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赵雪，1956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三岁时随父母迁居内蒙古呼和浩特。1974年到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插队。1977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生物系。1982年毕业后入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2002年调入山东烟台鲁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植物学和生态学教授。2016年退休。
作者：赵雪
1974年夏，我结束了在呼和浩特第五中学高中学业，开始了近四年的知青生涯。在大的知青群体中，我属于所谓的“小五届”，即1972年发生了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及国家整顿知青工作秩序以后下乡的知青群体。与“老三届”相比，对我们在政策上有了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可以自选下乡插队的去处。在此之前，我父亲已于1971年从内蒙古自治区体委下放到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现在的乌拉特中旗）乌加河公社宏伟五队。因此，到我该上山下乡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去父亲所在地。本来父亲下放前也是我们父子二人在一起生活，即父亲在哪家就在哪，这样我下乡后等于仍在家生活，所以成了一个符合知青条件、办了全部插队手续，参加生产队劳动，但在家生活的“居家插队”知青。虽然在当时的政策下，有很多投亲靠友个人插队的，但插队过程也是和父母共同生活的还真比较少。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位于巴彦淖尔盟的北部，其北与蒙古国南戈壁省接壤，本是一个以牧为主的边境旗县，但它在狼山以南河套平原还有五个公社（现已归并为两个镇）的农业区，乌加河是其中最大的。宏伟大队位于乌加河公社南端，由11个散在的自然村（生产队）组成，我和父亲所在的五队是其中最大的，其本名叫“金喜城圪旦”。在河套，这样以村落创始人姓名+地形合成村名的很普遍，如张二余圪旦（高地）、王四圪卜（洼地）、杨贵沙窝等。从五队再向南走十几里就是五原县的地界。巴盟河套平原也被称为“后套”，是与“前套”，即宁夏银川平原相对而说的。这是黄河中游最大的两处引黄灌溉绿洲农业区。这里年日照长、昼夜温差大，在灌溉得以保证下，农产品产量质量都较高。在我下乡时，盟委已经提出要建设“国家新商品粮基地”的口号。因而，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与内蒙古那些靠天吃饭的地区相比，后套是相对富裕的地方。但在集体化时期，因统得过死，再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折腾，自然条件优势发挥不充分，生产和生活水平总体不高。甚至还有很多村（生产队）较贫困，尤以临近的五原县境内，每个工值分不到0.1元的生产队很多。而中后旗则受政治运动冲击稍缓，经济状况相对要好些，乌加河公社有几个相对富裕的生产队，宏伟五队可算一个。我插队这三年，每个工值分别是1.08元、1.1元和0.97元。我是一个较差的劳动力，每年工分也就挣370个左右，分红时扣除分配的粮油菜煤等，也能分150元以上。在这样的地方，加上我和父亲直接生活在一起，因而少了很多集体户知青们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顿。01 生活
在我下乡之前，父亲作为下放干部已在村里生活了三年。他的工资、档案等关系一直在公社，工资级别是公社干部中最高的。由于上级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公社领导不知该怎么对待这样的人，也就没给他安排事务，他住在村中，每月到公社领回工资。父亲刚下放时还参加过几个月劳动，但告诉队上不用记工分，后来也就不参加了。父亲喜欢动手、动脑筋，会修理自行车、补锅、焊铁皮盛具，甚至画炕围子、写春联等，在村里免费为社员们服务，并把这当成乐趣，也赢得了队干部和社员们的尊敬和善待。春小麦是当地主要粮食作物，这里也是商品性小麦的主产区，村民们的主要口粮是小麦面粉，其次是糜子米，自谓“一米一面，吃着挺惬”。父亲仍属城镇户口，有购粮证，可在公社粮站买商品粮，但其中有相当比例的以玉米面为主的粗粮。父亲基本没在粮站买过，而是需要时告诉生产队的保管员，将小麦或糜子称出交给队上的粮食加工厂，拿回米、面，年终给队上一并交钱。我下乡后，延续这种做法，只是年终用我挣的工分抵算。当时由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是每人每年400斤原粮，这尤其对于成年男性较多的家庭是不够的。队里每年也开辟一片瓜菜地，但以西瓜、甜瓜等瓜类为主，能够给社员分的蔬菜种类和数量都不足。这样，自留地就成了社员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据说，文革初的几年，当地的自留地曾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被取消过，1971年赵紫阳调内蒙古任自治区党委第四书记，甫一上任就直接到农村牧区调查，后向区党委提议后恢复了自留地。社员们对自留地比对集体地上心，投入的精力和肥料等资源也多，因而其粮食作物单产比集体地高得多，而且是吃菜的主要来源，即包括暖季吃的细菜，也包括冬季储藏、腌渍用的白菜、萝卜等。家家户户养猪、养羊则是肉食的来源。本来知青也是可以分自留地的，但我即没有要自留地也没养猪。因我父子二人副食品需求有限，又可随时买到，加之父亲为社员们修理这样那样又不收钱，他们感到过意不去，便时常将自留地产出的各种蔬菜、家养的鸡蛋、冬天杀猪的肉等送一些来。有些年份自购和人送的肉一冬天吃不完，还按当地人的做法，将肉块在油锅中逼出大部分水分，然后放入坛子中全部淹在猪油里，可逐步吃到夏天。因为不养猪，加工米、面时的糠和麸子也不要，交回队上。中后旗原以黄河支流乌加河为界，但后来整体被灌溉和排水系统取代，一些残存河道形成小湖泊。五队附近有两个小牛轭湖，分别被供销社和另一个生产队占据，在湖中投放鱼苗，并用芦苇排扎在湖中，摆成鱼只能游入不能游出的“迷魂阵”，最后集中到中心小面积水体中，再乘小划子进去捕出销售。我们有时也去买鱼吃。当地人吃肉食的习惯是大块、大碗地“纯”吃，如吃鱼就要全家每人先盛一大碗鱼，吃完后再用鱼汤少拌点米饭。这样鱼少时就认为“吃不来”，多花钱又舍不得，所以村民除非来了极重要的客人，一般不买鱼，买鱼的多是周围的一些单位。但也有几个社员下网偷捕的，曾有两次，偷捕者的捕获物中有一只老鳖，觉着吃不来，就给我们送来。我父亲下放和我下乡都有安置建房费。父亲刚来时住在老三届知青抽调走后留下的房里，翌年，队里用他的建房费给他盖了两间草坯房。那时当地砖房极少，村里的房都是用土坯建构。土坯有两种，一种是用黏土和泥用模子脱出，叫水坯；再一种是在寸草湿地上用直锨切出一定规格的长方体，再挖出、晒干，称草坯。这种草坯质量轻、结实、省工。我只插了三年多队，无需再盖房。我家房后有一条宽约七八米的灌溉渠，渠上有一座可供马车通行的土桥。清晨和傍晚，站在渠边西望，很有些“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但纵横的渠系和水坑也是蚊虫的孳生地。尤其傍晚被称作“蚊子上班”时间，一次我在渠边洗鱼，撸起袖子的胳膊竟被蚊子叮的扁平疙瘩连成了片，看上去“粗”了一圈。因居家插队，自然不像其他知青那样每年冬季要回城过年。几个春节都是在村中度过的。冬天农活不多，备年很受村民重视，扫房、贴春联（对子）是必做的事。父亲字写得好，每年都给大家写对子，内容主要从毛泽东诗词中选，也有人拿来当时发行的专为过年用的小册子，其中的春联基本都是当年的各种豪言壮语，我记得较清楚的有一句“万般为革命，唯有劳动高”。其实，没什么人关注对子的内容，要的是贴上新对子才有的“年味”，甚至有些不识字的老人将多个对子的上下联全部错开贴的。我和父亲对年节较淡漠，一般不做这些准备。但有时社员将多余的红纸等拿来劝着我们贴上。那时村里过年比较简单，像什么社火、灯会、庙会等我始终未见。人们穿新衣服主要在年三十，穿好后开始聚群熬夜，至初一凌晨3:00放炮（也只有小鞭和二踢脚），同时将堆在院中的柴草点燃，称“垄旺火”，据父亲讲，在山西老家，旺火堆是用大块煤垒就的。火熄后将带有余烬的柴拿回家一把，放入灶中，就算接回神来了。有个别人家还在旺火前撩起衣服烤肚子，说烤后这一年不会肚疼。初一天亮起就开始成群结队走家串户拜年。这期间的吃就简单了，因为食物都要在腊月就准备好，如将黄米捣成面做炸糕、炸“酥鸡”、蒸大量馒头、包大量饺子、将做烩菜的酸菜和肉等切好，这一切都置凉房冻起，初一到初五基本不做新的。其它节日，元旦、五一、国庆都没有动静。传统节日如正月十五、端午节、七月十五（鬼节）、中秋节、腊八等都只是在吃上面有所改变，但没有什么文化活动。社员们的文化生活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电影，公社放映员常年赶着马车挨队放映。但那时片子很少，有些像《地道战》等被反复放映。在一村放映，往往周围村的人也都来，有些人可以一部片子跟在不同村看好几遍。每个放映员只带一台放映机，放映中间要有“换卷”的过程，所以，人们问起一部新片，总有“几卷”这样的问题。第二是广播，我插队的几年内，村里的半导体收音机增加的较多，很多人都喜欢将音量放得很大。但广播内容很单一，除了新闻类的，文艺类主要是反复播放的“样板戏”。晋剧和二人台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地方戏曲，在冬闲时有些小戏班子就串村子演出，都是紧跟当时时势的内容。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我也曾协助队上的青年编排了一些揭批四人帮的小节目，在本村和邻村演过几场。由于没有电，演出时在场子上空用铁丝吊两个大棉球，蘸上柴油点燃作为照明，并需不断地去蘸，以补充消耗。那时中后旗没有一条晴雨通车的公路，甚至向北翻过狼山以后通往旗府海流图都没有正式的公路，而是车辆在草原上跑出来的大道。宏伟五队位于两旗县交界处，距公路很远，有一条大道可通公社，到其它村就都是小路了。自行车和畜力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若出远门需先骑车、赶车甚至步行30多里到公社或十几里到五原县的一个在公路边的公社，再乘长途车到中后旗、五原或五原火车站（火车站距县城还有30多公里）。冬闲季节有时也直接骑车到五原县城，当天来回。交通不畅最怕的是有急病无法及时送医，不过我在的几年村里还未出现过很大的急重症。当时已有了初步的医疗体系，公社有卫生院，而且还有几位医学院毕业被下放来的医生。大队有卫生室，但其“医生”是在周围村中招募的或有家传，或自学成才或受过短期培训的人。中西医、中西药都用，医疗器械没有“一次性”的概念，针管、针头开水烫一下就给下一位患者用。小病和慢性病一般可在公社或大队解决，需做手术的就要转县城甚至包头了。当时药品都是通用药，价格都很便宜，但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公费医疗，农民和知青都不免费。五队这样富裕队，有重病或慢性病人的家庭也都十分贫困。一次我到卫生室看病，被诊断为“胸膜炎”，需静脉注射，我第一次看到用很粗的针管直接向静脉推药而不是吊瓶。第二次受到非吊瓶输液是1999年在西藏考察时，在区医院凡可自己坐着的患者输液都是将液体放入粗针管，用软管连接针头，扎入左手静脉，自己用右手推药。02.劳动
我插队那几年，生产队的劳动与报酬（工分）管理是多种方式糅合、并行的。首先是队干部，第一把手政治队长、第二把手生产队长和会计、保管员四人平时不记工，年终根据社员个人总工分情况，取接近最高值的数给这四人分配。如有一年最高工分为680多，600以上的人有三四十个，就给会计660、生产队长640、政治队长和保管员620个。其它如负责水利、牧业等副队长，则在实挣工分的基础上给与适当补贴工。社员在计酬上，针对不同的劳动采用不同的方法。那些劳动强度大，又有任务量和时间限定的事，均采取“打开做”，实际就是计件的方式，这些劳动也往往成为那些体力好、技能高的劳动力挣较高工分的主要途径。如挖渠，即包括本队的斗农毛渠系的修整，更包括被征调修挖大的干、支渠。那时没什么工程机械，全靠人工挑担将淤土担出，又有时间限制，只能用记载每个人完成的土方量来记工。又如外出搞副业，主要是给周围公社的一些单位承建房屋，也要按工种分包到个人，在此基础上再合作，才能按时竣工。这两项都是男劳力的活，但我都没涉及过。打开做的营生，真正属于农活的是收割。庄稼一旦成熟，必须在几天内割倒，否则就会自动脱粒。而收割又是最累人的活儿，需要长时间弯腰，同时麦芒、秕壳等扎得人身上发痒。因此，割地的计酬是根据每个地块的收割难度确定其单位收割面积的工分系数，然后记每人实际割的面积，最后得到每人所挣工分量。我参加的是割麦，这是种植面积最大，也是最早开镰的作物。当地人讲“男人割麦子，女人坐月子”是世间最受罪的两样事。这样来看，生过孩子的妇女两样罪都受了。但割麦确实表现出女性比男性的优势在于“缠劲”。往往女性可连续割很长时间不抬头，从而把很多精壮男劳力甩在身后很远。割地也就成为女劳力挣较多工分的主要来源，厉害的割一天能挣到七八十分以上。我体力和技能都跟不上，割一天也就十分左右，与平常日工相当。旁边一些男社员见我这样，时不时招我去和他们一起休息，喝他们带的水和米汤等。还有人向我介绍一种“解乏”的方法——烫片片。实际就是一种变相的吸毒。河套在民国时期曾是烟土泛滥之地，村里的一些老人也有时讲他们当年吸食鸦片的经历。当地小戏二人台也有《种洋烟》一出。上世纪50年代鸦片禁绝，却不知从何时又兴起了烫吸药片之风，即将含有咖啡因成分的安纳咖片置于一金属块（如锁）上，用烧红的柴棍或钎子烫之，用笔管将烫出的烟气吸入口中。据称吸食后，有消除疲劳的效果，能振奋精神等。我曾试吸过一口，但没产生他们形容的那种感觉，反而不舒服，就不再试了。那几年在很多场合见过很多人吸食，当然都是男人。还在五原车站见到十几岁的孩子，腋窝夹着个大药瓶叫卖的。还有一类虽强度不是特别高，但需一定的技术或承担较大责任的，如木匠、铁匠、操作柴油机的粮食加工员、饲养员、赶四匹马的大车车把式、播种时的扶耧者，还有在灌溉水到来后负责把控地块浇地人员等。总之，一切对生产经营起着关键作用的岗位和活计，必须与个人报酬挂钩才能保证质和量。这些活，除了割麦以外，队里都没派我做过。参与最多的是做日工，或叫“打混工”，其实就是大锅饭的形式，按日记工，每天成年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半劳力递减。其中，最能表现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是如春耕前将地里大黏土块打碎的“打坷垃”以及锄地等，大家站成一排，齐头并进，边干边聊，所谓“吃不吃嚼着，干不干摇着”。日工中，那些使用畜力的活基本以男性来做。大块的土地收获后灌水前的耕翻由大队统一管理的机耕队完成，小块地和所有地块的播种、耙礳、镇压等全靠畜力牵引。而运输尤甚。五队本计划购买一辆大型轮式拖拉机，始终未获批，手扶拖拉机也是在我走那年才有。所以我在的大部分时间，队里的运输都靠畜力车。畜力车有几种：①毛驴车，以一头毛驴牵引的小型畜力车，用于村内少量的物资移动。②大胶车，需四头骡马牵引的大型车辆，主要用于大宗运输，如收庄稼、粜粮、运回购买的生产资料、冬季生活用煤等，驾驭技术要求高，我只跟过车。③二胶车，用一头马、骡或牛牵引，是应用最广泛、队里数量最多的车。向地里运送肥料、向黏土中掺沙等，是冬春季节连续干几十天的事，往往组成二胶车队，只要把东西装上车后跟在队伍里走就行。我自己单独赶车在外，是运输稻种。后套由于地形比降较小，排水不畅，易于发生次生盐渍化，从上世纪60年代已禁止种植水稻。但当地有过种稻的经历，人们总想找机会试试。特别是1976～77年，中后旗要在原乌加河以北区域大搞农业开发，从各生产队抽调人力，在原盐碱滩上开渠整地，第一年要先种一季水稻。队里派了我赶一辆二胶车，每天从公社种子站向预备的稻田运稻种。当地的稻作十分粗放，不育秧插秧，人工直接将稻种撒在田里即可，无行垄，也不除草。收获时将以稗为主的杂草一并割下，脱粒时将稻粒和稗粒分选开。这些稗粒可推出稗米，比小米大、比糜子米小，呈灰白半透明状，用来熬粥、做端午的凉糕味道也都很不错。运稻种的路上有一座每次必过的临时桥，很窄，比一辆二胶车只宽出约20厘米，稍偏一点就容易坠入沟中，须小心翼翼。好在那头拉车的叫“张二余”的骡子比较听话，都安全地过来了。这头骡子因其是从张二余圪旦这个村买来的而得名。村中的骡马好多都有名字，来由也多样，除了根据地名外，有的是根据购买时的价格，如“八百五”、“一千三”；有的是按当初入社的顺序，如“大骡子”到“四骡子”；甚至有一匹马，因吃了人为逗乐而喂给它的豆面条而得名“吃豆面”。我当时看到一头躯干和眼圈黑色而头部白色的牛，说了一句：“像熊猫”，竟然传开来，这头牛就叫熊猫了。三年中，我单独承担时间最长的工作是看场。每年当麦收结束，开始在场面上打场脱粒，就需要有人夜间看护，防火防盗。队长来我家时解释说，之所以让我来看场，是因为我肯定不会偷。五队是个相对富裕的队，最穷的人家至少也能温饱，没有人会冒着落个“偷盗”坏名声的风险去场上偷粮食，因此只有看场者监守自盗的可能性。实际上，真正打出来堆放在场上的粮食都要打上“粮印”，是不可能自盗的，拿也只能拿些如柴草、土豆、甜菜、葵花籽等。这些我需要时直接跟保管员说一下，需要多少拿多少就行，最终拿的总量比分给每个社员的还要少，根本没必要去偷拿。三年中，每年从7月中旬开始，一直到11月下旬场光面净为止，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夜间手持一把二股叉（也叫黄叉），在场面上巡逻，直到天亮人们上工时回去休息。队里的场面有约40亩大小，有围墙，墙外三面是空地和道路，北墙与饲养院相通。饲养院包括牛马驴羊的多个棚圈，饲料库和饲养员休息房。我将巡逻与在休息房歇息交替进行。一开始的时候，巡逻的时间占比较多，后两年知道不会有什么事，就减少了。在夏秋季，队里的各类家畜都靠放牧采食，不需要饲喂。这期间，夜里场上和饲养院只有我一人。在场上能见到的动物就是多只捕鼠的猫，它们都很有耐心地守候在鼠洞边。场面不同于仓库，对老鼠来说，是一个开放的食物聚积地，而猫对控制因鼠而造成的粮食损失起到重要作用。村民几乎家家养猫，但少喂食，成年猫全靠自己捕鼠存活。不抓老鼠的猫村民是不会养的。慰藉寂寞感的是一台小半导体收音机，用耳机收听。那时允许听的广播到深夜都停了，而且即使有节目也十分单一。这样就免不了做一些“犯忌”的事—“偷听敌台”。在那时当地可收听到的外台主要有：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与“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信号最强；其次是台湾中广，而美国之音和BBC等则信号即弱又不稳定。从内容上看，苏联台基本是与国内台对骂，台湾台则主要是策动大陆人员投奔“自由”，甚至时常播一些“给××同志的电报”，念一连串的数字密码。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从马尼拉和汉城（首尔）播音的基督教电台更平和、更人性化一些。秋末冬初，草木枯萎，家畜就要进饲养院以人工饲喂为生。尤其大家畜，白天要使役，必须夜间投喂。此时起，饲养院人多起来，我和几位饲养员可以在休息房聊天了。饲养员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通过他们，了解到了许多跟原来受到的灌输以及自己的认识完全不同的东西。队里与饲养员同龄的男人多数在年轻时当过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傅作义所部）的兵，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原来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打得也很积极、惨烈，而且是规模很大的正规战。他们讲到当年扛长工时，竟然讲得更多的是雇主对自己的照顾。当地很多地主成分的人，原本是从晋北、陕北“走西口”逃荒过来的贫苦农民。来到后套，从蒙族人那里租得可开垦的荒地，每年向蒙族地主交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地则能开多少开多少。这些人发奋劳动、苦心经营，逐渐积累起土地、骡马，雇佣长、短工，结果遇上土改，划成地主成分，不光自己挨斗、常被征做义务工，子女也受影响。但实际他们在雇工期间往往自己省吃俭用，对雇工则较照顾，因为那时土匪也多，雇工若与土匪勾结就会给地主带来麻烦。一次，队里的一匹马摔伤不能再用了，宰杀后的马肉分给全队人均太少，只分给了饲养员。晚上，几个人从家里拿来面和炊具，在饲养院包马肉饺子。当地人传说“香骡子臭马”，但吃起来虽因脂肪少，不如猪牛羊肉那么香，却也不似说的那么难吃。饲养院有时也收留一些流浪乞讨者临时过夜。一次，来了个20岁左右、看上去挺精明的小伙。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找些活干，非要讨吃，他说：“我不就多叫几声大爷大娘，就什么都有了，为甚要去受那个苦？”。再跟他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将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高高山上一根棍儿，好活一阵儿算一阵儿”。这种以乞讨为业，甚至为荣的事，很早就有了。三年看场，我避开了很多繁重的、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也锻炼了我对夜间工作的适应能力。03.交往
父亲下放后，一方面为社员们进行各种免费服务，同时也要我和他一起恪守一项原则，就是坚决不介入村内的各种矛盾、纠纷，包括权力的、财产的、情感的，等等。因此，从社、队干部到普通社员与我们关系处的都不错。家里有些我们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活都会帮着来做。农闲时节常有人到家里来聊天、打扑克等。聊天的内容以生活为主，也会涉及到一些历史、时政、周围关系等，没什么“禁区”，相互不“取心”、不提防。我和父亲到太原、银川等城里探亲，总有人托我们代购东西，尤其是那些准备给儿子娶亲的家庭，要买女方提出的毛哔叽、小花缎、各种毛线等等，甚至有托购手表的。我们从市里回来，背得最多的都是这类代购物品。我和社员们接触、交流更多地是在劳动中。队里给了我极大的照顾，那些最吃力、最繁重的活都没有派给过我。1976年冬季，全河套展开水利大会战，彻底疏浚、扩展排水总干渠（总排干），各生产队都要组织民工上工地。我们队停止了包括打场在内的全部活计，将青壮劳力几乎全部送到了百里以外其它渠段的施工工地。而我们这个本身就在总排干边上的村则住进了来自临河县某队的民工，其中饲养院休息房也住进了几人，他们当中有近70岁的老人，也见到过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当时有些队甚至喊出“下至7岁，上至出气的”都要上阵的口号）。从与他们的接触了解到，这种劳作非常辛苦，早出晚归，要用扁担挑着两个箩头从渠底将挖出的黏土块一趟一趟地担到堤上。很快寒潮到来，含水量很大的底土封冻，又要用炸药炸碎再担。时而发生炸出的土块砸伤人的事。但队里始终让我继续看场，我家的房子也未号给民工居住。在集体劳动中，我不熟悉的劳动技能和安全问题，都得到了热情的指点和帮助。在劳动休息时，人们常常互开粗俗玩笑，甚至有扒人衣裤的混闹等，但见我对这些没兴趣，在我面前也就不这样做。通过各种接触和交谈，对社员们有了较多的了解，很多都与原来基于所受的教育而产生的想象有很大差距。首先，村里不存在被说成无处不在、提纲挈领的“阶级斗争”，社员也没有所谓的“阶级觉悟”。贫下中农对四类分子没什么仇恨感，大家在一起劳动和玩闹，交流生活经验，比邻而居相互帮忙，甚至通婚，没大差别。四类分子只是在各次大小运动的开始阶段，被上面派下来的驻村干部和本队干部安排他们做些义务工。最受影响的其实是他们的子女，不论如何精明，学习如何比别人好，都是没有任何出去的机会的。对像我父亲这样从城里下放来的干部和插队的知青，他们都当做像戏文里那些因上层争斗而“落难”者看待，从没有歧视或要怎样“再教育”的概念。他们对人和事的评价，都是以“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观为主的，那些革命、阶级、各种主义等都只是干部们在需要时挂在嘴上的。他们关心的问题都很实在，1975年四届人大通过新的宪法，在组织学习时，人们更想知道的是结婚年龄有没有什么新规定。村里的能工巧匠当时都不许出外，只准给队里和本村人做活，记工分算报酬。还有些在种地或养殖方面经验丰富的人。这些人在谈论中对“包产到户”之类当时被严厉批判和压制的做法都表现出十分向往。到我下乡的时候，已见不到知青集体户了，接触到的知青都是个人或家庭在各村中生活。接触和交谈时间较长的是一对夫妇，两人都是文革前1964年从呼和浩特到乌加河公社插队的。男的姓刘（L），还是我五中的校友，女的姓贾（J）。他们刚下来时各自在自己的知青小组中。那时上边对他们没有什么指导，自己也都缺乏生活经验，集体户生活管理得一团糟。如小组的口粮和食油都是一年分一次，拿回来后就挥霍性地大吃，包括什么“油炸面条”等。几个月就把一年的油折腾完，之后几乎半年只吃咸菜拌糜米饭，甚至还有盐拌饭的时候。内部出了矛盾也不知怎样和解，两三年后集体户就分崩离析，各找各的住处，他俩也就是在那时候认识并决定结婚的。当回城见双方父母时，女方家人都看不上L。J的继父还不断给她灌输女人要一辈子享福的“秘诀”—找老的吃好的、老的死了找小的，还真联系一些年纪较大的鳏夫让她去相看。她烦父母，也就很少回家。J身体单薄，能挣点钱的农活都做不了，生了两个儿子后就完全在家了。幸亏L会画画，时常给人画些墙围子、寿材一类的，经济是上还过得去。后来L当上了学校的教师，还转了正，就是在宏伟大队的学校。他们也就在我插队的前一年搬到了五队，住在我家旁边原来老三届知青留下的房子里，与我们也经常走动。但我看着他们两口也并不怎么和睦，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甚至恶语相向。恢复高考那年，L又调到了公社小学，家也搬到了公社所在队。后来在我上大学期间，听说他们还是离婚了，而且由于J下乡十多年户口换了好几个队，最后这个队在联产承包时不给她分地，生活陷入困境。最后政府将有类似情况的老知青集中安置在了兵团撤销后改建的农场中（“八五”期间我在河北承德地区参加科考时，配合我们工作的林场职工中也有这样来源的）。之后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从他们那里，也知道了和他们同时下乡的其他文革前老知青的情况，他们中有极个别“先进典型”可通过做报告、写材料计酬，避开体力劳动，甚至可在机关兼职。还有少数像L这样当教师，有稳定收入。多数人仍在参与集体劳动，且拉家带口，生活都较困顿。在恢复高考和大返城时，无法重新在城市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总人数并不多，下乡前的原生家庭多为底层。他们在村中的时间长，故事也多，但缺少能说故事的人，因而在海量谈论和讲述知青的语境中，他们几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老三届”是被谈论和讲述最多的、最具代表性的知青群体。我在的宏伟五队在1968年也曾来过近20名知青，都是从呼和浩特和包头下来的。在1971年我父亲下放时他们已全部被招工回城了，当时我还见到过一两个回村办手续的人。他们在队里没给人们留下多少记忆，很少有人再提及。我见到老三届知青主要是在1975年，当时全国都在搞什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旗里也组织了知青的学习班。在班里见到了几位老三届知青，他们都来源于同一座城市—天津。在河套，天津知青大多集中在兵团（那里的情况我不清楚），插队下乡的不多。我见到的几位都是男性。据他们讲，天津女知青除个别的被旗里的企业招工外，很多都嫁给了当地农民。那时村里人嫁娶还是以媒妁说合为多，即使像宏伟五队这样较富的队，彩礼也是极大的一笔负担。女知青愿意嫁人的基本不要彩礼，所以她们往往最终嫁的都是相当贫困的人家。男知青就不好办了，靠参加劳动挣工分，再努力也比不上当地中等劳力，养活自己都勉强，也没有家族帮衬，当地闺女都不愿嫁他们。而当时在知青中选调招工都是只招本地下乡的。中后旗那几年招工的都来自于呼、包等市，没有天津企业，这些天津知青，尤其是男知青就都剩下了，多年没有任何机会离开。我见到的其中有一位几乎不怎么劳动，总和一些同情况的朋友喝酒、打架。有一位自己到一些单位找临时工干，当时他就在公社粮站炒炒米（牧区蒙古族牧民的必须食品），算是收入稍好些。更有一位个头不高，村里的所有农活做全了，肩上有担大渠磨成的厚厚的茧子。听到知青办的两个主任和他谈话还不一样，一位主任跟让他不要结婚、不要搞对象，机会总会有的；另一位主任要他“扎根”，他说：“扎不了根呀！娶一个老婆一千多块钱呢。主任你给我娶个老婆，我就扎根了。”主任也无语。我们这些所谓的“小五届”知青，虽然插队是必须的，但下到何处还是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且在安置和管理及待遇方面都有了些明确的政策，加上有前面老三届哥哥姐姐们的经验教训，心理和做法上都比较平和。可能是由于当时广泛推广湖南株洲经验，即“厂社挂钩、定点安置”，如呼、包这样较大城市的企业和机关单位等都将本单位该下乡子女的联系安置点放到了本市周边，因而像乌拉特中后旗这样偏远地方就再没有成规模的集体知青户了。我无论在什么场合见到的“小五届”知青，都是个人联系下乡，有投亲靠友的，有父母掌握一定权力安排的；来源不仅有呼、包，还有盟府、旗府甚至公社所在地。宏伟五队在我之后也有二位，一位是旗府来投奔外祖父家，还有一位是公社行政秘书的侄儿，姓徐。他们下来后，实际参加队里的劳动几乎不到一半的时间。那位徐姓小伙1975年不见了几个月，回来后讲述了他遇到了“七五·八”大暴雨造成的洪灾并从中逃生的经历。而当时的报纸、广播天天都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水浒，对那场堪比1998年洪灾的大灾难竟只字未提。这二位不知何故在恢复高考那年都未报考，我走之后也再未听到过他们的消息。三年多，我见到的不论哪年插队的知青，甚至包括他们讲述的同伴，几无一人担任过哪怕生产队长一级的任何领导职务。也未听说哪个人或其群体对其所在的乡村向着富裕文明的方向演变做出了什么实质的贡献。我们这些本没学到多少知识的人，被名不符实地冠以“知识青年”之名，却又同时被置于被“再教育”者的地位，何能指望这些人去引领改变农村面貌！04.离开
我正式开始插队时，文革已近尾声，父亲下放也已三年。见到和听到的现状，我即没有了想要“改天换地、大有作为”的激情，也没有“扎根”的打算。虽然在村中的状况比起其他知青来算是较好的，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更不能持续。即使在这个相对富裕的队里，我连续干一年的收入也只能养活自己，养家就难了，我不能也不愿长期向父亲那去“啃老”。因此，找机会离开是必然的想法。但当我插队够两年后，一次只针对知青的招工也未出现过。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指标也被社、大队领导们直接控制，分拨给他们的亲属或关系人。这种情况若没有大的政策环境变化，就会持续，我也是很难得到机会的。父亲的态度是我走和留都是我自己的事，他不会强求，也不会为我求人、走后门。但他也将我的高中毕业证和一些当时带回来的教材保存了起来。恢复高考，给大量知青带来了人生的转机。实际上在1977年年中，在城里的一些亲戚、同学以及父亲原来的同事等都来信说高考有可能恢复，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时间。陆续还有人给寄来了一些复习资料，对我很有帮助。那时没有什么培训班一类，大队里的考生，包括学校的老师们多数报考的是考初中内容的中专，村里另两位报考大专的都是报文科，我和他们都复习不到一起。公社高中部有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任教，但路途远，我只集中问题去请教了一天数学。基本是自己用带来的高中教材（不全）、亲友们寄来的材料复习。尤其是确知当年就高考及报名后这段时间，正是第三年看场，我已有经验知道场上安全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晚上在饲养院休息房睡觉，白天在家中复习，也没人计较。高考在12月大概是中旬进行，中后旗山前农区5个公社的考生约200多名全部在乌加河中学参加考试，其中有130多是当年的应届生。共考两天，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理科考理化；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语文没有其它考题，只做一篇作文，题目在“在红旗下”和“谈实事求是”中任选。我先选的是前者，做着做着觉得这个题目不容易写出自己的东西，又换了第二个。由于这样倒换，再打草稿誊抄已来不及了，就直接在试卷上一口气写完。有意思的是我们拿到的各科试卷（需在上填写姓名和考号）用的是棕色牛皮纸，而配发的草稿纸是白色的书写纸。考完后，估计自己考得不好，可能要等第二年夏天再考一次了，便准备投入到下一轮复习。父亲也支持我，要我即下决心，就先不参加劳动了。过了些天，接到通知到公社体检。那时是考试成绩过线者体检，我到公社得知，全公社报考大专的只有我一人有体检资格，山前5个公社也只有5位。另外，我们公社还有19名报考中专的考生可体检。其中有我村的郝贵明，很聪明好学，但其母亲的前夫是地主成分，在前夫去世后带着贵明的几个哥哥改嫁给一个贫农，也就是贵明的生父，这就成为在“推荐”时代任何机会也轮不到他的首要理由。贵明那年考上了内蒙古交通学校。1978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我接到了内蒙古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一切手续顺利，不记得填过“政审表”，而且到现在也不知当时的高考成绩。3月初，开启了一生新的历程。毕业后，1982年将父亲接出与我共同生活。父亲直至2018年离世，再没有回去过。2020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乌拉特荒漠草原研究站创建人赵学勇研究员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回到了村里，见到了它的变化。总排干上仍在使用的宏伟桥，当年是土质路面。经过多年的新农村建设，河套所有村庄都已通了柏油或水泥路，从村里到临河，原来步行并转换几次车辆需一天的路程，如今开车一个半小时即达。恢复了历史村名，有了现代化的楼房、超市和各种服务机构
见到了当年的生产队长杨福荣（居中者），老人已80岁，精神矍铄，对我们父子当年在村的往事回忆清晰，正在颐养天年。下图：左边二位是当年的小伙伴张羊换夫妇，如今也有孙子了。他家虽房子外装饰一般，但屋内各种现代化电器用具一应俱全，院子里有两辆轿车。当年我守护的场院早已辟为农田，机耕机收，不再需要场院。我家房后的大渠宽度只剩原来的1／10,并做了节水衬砌。下图：这是一种用种子的瓜类经济作物。河套平原正展示着巨大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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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