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韦定广：野读，偷读，引领我迈入1978金秋 | 自由微信

少年 | 韦定广：野读，偷读，引领我迈入1978金秋

Original 韦定广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韦定广，1954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转向政治学理论研究，在华师大国际问题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生导师和“学院名师”、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上海）。出版多部重要学术著作以及散文随笔集《风景与文化》，有10余项研究成果获得上海市政府、江苏省政府或全军级别的奖励。

原题

“野读”十六年

作者：韦定广

无人指导、信马由缰的阅读，或者说读课外闲书，人称“野读”。

我的野读始自小学一、二年级，到1978年考入大学中文系进行专业性质的阅读，前后约十六、七年时间。

回顾这段时间的野读，感觉所获远超出正规的课堂学习。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一句：这种阅读不但决定了我1978年高考的结果，而且决定了一生的道路或命运。

一

和许多同辈人一样，最初的野读对象是“小人书”，即如今已难得一见的连环画。

在读小学一到三年级时，从我家到学校要路过一家的百货公司；而在百货公司面前的台阶上，有两、三个出租小人书的摊点。两块门板相拼的铺面上，各种各样的小人书琳琅满目、招人显眼；内容则有古有今、花样百出。篇幅一般不很大，文字浅显、直白，图画生动、有趣。

对于小学生而言，能够光顾的时间点只有午饭后去学校途中。一分钱可以租两本，拿到书后坐在小板凳或摊点边的石阶上，花半个小时快速读完后，如同品尝了美味一样的心满意足。

但问题是，囊中时常羞涩，竟然掏不出一、两分钱。

被花花绿绿的封面所吸引，阅读欲望又很强烈，怎么办呢？就悄悄躲在别的小朋友身后，“偷读”！时间长了难免被发觉，轻则给个白眼，重则大声呵斥：“走开，走开！”如果是前者，就厚着脸皮不管不顾；若是后者，自然先是识相地离去，然后又再度悄悄地凑上去。有时为一本小书，会如此反复三、四次，最后对方实在不耐烦了，会起身以拳头相向。于是，只好落荒而逃，败兴而去……

这样的阅读每天如此，前后两年左右，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自己读课外书的兴趣。然而，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读小人书了，因为这种书虽然图文并茂、阅读方便，但毕竟故事情节简单，十几分钟翻完后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我入小学时，二哥已经是初中生。记得三年级时的某天傍晚，从二哥的书包里翻到了一本厚厚的书，书名是三个大字：《苦菜花》，作者冯德英。翻开读了几页，虽然有些字不认识，但并不影响对内容的理解；起码知道它和小人书一样，是在讲故事，因而读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

从此，野读开始告别小人书，进入到长篇小说阶段（当然，那时还不知道这样的书叫做“长篇小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我小学三、四年级时，读得最多的长篇小说自然是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部分。诸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迎春花》《红旗谱》《战斗的青春》……

“文革”初期，曾经看到过一份广为印发的批判材料，题目是《六十部小说“毒”在哪里？》。材料认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是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政，在此期间出版的、以反映我党我军革命斗争史为主题的60部长篇小说都是反动的。我对照材料仔细“盘点”了一下，发觉差不多都读过（可见“中毒”之深！）。

书籍来源主要有三：

首先是租借。

开始没注意，后来知道有些小人书摊同时也出租长篇小说，以时定价、可以带回家。这样，我顿时明白了一个道理：“时间就是金钱！”在咬咬牙、掏出几分钱换得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后，往往阅读开始于回家路上，边走边读，有时与行人或路边摊点相撞也全当没这回事；为了节省，家中点灯总是很迟，经常是在昏暗的光线下仔细辨认一个个逐渐变得模糊的铅字……

大量租借得有些钱，钱从哪里来呢？四个途径：一是自我节省，即将少而又少的零花钱全部送给了书摊；二是“偷“，不偷外人，而是隔段时间就从家里放零钱的小盒子里“寻摸”几个硬币，其数量多少和间隔时间取决于不被父母发觉；三是捡破烂、收垃圾卖钱，一看到家中或屋外有旧的牙膏壳、不需要的废铜烂铁和书报纸张、破布烂棉花等，就两眼放光；四是“生产自救”，在屋前屋后开荒种植蓖麻，然后采摘其籽卖钱。

在这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童年故事”。例如，那时最熟悉和打交道最多的不是糖果店、糕点铺，而是废品收购站，对他们收购些什么、价格如何等一清二楚，至今都记忆犹新。在贫困经济年代，家中“废品”其实也少得可怜；情急之下，也做过将一家工厂磅称的称砣摘下卖钱的“坏事”。蓖麻籽收获时间是在夏季，炎炎烈日下，身体裸露部分经常被刺毛虫叮咬得“触目惊心”、不堪忍受……

其次是向同学借。

小学同学中有几位家中有些藏书，特别是平时很要好的经盛志同学；其兄经盛鸿在外地读高中，由于喜爱文学，家中一只纸箱里保存了许多长篇小说。记得下午放学时经常和这位同学一道回家，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他会从破纸箱里掏出一本书郑重其事地交给我，同时不断叮嘱：“千万不能弄脏或损坏。”我一边小心翼翼地接过书，一边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然后欢天喜地地迅速离去。许多书的书名早已忘记，但曲波的《林海雪原》肯定是其中之一。

顺便说一句：经氏兄弟俩都属于勤奋好学、才华卓越之辈。兄长“文革”前考取南京大学政治系，“文革”后又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如今已是国内研究日本侵华史的著名学者、南京师大历史学科的掌门人。我的同学经盛志高中毕业投身军营，能写会画、文武双全，成为难得的军中才子。

再就是四处翻箱倒柜。

父亲是小学校长，他主政的学校里许多老师家在外地，一些还没有结婚的老师会在寒暑假回去。家中住房紧张，特别到了寒暑假原本在城里读书的大哥、二哥回来后更是拥挤不堪。这时，父亲就会安排我们暂时借住男老师宿舍，以解燃眉之急。这些老师大都是师范毕业，有几位还是文学爱好者，因此在他们的宿舍里经常会有些书。或者散落在床铺与书桌上，或者和旧皮鞋一道隐藏在床底破箱子里。不管在哪儿，只要没被锁在抽屉里，总会被我翻出。虽然阅读后总会“完璧归赵”，但多少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直到后来读到孔乙己的“高论”：“读书人窃书不为偷”，方才释然。

除了大量长篇小说，还有其他一些文学类读物，读得最多的是《少年文艺》。正是通过这个刊物，记住了作家浩然的名字；半个多世纪了，他的《大肚子蝈蝈》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到了五年级，“红色经典”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阅读口胃。这时，《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又成为新的喜好。语言半文不白、文字竖排格式，情节紧张曲折、故事引人入胜。虽然那些字不完全认识、有些内容也并不完全理解。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不但极大地开拓了知识视野，而且锻炼了我的书面阅读能力。另外，也曾经为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武松》如痴如醉、激动不已。原本在《水浒》中不长的一个片断（约10章篇幅），被他演绎出厚厚的上、下两本；极其夸张的语言表达、汪洋恣意的叙述风格，使我知道原来可以这样讲故事。

与此同时，还一本不拉地读完了《十万个为什么》。

该书一套8本，生物、天文、地理、化学、物理……每个原理或公式都以故事引出，再加以理论化的解释；大家写小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坦白地说，我从这套书中获得的自然科学知识，超过后来中学课堂所得；甚至直到今天，有关天文、物理、健康等方面的了解，仍然得益于此。

五年级快结束时，“文革”爆发了。

学校停课闹革命、父亲被游街批斗，家庭从受邻里乡亲尊敬沦落为专政对象；本人第一阶段的野读也由此划上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句号。

二

“文革”开始后的最初阶段，除了领袖著作，几乎所有文学类出版物都被列为“封资修黑货”（古代读物是封建主义的，外国作品属于资本主义，其余则都归入修正主义）。野读难以为继，正经的课堂教学也都停了。1966年秋天“升入”六年级，之后初中停止招生，所以又接着读了个七年级；七年级之后，初中恢复招生了，本人却又因“黑五类子女”和“走资派”后代双重身份，被剥夺升学资格。

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却无书可读，无疑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革命”没我的份，升学不可能，同时又没有任何书可读，整天惶惶然不可终日。突然有一天，路遇一位家在农村的小伙伴，他建议道：“和我们一起干活吧？”于是在1968年初秋，走向了农村，走向了田野；我的野读也从读有字书转为读无字书。

年仅13岁，如果按现代“劳动法”理论一下，应该算是童工吧？然而在中国农村，丝毫没有这样的概念。最初的劳动是割草。生产队饲养了一群羊，每天需要有人割草喂饱它们。别的农活不会做，割草还比较容易上手。炎炎烈日下，每天蹲在乡间田埂或河边、沟渠处铲割那些早已变得楚楚可怜的小草，直到满一百斤算是完成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为做一些更加繁重和复杂的农活。回想起来，虽然劳动非常辛苦，但心情很愉快。特别是在和那些农村生、农村长的小伙伴们接触中，知道了许许多多之前闻所未闻的事；在和“广大贫下中农”密切往来中，初步读识了中国农民……

在“革命”洪流的裹挟下，农村也并非宁静之地。

战天斗地之余，还经常“和人斗，其乐无穷”。我年龄小，还不够被斗的资格。同时颇有几分幸运的是，当时农村识字率很低，甚至一些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子还都是文盲。

能够读书的贫下中农子弟都在学校读书，而在田野里干活的又都读不了书；于是，我这个也算是读过一些书的人就成了“小先生”。曾经教过几天“扫盲班”，但做得最多的是给农民们读报。

农村“干活大呼隆”，许多人集中在一起，上午、下午各有一次半小时的休息。队干部指派我利用这个时间读报：《人民日报》社论、伟大领袖指示，中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帝修反”正在一天一天地走向灭亡……曾经坐在田头，一字不拉地诵读“九大”政治报告以及南京长江大桥如何建成通车的长篇报道。这使我增长了一个“本领”：不需要预习，就可以很流畅地朗读任何书面材料。

“九大”开完了，中国的许多事情发生变化，社会秩序已不再如前几年那样混乱。这些给我个人带来的影响，是可以继续读有字书了。初、高中前后5年（由于学制不断变动关系，初中两年半、高中两年半），构成我“野读史”的第二时期。

盐城市大冈中学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环境优美、校风纯正；特别在“文革”期间，许多很优秀的老师从大城市被“下放”到了这里，原本浓郁的乡土气息中增添了许多城市元素、粗俗为主的教学生态多了一些高雅东西。

就个人而言，尤感欣慰的是，这里的许多校领导和老师都与我父亲熟识，对我非但没有歧视或另眼相待，反而还会给些小小的恩惠。因此说来或许有些奇怪：当时仍处于“文革”期间，大环境并不好；然而我个人成长却如鱼得水、风调雨顺。

我所有的人生理想、志向甚至个性特征等，几乎都是在这5年间“定型”的。这首先得益于一个好的受教育环境，其次与我这5年的野读密不可分。

这个阶段阅读和第一时期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从读文学作品为主转向人文社会科学。

“文革”期间是一个文学荒芜的年代。对那时的文学创作与出版，后来人们有个形象化的概括：“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意即书店里只有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及当代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根据个人的体验，这个概括大体是准确。《金光大道》必读无疑，当然还包括作者更加著名、也写得更好些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但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是鲁迅。所有作品都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发行，出版社陆续出版我陆续购买并阅读：杂文、小说、散文……其中的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前后翻阅数次，几乎达到“韦编三绝”地步。从中不但大体明白了中国小说的源流与演变，而且间接领略了许多中国古代小说的情节梗概、人物特征。

说来似乎令人有点不信：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趣，竟然始于阅读辞典。

初二年级时，在一位同学家里发现了一本“奇书”：4-5公分厚，由于出版年代已久，纸张发黄、装帧粗糙、封面脱落，内容是对无数个词语的解释。借回家阅读，越读越有兴趣，因为它在我眼前展现出一个全新的知识世界（仔细回想，觉得应该是一本《社会科学辞典》性质的工具书）。紧接着，又读了当时正式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甚至包括老版的《辞海》。这样，阅读的重点开始发生转向……

如果说我在初中时还有些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到了高中后逐渐有了人生目标。这个目标简单地说，就是两点：一是要闯世界；二是成为鲁迅那样的作家。虽然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却成为鼓舞我前行的巨大动力。原本一直是当班长的，但到高二时提出“辞职”请求；班主任问为什么，理由就是想有充裕的时间多读点书。我在学校里各方面关系非常融洽，但唯独和图书管理员吵过一次架，原因是他不愿意爽快地借书给我。

阅读胃口很大，遗憾的是当时可读书实在是少而又少。小小的新华书店，是我每天下午放学路过时必定光顾的地方。一长排玻璃柜台，每天仔细地“检查”一番。当然，经常是失望地离去。店员老陈读出了我满脸的懊丧，所以每次只要有新书出现，哪怕是重复出版的鲁迅杂文集或者批林批孔的小册子，看到我进门都会热情地招呼与推荐。即便如此，这样的情形也很少出现。

大约在“林彪事件”之后的1972年，伟大领袖号召要多读点历史、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免再上“政治骗子”们的当。在此背景下，国家的出版状况稍有改观，因此我在高一时，读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吴于瑾的《世界通史》、杨荣国的《中国哲学史》等还算正儿八经的大部头社科类著作；记得还有普列汉夫讲唯物史观和艺术的两本书、一位日本学者写的《新地球观》。在此期间，有一套书对我影响比较大，就是“文革”前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教材由两个部分组织，分别为“文学”和“语言”。文学部分大体是根据文学史的顺序，选录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诗词歌赋、戏曲散文小说等。同时，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阅读还受益于东北师大出版的一套读本，具体书名早已忘记，大概属于“文选”一类体裁。内容和作为中学教材的“文学”差不多，只是由于对象不同，量更大、取材也更加专业一些。读完这两套书，再加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无疑等于将中国古代文学史粗粗地过了一遍。

不过，这期间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阅读源于政治课老师贾宗荣先生。

不知是学校的统一安排还是出于老师个人意愿，贾先生用一个学期的时间给我们讲授了整本《共产党宣言》。先生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不但学养丰厚，而且口才很好，语音富有磁性。共产主义幽灵、神圣同盟、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一个个原本陌生的名词经他妙语连珠般的解释，化为形象生动的画面；一连串以往闻所未闻的知识或思想观点，他娓娓道来、收放有度，顿时感觉被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

由于阅读兴趣大增，课程结束后，我自己又先后“野读”了《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著作。另外似乎很值得补充一句：也正是这位贾宗荣先生，还在课堂上给我们系统讲解了毛泽东在1966年初《给江青的信》；由这封信知道了许多的成语典故。这属于特殊年代的特殊方式，放在今天的中学课堂上，是完全无法理喻的。

1973年，全国“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中学生也不例外。对我而言，好处是通过当时出版的各种读物，大致理清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主要脉络。阅读当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远谈不上系统与深入。记得曾经在老师们的办公室里，利用两个下午，认真“捧读”冯文兰先生当时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长篇文章：《孔丘其人》（上、下）。

“批林批孔”还没有结束，我中学5年的学习却结束了。

野读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培养起对未来的追求与向往。大约在高一下学期，萌生了一个想法：必须读大学！并且还在制度层面，设计了一套有利于自己的“方案”。然而，高中毕业了，新“方案”始终没有出笼与实施的迹象，自己却又一次被“逐”出校门，再度走向农村，走向坑坑坑洼洼、荆棘丛生的社会舞台。

三

如果说之前10余年的野读，完全属于自发、自主性质，那么高中毕业后的第三时期则明显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二是时而带有明确的功利目的。

1974年夏天，刚跨出中学大门，恰好碰上县里开展一年一度的“故事会讲”。公社文化站如同“抓差”一样抓到了我，于是硬着头皮“创作”了一个七、八千字的“故事”，然后让一位颇有点表演天赋的高中女同学去剧场声情并茂地讲了一下。

这种“故事会讲”类似当时流行的“文娱会演”；不同的是，后者遍布全国各地、城镇乡村，前者可能仅限于家乡盐城，原因是当地工人文化宫的李有干先生曾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据说是丁玲的学生），“反右”后被贬到盐城。来了总要做些事情，于是就发起了故事会讲。

先生的长处是儿童文学创作，通过故事会讲以及办创作学习班等方式，带动当地许多年轻人加入儿童文学创作行列；如今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兼作家曹文轩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不知何故，本人似乎天生不喜欢儿童文学，所以虽然创作了故事也参加了学习班，但终究未成大器。好处是跟着读了一些书，也知道了创作上的一些事情。例如当时浩然是如何写作《西沙儿女》的，特别是为什么要采用自己很不熟悉的体裁与方式。由此明白当时要成为一名作家，是如何的艰辛与不易；所以，后来一直很佩服终于功成名就的曹文轩先生……

中学毕业后的最初两年，还有两件事也影响了我的野读：

1974年冬天，当地百货公司学大城市商场模样，要将所有的货架上方以及面街的玻璃橱窗重新装潢一新。他们特地从城里请来了上海工艺美院毕业的一位画师，画师需要助手，中学美术老师就带上了我。画师是上海人，长相与生活都有点洋派，嗓子很好、音色甜美（有一次深夜走在大街上，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小小竹排江中流……”），更重要的毕竟是科班出身，不但水粉画画得好，而且对西方绘画史很熟悉。正是在他家里，我读到了许多西洋画册，这些在当时还都属于禁书。

阅读激发起学习绘画的热情，一时间或买或借了许多如何学习绘画的书籍。油画、水彩、水粉，素描、速写与装饰工艺……一本徐悲鸿先生的素描集，让我大开眼界。也曾经画过几张速写与素描，并让那位画师指教一番。在学习绘画同时，对书法也产生过兴趣。什么“颜肥柳瘦”、正草隶篆，读了许多帖、写了一些字。然而无论绘画还是书法，终因缺乏“童子功”和浓厚兴趣，最后都不了了之。不过好处也是有的，就是对绘画和书法艺术不再陌生，尤其是对西洋绘画有了初步的认识。

还有就是当时的政治运动。

“文革”10年，前5年是实实在在的“天下大乱”；“林彪事件”之后的5年，则时常会做些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例如，批完了孔子批宋江，一会儿又大反什么资产阶级法权；不久又传出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要读《红楼梦》，不读五遍就不是中国人……

《水浒》在小学五年级时就读过，那是“残本”，即被金圣叹“腰斩”后的七十回本。领袖认为金先生做得不对：他这么一斩，就将宋江“投降派”的嘴脸掩盖了。于是，跟着读到了当时大量印刷的一百二十回本，另外还有著名的“金本”。

十几岁的小孩子读《红楼》，多少是有些不耐烦的；过了20岁再读，感觉自然与小学时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对领袖的“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一说，则始终没有形成很深的体会。配合阅读需要，当时出版了一本《〈红楼梦〉辞典》，借助这本书，终于大致明白了各种人物之间关系以及其中诗词歌赋的基本含义。1975年批资产阶级法权，除了让我再一次领略张春桥、姚文元的文风外，还第一次阅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没怎么读懂。

这时，还经常会购买并阅读上海编辑出版的两份刊物：一份叫《朝霞》，是文艺性刊物；另一份是思想评论类的《学习与批判》。另外还包括一些当时出版的古典文学读本，如《李商隐诗选》；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自然也是捧读再三。

虽然很努力也很勤奋，但毕竟身处偏僻乡间，能够阅读到的材料极为有限（很羡慕那些在“文革”期间，能够读到“灰皮书”或“黄皮书”的朋友们）。这种情况到1976年春天，发生了一些变化——

1976年4月，受厂里指派，到南京一家大型国营水泥厂学习水泥生产技术。技术学习紧张有序，好处是管理不严，工余甚至工间可以有时间读书。《人民文学》复刊了，工厂化验室一位叫何伟建的小伙子是个文学爱好者，他订阅了这份刊物，每期必读。他读完了再借给我，虽然每期真正可读的作品并不多，但对了解除当时的文艺创作动态多少有点帮助。

一次偶然的机会，从同化验室的一位女工程师那里，发现了《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两本书。薄薄的小32开本，“文革”前出版，选编精要、注释规范。感觉是第一次读到这许多如此精美的作品，至今犹记无数个夏日，室外或大雨滂沱或热日如火，我则躲在清凉整洁的化验室里，仔细体验与把握作品意境、语句的美丽与销魂。

两本小书，奠定了我对唐诗宋词的终身爱好……

“文革”结束了，我在南京的学习也结束了。回到厂里工作了一年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参加1978年高考。

野读导致我长期“偏科”，高考只能报文科，但由此形成的自信也使我对其结果有充分的把握；完全由野读培养起来的阅读癖好，又决定了先是毫不犹豫地选读中文专业（本科），进而又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门人文社会科学感兴趣（研究生）……

野读决定选择，野读决定人生，野读决定命运！是焉非焉？幸或不幸？真的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话题。

2020年10月2日

于苏州晚明园

韦定广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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