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3"，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代码，它不单单是我们班级的序列号，更是一段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新时代开启的见证。

这是"文革"后通过第一次全国统考进入大学的特殊班级，从生源和年龄结构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印记。全班61名同学，48名男生，13名女生，来自全国17个省市。有农民兄弟、工矿职工、下乡知青、军人、教师、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时最大者32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小者只有16岁，还有的是中学同校师生转而成为大学同窗。

运动会获得好成绩后

我们同在一个学习小组

我想给这个特殊的班集体取一个共同的名字——改革开放的"幸运儿"，这应该是很贴切的。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班集体的存在。以我为例，就是一个典型的"幸运儿"。我是来自天津市塘沽区第四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按照当时的分配政策，如果没有那次高考机会，我一定是要卷起铺盖卷下乡的。

看到“三洋”砖头式单放机了吗

同寝室同学在上海虹口公园

正如我们班"毕业纪念册"前言所记：

是呀，复旦四年，值得永久纪念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比如， 1979年7月13日，我们班上的四位同学陈静溪、刘晓红、陶维佳、王东红(王晓望)在黄山巧遇邓小平同志，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电影《邓小平在黄山》、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都记录了这一史实。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和小平同志的亲笔签名已在档案馆永久保存。这段生动故事自然应该由我班当事人自己讲述。

在此，我想追记另一件发生在我们班上的故事。这段往事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后来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我们班同学，成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初期的亲历者、见证人。

那是1982年4月间，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刻。被称作美国传播学"鼻祖"的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在他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陪同下访问中国，开启了"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余也鲁言）十分有幸且机缘巧合的是，施拉姆的复旦之行首先就来到了我们班上。记得余也鲁先生还当场向我们讲述施拉姆中文名"宣伟伯"的由来和寓意，我相信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2017年纪念施拉姆访华35周年时，我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详细记述了这段史实。（详见孙瑞祥：《我与传播学大师面对面——纪念威尔伯·施拉姆访华35周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7）》，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10页）

施拉姆复旦之行有两场学术演讲活动，一次是4月28日的座谈会，一次是4月29日的报告会。王中老师、郑北渭老师、舒宗侨老师、陈韵昭老师等全程陪同。记得座谈会那天上午阳光明媚，地点在第三教学楼南面的一间教室里，讲桌上摆放着鲜花。施拉姆和余也鲁步入教室时向大家挥手致意，同学们鼓掌欢迎。他们二人西装革履，笑容可掬，分坐在一对藤椅上。座谈会伊始，余也鲁首先讲话，他十分幽默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我做不得翻译，请贵系陈韵昭女士代劳吧，随即起身鞠躬。座谈会从始至终气氛热烈亲和，互有问答。我们当时有摄影课，每人手里都有一架海鸥135单反相机，那天我和几位同学都给他们拍了照片，珍藏至今。

复旦第三教学楼

与传播学大师面对面无疑是兴奋的。那时的大学生多有记日记习惯，我也不例外。其中就有那天与施拉姆一行见面的记录，原文是这样的：

如果说在学生时代我就对传播学有什么深刻理解，或者说对施拉姆来华意义有何洞见，那是言过其实。但作为新闻学专业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来说，能有这样一个与大师面对面的机会确实倍感荣耀，这大概就像今天年轻人那种"追星"的感觉吧。应该说，施拉姆在中国对传播学的布道，对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班上著名的"三剑客"祝建华、陈怀林、赵心树就在毕业不久赴美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他们以后的学术生涯与传播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本人后来也给研究生开设了传播学经典论著研读课程，时常和学生们讲起这段往昔佳话。

当年我在复旦校门口买票

1981年中国男排3：2逆转战胜韩国队，举国狂欢，我们连夜编辑黑板报

从1978年10月入学复旦新闻系到今天，一晃40年过去了。说到毕业后的职业生涯，我有诸多的"小确幸"要向母校汇报。记得1982年毕业分配时，我被天津日报社和天津师范大学同时相中，就像如今的"抢人才"。天津师大负责人为了把我要到手，不惜跑到报社领导家里"走后门"。他的理由很是充分：这个复旦毕业生分配到报社充其量是个好记者，但如果他当了教师，就可以培养众多好记者。一席话最终说通了对方。

7813团支部组织毕业联欢会

如今，我已经在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从教37年，从一名专业教师，到担任新闻学系主任、广告学系主任、副院长、院长。我想说的是，正是复旦新闻系这块金字招牌，庇佑我在事业上顺风顺水一路通畅。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园”。背景是梁启超、范长江雕像

记得我担任院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学院各部门负责人一行十一人回到母校取经，讨教专业学科建设和治院之策，受到新闻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热情接待。多年来，我时常回母校参加学术活动，从复旦新闻学院办学模式中汲取经验，获益多多。去年，我供职的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天津地区新闻传播博士教育零的突破，这与复旦新闻学院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的天津师大同事们

我的天津师大同事们

与母校新闻学院领导老师座谈交流

至于我个人，从教37年来，以母校为荣、为母校争光，一直是我成长进步的原动力。如今，我是三级教授、省级教学名师、省级精品课程主持人。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我年轻时还一度兼任《经济消息报》天津记者站站长、天津日报特约记者，发表一百多万字各类新闻作品，荣获省级好新闻评奖一等奖、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宣传天津先进个人"奖，实现了我早年"学新闻、做记者"的梦想。所有这些成绩与荣誉的取得，归结为发自肺腑的一句话：感恩母校。没有母校新闻系当年的接纳，没有"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这块金字招牌，就没有我今天的顺利发展。

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因包容而持久。母校情、老师恩、同窗谊，这是人世间无法替代且历久弥坚的美好感觉。对我们7813这个班集体而言，复旦四载，结缘终生。1998年9月，7813全班同学首聚母校，纪念入学20周年。从那时起我们相约，每到入学和毕业整年纪念日一定要相见。我们没有食言。2002年9月毕业20周年，我们在上海、杭州两地相聚。2008年10月，我们相约北京奥运村、中国国家大剧院，纪念入学30周年。2012年6月毕业30周年时，我们聚首上海世博园、金山枫泾古镇。

我们上学时同在一个学习小组。1978年摄

我们上学时同在一个学习小组。2008年摄

2018年9月，我们回到母校当年上课的教室里，和当年任课的老师们一起，隆重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我们入学40周年，并把这一纪念活动延伸到了世界十大邮轮之一的"海洋量子号"国际邮轮上，多国游客见证了我们这一幸福时刻。

令人感到特别温馨的是，每次聚会，我们当年的班主任龚向群老师、张国良老师夫妇都和我们在一起，并亲自策划活动内容。几年前我们班建立了微信群，散居在世界四大洲9个国家和地区的同学和班主任老师一起，每天都在微信群里畅叙交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在纪念入学30周年时，我们印制了一本有500多页内容的纪念图文册，每个同学的成长经历和在母校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录其中。我相信，这一定是中国高校一本绝无仅有的毕业纪念册，我们已经把纪念册赠送母校收藏留念。

这一定是中国高校一本绝无仅有的毕业纪念册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值此母校新闻学院90周年院庆之际，献上我们这一代"幸运儿"深深的祝福吧！

（本文节选《一位"幸运儿"的幸福记忆》，发表在《新民晚报》201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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