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孙立平：我与北大，兼说我与清华

孙立平新三届 2021-04-24

学者档案

孙立平

孙立平，辽宁人，1955年5月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述甚丰，为知名公共知识分子，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原题

我与北大，兼说我与清华

（外一篇）

作者：孙立平

来源：孙立平社会观察

我是77级的。1978春进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2000年初离开，在燕园生活了差不多22年。

2000年初，转入清华，应该是明年正式退休，差不多是20年，和在北大的时间差不太多。

正因为在这两个学校都待过这么长时间，而这两个学校不但挨着是邻居，而且还经常被并提，于是就经常有人问：这两个学校哪个更好？你更喜欢哪一个？这时，我经常开玩笑地回答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但也不是没有意思在里边的。意思一是，两个学校彼此彼此。意思二是，无论在哪里，我和这体制的关系也都是一个德行，若即若离。说到这儿，想喷的人请慢点下嘴。因为在谈到这个与体制的关系的问题时，我一般还有一句话呢：就是美国大学的那种体制，我也和它上不来。这说明，这不是体制的问题，是我个人性格的问题。

我想我的性格可能最适合做一个个体户。其实个体户也不行，最合适的，假如我有那能力的话，是炒股票，因为操作过程中既不涉及体制，也不涉及人际关系，而这两者，都是让我头疼的。

好了，扯远了，还是回头说乌鸦。

用乌鸦来比喻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两所学校，绝没有抹黑或不敬的意思。实际上可能恰恰相反，在这当中隐隐约约有一种独特的亲昵感在里边：这话，我能说你不能说，在中国，有资格说这话的有几人？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有时我们看到一对感情甚笃的老头老太太，老太太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表情，叫着死老头子。如果你能理解这个，也就能理解我那几句话了。

我知道，就是有上面的解释，我的这种比方也是不得体的。但我的意思是明白的：我爱这两所学校，尽管她们也都有各自的毛病，起码在中国，她们还是最优秀的学校；他们的一些独特的气质，不是你别的地方用多栽点树引进点人才能够企及的；更重要的，我人生最重要的那一段，是和这两所学校联系在一起的。你说，我能不热爱这两所学校吗？

但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人问，喜欢哪个多一点？真的不太好说，如果你非得逼着我分出个一二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喜欢北大更多一点。

首先得解释一下。我这么说，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清华是所很好的学校，清华待我不薄。我现在清华的工资虽然只有年轻教授的三分之一，但那不是学校不给，而是我不要的，是为了自由一点主动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经常的说法，清华是不是更左一点？很多人问过我这话，我的回答基本是两点。第一，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能感受到的是小环境，我们的小环境不错的，与北大没有什么区别。第二，左右的问题不能绝对化，左派中也有好人，右派中也有坏蛋。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那为什么爱北大会多一点？我想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青春的尾巴是在北大度过的。我23岁进入北大学习，40多岁离开，结婚生子都在北大。人都是这样，童年、青年是浪漫而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因此，你的青春是在哪里度过的，自然对哪里的感情会更深一些。当然，那时北大的校园更漂亮一些，也算是一个原因吧。

二是你离开哪对哪的感情就会更凸显一些。注意，我用的是凸显这个词。人们通常讲，距离产生美。你离开了一个地方，它现实中的一些细节就比较模糊了，留下的更多是记忆，是带点玫瑰色的记忆。而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则要感受她一切如意和不如意的细节。

所以，我们经常说，谁最爱国，海外的华人最爱国。这是有道理的。但说得更准确一些，那其实也不能完全叫爱国，有时更多的是思乡。再打个比方，我的老家在东北，这些年东北很多年轻人都跑了。但到春节，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急吼吼地往家乡跑。他们的思乡之情，比仍然留在东北的浓烈多了。

但我们很少听到仍然留在东北的人说我怎么热爱家乡的。相反，经常听到的是他们对家乡的抱怨，但抱怨完了，他们还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着。你能说，出去的人就比留在家乡的人更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会这么想，你那脑子得是一个什么样的脑子啊？！

拉拉杂杂先写这么点，是为一。

前些天，北大又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就是那石狮子，就是那石狮子的那个被那什么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那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象征着阳刚之气。从风水的角度说，它又是和运势联系在一起。‘

因此，这总归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作为北大人，总该表现出某种愤怒。但我看了一下，哪怕是以北大为背景的微信群里，人们的愤怒都是很克制的。这首先也许是因为在疫情中，大家的心思都在疫情上面，也不好为那个操过多的心。但更可能的是，也许是久痒不觉其痛吧。

但很有意思的是，很快就出了一篇文章，《北大阉狮案，清华：这个锅我不背》。一看题目人们就知道，这肯定是来蹭热度的。当然，不是清华要蹭，不是清华的校友或学生要蹭，因为不论是清华还是清华的学生校友，都不至于这么无聊。蹭热度的是公众号的作者。

但不管怎么说，北大出了件小事，有人要用清华的名头蹭热度，也说明这两个学校关系之密切。就这个密切，我说两件我曾经经历的小事。

一件是1999年底，我办从北大到清华的调动手续。办手续，那时候是有个转单的。也就是一张纸上有若干个格子，每个格子上有一个单位的名字，你和这个单位的事情结清了，就给你盖个章。比如，图书馆的书还清了，图书证注销了，表明和图书馆的关系了结了。直到把所有的格子都盖满了公章，也就表明和北大的关系彻底了结了，没有什么牵扯了，人事处才给你办调动手续。

但在我按照转单办手续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想到地卡了一下。什么地方？房产处。记得具体负责盖章的是一位大约50左右的女性。她看了看转单和证明，然后一抬头：怎么？调到清华去？我说：是啊，您给盖个章。这位办事员想了想，突然说，不能给你盖。我问为什么？她说，清华还欠我们50万采暖费呢。她说的意思我能明白，北大清华犬牙交错，可能是因为清华有的房子是在北大采暖范围内，是北大给供的暖，但采暖费没结清。但问题是，你们两个学校采暖费的事与我工作调动有什么关系啊？我这么一说，她也乐了，可能也确实觉得没什么关系。于是，马上给盖了公章，其实，她也就是想发泄一下。

还有一件事情，是2003年非典期间的。

北大清华有个共有的小区，叫蓝旗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小区，是当时为了解决两校骨干教师的住房问题，由教育部重点支持建设的。这个工程当时号称是三个一：一百亩地，一百个院士，一千个教授。小区的东半部分是清华的，西半部分是北大的。

先说一个插曲啊。当时蓝旗营小区在建的时候，我还在北大。你要知道，在当时，房子是多么金贵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就不时地跑到工地上去看看，房子盖到什么程度了。等到楼房的模样出来了，北大教师中就开始传说：你看，清华那帮家伙多坏，把他们那边的窗户设计得很大，把咱们这边的窗户设计得很小。因为大家都知道，清华有个建筑学院，还很有名。坏事估计就是他们干的。当然了，大家想想就能明白，其实这就是心理作用，一个小区弄出两种窗户来，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但在当时不一样，怎么看也是觉得窗户就是有点大小不一样。

后来，入住了，我也就到了清华。和清华的朋友一聊天，咱们的窗户一样大啊。清华的朋友也乐，说那怎么可能呢？但他们也骂，但骂的和北大人骂的不一样。

他们说，你发现没，有些房子的户型设计得很不合理，有的厨房给放在两个卧室中间。一看就是没有居家过日子经验的人设计的。谁呢？肯定是学生。于是大家就开始演绎：两校共同建一个小区，清华又有建筑学院，设计肯定是清华负责；工程设计是要有设计费的，清华肯定不愿意多出钱，设计费肯定很少；设计费少，教师肯定不愿意干，但还得交活，怎么办？只能让学生当课堂作业来设计，于是就给设计成了这个德行。这个说法当时很流行。

我们到清华之后，是新建了一个社会学系。但新建的系不可能马上就有博士点，于是就把我们并到了建筑系的博士点当中。当时的吴良镛老先生还特别重视建筑学与社会学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不少建筑学院的教授。记得当时我还向建筑学院的老师求证过这件事，但印象当中好像也没问出什么结果来。我估计，这其实也是大家编的一个故事而已。

好了，还是回到非典。

蓝旗营小区紧挨着清华，从小区的北门出去，就是清华校园，而且那里离清华照澜园商业区也比较近，所以大家平时买点菜啊，生活必需品啊，都要走那里。

这在平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随随便便地进出。但非典一来，不行了。那一次虽然没有这一次封闭隔离得这么严格，但面对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用隔离来防范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小区的北门，就封闭了起来，实行刷卡制度。卡是清华弄的，肯定是清华的人才有的了。因为那个门，既可以理解为是小区的北门，也可以理解为清华通向小区的小南门。从清华的角度说，我没不让你出小区的北门啊，我只是不让你进清华的小南门啊。道理和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当然了，这是同一个门。

但这样一来，住在蓝旗营的北大老师的买菜购物就成了问题。回北大去买吧？要走到北大东门，经博雅塔，然后再曲里拐弯走很远，才能到北大三角地的商业区。很明显的，这在当时的疫情情况下，是不现实的。我也是听说的啊，当时北大的校长给清华的校长打了电话，也没解决北大教师进入清华买菜的问题。作为一种折中的办法，清华副食店用车拉着青菜到小区来卖，算把问题基本解决了。

啰啰嗦嗦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些事情都挨着点边的，就是北大和清华这两个单位。是啊，单位曾经是，甚至现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我们生活世界的基本单元，我们的生活和单位密不可分。这次疫情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这一点。

孙立平演讲精选：

我们这代人是很荒谬、

愚蠢的人！甚至是可耻！

外一篇

北大没死，

因为那一代代优秀的校友

作者：孙立平

来源：孙立平社会观察

早晨起来，读到一篇悼念北大校友的文章。一篇纪念一位早逝的才华横溢的理想主义者的悼文。

心中突然出现一个念头：今年校庆的时候回母校看看。不为别的，就为那一代一代的令我敬重的校友。

我这么说，好像多少有点矫情。

在北大读书教书22年，即使现在离开北大，也不过是一墙之隔，何况有时因上课或讲座还偶尔会到北大去。校庆回不回母校又算多大的事情？

但在我这里，还真的需要说几句。

说起来好像很久都没有参加母校的校庆了。首先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仪式感很差的人。因此，哪怕是北大的百年校庆，我当年也是在外地，记得那年好像是在香港。

但更主要原因是下面这个：我们读书时所在的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而新闻专业实际上是在人大被取消的时候由人大新闻系迁移到北大所设的一个专业。后来，人大复校，从78级（就是胡舒立他们那一届）起就回人大招生了。

我的意思是说，恢复高考后北大的中文系新闻专业只有我们77级这一届学生。此后，我们专业课的老师后来都回人大了。

这样，同学们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参加人大的校庆（而人大也把我们作为人大的校友）。因为老师在那里，返校主要就是为了看看老师嘛（这里还有一点，人大进门容易。北大，尽管我是北大校友，且在北大工作了18年，但现在还真的不知道如何进北大的门。据说是先要去领校友证，但如何能进得门去领证，还不清楚）。

但无论如何，今年，真的想在校庆时回北大看看。特别是人们在异口同声说北大堕落的背景下。

北大是一座殿堂，不仅仅是在学术和知识的意义上，更主要是在精神的意义上。所以，多少年来，无数人景仰北大，北大学子也以北大为骄傲。一塌糊涂，不是景物，而是一种桀骜不驯精神的载体。

而在最近这些年，北大似乎越来越堕落了，不是学子口中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恨之切的堕落，是真的堕落。无论我多么热爱母校，也必须得承认这都是事实。甚至可以说，这种堕落经常在不断刷新它的底线。

但尽管如此，母校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点都没有降低。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是愈发增添了我对她的敬重。

为什么？你可以想一想，在历史上，北大之所以有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固然是因为那些令人敬重的前辈，但同时你也不得不承认，那时有社会的宽容，有学校当局和老师们的呵护。没有社会的宽容，辜鸿铭能够在北大甩着辫子讲那茶壶茶碗？没有老师和学校当局的呵护，那些有着某种叛逆的怪才们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

所以，提到北大的时候，学子们总爱提起他们尊敬的那些前辈，其中，远的有蔡元培、傅斯年，近的有马寅初、丁石孙。

因此，我对北大的热爱，爱的不是她的辉煌与地位，爱的是那一代代的师长与校友，爱的是在他们身上彰显的理想与气节。

对83、84、85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我曾讲过，北大的精神，人们有不同的概括，我更愿意将其概括为四个字：自由、责任。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意味着一种执着和承担。

当然，我也对他们说过，你们可能是很孤独、悲催的一代。你们可能是最后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你们将会生活在理想主义消退的时代。这话，如果是对北大学子而言，也许是过分悲观了点，甚至也有一种苛责在里边。现在我要说，你们更难能可贵。

行文到最后，不知为什么，脑子里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念头：一个优秀的学校，是由多种因素造就的。北大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光辉。但，谁能否认另一种美的存在？即残破的美。

孙立平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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