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我属于“新三届”。而由于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新三届”人大都有着特殊的经历和故事。

我们国家是1977年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这一年，我正在引黄土地上当民工，听到消息就丢下活计进考场，懵懵撞撞参加了高考。没有料到，一个月后夏县城大街上张榜公布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当年分数还不公开，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动员我报重点大学，说我的分数比较高，名字下面有红圈记号。

在我周围的人中还有王怀义的名字有记号。王怀义是我禹王高中的同学，同级不同班，他是考理科，我是考文科。又是一个月过去，王怀义收到了东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来还有人陆续收到普通大学和中专的通知书，而我原本有希望上重点大学的却落了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夏县招待所遇上初中的老师庞海亮，他当时借调在县教育局，他偷偷的告诉我：你的政审出问题了。

哦，政审，又是家庭的出身，又是祖父所谓的“历史问题”！这么多年，政审就像影子一样缠着我，任怎样挣扎也摆脱不开。

因为政审，七年制学校考高中时，我成绩名列前茅，却落选了，是禹王高中的李逢贤老师在全县的考卷中发现了我，偷偷把我按插到高六班当了“黑学生”，没有补助粮，没有课桌，没有课本，也没有学籍。

因为政审，夏县文化馆、夏县蒲剧团，还有运城地区报社等单位曾计划“借用”我，商调后却都泡了汤，我失去了一次次跳出农门的机会。这一次又是因为政审，生生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权利。以后还有出路吗？人生还有希望吗？

听得我落空的消息，高中同学孙银贵（他当年考取了山西医学院，后来曾任夏县中医院院长）年轻气盛，仗义执言，跑到我那小村大队部与人论理，被强制扣留了一天。

人常说：“逼到墙角的人，就像掏了窝的狼”。实在没办法了，父亲一个老农民，用最原始办法为孩子抗争，他在县委门前静坐，等到时任县委书记牛巨合走出来，猛地下跪，挡道喊冤。

为了求一个公道，舅舅卖了他的自行车，凑足了盘缠，和我偷偷乘火车赶到太原，在省政府门口经人指点，找到当时在太原饭店办公的省招生办公室。那时大学新生开学已经两个月了，招办的工作人员也很惋惜，他们鼓励我1978年再考。

所有的抗争都没用，得到的都是一大堆同情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天无绝人之路，就剩下最后一条路了，给邓小平写信！在茫然和气愤之下，我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用细麻绳勒紧右手食指，左手拿小刀咬牙一划，然后松绳，然后血就流出来，一点一滴落在小酒盅里。我蘸着血，在白纸上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语）七字血书，又一气呵成写了一封给邓小平同志的长信，连夜偷偷塞进禹王邮政所门前的信筒里。

我在焦急地等待，吉凶难卜。期间，又是李逢贤老师引荐，我进了禹王高中文科班。在班主任薛希暄老师荫庇下，开始了紧张的复习生活。

一晃到了1978年6月，临近高考。一天，两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禹王高中，他们从课堂上把我叫出来，就在学校门前的树荫下与我谈话。其中一位高瘦个子，一脸严肃：“你就是秦联晋呀，你给中央写过信吗？”终于来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脖子一梗：“写过。”

另一位矮个子圆脸，很和蔼可亲：“别紧张，你别紧张。我们代表县委向你宣布，你给邓小平同志的信有回音啦。”说着，他从公文包中掏出一叠纸让我看，正是我的信，右上角上有批示，上书：各级各部门应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接着，他把信收回去了，说：“这个批件很重要，有关领导指示，县里要收藏。”

后来有友人替我惋惜：这是无价之宝，怎么不要求复印一份呢？请原谅一个农村孩子没见过世面，我与干部模样的人说话还局促不安。再说当时光顾激动了，我头一次感到什么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的滋味。

高瘦个子也笑了，拍拍我的肩：“是骡子是马，遛一遛就知道。今年好好考，只要成绩好，谁也挡不住！”

是的，有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在，高山挡不住，大河挡不住，任什么障碍也挡不住。1978年，我顺利考入了山西大学；越明年，政通人和，我的弟弟妹妹也陆续考取了理想的大学，一时在四邻八村传为佳话。

到了大学才知道，我身旁还有很多与我经历相似的同学，他们都是1977年因各种原因的政审而被误伤，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大开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断落实，才于1978年走进大学，成为令人羡慕的“新三届”。所以，我就常常想，“新三届”人永远感恩邓小平，当年受到他老人家恩惠的何止成千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