了无数遍这些笔记，内容都烂熟于心
1977年高考时，我担心能否将农村户口改回城市户口，很紧张；这次考研，我没想过要去皇城根儿下立足，很放松。
考二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不知是不是因为太紧张，我进了二外考场，突然发现没带钢笔。我只好厚着脸皮找监考老师借，那个女老师瞪了我一眼说，你是来考研究生的吗？笔都不带，没有！其实她手上就握着一枝笔，在给考生签到。
我急得满头是汗。这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男生见状，主动借给我一枝笔。
不知这位男生是否考上了北外。既便他考上了，在校园遇到，我也认不出来。但他的古道热肠之举，我一直并将永远铭记于心。
我当年自学用的法语书，北外编。第一册讲语音，我在长沙铁道学院已经学过语音，便没有买这一册。后来评职称考二外，我依然用这套书来复习
我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邓炎昌老师。他和杨立民老师是主考官，他俩看上去既不和蔼，也不严厉，但我紧张得心脏都要跳出喉咙眼了。两位老师问了我什么问题，我现在已经一个都记不住了。
一个对考研不抱希望的人，居然进入了复试，这真有点像黑暗隧道尽头出现亮光的感觉，北外已经在向我招手了，我得抓住这个机会！
面试结束后，我等在考场外。邓老师出来了，我便迎上前去，张口结舌、絮絮叨叨、语无伦次地跟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真的很想上美社研究生，如果北外名额不够，我可以当代培生，愿意毕业后回原单位。
邓老师继续带着职业性的表情，说，回去等通知吧。
邓老师啥意思呢？您会给我什么通知呢，录取的还是落选的？
不管怎么说，复试就这么结束了。我回到湖南，继续教我的书。
结果就是，1985年9月，我带着户口到北外上学来了。八年前七七级高考时填的第一志愿，终于成为了现实。
读研二时，我给邓老师当助理。一次在工作间隙聊天时，他向我透露说，你的初试成绩在所有考生中排第二。面试时表现也不错，沉着冷静，思维敏捷，表达流畅。我和杨立民老师当场决定，一定要收这个考生。我俩觉得，北外学生能做到你这样不足为奇，一个外地考生基本靠自学，能有如此表现，说明你很有潜力。
经邓老师和杨老师亲自裁夺，我得以进入学英语人心中的神殿，北外英语系，进入我梦寐以求的专业，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
为我打开一扇窗户
我到北外后的新鲜劲儿还没过，便被所开课程给整懵了。
相比之下，邓老师的课不难，但Oberschall教授的课可真听不懂啊！尤其是社会调查方法。
之前我学英语、教英语，从语言到语言，极少涉及专业内容。除了那门“美国史”，我从未上过content课程（相对语言课程的内容课程）。当自变量、因变量；采样，随机的、非随机的；实验组、对照组；可信度、有效性；统计学公式，调查问卷设计等等内容扑面而来的时候，我真有些不知所措。
我一心扑在了学习上，恶补英文，恶补知识。英语系给了研究生两个教室，晚上自习时，基本就是我们这些外地考来的学生在那里，闷头看书。
双层木床、蚊帐、小方凳、一张设计愚蠢、使用别扭的木长桌、住三个人，这是东院四号楼一间标准的研究生宿舍。英语系给每个研究生寝室配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供写论文之用。我在写论文，顺便摆个姿势
我们在海淀西大街做个体户田野调查的问卷
访谈结束后，我们把采集到的数据编码，输入到Oberschall教授带来的统计软件中，在英语系唯一的一台计算机上，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形成报告，也就是我们的期末论文。我们六个人在同样的数据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海淀西大街自由市场的从业人员进行了分析。
遗憾的是，我的这份分析报告没能保留下来，也记不住我的假设（hypothesis）是什么和具体结论了。
这门课让我初步了解了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更为我看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维方式，从此对报纸上说、广播上说、电视上说、领导说、老师说、父母说，还会问一句，你自己怎么说，为什么这么说。
一年级第二个学期，美社又来了一个富布赖特教授，James Grant，哈佛大学毕业，博士，PhD of Philosophy，真正的哲学博士。他的到来，把我刚有点上道的感觉彻底给搅没了。
Grant教授在美社教了一年半，上了三门课：西方哲学、美国哲学（一）和（二）。
Oberschall教授那边也来了一个让我头晕的课程：社会学理论。
两个富布赖特教授双管齐下，我的日子很难过。
Oberschall教授以他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发现和观察他身边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然后用作实例来讲解抽象的理论。我们便有了一种学以致用、活学活用的体验，理论也不再晦涩难懂。哲学课则不然，比社会学理论难多了。
我保留了哲学课三个学期的课程大纲，在此与大家分享。这三个大纲足以说明，西方哲学盲当年的日子有多么难熬。
以上两页是 “西方哲学”教学大纲，1986年春
以上两页是“美国哲学”（一）的教学大纲，1986年秋
以上两页是“美国哲学”（二）的教学大纲，1987年春
Grant教授满脑子都是哲学。他和我们一起做游戏，给我们的奖品也是哲学书。上面这本书是我得的奖品，《欧洲哲学家：从笛卡尔到尼采》。我在扉页上记下了书的来历：The first prize for the game "Apple Biting" at Halloween, Oct. 31, 1986。（万圣节“咬苹果”比赛一等奖，1986年10月31日。）书还在，但游戏是怎么玩的，我已印象全无。
1986年上学期“西方哲学”课程的期中考试题
这是我们讨论高深西方哲学问题的地方：东院主楼南边小花园的这片空地上。三十几年过去，除树木更为茂盛外，这里还是老样子
在此得提一下这门课的唯一旁听生，语言学的叶蕾。她从不缺课，讨论也参加。那会儿好像不允许跨专业选课，所以，叶蕾只能旁听。说实话，作为美社生，若不是必修，我肯定退选这门“西方哲学”了。正是通过这门课，我和叶蕾成了研究生期间最好的朋友。她喜欢哲学，之前也看过这类书籍，在和她的讨论中，我受益匪浅。在我觉得课程太难、无法应付时，她的知识、理解和鼓励让我坚持下来。
我和叶蕾在英语系资料室。这个资料室仅对教员和研究生开放，存有许多校图书馆没有的书。我没课时基本上就在这个资料室看书
Grant教授在1987年夏天回美国前和1985级和1986级的学生合影。后排左三是1986级的邾立志，受Grant教授的影响，爱上哲学，目前在美国全职给美国学生上哲学课
特别是后来，我也有幸成为了像Oberschall和Grant教授一样的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高校讲授中国社会与文化。面对美国学生时，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读美社，坐在美国老师课堂里的情景。我奢望着能够像他们一样，给美国学生带来一个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同样的原汁原味、回味无穷。
各位师兄弟姐妹，你们毕业证上的研究方向和我们这届的一样吗？“社会学”，多好的专业。那时由专人用毛笔填写毕业证的详细内容，估计无意间给证件造假增加了难度。好有年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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