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我的知青生活

——“广阔天地”散记

作者：李希跃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此后十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几乎家家都有子女当知青上山下乡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而所谓的知青，不过是一群中学生而已。

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在生活上有基本的保障，而且人数较为集中，过的是集体生活。另一种是直接下到农村，以小组形式散落在生产队，是真正意义的插队。这种因为生活无保障且文化生活匮乏其实更为艰辛，本人就属于后一种。

我是知青中的小字辈，赶在上山下乡浪潮接近尾声时才成为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中的一员。此前全国已有约16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在农村的时间不到两年，1976年8月下乡，1978年2月赶上恢复高考的首班车离开，但偏偏是这不算长的“蹉跎岁月”，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当年在农村这块被毛泽东誉为知识青年在那里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所经历的一切，如今仍会毫无道理、毫无规律地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许已融入我的血脉和灵魂，将伴随我生命的永远存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也永远不想忘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无意也无力对其作政治的、道德的、经济的、社会的评判或评骘。本文记录下这其中的某些片断和场景，既非赞美诗、反思录，亦非苦难史、青春祭，只是昔日一小知青的一段经历、一些故事、一缕情愫、一番感受。

仅此而已。

1977年7月，作者（后排右一）出席广西贺县（今贺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仁义公社全体会议代表在县体育场合影。后排左二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前排右一为公社知青专干

事情发生在1976年初冬。那时，修水利是秋收后的一项主要的农活。要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状况，水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毛泽东很早就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那时修水利的地位之高无以复加，谁要是敢对修水利说过不字或毁坏水利设施，毫无疑问要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秋收后冬闲时男女老少齐上阵修水利外，那时县、公社、大队还分别成立了水利专业队，集中起来听从调配，专门负责修各种规模的水利设施。

修水利是个苦活、累活，且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每个人都会发一个柳条编的安全帽。县和公社两级的专业队还要集中食宿，我在邻村插队的哥哥就曾被抽去县里的专业队。但修水利苦中也有乐，一是吃饭管饱。当然要吃饱还得有技巧，我们在工地上常被传授和传授给别人装饭要“一平二满”的秘诀，保证能吃上六、七两米饭；二是抽调到专业队的都是青壮劳动力，男男女女，嘻嘻哈哈，日子过得也快。由于农活不精，且不用顾家，知青总是专业队优先考虑的对象。

有一段时间我被抽调到公社的专业队去修水利。我们的任务是在半山腰挖一条长约500米、宽约8米、深约4.5米的水渠，把水库的水引到灌溉区。

修水利多是分段作业，一个小组挖一段，各组之间经常开展劳动竞赛，以夺得劳动红旗为荣。不好彩，我所在的小组分到的那段在山腰上，岩石特多，挖开地表一两米便是整块的石灰岩。

当时的规矩是，挖到大石头可向施工员报告，经同意可开凿炮眼，用炸药炸。至于凿几个炮眼、放几炮由施工员酌情定夺。所以当我们挖到大石头后便向施工员报告。施工员到场看后同意开凿10个炮眼，凿好经他认可后再去领雷管、炸药和导火索。施工员其实也不是什么干部，但他经县里培训过，掌管炸药审批和工程验收，手中有一定的权力，不按他的要求办他就不给你验收，要么说你尺寸不对，要么说你坡度不够。因此也没人敢得罪他。

凿炮眼一般要两个人合作，一人掌钢钎，一人抡大锤。看起来抡锤的累，其实大家都不愿掌钎。因为掌钎的要两手扶紧钢钎，每一锤后要转动一次，一天下来，虎口都被震开裂，且还有被抡锤者失手砸伤、被碎石迸伤眼睛和脸部的危险。凿炮眼的大锤跟打铁师傅用的还不一样，锤把不是用硬木做的，而是用几块竹片夹成，易弯曲，有弹性，不震手。不过一般抡锤和掌钎都是两个交替进行，除非有人抡锤技术很差。

与我搭档的阿钦来自另外一个大队，他是我中学的同学，本地农村人。人极老实，家里很穷。我俩合作已有一段时间，彼此的手上都有被对方砸伤的印记，不过一段时间后大家的技术都已颇为熟练，所以一些危险的活，比如像电影《红旗渠》那样腰系绳索在悬崖上开凿炮眼我们也曾干过。

这天下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终于凿好了10个炮眼。让施工员过目开单后，我们领来了炸药、雷管和导火索。炸药是民用的硝铵，用黄褐色的防水纸包成长筒状。我小时候爱玩鞭炮，上中学学了化学后也曾按“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配方制作过土炸药。下乡后为了炸鱼，我们把牛粪和炒熟、碾碎的花生米混合（当诱饵）在一起包裹在土炸药外面，还研制过一套用小电珠和干电池起爆的装置（具体细节不能再说了），所以对炸药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恐惧。

炸药到手后便往凿好的炮眼里先填充三分之二，填装量因炮眼大小而已，然后轻轻地把连上导火索的雷管插入炮眼，再填上一些炸药将其固定、捂实，一切准备就绪。

日落西山，“哔、哔、哔”，收工清场三声短促的哨声响了，整个工地无关人员全部退去。“哔——哔——哔”，三声长哨是各个爆破点一起点火的信号。山上风大，划火柴很容易被吹灭。当时点炮多是先点燃一支现场用烟纸卷的喇叭筒烟（买不起香烟），然后猛吸一口再去点导火索。

听到哨声，我和阿钦分头忙碌开了，像只兔子一样又跑又跳，按导火索的长短依次各点燃5根导火索。看着导火索在脚下“哧、哧”地像火蛇似地乱窜，已点过多次炮的我们从容镇定。有时我们还会把导火索每根都裁短一点，留下的带回去留作炸鱼用。

待我们到事先看好的安全地方躲好不久，整条水渠的各个作业面便响起了一连串的隆隆的炮声。“一、二、三……九”我们凝神数着自己点的炮。

奇怪，只有9声。又等了好一会儿，炮还是不响。

“又是哑炮！”阿钦嘟囔了一句，便往头上扣上柳条帽。待我反应过来时，他已冲向作业面。那时我们放炮，施工员只管按炮眼批炸药雷管，至于放炮的结果当天则不去检查。由于那时民用炸药、雷管、导火索的质量不高，有哑炮也是很平常的事。遇上哑炮，放炮者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排除，但排除后无需也找不到人去报告，炸药和雷管自然归其所有。所以日子长了我们每个点炮的人都会慢慢积攒下一些炸药和雷管闲时拿到河里或水库去炸鱼。

“危险！快回来！”话音未落，“轰”地一声巨响，砂石冲天，那久候不至而这时又最不愿意听到的炮声响了。

“阿钦！”未等硝烟和尘埃散去，我和其他小组留下来放炮的人一起冲了上去。阿钦一身泥土一动不动地趴在未挖好的水渠上，头上的柳条帽已滚得老远。我把他翻过身来抱在怀里，鲜血汩汩地透过他全身破碎的衣裤喷涌而出，想捂想堵都不知从何下手。

在一片急切的呼唤声中，阿钦慢慢张开双眼呻吟着说：“我好疼，帮帮我。”他满脸是鲜红的血，只剩下眼睛两个黑白点，十分瘆人。夕阳下，山风早把硝烟和尘土刮跑了，四周死一样的静寂，只有阿钦生命中最后的微弱的声音在荒芜的山谷中回响、飘荡……

“快送医院。”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急急忙忙地把阿钦抬到山脚下。那时公社的公路汽车很少，好不容易拦到了一辆大队的中型拖拉机。乡村的道路颠簸异常，拖斗里阿钦痛苦不堪。拖拉机在如血残阳的斜照中爬行,阿钦的血滴答滴答地渗过拖斗的木板洒落在飞扬的尘土中，在蜿蜒坎坷的机耕路划出一条断断续续的红线。

最要命的是当时我们这个小公社还没有医院，还得送到距离10公里外的相邻的大公社的医院去。

“顶住啊，阿钦。有空我们再一起去炸鱼，我那还有炸药，还有雷管。”一路上我不停地对躺在我怀里的阿钦叫喊。但他除了越来越弱的呻吟再也没有说过话，只有鲜血随着摇晃的拖拉机不停地从我的指间冒出，一滴，一滴，越来越慢、越来越少……

我们到达医院时天已一片漆黑。没多久，抢救室的门打开了。医生告诉在门外守候的我们，阿钦走了。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我的怀抱中离我而去，没有恐惧，只有惊诧、哀伤和痛苦。

那一年，阿钦17岁，我也是17岁。

在插队那一段日子里，在野外看电影一直是当时最主要的文化生活。

在某一天，在公社大院或学校球场或生产队的晒谷场上，竖起两根杉木或毛竹，拉上一块雪白的银幕，这便是晚上要放电影的标志了。消息一传开，大家便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若是放完电影的当晚，银幕没有拆，那就预示着连放两晚，这更是我们的盛大节日。

知道晚上放电影的那一天，生产队便会提早些收工。那时生产队长还没手表，收工时间全凭他一句话说了算。平常干到太阳下山收工，如放电影则在太阳离山顶还有一竹杆高的时候便打道回府了。由于这一竹杆高也没个准，所以下午干活没多久，大家便站到土坡或大石头上七嘴八舌地嚷起来：“队长，你到我这里看看，太阳只有一杆高了。”但队长却不轻易为之所动，“你站到粪坑底下看，太阳都已经下山了呢。”不过他也顶不住大家的轮番攻击，于是顺应民心，早早收工。我们知青家里没人做饭，便会以最快的速度最简单的方式打发肚子，然后草草冲个凉，便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朝放电影的地方赶去占位子。在队里晒谷坪放时搬张条凳，在本公社放时拿个小凳，在别的公社放时因有六七公里的路程便空手而往。

那时公社电影队用的都是16毫米放映机，一部故事片放下来中途要停下来换三四次片。虽说看电影每人要收5分钱门票，但每次都是人头涌涌，去晚了正面看不上，只好到背面去看。那里的人物左右都是颠倒的，倒也别有一番趣味。遇上刮风下雨，银幕上更是波浪翻滚。那时放电影多是跑片，在一个公社或一个村放完马上拿到另一个公社去放，遇上好看的片子，兴致一来，我们有时便跟着放映队到下一站再看一遍。

在那个年代，放电影总是先放幻灯片，放几句毛主席语录或应时的口号，公社革委会主任有时还会不失时机地讲几句如何“抓革命、促生产”或搞好春耕或搞好“双抢”或搞好田间管理或搞好水利之类的话，然后是《新闻简报》，最后才是正片。我们公社那个放映员是个热情洋溢的小伙子，放到精彩处，比如敌人的头目最后被打死，他总爱插上话筒喊一句“打得好”并号召大家鼓掌。遇上穷人受迫害，他也会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令人心酸的是，我们不顾一天干活的劳累，跑了那么多的路，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干繁重的农活，有时被雨淋得像个落汤鸡，可看来看去，就是那么几部老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老三战”看了不下十遍，还有就《英雄儿女》《奇袭》《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宁死不屈》《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及几部样版戏。这些电影的台词都让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白天干活时常你一句我一句地拿来逗乐打发时光。

电影看得多了，大家也总结出那么几条：“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枪枪炮炮；苏联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最有意思的是，由于看惯了国产电影大团圆的结局，第一次看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时银幕上已出现“剧终”字样时，大家都不肯走，因为“我们的人牺牲了，而敌人却没死”，直到放映员一再解释，大家才嘟嘟嚷嚷地离去：“这叫什么电影，连结尾都没有的。”

尽管是这样，只要有电影放，我们总是要去的，那怕是十里八里的路。否则，在连电灯都没有的夜里，我们又能干些什么呢？

一场场的野电影，使我们对乡村的夜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体验，田野的蛙声虫鸣，路边突然蹿出的田鼠，散场时放眼望去那满山遍野的手电筒的亮光，以及不知是谁偶尔从田埂上失足踩得满脚烂泥的惊叫，二十多年过去了仍是常忆常新。

现在，再也没有机会去看野电影了。电影院里有柔软的坐椅，有舒适的空调，国内外大片一部接着一部，再也不用自己扛板凳，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再也不用翻来覆去地听“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再也不用老是看每年“挣六百工分”的朝鲜胖姑娘，可无论氛围多么优雅，我总觉得，那味道不如当年的野电影。

我所在的大队有一个基干民兵营，那时每个民兵营都有一个武装民兵班，我们大队的武装班就在我们生产队。

那个年代，当兵是每一个青年人的梦想。“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每年欢送新兵入伍时，同龄人无不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别说当兵，就是能有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戴一戴都是十分荣耀的事。那时抢首饰抢手袋十分罕见，但抢军帽却十分流行。也难怪，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能沾一点军气，起码说明你根正苗红，政治上没问题。所以那时候的军属格外吃香。

我祖辈是地主，父辈是“臭老九”，当兵自是不敢奢望。插队后能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吸收进武装民兵班，已是感恩戴德不尽了。

武装民兵班有十个人，每人配有一支步枪，有的是“七九”式，有的是苏式步骑枪，配给我的是支“三八大盖”和十发子弹，估计还是当年缴获日本鬼子的。“三八枪”又笨又重，打一枪要拉一次枪栓，且要根据目标的距离调整标尺，瞄准时偏差很大，要瞄腰部才能打到胸膛,且后坐力很大,打几枪下来肩膀要疼几天,但好歹也是一杆真枪，所以这支老掉牙的步枪也曾让我爱不释手，每天放工回来都要摩挲一番，用枪油擦得锃亮,睡觉时就把它挂在床头。幸好那时社会治安没现在复杂，我们那简陋不堪的集体户也没贼人光顾。不过即便是有，那时也没人够胆敢偷枪。

下乡三个月后我被选为生产队干部，也许是当了队干的缘故，不久我们民兵班配置了三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我有幸换到了其中一支。

我从小喜欢运动和舞枪弄棒，也很羡慕和崇拜军人，当了民兵后每次集训都十分认真刻苦。那时在晒谷场上练刺杀，头上太阳晒，脚下水泥地烤，真正是挥汗如雨，汗水落到晒谷场上“哧哧”冒烟。一天下来，右侧的髋骨处被枪托撞得黑紫，两腿酸痛得上厕所时下蹲和起立都要用双手撑住膝盖才行。由于训练刻苦，我经常被叫出列做示范动作。有一次公社会操，我代表大队出场，分解和组装半自动步枪的十大部件仅用了40多秒钟，获得了全公社第一名。

民兵班除了一年一至两次的脱产集训，平常也有一些任务。比如公社开批斗大会要去站岗，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时要看管“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押解他们去办学习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来全公社两万多人集中到公社大院开追悼会，我和3个“战友”被派去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旁守卫。开追悼会那天骄阳似火，一是由于气氛沉重、压抑，二是因为太阳太猛，追悼会开始不久人群便像风吹草似的一个个倒了下去。当时的毛主席像设在有天棚的舞台上，我们纹丝不动笔挺挺地站着虽然辛苦，但看着下面倒下的人群，心中不免暗自庆幸。

当民兵还有一项苦差，那就是节日晚上到公社的一些重要目标站岗巡逻，以防阶级敌人破坏。那时所谓的重要目标，无非是供销社的仓库、粮所的粮库、食品站的猪圈。白天干了一天农活，晚上还要去值班真是苦不堪言。当然值班也是分班轮值，上半夜和下半夜每班两人，由所看护的单位提供住宿的床位，每晚每人可得三毛钱补助。天亮后再回生产队干活。

有一年国庆值班，住在公社食品站。我和阿乾值上半夜，阿水和阿荣值下半夜。约定夜里两点钟交班。我们晚上10点钟开始巡逻，到仓库、粮库、猪栏转了转。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夜生活，吃完饭洗过澡就往被窝里钻。所以到了晚上10点钟四周都是死一般的静寂，阿乾是个十分胆小的人，一出来巡逻，便把子弹压上膛，再关上保险，吓得我离他远远的，生怕他不小心枪走火。肩枪巡了几圈，感觉累得不行，我们回到食品站的办公室，一看墙上的大钟，天，才12点钟，我们疲惫不堪瘫坐在椅子上，哈欠连连。

两人傻坐了一会，觉得实在是熬不住了，互相问道“怎么办”，我盯着大钟看了许久，忽然计上心上，便搬了把椅子站了上去，打开大钟的面盖，把时针拨快了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回到住处，把沉睡中的阿水和阿荣摇醒：“到钟了，快起来。”睡眼惺忪的他俩稀里糊涂地接过枪巡逻去了。我俩头一沾上枕头便立刻进了梦乡。

那次值班，食品站给我们值班的民兵每人分了半斤猪肉，分开包好放在厨房的碗柜里，算是给我们的报酬，我们自然感激不尽，因为半斤猪肉在当时就算牌价也要4毛多钱才能买到。第二天被阿水他们叫醒时，他们已把自己的那份猪肉拿到手中。“今天天亮怎么这么晚？”他俩边收拾东西边嘟囔。我和阿乾会了个眼神，心中暗自得意。收拾好东西，我们到厨房各自拿上那包猪肉，4人一起兴高采烈地回生产队去了。

晚饭后，阿乾匆匆跑来找我：“我那包猪肉顶多3两，你的呢？”我做晚饭时也正纳闷猪肉怎么这么少。“这食品站的人也太不够意思了，把3两说成半斤。”我也有些生气。

几天后工间在田头休息，一群年轻人谈起平生得意事眉飞色舞，兴头上自以为得意的我问阿水：“你知道为什么国庆那天天为什么亮得这么晚吗？”阿水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片刻，他反问了一句：“那你又知道那天你们的猪肉为什么那么少吗？”原来如此。谁也没沾到便宜，谁也没吃亏。大家相视大笑。

下乡一年多后，征兵政策有了改变，插队一年即可报名参军（原来要两年）。且打倒“四人帮”后政审条件有所放宽,所以我参加高考后随即又报名参军。我们大队十多个适龄青年报名，却只有两人体检合格，我是其中一个。正当要填政审表时，我收到了大学初试入围的通知。权衡再三，我将政审表退给了大队民兵营长，结果遭到他的一顿臭骂，说我害得他完成不了征兵任务。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临行前，我把那支伴随了我一年多的步枪和十发子弹交还给脸色铁青的民兵营长。

我下乡三个月，恰好碰上生产队干部改选。当时的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当场在晒谷坪上弄块小黑板用粉笔画“正”字来统计票数，而来开会投票的100余人多是青壮年劳动力。因原来的老出纳私心很重，又老奸巨滑，队里的年轻人很不喜欢他。于是年轻人的一阵鼓噪起哄，便把我给选上了。那时我还不满18岁。

生产队干部有5大员：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记分员。我当的是出纳，也曾兼过两个月的副队长。那时队里实行工分制，当队干除可参加决定队的“大政方针”外，最直接的好处是每人每年可补贴100个工分（相当于一等工分的劳动力10个劳动日的分值）。

当然，潜在的好处也还有一些。就拿出纳来说，有时到大队或公社信用社办事，一个小时的事可办个半天；每月可与会计过半天账，不用干农活；每逢队里有任何与钱发生关系的事自然也少不了我一份。比如队里养猪场杀猪啦（当然只配抓猪脚），冬天耕牛冻死了分牛肉啦；请县里机耕队来山地开荒给开“东方红”大型拖拉机的拖拉机手买菜做饭啦。这些事趁机自己也改善一下生活那是天经地义的。杀猪宰牛时操刀的人挑最好的肉吃也是肯定的，且管吃过够，这在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的年代可是让不少人眼红的呢。

不管如何，生产队干部大小也是个“领导”，管辖着二百多人口，八九十个劳动力，在队里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这对尚未成年的我来说没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那是假的。最关键俺这是队里“全民公决”当上的。我原不想当，可别人想当也还当不上呢。

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得必有失，有利也必有弊。当队干可以给别人派工，但有些脏活累活自己也推脱不掉。比如说，我认为农活中最苦的活之一便是挑氨水。我们买氨水要到八公里外的供销社农资门市部去。胺水味刺鼻刺眼，旁人遇上多掩鼻而逃，可挑胺水的你不但无法逃避，而且重担在肩，挥汗如雨，气喘如牛，浓呛的胺水味不但吸进你的口鼻，而且沁入你的肺腑，那种滋味局外人绝对难以想象。更何况走路还要小心翼翼，掌握节奏，不能让氨水从桶里晃出来。因为要用钱，所以这份苦差每次我都不幸免。还有就是买化肥、农药、交公粮，要走好几里路，别人在休息，你得去开票、算账。

我当了一年多的出纳，印象最深的有两件倒霉的事。

第一件是1976年的隆冬。那年特别的冷，生产队的一头老牛熬不过去死了。那时耕牛是不能杀的，因为它是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又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宰杀耕牛那可是破坏生产力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但冻死的、病死的、摔死的牛每年都会有，既然有那也不能浪费，总要宰了来分、来卖。所以那时人们吃的都是这类正常死亡或非正常死亡的病牛、老牛的肉，但也奇怪也没见有人得“疯牛病”什么的。

牛死了首先要拖到晒谷场上剥皮，牛皮晒干后卖给收购站，肉则按每户人口分一部分，再拿一部分到集市去卖。因为要与钱打交道，所以宰牛与卖牛肉自然也有我一份。能冻死牛的天气该有多冷啊！

那天天还下着小雨，死了的牛的尸体是硬绑绑的，而活着的人的双手也是硬绑绑的。从未拿过宰牛刀的我哆嗦着不知剥牛皮从何下手，最后还是经人指点顺着别人剥过的地方一刀刀地剥下去。

笨手笨脚的再加上天气太冷手脚不灵便，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指给划了一刀，那可是揪心的疼啊！死的牛割不出血，我的血却染红了牛肉；牛的皮没剥下多少，自己的皮倒给割了一块。没办法，找了块烂布包扎了一下继续干。

中午饱餐了一顿后便把分剩的牛肉拉到市场去卖。到了傍晚，牛肉卖完了，一结算还少了十块钱，我是管账收钱的，责任自然是在我身上。那时十块钱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一个普通工人每个月也就22元工资。这天真是流血又流泪啊。

第二件更是晦气。我们生产队的民兵班里有个民兵叫阿水，在家里是独子，小学没毕业就开始干活了。他不苛言笑，性格有些孤僻，到了结婚年龄却一直找不到老婆，姑娘们都有些怕他。但他干农活却是一把好手，干起活来一声不吭，真个是埋头苦干。

1977年春，正是春插大忙时节，阿水却突然三天也不来出工。一问他家里，也说几天不见人了。大家以为他到亲戚家去了，也不去找。农历二月初二，在当地是个节日，一般上午干活，下午放假。这天上午快收工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阿水找到了，就在他家的阁楼上，但已经死了。他是用配给他的七九式步枪自杀的，他把枪口抵住自己的胸部，用脚趾抠动了扳机。

他家的阁楼是用来放谷子的，平时没人上去，要上去还得另外搬梯子，所以没人注意到这个地方，后来还是他妹妹发现楼板有一块变黑了（血染的）才引起警觉。他年迈的父母晚年丧子自然悲痛欲绝，他妹妹还未成年干不了什么事，所以他的后事自然由队里来操办。中午大队民兵营长过来看了一下，丢下一句“人都臭了，赶快埋掉”便走了。

没法子，于是队干们分了一下工。下午，在当地家家忙着过节的时候，我却不得不冒着绵绵无绝的春雨，独自驾着队里的手扶拖拉机到8公里外的另外一个公社的农械厂去给他买棺材。因队里没钱，只能给他买了副薄板扛上拖拉机。等我回到他家门口的时候，雨还未停，可夜幕已经降临了，屋里屋外一片嚎啕的哭声，奔丧的人进进出出，我心里不禁连打了几个寒颤，那种感受我至今仍无法忘记。找了个人帮手一起卸下了棺材，我赶忙跳上拖拉机，加大油门“突、突、突”地逃离了他的家门。阿水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当出纳其实也就一本流水帐，我们生产队的“财政”当时在公社算是最好的，但年终分红时整个生产队现金额也就一千多元钱就够了。然而，不管怎样也是与数字打交道，算帐多了对我的数学多多少少也有些帮助，起码不至于完全荒疏。1977年底恢复高考时，我数学拿了满分。我想，这一年多的出纳还是没有白当。

李希跃：报道中国77级大学生 ,

《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我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