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比文老师进少年宫美术组的时间还早。我是1957年刚上小学三年级时就进美术组学习的。那时美术组的任课教师是少年宫临时外聘的。

美术组和少年宫其他课余兴趣小组都是每周星期天上半天课。记不清是在我上过多少堂课之后，少年宫才安排了两位固定下来（直到文革停课前再未改变）的老师。一位就是文启亨老师，专门教我们画中国画；另一位是郭无老师，专门教西画（素描、水彩、水粉）。

文老师是少年宫外聘的兼职教师，毕业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当时是重庆城内西来寺小学的美术老师。他到少年宫来兼课时才30多岁，瘦高个，有一张棱角分明，极富雕塑感的长型脸，神情谦和、善良，明亮的眼睛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那是一种使人感到温暖的微笑。

文老师上课很随便，来到教室里跟大家闲聊，边看边评讲同学们画的画，不知不觉间就讲开了课，起初一段时间，甚至不用喊“起立”和“老师好”（后来大约有人提了意见才“正规化”了），他也不在乎什么课堂秩序，经常叫我们围上去（我们一般最多只有十来个同学），看他挥毫示范作画。我们都是些热情而自觉学习绘画的学生，课堂秩序自然也很好——都是星期天上课，想玩耍打闹的孩子是不会跑到少年宫来“上课”的。文老师讲课如同摆家常，和颜悦色，常用启发式的、有时还诙谐打趣的语言，把绘画技巧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几乎不训人，即使要批评谁，多半也只是微微偏着头，脸上带着微笑，略带戏谑、嘲讽的口气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

教西画的郭老师是调入少年宫的专职老师，他说起话来激情奔放，火气很旺，与文老师的温和平缓、轻言细语恰成鲜明对比。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常训人，训人的时候，他那架在高鼻梁上的眼镜片后会射出严厉的目光。同学们对他都有些敬畏。但他对文老师十分尊重，在文老师面前说话（即使是当着我们这些孩子的面），态度总是十分恭敬，声调都要低几度，就像是对一位兄长甚至长辈，这就一直给了我一个错觉，以为他比文老师年轻好多岁。多年后我才知道，实际上他只小文老师一岁。由此也可以看出文老师的人格魅力。

文老师教课，不搞按部就班那一套，而是以启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主。我们什么都学：学水墨山水画的各种勾、皴、点、染方法，学线描人物画的不同勾勒法，还饶有兴味地学画齐白石笔下毛茸茸的小鸡，苏葆桢笔下水灵灵的葡萄……他既要求我们临摹传统的《芥子园画谱》，读古代美术论著如荆浩《笔法记》、《石涛画语录》等，又鼓励我们学习和临摹当代画家的作品，读当代画家胡佩衡的《山水画技法研究》、钱松喦的《砚边点滴》等。别的孩子看连环画只注意其中的情节，文老师则教我们注意学习其中人物、景物的画法。学人物写生画时，文老师让我们轮流当“模特儿”，有时端坐着不动，有时则摆出一种姿式——或坐着看书学习，或站着做出劳动时工间休息的样子。我们无论是做模特儿的还是画写生的，都兴味盎然。

文老师常以前人“搜尽奇峰打草稿”、“师法自然”的名言来教导我们，经常带我们出去写生。在辽阔的长江边，在真武山松林掩映的八角亭下，在聆听松涛澎湃的清水溪山道上，在风景优美的鹅岭公园……春天里，他教我们画桃花，秋天里，他又教我们画菊花。他还时时提醒我们要注意表现新生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因此他还带我们去画南岸碧波荡漾的涂山湖水库、共青湖水库，画长江边的货运缆车道，甚至远在江津白沙沱的长江铁路桥——当时称为“万里长江第二桥”，我们都去画过写生（来回火车票都是由少年宫支付）……我们跟着他，小书包里的调色盒、盛洗笔水的瓶瓶罐罐等画具随着脚步的抖动发出轻响。他肩头挎着一个大画夹，一个旧蓝布口袋，里边装着他的画具和一个奇妙的三脚凳——打开来是凳子，收拢来是一根圆棒。

文老师还要求我们边学习边创作。尽管对我们这些绘画技法还十分稚嫩的少年来说，“创作”一词的分量似乎太重了一点。但这正是他的一种教学方法（或者说是教学诀窍）：通过创作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精神。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们的成绩大多通过创作有了较快的提高。从初中开始，我幼稚的“作品”就被少年宫推荐到《重庆日报》发表，在解放碑街头的群众艺术馆画栏里展出，在全市少年儿童美术展览上获奖。从1963年开始每年举办的全市少年儿童美展，一、二、三等奖通常都被我们少年宫美术组的同学（后来增加了一个异军突起的八一小学）夺得大部分。这对初学者的学习热情无疑是大有推动作用的。

——多年以后，我感受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时，年老病弱的文老师已经住到南岸去了。我把喜欢画画的学龄前的儿子送去少年宫的美术班学习，满心想让儿子体会一下在少年宫学习的乐趣。可是我大大失望了。这时的少年宫美术班，比当年的美术组多出若干倍，楼上楼下好多教室，人满为患，走廊里坐满一排排家长。不但要收费，而且教学态度也大约是“与市场经济接轨”，跟当年大为不同。我儿子那个班上的老师，据说还是教学较好的一个，竟然可以接连整整四堂课宣布“复习上次的”，然后一个字不教，让孩子们胡乱涂鸦把时间混过去。学了一段时间，儿子从满腔热情到兴味索然，最后不愿再去了，再后来公然宣布“金盆洗手”，不再学画……

善于启发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是文老师教学的最大特点，而这又源于他对美术和美术教育事业的挚爱，也源于他的善良和无私。只要是学画的孩子，他都竭诚欢迎到他家去找他，从不推托，从不敷衍，从不厌烦，来者不拒。他那简陋的家门随时都为学画的孩子们敞开。甚至还有这样的事：他在外边看到有小孩在画画，便去询问有没有人教，若是没有人教，他就会主动提议由他来辅导。

文老师的儿女回忆，他经常有这样一个说法（这也是他淳朴而独特的信念）：

我后来才知道，文老师到少年宫来兼课时，妻子已经病逝。（多年以后我翻看母亲的《同学录》时才意外发现，原来文老师的妻子孙增华跟我母亲是1940年代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音乐科的同学。）中年丧妻的文老师（当时还不到33岁），拖着三男一女四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女儿当时才半岁），生活的艰难，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文启亨老师结婚照

32岁的文启亨老师携子女在亡妻葬礼上

后来我成了他家里的常客。对他家庭的清贫有了更深的感受。他家住在临江门附近一处贫民窟似的小学教师宿舍，一个烟熏火燎的大杂院二楼上，只有小小一个约20平方米的房间，一个地道的“陋室”（比刘禹锡的陋室还不如，没有那门前“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雅致），他和四个子女，以及妻子去世后来帮忙带孩子的孩子们的外婆和姨婆（两位老人在1960年代“四清运动”时被赶回乡下），三代同堂挤在这样一间屋子里。

这间陋室狭窄昏暗，家具破旧，到处是灰扑扑、黑糊糊的，屋子里唯一的亮点，就是靠窗放着的一张破旧方桌，这是文老师作画的地方。文老师在这里画出了许多美丽的画，画上有广阔的世界，优美的风光，绚丽的花朵，欢笑的儿童……那窗户下边，就是摆了十来家人两三排煤炉子的大杂院进出通道兼公用厨房（文老师后来哮喘病日益严重，这应该是一个致病的环境因素）。

文老师那过早失去女主人的家，那灰暗、狭窄的陋室，却充满了对学画的孩子们的吸引力，用他儿女的说法，这屋子就像是成了学生们的“绘画俱乐部”。长年都有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进进出出，无拘无束，不请自到。不仅向文老师学画，也来讨论艺术，谈论人生，或者就是来玩一玩，坐一坐，看一看文老师作画。

文老师家吃、穿都很简单、粗陋。但从他的言谈表情上一点也看不出苦难的痕迹，他的目光随时都闪耀着令人温暖的微笑。他家里的民主空气很浓，他和儿女们时常会像朋友一样互相戏谑、取笑。他常把三个儿子中的老大（比我小两岁）和老三（时称三娃子，后曾去海外发展，曾任欧洲华侨联合会的领导成员）带到少年宫来，跟我们一起学画，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也受父亲的影响，从不愁眉苦脸，性格乐观，爱说俏皮话。

如今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当年文老师怎样一面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进行大量的美术创作，一面供养这样一大家人并抚育、培养几个年幼的孩子健康成长。那时文老师正直盛年，不仅外貌俊秀，而且心地善良，性格开朗、乐观，谈吐隽智、诙谐，以他在当时所处的人群中出类拔萃的才华和众口交誉的人品，还有经常发表美术作品的声誉，他要追求自己的幸福是很容易的。但是，直到他的儿女们都已成年并独立生活后，他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再婚。其间近20年，他只跟他的工作，他的画，他的儿女和校内校外的学生们作伴。只为避免再婚给幼小的儿女们带来不测，他牺牲了他本可以得到的个人幸福。文老师去世后，他的儿女在自费给他出版的画册《后记》中深情地说：

因为生活的磨练，文老师的动手能力很强。家庭经济困难，他四个孩子的衣服常是他补了又补，三个儿子的衣服破得不能穿了，他就把好一点的地方拆下拼起来给小女儿做穿的。全家的鞋子也是他自己修补。有些日用品，他也尽量买别人不屑的廉价处理商品，买回来自己动手修修补补后使用。我在他家里，曾时常看到桌上放着不同样式的闹钟，那是他的业余爱好——为亲朋好友免费修钟。他儿子有时会抱怨这浪费了他的时间，而他却乐此不疲。

在1960年代初学习雷锋高潮中，他为了更生动直观地宣传雷锋事迹，还自己摸索着夜以继日地给学校做了一个幻灯机。他外出写生时背的那个大画夹，也是他自己做的（后来他曾给我讲过制作方法，我还学着做过一个，当然从外观到质量都差远了）。当国内还未见到后来广为流行的能自动流出彩色墨水的泡沫芯塑料笔时，他就自己用毛笔头加钢笔杆制作了一支能自动流出墨汁的笔，用来在没有条件携带砚台、毛笔等工具外出时画山水速写，他曾演示给我看，真是挥洒自如，令我钦佩不已。

文启亨老师与子女1970年代留影。后排左起文明渝（老二）、文明书（老大）、文明远（老三），前排文老师与女儿文明惠

文老师在学习上没有门户之见，他教的学生若是又找别的老师学，他一样欢迎。他自己也对不同形式的画种画法没有偏见，无论是中国画中狂放抽象的写意画、精雕细刻的工笔画，还是西画中的油画、水粉画、水彩画，他都能运用自如。

文老师多才多艺，除了画画，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但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他还会拉二胡，弹钢琴。据说他妻子在世时，两人有时会到临江门河边去，迎着嘉陵江风，一个拉琴，一个唱歌。当年少年宫美术组教室里曾放过一架闲置的钢琴。我们几个男同学有时打开琴盖乱弹一气，布谷鸟合唱团那位女老师听见了就会跑来训人。一个女同学回忆，文老师曾用那钢琴弹奏《毛主席派人来》，叫她们几个女生跟着唱。

文启亨老师作品

我曾经算是文老师的“得意门生”。尽管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从小学毕业开始就被打入另册，强行分配到了民办中学。他知道这些情况，但从不对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另眼相看（美术组同学大多“出身不好”）。因为我学习勤奋，又是美术组同学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毕业），他对我一直比较喜欢。60年代初，少年宫为了加强基本功训练，曾把美术组分成国画和西画两个组，由文老师和郭老师分别指导，学员凭自己兴趣选择。我选择了文老师指导的国画组，他还让我当了组长。我那些被少年宫推荐发表、参加展出和获奖的作品，都是在他的启发、鼓励和细心指导下完成的，无不浸透他的心血。

在我读到初中二年级下期时，少年宫曾搞了一次“集体结业”，“欢送”我们离开。当我后来从郭老师口里意外得知不让我留在少年宫继续学习的原因是“家庭出身”问题，少年宫不得已要贯彻“阶级路线”时，我受到极大的打击，不由自主地跑去找文老师哭诉……后来，在他和郭老师的努力下，少年宫终于顶住政治形势的压力，破例通知我回去继续参加学习，直到初中毕业。初中毕业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未能升高中，文老师得知后，对我十分关心，鼓励我坚持自学，并准备介绍我参加美术界的一些活动。

后来我告别了家乡，到荒山野岭去参加“石油大会战”，以为当上了光荣的“石油工人”——那时并不知道只是为真正的石油工人作“开路先锋”修筑公路的临时工，我在简单的行李中还放进了画笔、颜料和调色盒。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中（经常进行每天14小时“连续作战”的突击），除去临时被抽调出来为完成宣传任务而画以外，我基本上不再有从容作画的条件和时间……1967年4月临时工被解雇后，我又在无工作、无工资的情况下纯粹出于“关心国家大事”的盲目热情去给群众组织当“笔杆子”，奔走于川南威远、荣县和成都之间，做了一年多的“造反义工”。1969年初我结束了那一段动荡的生活回到重庆后，第一次去拜访文老师，久别重逢，他十分高兴。他热心地告诉我当年美术组的哪个同学在哪里上班，哪个同学家住在哪里，哪个同学坚持在自学绘画……总之是希望我们那些同学相互关心，多有联系交流。

这次见面我有个印象很深的细节：闲聊中，大概是因我讲到了这一两年在造反派群众组织中参加活动的事，他跟当时许多人都自然会关心的那样问我是哪一派观点，我随口说“反到底派”。他迟疑片刻，淡淡说了一句：“反军总不好吧。”我没有争辩，他便转换了话题。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几乎每个学校的每个班级，每个工厂的每个车间，甚至每个家庭，都已经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因此久不联系的人们见面时都会首先了解对方的派别倾向——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当时还会在有客人来家正上楼时先在楼梯口喝问一声“哪一派的”……但文老师和我都没有想要说服对方的想法，此后我们不再涉及派别观点问题。文老师听我说起久已不画，自感画技荒疏，兴趣已转移到文学写作方面时，他大为惋惜，以后经常一提起就摇头叹息。不过，我跟他的师生之谊始终没有改变。他知道我在搜集文革方面的资料（那时还只是想为文学写作搜集素材），有一次特地送了一册美术界“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资料给我。

因政局动乱，我一时难以找到谋生的职业，思想十分苦闷。文老师曾问过我要不要到学校代课，他可以介绍。我表示不想代课——那时非常不情愿在工宣队的“占领”下当一个属于“臭老九”的教师，一心只想工人，以求改变自己的“阶级成份”。一天早上，文老师派他儿子来叫我去，说找我有事。文老师有事我当然是召之即去，去后才知道是因为他被临时调去给市中区运动会画巨幅宣传画，要我替他代课——代教小学五年级（当时小学按伟大领袖“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改成五年制，五年级即毕业班）和学校附设的（时称“戴帽”班）初中一、二年级的美术课。他也不问我同意不同意，直接就带我去学校向校革委会领导作了交接。若是其他人这样做，我肯定是要拒绝的，但这是文老师的要求，是文老师对教学工作的负责和对我的信任，这里边也包含着对我的真诚的关心。他再三说：“你来我才放心。”就冲着这一句话，我也不能不答应。于是，我就在市中区第十六小学（即西来寺小学当时的改称）做了将近一个学期的代课教师。

上第一堂课之前，文老师十分认真地给我备课，嘱咐我一定要上好第一课，在学生中树立起威信，以后的教学才好顺利展开。他还督促我在他家那张破旧方桌上用粉笔试画第一课的范画，题目是他定的“爱劳动”，画一个少先队员，一手握着拖帕杆，一手叉腰，脚边放一个水桶。他要求我练习到每一笔都一次到位，不加涂改，不在学生面前露拙。把一切都准备得他满意了，他才带我去了教室。当我在黑板上画下第一幅范画时，课堂里有学生惊叹说：“哎呀，画得比文老师还好！”我赶紧声明：“我是文老师的学生！”学生们不知道，我这一招是文老师把着手教出来的。

文启亨老师作品

后来，文老师在为运动会作画的间隙中，还专门跑来看我上课。看了以后，他才带着满意的微笑放心走了，又去废寝忘食地画那些不但需要能力而且需要体力的巨幅宣传画了。那时，他的哮喘病已经大发作过一次——是在执行“最高指示”开展“野营拉练”时，他自告奋勇为学校师生队伍打前站探路，途中受凉而诱发的。

在我代课期间，一次碰到了我在邹容路小学读书时的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小学时我是她手下负责写、画黑板报的大队委员），她见我在这个学校代课，着急说：“哎呀，早晓得你在代课，该到我们学校来呀！”我心想，要不是为了文老师，我哪里会来当这个代课教师啊。那时，中小学美术教师缺乏的问题已日益突出，文老师对此深感忧虑，不久，在他建议下，由市中区教委出面办起了美术师资培训班，文老师又在那里挑大梁，兢兢业业地为山城的中小学培养了一批美术教师，其中一些人（包括他的小女儿）后来成为市中区中小学的美术教学骨干。

我在修订此文时，偶然翻到1972年日记（那年初我刚进钢厂成为正式工人），看到一则有关文老师的记载：

看到这一则日记，我有些惊异，一点也想不起文老师曾送我从他家出来还送到东方红电影院的事。我当时在市郊的钢厂上班，周末才能回家，回家后的主要活动都是拜师访友，在日记中有不少“到文老师家”的简单记载，但离开时从来都不讲什么客套，说一声就走，他一般都在忙着画或做其他事，只会简单招呼一声“慢走”，从不会送下楼，甚至不会送出房间门。那一次是为了什么呢?

翻看前边的日记，加上对这一则日记中“对自己心血的成果又感到高兴”这句话的理解，我想应是在那之前重庆举办的美展上有他几位学生的作品参展并得到好评吧。在前边5月21日的日记中，记有我同几位搞美术的朋友（包括原少年宫美术组同学郭文华）到枇杷山公园看美展，在馆内碰到文老师和他的几个学生（其中一位是我在小学代课时教过的初中班的钟明华）的事，那次展览应是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三十周年，是文革以来重庆的第一届美术展览，名称大概是“工人业余美展”，那次美展中大受好评的就有原少年宫美术组同学张仁强的油画《新的一天》（此画后来被四川美术学院收藏），我看到张仁强这幅画后，还很高兴地题了首诗。可能那天是我把诗给文老师抄去了一份，引起他许多感慨，才破天荒地送我出来，还边走边聊走了那么长一段路吧?

文老师虽然不是专业美术家，但绘画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子女们回忆，他工作之余随时随地都在画，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作画的机会。他给商店画过橱窗，在街头画过宣传栏，到剧场画过布景，参加过数不清的展览、庆祝游行、运动会的美术布置……只要是与画沾边，他就乐于参加，而且不计报酬——这一观念一直保持到“商风吹得文人醉”的市场经济时代也没有改变。他有一个也许会让不少人感到不可理解的独特见解：

他为了能更多地画，还千方百计争取画画的机会。他的子女回忆，在文革期间，有一次学校领导要他用油漆在墙上写大标语。他精心测算后，说服领导：原计划买油漆的花费，只需稍加一点点钱买成油彩，就可以画出一幅大型油画。他于是得到了20元人民币的专项拨款，搭着桌子、梯子爬上爬下，在那墙上画了一幅当时最时髦的宣传画。这给学校领导大大争了脸面，因为在同级别的学校里，这样大气派的巨幅宣传画绝无仅有。疲累不堪的文老师则为自己得到了一次画画的机会而欣喜不已。

文老师有一颗诚挚的爱心，爱美术事业，爱教学工作，爱生活，爱家乡。他几乎大半生都在画他所居住的山城重庆。这座城市别具特色的风貌，给了他无穷无尽的灵感和永不减弱的激情。从青年时代起到他病弱的古稀之年，近50年间，他经常背着大画夹，捧着速写本，不知疲累地到处写生。他踏遍了重庆老城区的坎坷道路，走遍了山城几乎每一个角落，这座城市里到处留下了他作画的身影。许多地方他都反复写生过若干次。60年代初他带我们到处写生的时候，那些地方他就已画过不止一次了。可以说这座山城的风光他早已尽收眼底，烂熟于心。

文启亨老师晚年写生时留影

文老师的聪明和勤奋都是公认的。但是，不能不承认，他在美术创作上的成就却并不大。这里边的原因，我和一些同学，和文老师的子女们，都曾探讨过。我想，除去他把过多的时间、精力倾注到了学生身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50年代以来，频繁的政治运动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创作任务，过多耗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压抑了他的艺术思维和才华。

他跟许多搞艺术的人不同，他没有那种艺术家式的散漫作风和倨傲个性，他老实，厚道，规矩，“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即使这样，他也差点被政治漩涡吞没。反右时，他因一小幅讽刺官僚主义的漫画差点被载上可怕的“帽子”，幸好有关领导看在他家中有两老四小要靠他供养的份上，高抬了贵手，没戴“帽子”，而是作为“内部控制使用”。此后他更加谨小慎微，像伟大领袖要求的那样“夹紧尾巴做人”。但这一“内控”仍然影响到他儿子的前途。文老师的大儿子成绩很好，1964年小学毕业前夕，班主任本来已经告诉他学校决定推荐他考三中，须知全校只有一个推荐名额啊！然而几天后，班主任又私下告诉他，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学校不推荐了。结果他被分到了解放碑民办中学……在文革初期文老师还遭到官办红卫兵的野蛮抄家（抄家对象都是由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提供的名单地址），抄走了文老师珍藏的爱妻遗留的照片、琴谱、歌本，和他心爱的《芥子园画谱》。这是他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的伤心事。

文老师处世随和，与世无争，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紧跟“主旋律”，这固然使他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得以免遭灭顶之灾，但却束缚了他在艺术上的发展。多年以来，他认认真真地画了不少“政治需要”的宣传画、漫画、连环画、中国画……即使是画他最擅长的传统风格的山水画，他也为了竭力“突出政治”，而真诚地往画上“贴政治标签”，如在青山绿水间加一辆吐着黑烟的农用手扶拖拉机，水库大坝上写一幅“人民公社好”的标语之类。这些画或许会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但是时时考虑政治需要、顾虑政治禁忌的思维方式，却不能不限制了他的许多艺术构思和创作激情。比如外出写生，他就会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并不适于入画但“有政治意义”的场景。

文老师和他画的深圳新貌

他曾花了许多精力去画重庆的各处“革命纪念地”，反复画了若干次，一心想以古代四扇屏、多折屏形式画出一套新式的革命山水画系列作品，但是从美术角度看却并不成功——至少在取材上是失败的，因为革命者不可能都是在风景名胜地闹革命的，历史形成的“革命纪念地”，尽管经过后人的美化、整修，也并不等于都有美丽的风光。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在文老师1999年秋病逝之前，在他扔掉画笔倒下之前的最后一刻，他还在俯案赶绘山城的一角——他最后供职的位于市中心那所中学的“校园新貌”，这是为了迎接学校的校庆而接受的任务。那“校园新貌”新在何处呢？这所位于寸土寸金的闹市区的中学，原有校园的相当部分，包括临街的大校门和宽敞的台阶与花坛，已被强有力的市场经济魔杖点化成了一幢终日里市声喧哗的大商厦。学校师生们只能局促于紧邻商厦的教学楼里。学校必不可少的操场也只能建在商厦楼顶上。我去看过文老师这幅未完成的最后的画稿，心头真是感慨万端。那高楼包围中的钢筋水泥的教学大楼，那建在楼顶上空空荡荡色彩单调的操场和塑胶跑道，哪里是适合水墨丹青表现的对象啊……

文老师生前未完成的最后一张画稿

以他扎实深厚的艺术基本功，以他的聪明才智，以他过人的精力、勤奋和执着，他的美术成就本应更高。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时代的遗憾。不过，他在这里边表现出来的始终没有减弱的探索精神，敬业精神，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却又是十分可贵的。

文老师的子女在给父亲的画册所写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份学生名单是无法统计的。因为文老师对自己教过哪些学生从来没有计较，那时没有收费的规矩，他也从不会想到以收费来贴补家用。许多找他学画的学生都是素不相识，辗转托人找到他家去的（我就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学生，其中一位现在已是某名牌大学的教授）。对于学生，他既是老师又是朋友。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不少学生的一生。他的一些学生如今已经成为小学、中学以至大学的美术教师、教授，自己也已经有了一批批的学生，可是我想，他们中恐怕无人敢于说自己已经像文老师那样为学生捧出了一颗赤子之心。

文老师是在1999年教师节之后，秋末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去世的。如同那些完成了使命的秋叶悄然飘落大地。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我跟他通电话祝贺教师节的时候，他还十分高兴，还打算等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到我家当时住在解放碑附近的十七楼上来，俯视解放碑附近崛起的高楼群，从新的角度画山城的现代都市新景……

他没有高贵的地位，没有显赫的名声，更没有炫人眼目的财富。但许多人都来到他简朴的追悼会上向他遗体告别。除了美术家协会、美术学院、出版社和他任过教的小学、中学、老年大学的同事同行以外，来得最多的，是他在不同时期教过的许许多多不同年龄的学生（从小学到老年大学算得上有两三代人）。

我们当年少年宫美术组的一些同学也闻讯赶来了。这些同学中，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成了“下岗职工”，也有的在商海搏浪已小有成就（有两三位是开着私家车来的），还有的女同学刚“升级”做了外祖母……我们多年难得聚会到一起，这时，有的同学早已在美术事业上获得了超过文老师的成就，有的（包括我在内）则不再画画了，但我们都跟当年一样，仍然视文老师为恩师。

因为他教给我们的不仅是怎样画画，更是怎样做人。

（作者注：原载《老照片》第六十五辑，这是修订补充后的新版。）

2020年5月29日

修订于重庆风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