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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韩贤强:​姨娘:在婚姻的狂涛中沉浮

韩贤强 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韩贤强,高三六六届毕业生,1968年在泾县汀溪公社大坑大队马家岭生产队插队七年,1975年招工芜湖市搬运公司汽车队,1978年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留校,曾任安徽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室主任。


原题
姨娘:
在婚姻的狂涛中沉浮
 




作者:韩贤强  


 

前几年,我与母亲去南陵县看望姨娘,姨娘已年过九十,居然还到车站去接我们,老远听见姨娘在叫我的名字:“大强,大强,在这里!”看见姨娘和表妹在车站的另一端向我们招手,满面笑容地跑过来。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走路有些蹒跚。姨娘很热情,抓过我的背包带,就往自己的肩上放,要帮我背包?还说:“我背得动!背得动!”其实,她哪能背得动十多斤的背包呢?


 

和姨娘己经多年不见了,吃过晚饭,姨娘邀我坐在沙发上,聊天。姨娘很兴奋,说起话来眉飞色舞,一双干瘪、青筋突起的手,却充满了活力,一会儿伸开,一会儿又收起,乐得像个小姑娘,嘴一张一合,没几颗牙了,混浊的眼睛里,时不时地闪着光。我对姨娘的过去有兴趣,问她,姨娘却说:“过去的事?我都记不得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她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元递到我手里,我双手接过来。我知道,那是外公的钱,姨娘保存了几十年!银元握在我手里,还是热的!是姨娘的体温,还是外公的体温?我端详着银元,一块普通的银元,却凝聚着外公的勤劳与智慧,散发出外公的气息,也体现着姨娘对外公的深深怀念,和要把这一份怀念不断传递下去的愿望。姨娘何曾忘记过去?只是看得透、看得淡而已。
 
表妹说:“怎么搞的,我妈天一黑就要睡觉的,夜都这么深了,还不睡,来精神了?”
 
福笛著《摩尔•弗兰德斯》所讲述的故事,与姨娘的一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最后的结局。


 
人们往往对他们过去的苦难,喋喋不休、耿耿于怀,姨娘不同,她超越了苦难,超越了过去,积极地面对当下与未来!姨娘讲起话来,表情丰富,不乏幽默。在幽默面前,没有苦难! 
 
姨娘吴锦云,小名彼此。姨娘生下来的时候,喜娘说:“是个妺妮”。外婆说:“女孩?女孩好!女孩、男孩一样,不分彼此,彼此彼此。”因此而得名。姨娘是外公、外婆三个子女中的老二,1923年生人,比哥哥吴企文小7岁,比妹妹吴美云大6岁。姨娘育有两女,大女儿巧英,小女儿春兰。姨娘今年(2017)95岁高龄,身体健康,与小女儿同住。
 
和姨娘谈起往事,姨娘总是说:“过去的事,都记不得了,我现在不是好得很吗?”这些,是不是都与她的婚姻有关呢?
 
姨娘一生有三次婚姻:1940年,姨娘17岁,出嫁,五年后去重庆寻夫,1945年,22岁 ,离婚。1948年,25岁,姨娘第二次结婚,1950年,27岁,第二任丈夫去世。1951年,姨娘28岁,第三次结婚,1965年,43岁,第三任丈夫去世。
 
姨娘个高、眼大,长得清秀、标致,从小就是个省事、省心的安静的孩子。她在家里,无声无息,不大引起大家的关注,过着介于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之间的生活。姨娘的童年,现在已经很难具体想象。由于家境殷实,父母慈祥,生活虽然节俭,仍然无忧无虑,充满了童趣。
 
大年初一,姐妹俩去拜年。姨娘和我的母亲穿着绣花绸面长棉袍,姨娘还在妹妹的头上,插上一朵大红花,牵着妹妹去村子里,给各个本家长辈拜年。妹妹年纪小,长辈们给的押岁钱,都给了妹妹,进了妹妹的荷包,姨娘一个子儿也没有。回到家,姨娘拿些小画片、头发夹之类的小东西“卖”给妹妹,“骗”两个钱。
 
稍长,姨娘就在绣楼里呆着,有时,一天都见不到个人影子,好像家里压根就没有这个人一样。
 
外公一家人居住的老屋里,分下、上两个堂屋,上堂屋的四个厢房,住着外公一家人,厢房都是上下两间,中间有楼梯相连,姨娘住的厢房的上面一间,是姨娘的绣楼。姨娘在绣楼里一呆一天,不急不躁,悠悠地过日子,日子也就一天天慢慢地过去。慢节奏的生活,养成姨娘的慢性子,姨娘很享受这个慢。
 
无忧无虑的日子,溜走了,自己都还不觉得。姨娘长到十六七岁了,外公、外婆说,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了。
 


门当者,挣钱的门道相当也。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世代沿袭或演化而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门当户对成为联姻的传统。然而,现实中的婚姻并不会因为门当户对,就一定幸福美满 



姨娘的婆家是黄田朱家一户地主。据《泾县乡土记》记载:“黄兖山,山之西南为朱氏村,山之正西为胡氏村,朱氏族大,散居于县之东乡,纵横十余里,户口数万。”黄田村,阡陌交错、房屋栉比、炊烟袅袅、莺啼鸟啭,更有老树古藤、新篁修竹、溪水潺潺、柳绿桃红,是个优美的富庶之地。
 
姨娘嫁到朱家时,公公已经去世,婆婆当家,人称“有奶奶”。俗话说“千年的媳妇熬成婆”,为什么要“熬”?一来时间长;二来要忍耐。媳妇要孝敬公婆,服侍丈夫,操劳家务,劳累不用说,委曲也都是难免的。从媳妇到婆婆,伴随着地位的变化,义务、权力,一切都在改变,此时,要把当媳妇时受的冤,遭的罪,补回来,有奶奶是个凶狠的人。
 
有奶奶膝下一男二女,大儿子朱金龙,瘦高个,一张长马脸;大女儿朱金凤,嫁给溪头都胡家;小女儿朱金娥,嫁给西阳镇的一户地主。一顶四人抬的轿子,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将姨娘从石柜村老屋里抬到黄田村朱家时,姨娘才17岁,朱金龙24岁。
 
朱金龙父亲早年亡故,下面有两个妹妹,长兄为父,理应要撑起这个家,但是,朱金龙没有这么阔的肩膀,实际上也就只是一条虫,文不能拆字、武不能当兵,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父亲留下的田产,他无心经营,常年在外面闯荡,主要在上海、重庆等地做些不大不小的生意,饿不死,也发不了大财。
 
1941年,日本鬼子在上海横行霸道,不太平,还是大后方重庆安全。姨娘与朱金龙完婚后,不到一个月,朱金龙只身去了重庆。姨娘就在婆家、娘家两地轮换着住。
 
一次,母亲陪姨娘回婆家。从石柜村出发,穿过筒子口,沿溪头街向西,路过唐村,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路边布满一小块一小块梯田和小树林,攀上一个小山岭。虽说是一条山路,都是用三尺长的石条铺起来的,年代久远失修,石条陷在泥土里,不少石条已断成两截、三截,以前,来往行人一定不少,是一条人来人往的热闹的路,如今,已经荒凉。岭头上,茅草长到一人多高,草丛中隐藏着一座破旧的土地庙。
 
站在土地庙前往下看,可以看到岭下建于清乾嘉年间的成片的古民居群,那就是黄田村。黄田村村域似船形,凤子河环村而流,村中的道路和河岸都用大石块砌护,凤子河床也于道光十年,全部用石块砌成,河上架设十余座石桥沟通两岸往来,黄田村是一个很精致的大村子。
 
十里山路,阳光明媚、清风徐来、风景秀丽,母亲有说有笑,姨娘却表情忧郁。快进村子了,姨娘说:“回去日子不好过了,又要去受罪了”。母亲诧异地望着姨娘,不知道她这位姐姐在说什么。
 
吃过午饭,姨娘和母亲从石柜村动身,到黄田村时,已近黄昏。有奶奶见媳妇回来了,满脸不高兴,嫌她在娘家呆的时间太长了,家里的事,没人做,这个媳妇算白娶了,当着母亲,这个小姨子的面,絮絮叨叨、骂骂咧咧。姨娘胆子小,不敢申辩,更不敢回嘴,只是暗自落泪。
 
吃过晚饭,一天走路的劳累更加显露出来,母亲想和姨娘早点睡,在床上聊聊天。姨娘说,不行,要做事。
 
姨娘的小姑子朱金娥的丈夫,是西阳一户地主家的少爷,从小体弱,整天咳嗽,是个肺痨,用了个偏方:杏仁煎水喝,每天都要有一小把杏仁,砸杏核就成了姨娘经常要做的事。
 
杏仁藏在坚硬的杏核里,要用锤子将杏核砸开,杏核要用两个手指夹住,不然,一锤子砸下去,杏核就崩得看不见、找不到了。姨娘端了个小板凳,坐到天井边,弓着腰,借着一盏小煤油灯的微弱的光,用一个大木锤子砸杏核。小煤油灯的光,将姨娘的身影映在墙上,每砸一锤,姨娘的身影就在墙上晃动一下。
 
砸杏核,虽然也算不了什么重活,却伤腰,也伤手。姨娘的一双手,只拿过绣花针,一会,木锤粗糙的柄,就将姨娘的手磨出了血泡,锤子有时还会砸到手指上,一阵钻心地疼,姨娘手上青一块、紫一块。熬到夜里十点过后,母亲都睡了一觉了,姨娘才进了房间。
 
母亲要看看姐姐的手,姨娘不让看,双手背在身后。这个小妹妹,可是个有脾气的人,母亲气极了,连夜就要回家。姨娘说,不行,深更半夜,山路危险,母亲任性,一定要走。
 
姨娘没法,联系了一家卖干子店的伙计,他每天凌晨两三点钟,要到溪头街上豆腐坊去挑干子,天亮,回黄田村来卖,可以和他同路。母亲一夜未眠,三更天,顶着满天星斗,伴着隐藏在黑暗中的树影,在崎岖的山路上,母亲和黄田村干子店的小伙计一路小跑,小伙计担着两只空桶,一左一右地晃。到溪头街上时,天还未亮,穿过筒子口到石柜村家中时,天才蒙蒙亮。
 
舅舅听见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看见是小妹,大吃一惊!问:“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母亲哭起来,说姐姐在朱金龙家如何如何受婆婆的气。
 
舅舅可是个火爆脾气,火冒三丈,一怒之下,披了件夹袄,就直奔黄田村而去。疾走如飞,两耳呼呼生风,一路狂奔,从石柜村到黄田村,两三个钟头的路程,一个时辰就跑到了。
 
到了有奶奶家,天刚刚麻麻亮,有奶奶还在睡觉呢,只有姨娘起了床。姨娘听见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吓坏了,一大早,这是谁?打开大门一看,居然是哥哥。十几里山路跑下来,山风并未吹凉舅舅发热的头脑。
 
舅舅将堂前的桌子拍得震山响,大声咆哮:“老杂种,在哪里?給老子滚出来!”姨娘知道要出大事,一把抱住哥哥不放手。一人拼命,十人难挡,姨娘哪里能够阻档得住。
 
舅舅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有奶奶早就被吓醒了,紧闭房门,大气不敢出,浑身哆嗦,只听见堂前掀桌子、甩板凳的声音,大闹钟和瓷花瓶摔在地上清脆刺耳的声音……舅舅出了一口恶气,牵着妹妹的手,把姨娘带回了石柜村。这一走,姨娘就再也没有回过婆家。那一年,姨娘20岁。
 
这一下,姨娘和婆家结下了怨恨。对这件事,外公显得比较超脱,对舅舅的行为,既不责怪,也不赞赏。对有奶奶那边,也是一样,既不上门赔礼道歉,也不问罪何故虐待女儿,淡定得跟没事一样。
 
姨娘在娘家,整日无事,外公又送她进了村中的私塾。姨娘从小进过私塾,这回,是二进私塾了。
 
又读了三年私塾,外公心想,嫁出门的姑娘,泼出门的水,总是这么在娘家住着,也不是个事。女婿去了重庆,一点消息也没有,至今也不知详情。后来,逐渐有零星消息传过来,知道他与人合伙开了家公司,明里做些山货生意,暗里帮一些军阀倒卖黄金,混迹于重庆的黑社会。时值抗日战争中后期,世面上很不太平,外公的手再长,也伸不到重庆去,无计可施,心里只能暗暗着急。
 
终于,盼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好消息,外公决定让姨娘去一趟重庆,寻找朱金龙,探个究竟,朱金龙离家已经整整六个年头了。
 
外公找了个去湖北跑生意的本家,姨娘叫他裔叔,让他和姨娘做伴,委托他和姨娘同路到武汉。然后,姨娘只身乘船去重庆。姨娘自幼生活在石柜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出嫁后,轿子将她抬到黄田村,除了这两点一线之外,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这回,真的是要出远门了,要跨越一千多公里了!
 
姨娘是个单纯的人,从不将人或事看得那么复杂、那么重、那么放在心上,心里想,出远门,不就是多走几步路嘛,再远的地方,也还是能够走得到旳吧?外公给足了盘缠,姨娘和裔叔就上了路。
 
这注定是一次充满未知、惊奇和期待的旅行。
 
抗日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去武汉途中,不再害怕会碰到日本鬼子了,大的危险是没有了,但是,社会秩序并未完全恢复,铁路、公路也不畅通,汽车是有一段,没一段的,姨娘和裔叔有车坐车,无车徒步,跋山涉水二十多天,到了武汉。
 
裔叔和姨娘分手后,姨娘乘上去重庆的轮船,沿水路西去重庆。这是姨娘第一次乘轮船,心里充满了好奇。轮船逢站必靠岸,途中也要有个十多天时间。
 
轮船在长江里艰难地逆流而上。轮船上的普通仓里,空气混浊,乘客熙熙攘攘,什么样的人都有,或站或坐或躺,吵杂声不绝于耳,兴奋、无聊、寂寞、烦躁的氛围笼罩着每一个人。
 
单纯、率真、优雅,也是一种气质,姨娘身着一身白底蓝花旗袍,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齐耳根的短友、清秀的脸、生动的眼,在人群中显出与众不同的风度,引起了一个女人的注意,邀请姨娘去她的上等仓房间里喝茶。
 
姨娘随这个女人走进上等仓的一个房间,房间墙壁衣架上,挂着一件两道杠、两颗星肩章的呢军上衣,站着一个和这个女人反差极大的男人:男的高大威猛,女的小巧玲珑;男的黝黑,女的白净;男的一脸络腮胡子,女的柳眉细眼;男的粗声大气,满脸堆笑地对姨娘说:“随便坐,随便坐!”女的轻声细语,打开一张折椅,说“小妹,请坐!”姨娘和这个女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这个女人出身重庆农村一户地主家庭,念过三年私塾,这个经历和姨娘太相似了,教过一年洋教堂。兵荒马乱,嫁谁都不如嫁个老总,自从嫁给了重庆警备区下属一个团的汤团长后,就成了专职汤太太。
 
汤太太大姨娘4岁,称姨娘为锦云妹妹,姨娘叫她汤姐,此后,轮船上的日日夜夜,到处都能看到姐妹俩的身影,姐妹俩无话不谈,十分投缘。
 
船到码头,姨娘第一次踏上这座山城的土地,汤姐按照姨娘给的地址,叫了一辆黄包车。按照公司地址,中午时分,姨娘找到朱金龙的住所。
 
怀着兴奋、忐忑、不安的心,姨娘小心翼翼地敲开门,只见一男一女正在吃饭,女的挺着个大肚子,男的正是朱金龙。朱金龙见到姨娘,一脸惊愕!讲话都结巴了,说:“你,你,你怎么来了?”挺着个大肚子的女人,看看姨娘,看看朱金龙,一脸狐疑!傻了眼:“这个人是谁?”姨娘见状,头脑一片空白,空气都凝固了。僵持片刻,姨娘突然明白过来,转身就走。朱金龙追出门外,硬是把姨娘拽了回来。等把姨娘拽回来,怀孕女人又不见了,朱金龙一脸无奈。
 
晚上,朱金龙终于将两个女人凑到了一起。不十分明亮的电灯,在空中晃荡,一张方桌,一头坐着姨娘,一头坐着怀孕女人,朱金龙居中。这时,朱金龙的神志已完全恢复了正常,他满脸堆笑,看看姨娘,姨娘低着头,不着声,脸色因气愤而泛红;又看看怀孕女人,怀孕女人,眨着小眼睛,东张西望,等着听朱金龙说话。朱金龙低声细语,略带央求,说:“你们俩,就姐妹相称吧!锦云来得正是时候,灵娥要临产了,姐姐就照顾一下妹妹吧。”朱金龙自说自话,两个女人都不出声。
 
怀孕女人叫黄灵娥,比姨娘小两岁,脸圆圆的,黑黑的,一米五的个子,因为有了身孕,整个人更显得又矮又圆。黄灵娥是朱金龙同事的妹妹,朱金龙到重庆时,谎称未婚,和同事的妹妹结了婚。
 
事情出乎意料,姨娘一时没了主意,先定定神,再想想对策吧。在朱金龙家住了两天,趁朱金龙外出,黄灵娥上街买菜的当口,姨娘打开了朱金龙的保险柜,将其中的银元悉数拿走,其中还有一只珍珠盘花的金手镯和一只银锁,想必朱金龙是留给黄灵娥母子的。姨娘住进了一家宾馆。
 
姨娘一到宾馆就联系汤姐。一听到电话那头汤姐的声音,姨娘就嚎啕大哭,泣不成声。汤姐大惊,约姨娘晚上去她家细谈。汤团长住在城防司令部里一幢灯火辉煌的二楼洋房里,卫兵将姨娘引进汤团长不大的客厅。
 
汤团长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皮靴子踩得地板咔嚓咔嚓地响,沉默不语,汤姐帮姨娘擦眼泪,细问详情。汤团长突然站住,像下命令一样,说:“不要哭了,大哥给你出这口气!把那个王八蛋的照片给我,不出三天,老子就让他去见阎王。”
 
抗战刚胜利,重庆市面上乱得很,杀个把人,神不知、鬼不晓,对这些拿枪杆的人来说,真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像朱金龙这样的无名之辈,死了,不会有人去追究的。
 
姨娘是个心慈手软的人,鸡都没杀过,杀人?想都没有想过,急忙说:“不行,不行!今世杀了朱金龙,来世会得到报应的。”
 
犹豫片刻,汤姐说:“那就告他个重婚罪,法院里我有熟人,不信我整不死他!”姨娘听从了汤姐的话。状子递到法院,法院进行调解,要求朱金龙和黄灵娥解除婚约,跟随吴锦云回安徽原籍。
 
朱金龙权衡利害,同意了法院的调解,姨娘撤回了诉状。消息传到石柜村,外婆坐在老屋里花园的石榴树下,嚎啕大哭一场,老天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的女儿呢?外公一个人喝闷酒,一瓶酒下肚,将酒瓶、酒杯摔得稀巴烂,倒头就睡,这是个什么世道!
 
朱金龙随姨娘回到石柜村,追悔莫及,向外公指天发誓,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浪子回头金不换,外公也没有其它选择,原谅了他,让他住在老屋里。朱金龙与舅舅同年,常到舅舅的小店里闲聊,整日无所事事。
 
一个月下来,朱金龙憋不住了,提出想去上海做生意。外公想,一个大男人,也不能就这么闲着,给了他一笔资金,朱金龙去了上海。
 
一个月后,姨娘收到汤姐的来信,说在重庆大街上,看到了朱金龙,一个炸雷,再次在姨娘的头顶炸响!不说重庆有黄灵娥,还有他未曾谋面的亲身骨肉呢,朱金龙能不去吗?姨娘彻底失望了,外公外婆也彻底失望了,他们的失望源于他们的天真,源于他们对人性认识的浮浅。姨娘和朱金龙登报离婚。
 
解放后,金条生意做不成了,朱金龙本来就不具备一个商人的基本品质,只能是混水摸鱼,捞一把是一把,重庆的生意终于破产。
 
解放后,朱金龙的母亲去世,两个妹妹己经出嫁,黄田村己经没有亲人了,他和黄灵娥,带着他们的女儿,定居在溪头街上,他在机械厂谋了一个职,当了一名会计。
 
1955年,姨娘生了个女儿,朱金龙闻讯,还赶过来要给姨娘送个红纸包,以表达祝贺,姨娘没有理睬他。朱金龙和舅舅倒是打得火热,朱金龙常过来找舅舅闲聊,舅舅总是打两个鸡蛋下碗面,招待他。
 
1963年,在农村开展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四清”运动中,机械厂厂长因贪污被抓起来了。厂长贪污,会计能逃脱得了干系吗?
 
一天大清早,人们发现机械厂旁边的小河里,漂浮着一具尸体,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一群看客,黄灵娥披头散发,和她的女儿坐在河边上,捶胸跺脚地大哭:“你这个死鬼,一走了之,丢下我娘儿俩,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朱金龙投河自杀了。
 


短暂的幸福,也是幸福。幸福前后的落差,更加显示出幸福的珍贵,同时,也降低了人对痛苦的忍耐力,给人更大的打击,其实,细想想,一切都不会永恒,只要曾经拥有,就应当满足 


 
1946年,姨娘23岁,和朱金龙离婚。离婚,在传统社会中,对男的来说,无所谓,对女的来说,是件很丢人的事。姨娘回到石柜村,又回到她的绣房,整天闭门不出。
 
姨娘出嫁时,除了丰厚的实物嫁妆外,外公还给了她10亩良田,实际上,姨娘和外公外婆、哥嫂、妹妹(我的母亲)在一个锅里吃饭,生活无虑。此时,绣楼里的姨娘,己不再是当年那个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了,重庆之行、婚姻变故,让她对社会、对人生和对人性都有了一些认识。
 
1949年全国解放,石柜村换了新天地,外公虽然是地主,因为曾经救过一批新四军战士的命,被划为开明地主,还到县城里开过会,这可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人们都在向往着新生活,这一切,也感染着姨娘,唤起了她埋在心底的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幸福像一堆死灰,在逐渐升高的温度下,在姨娘的心底又慢慢地开始复燃。
 
但是,“未来”在哪里?“幸福”什么样?不知道,姨娘己经27岁了,生活已将她历练得比较成熟,她想出去走一走。
 
江南千年古镇南陵县弋江镇,地处南陵县东,泾县之北,座落在风景秀丽的青弋江畔,水陆交通便捷,境内沟渠纵横,自古商贾聚集,集贸经济繁荣,为皖南商埠重镇。石柜村到弋江镇,约百十里路;弋江镇到南陵县,约30里路。1950年,姨娘到了南陵县弋江镇,这一走,走出了姨娘的下半生。
 
姨娘有一手出众的针线活技艺,错针绣、乱针绣、网绣、满地绣、盘金、挑花,都有所涉猎,绣的双龙抢宝、莲莲有鱼、麒麟送子、鸳鸯戏荷,针法活泼、线条流畅、色彩丰富、变化灵活、图案清晰秀丽。同时,姨娘也做缝缝补补的针线活;接活,也上门做。生活开始有了起色,很快,姨娘在弋江镇就有了点小名气。
 
姨娘暂居的旅店旁,有一户陈姓人家,一大家子人,父母亲、兄弟姐妹,经营着一家织布坊。
 
母亲小时候,也随姨娘去过。三大间连片的瓦屋:一大间放置一架织布机,整天“咵嚓!咵嚓!”一架纺纱机,整天“吱呀—吱呀—”;一大间是客厅,兼厨房、饭堂;一大间被隔成多间卧室,是弋江镇一户中等富裕的手艺人家。
 
当家的陈掌柜,30岁,眉清目秀,皮肤白皙,文质彬彬,烟不抽、酒不饮、牌不打,个高、瘦弱,未婚。隔壁人家,早不见晚见。姨娘身高、圆脸、大眼、短发,一颦一笑透着善良、聪慧和妩媚,陈掌柜对姨娘有了印象;姨娘读过三年私塾,知书达礼,一手好针线,心灵手巧,这在弋江镇上还不多见,陈掌柜对姨娘有了好感。陈掌柜也常到姨娘这边坐坐,无话不谈。心里话、伤心事,只向亲人吐露;心里话、伤心事的述说,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姨娘的身世,使陈掌柜产生怜悯之心,讲到伤心处,姨娘会不禁落泪,陈掌柜安慰姨娘,不要灰心,要忍耐、要努力、要坚持,生活总是会有变化的。
 
最终,陈掌柜和姨娘干脆就成了亲。家里多了个才貌双全的女主人,陈家人个个心里欢喜。
 
那年中秋,陈掌柜雇了个脚夫,挑了一担鱼肉烟酒,说不清是聘礼,还是节礼,来看望外公外婆一一未曾谋过面的岳父岳母大人。
 
外公外婆见到姨娘和陈掌柜在一起,真是天生一对、地生一双,高兴得不得了!一高兴,外公就喝酒,陈掌柜不胜酒力,敬了外公两杯酒,满脸通红,外公也不勉强,自顾自饮,嘴巴滔滔不绝,像是一对忘年交。外婆将姨娘拉到一边,一会掸掸衣服,一会摸摸脸,笑得合不拢嘴,外婆口中喃喃自语:“好人有好报,好人有好报啊!”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陈掌柜也很高兴,一下子就融入了这个家庭。第二天,陈掌柜就拿了副鱼网,到小河沟里抓鱼去了,俨然将石柜村老屋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幸福在向姨娘微笑,姨娘已经真切地触摸到了幸福的模样。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姨娘和陈掌柜结婚刚到一年,陈掌柜病故!病因不祥。一声劈雷,狠狠地、毫不一留情地砸在姨娘的头上。
 
织布坊的顶梁柱倒了,一家人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织布、纺纱的声音没有了,寂静的夜中,隐隐约约传来呜呜呜的哭泣声,绝望,笼罩着织布坊的三大间瓦房!姨娘无法面对眼前的一切,整日以泪洗脸,粒米不进,常常靠着门框发呆。
 
平日里,说说笑笑的邻居,远远地一看见姨娘,就来不及地走开,好像在避开一个瘟神。街房邻居都在窃窃私语: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怎么突然就没有了呢?一定是这个克夫的丧门星造的孽!害死了当家的!“克夫命”“丧门星”不绝于耳,看着可怜的这一家人,姨娘能责怪谁呢?只能怪自己的命,命苦,命苦啊!姨娘绝望地离开,离开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短暂的无限希望的家。
 
农村土改在如火如荼地进行,10亩陪嫁良田,早已化为乌有,外公外婆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一一自身难保了,回不了娘家,姨娘还能到哪里去呢?
 


一个表面急躁、粗暴,甚至凶残的人的灵魂深处,也隐藏着慈悲和怜悯之心。人是一个多面体,看得清的,往往是迎光的一面。因此,要理解人、尊重人,理解、尊重每一个人

 

 

1952年,姨娘29岁,到了南京。母亲见到姨娘,吃了一惊,30岁不到的人,已有白发,怎么会一下子就老成这样?虽然精神还好,看得出是强作欢颜,眼睛里忧郁的眼神,透露出内心的痛苦!母亲说:“好!好!一起过,一起过,这里就是你的家,贤强、贤梅就是你的孩子。”
 
父亲、母亲,贤梅和我,加上姨娘,一个新的五口之家,住在南京大学三牌楼教工宿舍里。
 
1953年,老三,即我的弟弟出生,姨娘和母亲商量:“这个孩子,给我养吧。”姨娘不想再嫁,对婚姻己经彻底丧失信心。
 
解放初,南京各种职业陪训很多,姨娘参加了缝纫陪训班,毕业后,变卖了那只压在箱子底多年的从重庆带回来的珍珠盘花金手镯,买了一架蝴蝶牌缝纫机,便又回到弋江镇。除了弋江镇,姨娘还有哪里可以去呢?恰巧,弋江镇刚刚成立缝纫厂,急需要人,姨娘参加了刚刚成立的缝纫厂。很快,姨娘成了缝纫厂里的主要技术骨干。
 
“拨浪鼓声响叮咚,∕无须叫卖人聚拢,∕莫道双肩难负重,∕乾坤尽在一担中”,这是对走南闯北的货郎担的生动写照。解放初期,农村商店少,购买日用品不方便,货郎担便应运而生。货郎担的所有货物都在一副担子里,两个特制的大箩筐或木箱,分层、有序地摆放着各类小商品:小至针线、糖果、纽扣、红头绳、发夹、卫生球、雪花膏,大致胶鞋、枕巾、床单,应有尽有;不仅卖东西,还收购破烂:鸡毛、鸭毛、牙膏壳、烂鞋、破布之类的东西,都可拿来换糖果吃,也可以用黄豆、鸡蛋之类换东西,买卖交易灵活方便;货郎日晒雨淋、走家串户,常常数日甚至月余都不归家;货郎辛苦,利微,挣一点钱,也确实不易,这种肩挑贸易者,是活动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
 
弋江镇街上,就有一个货郎蒋维友,后来成为姨娘的第三个丈夫。蒋维友,40岁,比姨娘大9岁,微胖,个头比姨娘略矮,由于风吹日晒,皮肤黝黑、粗糙,看上去显老,平时少言语,笑起来,脸上布满皱纹,一脸憨厚。
 
据说蒋维友是江北逃壮丁过来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在芜湖,解放后到芜湖寻找,还真的寻到过,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在弋江镇上,蒋维友是有名的“王老五”。
 
姨娘已经31岁了,膝下无子女,想想自己老了没有个依靠,怎么办?经人说合,成了婚。没有聘礼,没有嫁妆,没有任何结婚仪式,甚至没有通知外公。外婆已经去世,外公正处在重病之中。
 
用姨娘的话说,“两张床一并,就成了一家”。所谓家,就是弋江镇边,河沿上的一间屋:门口外边一个灶,进门一张桌,靠里一张床,上面搭了个小阁楼,堆些杂物,屋后一个粪坑。墙边整齐地码着劈柴,一来是生火做饭,二来可牢固墙体。姨娘有一只樟木箱,木箱锁的钥匙,加上房门锁的钥匙,全拴在她的裤腰带上,绳子拖得老长,走起路来,一摆一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像是古代人腰间的佩玉。
 
门上虽有锁,也不真的就锁门,也就是将锁套在门栓上而已,免得一锁一开,麻烦的还是自己。姨娘说:“小偷真要是进了我的家门,笑着进来,哭着出去。”家徒四壁,比小偷还穷,小偷能偷什么?
 
姨娘家的隔壁,是一家卖麦芽糖的。木板相隔,一家针掉在地上,另一家都能听得见。隔壁人家半夜起来泡小麦、熬糖浆,姨娘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那时,缝纫厂的活多,姨娘要早出晚归,有时很晚才能到家。蒋维友十天半个月都不回家,有这么个邻居做伴,姨娘深夜回家,也安心多了。
 
清弋江镇上,螃蟹便宜,花一毛钱,能买一只大螃蟹。中午,放一只大螃蟹在茶缸里,放在炉子上炖,炖好了,撒几粒盐,放几片锅巴在里面,味道鲜美极了。
 
一年后,姨娘生了个女孩,取名蒋巧英。因生了个女孩,蒋维友不高兴,无事找茬,常发无名火,一言不合,对姨娘就拳脚相加,抓到什么,扫帚、擀面杖……就用什么打。
 
四年后,姨娘又生了个女孩,取名蒋春兰。春兰长相随父。蒋维友改变了不喜欢女孩的脾性,开始有点喜欢老二了。据说聪明是可以遗传的,而且是母性遗传,聪明的妈妈生的孩子,都差不到哪里去。巧英从小聪明伶俐,到了入学年龄,想读书,蒋维友不准,想找个人家,让她当童养媳去。让巧英去当童养媳,姨娘坚决不同意!
 
蒋维友挑货郎担走家窜户,奔走在外,家中的事,他不可能件件过问,件件知晓。姨娘偷偷将巧英送到学校。每次放学回家,巧英都要将书包藏在屋旁的柴禾堆里,以防万一,怕父亲突然回家,发现她在念书。
 
一天夜里,姨娘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屋里亮着昏暗的油灯,蒋维友在床上打着呼噜,巧英跪在床边,也睡着了,如雷的鼾声和细微的呼吸声,构成不协调的和声,书包被摔在地上,书本撒了一地,地上还有一块沾着血迹的劈柴。姨娘摸摸巧英的头,头上尽是包。姨娘感到手上有黏糊糊的东西,凑到灯下一看,满手全是血,姨娘一阵心酸,泪水夺眶而出。
 
第二天,蒋维友没有出门,巧英也没有上学。第三天,姨娘编造了一个谎言,对蒋维友说,校长今天找到她,问蒋巧英怎么两天都不来上学了,要家长到政府去说说清楚。蒋维友脾气虽大、胆子却小,政府哪里惹得起,政府都不高兴了,责怪下来不得了,不敢不信,不敢不听,巧英又上学了。
 
但是,巧英虽然上学了,蒋维友心里不爽,常常因为一点小事,遭父亲毒打,姨娘只要劝,也一起打。
 
货郎风餐露宿,吃饭没有规律,总是有一顿、没一餐,饱一顿、饥一餐,蒋维友常常胃痛。胃痛,就忍着,痛狠了,在家睡一天,第二天照样挑着货郎担出门。胃痛得不能出门的日子越来越多,在家,一睡几天。缝纫厂活多,姨娘忙得顾不了家,春兰年纪小,不懂事,全靠巧英烧水做饭、递茶倒水、按摩捶背、嘘寒问暖。亲情,减缓了病痛的折磨,温暖着蒋维友从未被温暖过的心。去医院检查,已是胃癌晚期!
 
蒋维友自知时日不多,一日,将两个女儿叫到床前,长时间地看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儿,眼睛里充满着爱怜和不舍。
 
一会,转过身去,抹去落下来的泪水,从枕头下拿出一沓钱,交给巧英。巧英看着一下子老了许多的父亲,看着因为痛苦而变了型的脸,满脸的皱纹像一块老树皮,一阵心酸,忍不住一下子扑在爸爸怀里,放声痛哭。蒋维友抚摸着大女儿哭得一起一伏的背,看着站在一旁流泪的小女儿,指指货郎担子,货郎担子给了春兰。
 
姨娘与蒋维友共同生活了10年,1965年,蒋维友留下几百元钱、一些小商品和一间小屋,离世,享年52岁。那年,姨娘43岁,巧英10岁,春兰6岁。此后,每年清明,姨娘都要去给蒋维友上坟。
 
一次上坟,姨娘一脚踏空,滚到一个石坎子下面,摔伤了膀子,造成严重骨折,吃了很大的苦头,卧床数日。姨娘回到家,对着家中蒋维友的照片,说:“我如此待你,你还害我?”姨娘将家中蒋维友的唯一一张照片,取了下来。从此,不再上坟。
 


经历了大风大浪,人到睌年,逐渐风平浪静。生活虽然清贫,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回归自然,就显得十分安静和温馨,让人感到满足和幸福
 

 

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姨娘的三个男人,都离她而去。朱金龙,另寻他欢,在姨娘的心上插上一把血淋淋的刀,扬长而去;陈掌柜,编织了一只美丽的花,还没等姨娘看得清楚,便消失了,只留下无限惆怅;蒋维友,留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和一贫如洗的“家”,痛苦地撒手人寰,也将姨娘抛向无边的苦海。
 
蒋维友去世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缝纫厂倒闭,姨娘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姨娘在厄运三番五次地打击下,枯萎,40多岁的人,憔悴,以至衰老!但是,面对绝境,姨娘没有就此沉沦,她还有两个女儿,既是她的希望,也是她的责任,为了抚养两个女儿,在困境中,姨娘要振作精神,在苦难中艰难爬行,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姨娘家门口,沿着房屋的墙根,有一条通往镇子里的大道,人来人往,路边,有剃头的,卖馄饨的,卖小商品的,是弋江镇边的一条“商业大道”。天蒙蒙亮,姨娘就选了个向阳的坡坎,把蒋维友留下的小商品,摆放在一张竹凉床上,搬个小板凳,做起了地摊生意。
 
每卖出一件小商品,都为生活增添了一丝希望,姨娘的内心就不免一阵欣喜。但是,地摊不比走动的货郎担,走货慢,卖不动,资金又缺乏,进不了更多的货,从早坐到晚,赚不了几个小钱,远不足以解决一家三口的温饱。傍晚,要收摊子了,还没卖出什么货,落日的余晖映照在姨娘疲惫、焦虑,甚至绝望的脸上,血红血红的。
 
姨娘擅长针线活,开始做鞋垫卖。用键纫机将几层布扎在一起,绣上精美的花边和各种花卉,结实美观,既是艺术品,也是实用品。
 
姨娘拎着个大竹篮子,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鞋垫,凡是人多的地方,都会听见姨娘声音不大、又有些生硬的 “卖鞋垫子,卖鞋垫子”的叫卖声。
 
弋江镇客运汽车站人来人往,是个人群聚散的地方。公路都是泥土路,天晴时,汽车进站,扬起一阵灰尘,待灰尘慢慢散去,就会隐约看见姨娘的身影,她拎着个大竹篮子,穿着单衣,弓着腰,头发零乱,笑容满面地迎着刚下车的旅客,让他们买一双她纳的鞋垫,不买,看一眼也行。
 
遇到下雨天,路面坑坑洼洼,聚满积水,一脚踩在水氹里,泥水四溅,鞋垫子也会被雨淋湿,雨中,没有人会停下来看她的鞋垫,姨娘不喜欢下雨天,雨可不管姨娘喜欢不喜欢,要下就下。江南的雨季,潮湿而且漫长。
 
姨娘还是个拾荒者一一捡破烂的。姨娘熟悉弋江镇各处的垃圾箱,挨个去翻,屁股翘得老高,有时两脚都悬了空,头插在垃圾箱里,翻、翻、翻,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不可阻挡地往鼻子里钻,恶心,让人眩晕!夏天,还有苍蝇、蚊子往脸上撞,叮在淌满汗水的面颊上。一不小心,纸壳子、旧瓶子、各种破铜烂铁会割伤手指,血液和污垢交汇在一起,往下流淌。
 
好运的日子,也是有的。一天黄昏,姨娘在垃圾箱旁边看到一件破旧军大衣,很高兴,人也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漫不心地慢慢翻看,翻着翻着,发现口袋里还有揉得皱巴巴的10块钱,姨娘小心翼翼地将钱慢慢展开,又在手心里轻轻抚平,心想,军大衣一定是四楼那家转业军人丢弃的。姨娘回过头,数着楼层,一、二、三、四,厨房里已经亮着灯,爬得上去吗?姨娘弓着腰,借着楼道里昏暗的灯光,艰难地一步一步地爬上四楼,坐在门坎上喘了一会气,敲响了那家转业军人的房门。
 
姨娘说:“我捡到人家有用的东西,都会给人家送过去,人家有用的东西找不到了,会着急的,我不能要。”
 
一根棍子,一头挑着一捆废品,有报纸,有易拉罐,什么都有。姨娘很高兴地对我说过她卖破烂的情景:“过一座桥,那边就是宣城文昌镇了,那里有一家废品收购站,去多了,人熟,人家看我老婆子过来了,还跑出门来接我的担子,称秤时,秤杆压得很低很低,秤砣都要砸到脚了!”姨娘说得很得意,哈哈哈地笑起来,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别人对她的关心更能暖她的心。
 
对别人的关照,姨娘很敏感、很感激、很温暖,“非亲非故,干吗要照顾我这么个没用的老婆子呢?人好,人好啊!”看得出来,姨娘很享受这个“人间的无限美好”。说起这些往事,姨娘总是要谈些有趣的事,逗得人哈哈大笑,总是说别人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关照她这个老婆子,说得人心里暖暖的!
 
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弋江镇缝纫厂恢复生产,之后,姨娘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姨娘是缝纫厂元老级职工,厂里给她补办了退休手续,一个月可以拿到一千多元退休金,还可以有一个子女顶职,春兰顶了姨娘的职,接着又办了退休手续,也能拿到一份退休金。退休金由社保发,是国家对困难人群的关怀,是有保障的。
 
大女儿巧英,学习用功,成绩优异,考了会计师证,在弋江镇信用社上班,现在也已退休。巧英夫妇现在随女儿、女婿在省城合肥生活。在南陵县高档小区,还买了一套新房,回南陵县,回弋江镇,看望母亲,有个落脚的地方。
 
巧英的女儿叶瑞,善良、聪明,遗传了她的外婆我的姨娘的性格和天资。我总能在叶瑞的身上,看到昔日姨娘的影子。
 
叶瑞初到合肥上班时,每逢我去合肥开会,总要邀她来吃饭。一日,吃过晚饭,我送叶瑞回去,华灯初放,路上行人熙熙攘攘,送了一程,叶瑞说:“大舅,你不能再送了,再送,我就到家了。”我站在街道一边,目送着她过街道,渐渐远去,她一步三回头,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茫茫的人群中,这时,我突然十分地想念我的姨娘……
 
如今,叶瑞己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宝宝,活泼可爱。生命,将如此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再不幸的人生,也将从中得到无限安慰。
 
姨娘和小女儿春兰在一起生活,小女婿也十分孝顺,做得一手好菜,姨娘很受用。大女儿、大女婿带着女儿一家人常来看望她,四世同堂,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姨娘老来衣食无忧,子女孝顺,如果连这都不是幸福的话,那什么才是幸福呢?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姨娘,是个弱女子,与命运,屡战屡败,风来了,就吹风,雨来了,就淋雨,受不住了,就倒下;姨娘,是个大丈夫,与命运,屡败屡战,直到心中对生命的热爱又重新让她站起来,再走!姨娘,就是这种英雄主义的勇敢的践行者。
 
2017年12月31日,初稿刚完成,就其中一些细节,我还想与姨娘再长谈一次。春兰打来电,惊悉姨娘已经去世!我感到一阵凉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电话里说,冬至日,12月19日那天,姨娘的饮食起居一切正常,还有说有笑。12月28日,姨娘不想吃饭,春兰给她喂食、喂水,前后两天不到,姨娘于2017年12月30日凌晨5时,在家中去世。
 
姨娘一生没有检查过身体,极少生病吃药。在和春兰共同生活的十年中,没有去过医院,没有吃过药、打过针。姨娘像一盏灯,燃烧了95年,耗尽了灯油,灭了。一个人的坎坷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 
 
这篇短文,成为我对姨娘的最后的怀念!善良、隐忍、坚韧、看淡一切、平静、幽默……的性格,将成为后辈永远的榜样!
 

2017.12.24初稿

2019.08.30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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