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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丨方方理性释疑：关于手机照片及其它
1982年作者大学毕业后
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原题
关 于
（二）
原载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有时候这样的编排，甚至让我自己有点自豪感：看看，那些人挖空心思也只能找到这点事！如果这也是“特权”，岂不从另一面证明了我的廉洁？
这个话题，我已经说了几次，再说真的很没意思。但是，一则仍然有人咬着不放，反复质问；二则这也是我在被攻击中，最早的一件所谓“特权”事件。我在这里重新写出，留一份记录，也很有必要。
在此事上，大约有三个观点：一是我利用特权，把侄女从武汉弄到新加坡去了；二是我利用特权，让警察送我侄女到机场；三是帮助送我侄女的肖警官是个官。
对于这件事的指责，我多少有点哭笑不得。我侄女是七零后，很多年前就去了新加坡。今年，她带了儿子回汉探亲。准备在武汉看望父母后，即去广州与公婆和丈夫汇合。她买好了元月23日的高铁票。料想不到的是，正好遇到这天上午的十点，武汉封城。她和儿子被封在了武汉，不能出去。说起来，他们母子，同是这次疫情的受害者。我侄女见不到丈夫公婆，而孩子的爷爷奶奶也见不到远道回来的孙子。一家三代无法团聚，所有的度假计划全部打乱。
疫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无人知道。当时被封在武汉的外地人，人人焦急，我侄女也不例外。疫情的蔓延将到哪一步，自己和儿子是否会被感染，都是未知数。侄女的儿子未满十岁，还是小学生。如果封城时间长了，还涉及到上学事宜。侄女的着急，也是实实在在。
但是封城没多久，各国开始接本国侨民回去。新加坡侨民在武汉有不少人，由此，新加坡也与中国政府商量好，将派飞机前来武汉，将本国侨民全部接回。几经协商，时间确定在元月29日，这天是初五，起飞时间暂定为凌晨三点。
封城后，武汉所有交通车辆停运。而新国通知说，新加坡政府不负责从家里到机场的路程，侨民们必须自己设法赶到机场。我大哥大嫂都年过七十，也不会开车，为此，送机场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
恰在那一两天，政府下达了私车禁行令。我并不确定我的车是否可以通行，途中是否会遇盘查。因我要去的地方首先是洪山区，所以我向洪山交管局相熟的警察询问我的车可否通行。这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自然而然的思路。
在武汉，警方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写小说的也不少。应该说，我认识不少警察，其中包括洪山区的。我的微信朋友圈里的警察人数，没有十个也有八个。我的警察朋友告诉我说，你这么大年龄，还是在家写作吧，小肖正好在休息，你让他帮你跑一趟（大意如此）。由于去机场是晚上，我从家里去洪山接人，然后再去机场，来回路程的确有些长，我也考虑到我能否吃得消的问题。于是我就直接给小肖发了短信，询问于他，他立即同意帮忙。虽然有禁行令，但听说官方也有通知：手机没有接到禁行短信的人，其私家车仍然可以出行。
按照常识，这件事，与特权完全无关。首先，我不是一个官，尽管指责我的人极尽渲染我是厅级干部，但是知情者都知道我只是一个作家，并不是公务员，平时也不坐班。更何况，我已退休在家，哪里有职有权？其次，对于外国侨民的撤离，在全无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警方也有义务提供帮助。就算没有我前去询问，以我对武汉警方的了解，我相信，他们同样会伸出援手。这样的助人之事，警察也是经常做的。其三，更何况，为我帮忙的小肖用的是自己的休息时间。别忘了，这天是初五，还处于春节假日期间，而且还是晚上。
这件事换一种表述会更简单一点。即：封城之后，城内所有交通车辆停运，一位老作家的亲属，因是外国侨民，面对撤侨通知，正陷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去机场的困境。一个警察，在自己的车可以出行的条件下，利用休息时间，帮助他认识的这位老作家送其亲属去了一趟机场。如此而已。按上所述，这样的好人好事，是不是应该表扬？
对于小肖，我在用手机联系时，因是用文字，出于礼貌，所以尊称其为肖警官。但他真的不是一个官。查证此事并不困难。同时，所有的联系，都是短信，这些记录，也全部都在。
有些人相当幼稚，一口咬定，我在疫情期间，把我侄女搞到新加坡去了。这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新加坡的飞机，不是本国侨民，是根本上不了飞机的。
对于那些攻击我的人，翻烂我的微博，找出来了几件什么事？这一件算是其中很大的一件吧？它让所有懂常识的人说说看，这又算什么？有时候这样的编排，甚至让我自己有点自豪感：看看，那些人挖空心思也只能找到这点事！如果这也是“特权”，岂不从另一面证明了我的廉洁？
重点是：
1、我侄女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多年，疫情中滞留武汉，属于新国接侨范围之内。我只是帮她解决了去机场的困难，根本不存在把她搞到新加坡去的问题。
2、送机场不是特权，是警察朋友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给予的帮助。
灾难来临时，很多事情都不可能按照日常的程序办，就连办死亡证的手续都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活人都顾不过来，而死者的善后，又怎么可能那么周到？
这也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却是引发人们对我攻击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
尽管我已经在日记中说明过一次，对记者采访时也说明过一次。再加上清明节前后，武汉新冠肺炎的死亡状况，渐为人知，人们对此事的议论已经渐弱。很多人已然明白，我所说的，完全真实。但是作为备忘，我还是把它完整地记录在此为好。
当时，指责我的观点有四：1、这是二手手机市场的照片，绝对不是火葬场的照片，你造谣；2、医生怎么可能会到火葬场去拍照？你造谣；3、火葬场和医院对病人遗物都有管理规定，不可能这样草率，所以你是造谣；4、你拿出照片来才能证明你没有造谣。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
在武汉疫情已经开始缓解的某一天，突然传来画家刘寿祥去世的消息。我的好多朋友都在纪念他，因为认识，我也感到非常吃惊和难过。恰是这天，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传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散落着一些手机，上面注明了所拍处是火葬场。
我看到照片时的确非常难受，并且把这个感受写进了日记里。但我并没有贴出任何照片，我所有的日记，每一篇文内都没有配图。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两天，有人传给我一张二手市场一堆手机的照片，问我这是不是你配的。我说不是呀。对方说，微博上有人说这是你配的图。自从我的微博被封后，我也懒得去看，所以并不知微博上有什么东西，以及人们怎么议论我。听到此言，我赶紧上微博看了一下，这才发现某人的微博将这张二手市场的手机照片配上我的文字，并指责我造谣。于是当晚，我即发了声明，因为微博被封，我的声明发在微信上。考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人很少，所以我也通过微博进行了投诉。第二天，那位博主删除了他的内容，并就此事表示了道歉。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张照片却在网上遍传。很多人看到了这张二手市场的手机照片，却并没有看到我的声明和对方的道歉，然后就认定这张照片正是我所看到的那张，由此判断我在造谣。这个结论一旦得出，对我的指责也就越来越多。这里面，自然有极左人士的煽风点火。其实追溯到那几天的微博看看，是活跃在哪些网站上的人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甚至恶意挑唆，就会一目了然。
也有人认为，就算有照片，火葬场不可能这么做，还有说医院也不可能这样做。是的，在常态情况下，这些都不可能，即便到了疫情后期，这种情况，也没有再发生过。但是，在疫情的早期，武汉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些人却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人是怎么死的，更不知道医院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超负荷运转。灾难来临时，很多事情都不可能按照日常的程序办，就连办死亡证的手续都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活人都顾不过来，而死者的善后，又怎么可能那么周到？这就是灾难与日常的差别。所以，大约隔了一两天，我写下了关于灾难的一段文字。我得承认，那天我是有些愤怒的。
其实，为了息事宁人，我也曾询问过医生朋友，但对方并没同意我披露这张照片。我表示理解，不是所有的东西皆可示众。有人说医生怎么可能会有火葬场照片？这个问题很幼稚。大家都可以通过网络得到照片，以医生的职业，认识的人遍布各行各业，有人传其照片，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而以武汉疫情早期的状况，以及后来大家了解到的事实，难道还不相信有这样的照片存在？武汉因新冠肺炎死去的，不是两千多人，目前正式公布的数字就已达三千八百多，我想统计应该还没有完结，这还不包括因为其他原因去世的人们。
此事发生后，不止一个人给我留言，讲述他们的家人去世后，手机一直没有找到的事。其中有一个留言说：“方方老师，所言极真、千真万确、字字入骨。悲痛后，我才想着再次联系医院，有没有可能将父亲的遗物存留几件，哪怕只是他的手机，这恐怕是每个承受灾难的家人最后的念想。这是一台他新买的手机，今后看到手机哪怕是能有半点的睹物思情，我都愿意为父亲好好存留。看到它，我能想起他换新手机时神采飞扬的模样，他会用微信发照片时欣喜的只言片语，他带着手机住进医院时唯一与亲人相联的念想。在今后哪怕是轻触手机屏幕，我们仿佛能感受亲人生前指尖的温度。”那些逝者亲属的伤痛，他人何曾能够体会得到。
在我怀着愤怒写灾难是什么（2月16日：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喷 ）的那天，我还写道：“据我所知，已经有专家们在草拟给新冠肺炎死者及家属更多人文关怀和尊重的报告。其中就有关于设法保存死者遗物，尤其手机的条款。建议先集中保存，疫后消毒，以及与电信部门沟通，根据手机内信息，设法找到亲属。这是亲人的一份纪念。若实在无主，也保存下来，或可为历史留作证物。”
实际上，一位专家告诉我说，在武汉，不止一个专家组对此写了内参。其中都提到希望保存好死者遗物，尤其手机。疫情之后，尽可能通过其中信息找到主人。
武汉解封后，我也看到有关部门有组织地一家一家送还手机的视频。接到手机的亲属们，几乎个个热泪盈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份多么沉痛而珍贵的纪念品啊。
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书，会涉及到所谓“卖国”
这个话题，我在四月中旬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过一些，但是那个采访很快被删。读到的人虽然不少，毕竟篇幅有限，我回复记者的内容，也没那么详细。所以，我在此将继续陈述。
海外出版我的日记，居然会变成一个群体声讨的事件，这让我深感意外。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早已屡见不鲜。国家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一直鼓励大家将作品拿到海外出版，不少出版社甚至因为承担了相关项目，还能获得些许补贴。所以，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书，会涉及到所谓“卖国”。
针对这次海外出版《武汉日记》，我被骂是“卖国贼”，是“汉奸”，是为了出名或是为了赚钱而“出卖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是“递刀子”，是给西方人起诉中国提供了“证据”。还有说，我就是为美方“约稿”而写，否则不可能以“光速”的速度出版。又有说出版这本日记的出版社与中情局有如何如何之关系，诸如之类。指责和叫骂声，一时间有如海啸。
我听到自己被如此指责时，最初的奇怪感，就像我先前听说有几千万人等着看我日记的奇怪感是一样的，完全不明白为何如此，而且从直觉判断这样的事来得不正常。连续好多天，看到那些慷慨陈词的公众号以及各种口号、视频，叫骂等等，我就好像在看一部多维的连续剧，而且还是幻想类。
而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
在我记录疫情大约到二月中旬时，已经引起一些出版人的注意。于是不时有人来问是否可以出版。我当时心情不好，也没有出书的想法，所以基本上都回绝了。最早问我的是译林出版社，因为我的新长篇《是无等等》将在该社出版。所以我说，如果届时考虑出版的话，我肯定给你。其实也没别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最早提出的。
而翻译我日记的白睿文先生，当时正在翻译我的一部小说。他是著名的汉学家，曾经翻译过王安忆、余华、叶兆言等作家的作品。他有微博，我们也互相有关注。我估计他是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疫情记录，所以有一天，他通过微信给我留言，提出能不能先翻译这个记录。回翻日期，我查到他征求我意见时是2月17日。我因无意出书，所以当时也没有同意，白睿文先生也表示理解。这些微信记录我曾给财经记者验证过。
及至2月下旬，前来询问的出版社更多，也有国外出版人在询问。此时武汉的疫情已得到极大缓解，我的心情也随之改变。我在同意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也回复了白睿文先生。由于这是在国内各大新媒体上发表过的文字，对于结集出版，我觉得很自然，何况国内的出版社也在做出版的准备。白睿文先生于是开始联系出版社和代理人。白先生自己在大学教书，精力有限，最后确定把这事交给代理人。我亦图省事，三月初，便把除中文以外的全球版权，全都委托给了代理人。
而那时，我这边的记录也并没有结束，白睿文先生在与代理人签了协议后，即开始翻译。也就是说，我这边每天写，他也每天翻译我前面所写的内容。因为不是文学作品，所用的几乎都是大白话，所以翻译起来也应该比较简单。代理人认为这样的书有时效性，出版得越快越好。所以，白睿文先生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白先生在翻译我作品期间，美国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他自己亦受困在家，如我一样在经历封城。翻译过程中，他几乎有了与我完全相同的感受。
我的稿子到四月中旬才交出，当时的翻译也没有完成。书名为《武汉日记》，副标题是“武汉封城60天”。最初我提交的书名是《武汉封城日记》，副标题是日期，从某天到某天。但翻译和出版社编辑商量觉得这个标题太长了，促销起来不上口，建议改短一点，而读起来最顺的是《武汉日记》。他们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了。
比较意外的是，武汉解封那天，国外开始预售。这个时间点的重合，纯粹偶然。而预售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我不曾有过的经验，因为国内基本没有预售这一环节。所以，对突如其来的“阴谋论”和“美国约稿”一说，我自己也有些懵。心想，是谁约稿，我第一天就写得清清楚楚，这些人看都不看一眼，怎么可以这样胡扯？
英文版封面的设计以及副标题的改变，我当时并不知道，翻译也没有留意到小字。而德国方面，从封面到简介，事先都没与我们沟通。预售宣传出来后，翻译发现了问题，立即与代理人交涉，并且从此定下规则：封面和简介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其实很快两个封面以及德国版的简介都进行了修正。这样的事，出错即改，改了就好。就我所知，几位翻译我日记的汉学家，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学者。
正式出版时间，美国方面的原先预定是八月，其他国家有些是定在六月，这个时间还都在调整。其实，用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安排出版，以国内出版社来看，完全能做出来。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排版和印刷技术非常之高，只要觉得某一本书需要抢时间，一两个月出本书几无难度，有的几天就能出版。
至于版税，当时无论在与国内或是国外谈版税时，我都与对方说好，我的所有版税都会捐出来。而且考虑到版税数额不会很大，我的大体设想是定向捐赠给去世的医护人员遗属，我希望失去亲人的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能好一点。翻译和代理人都表示，他们也想捐一些，希望自己能为武汉人民做点什么。这些亦都有当时的微信记录。捐款一事，我的几个同事也都清楚，因为我跟他们说过，要请他们届时帮助我。
重点是：
1、在国外出版日记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既非美国“约稿”，亦非所谓“光速”出版，更不是有意避开国内出版社而专门拿到国外去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是非常正常的事。预售时出现的《武汉日记》封面和宣传语，是出版商为促销而做，后在我和翻译的要求下，很快即全部改过。
2、关键的是，迄今所有的日记都还挂在网上，里面没有对武汉疫情的造谣。恰恰相反，我以相当多的篇幅详细记录了封城中后期政府和民众共同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所采取的各种抗疫措施。特别对困守城中，配合抗疫的武汉九百万市民，我有着由衷的敬意和赞扬。
没有任何阴谋，全部人员连写带编，就只三个人。一枚是在二湘繁忙时，协助她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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