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科

   “文革”中，年轻人能去当兵是相当荣耀的事，也是令人羡慕的一条出路。很幸运，我的弟弟就在一个冬日里，从合肥参军了，军营是远在上海的崇明岛。

三个月后，弟弟来信说，已经通过了新兵连的严格训练，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弟弟随信还寄来一张佩戴着领章、帽徽的标准军人照片，全家人都为之欢天喜地。父亲还特意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好酒，高兴的庆祝了一番。

就在接到弟弟报来喜讯的当晚，父亲的一位朋友行色匆匆来到家里。说他刚才在市中心的一家小饭馆里，意外看见弟弟和两个解放军军官在一起吃饭。弟弟一副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样子。虽然穿着一身新军装，却没有领章帽徽。他还注意到，吃饭时，两位军官始终围绕着弟弟，不离左右。弟弟去上厕所，都有一个军官跟着。这位叔叔是位大学教授，常来我们家，知道弟弟当兵的事，所以他感觉有些不对，于是赶紧前来相告。

我们一家都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一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坏了。弟弟究竟出了什么事？还是犯了什么错？全家人惴惴不安，彻夜难眠。

次日一早，我随父亲急忙赶到合肥市人民武装部。询问之后，方知是弟弟所在部队接到一封群众来信，举报我家有亲属在台湾，不符合参军的有关政策，所以要将弟弟作退兵处理的。

在那个分外看重家庭出身和成份的年代里，我们兄妹从小在填写各种各样的政审表格时，历来都是相当得意和自豪的。我的祖父是安徽省知名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病逝后被厚葬在安徽省烈士陵园里。而父亲和母亲又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出身于这样的“革命家庭”，难道还没有资格当兵吗？

却原来，母亲的同胞兄弟都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而母亲则不知何故，留在了大陆，且与两位舅舅背道而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而，母亲从未与两位舅舅联系过，至今连他们的生死都不明了。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父亲、母亲为了子女不受影响，对我们兄妹守口如瓶，严严实实地隐瞒了这个“海外关系”，从小到大，我们一直也都以为母亲是独生女呢。

合肥市人武部的一位负责人对父亲说，正是因为考虑到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他们也正在为我们据理力争呢。因此，他们没有与上海来的军官交办弟弟的退兵手续。

我和父亲待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这位好心的人武部负责人给父亲出了个主意：在地方尚未与部队交办弟弟的退兵手续之前，让弟弟见机行事，赶紧跑回部队去。说这样做，或许还可以起死回生。父亲听了，先是犹豫不决，左思右想，也别无他路，加上我也觉得这主意可行，父亲也就只好同意试试看了。

时间紧迫，事不宜迟。我和父亲赶忙回家，取了一些钱和粮票，当天上午，我们就和这位市人武部负责人一起，去了军官和弟弟住的旅馆。趁着市人武部负责人借故引开两位军官后，父亲塞给弟弟一些钱和粮票，让他赶快跑回部队。并且叮嘱他，千万不要从合肥火车站走，而从郊区的一个小火车站上车，先去芜湖，再转车去上海，以免被发现。

等到两位军官发觉弟弟失踪之后，非常慌乱。我和父亲也显出十分焦急的样子，慌称刚才和弟弟交谈时，弟弟情绪很不好，说他这样被退回来，无脸见人。后来弟弟借故去上厕所，就不见了踪影。

两位军官听了，就更急了，赶忙分头去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四处寻找。人地生疏，他们就请求合肥人武部和我们家属协助寻找。同时，两位军官又给部队首长打长途电话报告，挨了批评。部队首长指示他俩留在合肥，继续寻找弟弟，找到之后，立即与地方交办退兵手续。

在寻找弟弟的过程中，父亲和两位军官也渐渐熟识起来。他们也说了实话，说弟弟在新兵连的三个月里，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部队也舍不得退回弟弟的。但是作为军人，只能服从命令，希望我们家属谅解。

到了第三天，两位军官来到家里，告诉父亲，他们接到部队电话，说弟弟已经跑回部队了。临别时，两位军官都说，他们回部队后会帮我们说话的，争取将弟弟留下来。

数日之后，家里终于盼来了弟弟的来信。信中说，部队几位首长都很同情他，安排他先住在部队招待所里，他们再给上级领导写报告，说说情。

全家人都松了口气，但却依然放心不下。父亲就委托上海的一位朋友常去崇明岛看望弟弟，打探消息。后来，父亲觉得不好意思这样麻烦朋友了，就决定让我去上海帮下弟弟。毕竟弟弟是第一次出远门，遇到这样的事，肯定是让人担心的。我那时在安徽农村当插队知青，正是冬闲，就告假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我住在父亲的一位战友家里，次日便乘船去了崇明岛。

寻到部队，出乎意料，弟弟的精神状况居然挺好。弟弟说，军营里上上下下都非常同情他，都在为他能够留下来而四处努力呢！就连他们部队团长、政委和参谋长的儿子，都和弟弟成了好朋友，也说要帮弟弟活动活动呢。现在部队管吃管住，只让他偶尔干点杂事，等候消息。

那段时间，我身在上海滩，心系崇明岛。每隔几天，都要坐船去趟崇明岛，看望弟弟，探询消息。一连数日，也没有一点新的进展。

这样过了些日子后，我又去岛上看望弟弟时，发觉他的神情明显的低落了许多。

原来，部队首长的儿子悄悄告诉弟弟一个坏消息：部队已派人到母亲单位和有关部门进行外调。不仅查明两个舅舅都还健在，而且还在台湾政界和军界的重要部门供职。更加糟糕的是，这次外调，又意外查出了母亲还有一个堂兄和一个堂弟也在台湾……

许多年后才知晓，弟弟所在部队原本是出于一种好意，想通过外调，查明如果两个舅舅在台湾已经过世，或者都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就好给上级一个撤回命令的台阶下。不想弄巧成拙，反而导致上级首长做出了更加严厉的批示，愈加坚决的要把弟弟作退兵处理了。

我听了，虽觉有些意外，却也不以为然。反而天真地想，两个亲舅舅与我们家都没有任何联系，更何况那两个堂舅了？“政审”总不至于这样株连吧？我让弟弟多给部队首长说说好话，继续坚持下去。我总觉得，坚持下去，就有希望。

我没敢将这个不详的消息告诉父母，却告诉了父亲在上海的战友。这位叔叔听后，认为不会再有任何希望了，劝我尽早放弃算了。而我却依然不为所动。

我为何如此的固执呢？是因为弟弟如被退兵回去，别无他路，也只能和我一样，去农村当知青了。家里有我一个知青，已经够父母亲操心的了。如果再多一个知青，父母亲真就要操碎心了。为了宽慰弟弟，我还特意带着弟弟去上海玩了两天。那天傍晚，送弟弟去上船时，在码头上看着弟弟渐渐远去而孤独的身影，我的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和相当难受的。

作者（左）当年和弟弟合影于上海外滩

又过了几天，突然接到弟弟电话，说部队首长最近同他谈话的口气发生了变化。

以前，首长总是循循善诱地劝说和开导他，现在却变了口气。说他待在这里，已在军营里造成了不好影响，再不离开，部队就要不管他的食宿了。那些经常来看弟弟的首长儿子和战友，这几天也不见了踪影。而且部队也不给他安排什么事情做了。

我又赶紧去了崇明岛，给了弟弟一些钱和粮票，继续给弟弟打气：部队如不管生活，就自己在附近找旅馆住下来。还是让他务必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此后，连着几天，我都再也没有接到弟弟的任何信息了。

正准备再去崇明岛时，却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告诉我，部队已经另外派了一个军官和两个彪悍的士兵，形影不离地把弟弟解送回家了，并且已经完成了同地方的退兵手续，让我撤离上海。

至此，算起来，我在上海待了近两个月。

回到家里，我和弟弟一样，万分沮丧，再也没有出生于所谓“革命家庭”的那种荣耀了。我深知，在那个伴随一生的档案里，这几位“台湾同胞”的现身，将会使我们兄弟的前途变得异常渺茫起来了，内心深处充满着一种命运无常的悲凉。而母亲的心情却显得更为纠结和复杂，她既很伤感，又很内疚似的，常常暗自神伤，以泪洗面，直至大病一场。

不知是世事难料，还是历史的必然？仅仅相隔两年之后，那场上演了十年之久的“文革”闹剧，终于落下了沉重的帷幕。国家变得渐次开明了，对有着种种“海外关系”的家庭，似乎也渐显宽容和温和起来。

重新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之后，我准备去考大学。全家人也都希望弟弟也去考大学，然而他却耿耿于怀，执意在他插队的乡村报名当兵，终于如愿以偿。

弟弟再度从军，去了山西。刚去的那些日子里，除了母亲还心有余悸外，谁都不担心弟弟会再次遭遇退兵了。

毕竟那场荒诞的闹剧终于被彻底否定了，而多灾多难的祖国也终于开始呈现出改革开放的曙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