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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蒋蓉:蹉跎15载的五叔,都是《红楼梦》惹的祸

蒋蓉 新三届 2021-05-21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只因在拆除“红楼梦”

广告时说了几句话





作者:蒋蓉


    

一. 迈入社会

我的五叔叫蒋明远,他是我父亲最小的一个弟弟,十多岁来到我们家,在我们家长大。
 
我的五叔,1963年

1963年之后,贯彻阶级路线已在向“唯成分论”演变,有资料说,到1964年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作为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黑五类”子女,我的五叔有幸在1963年大学毕业了。

大学期间,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是那个年代人们最深刻的记忆,尽管缺吃少穿,五叔学习依然非常刻苦努力,专业课程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最为突出的是理论力学,100分。任教的老师还特别强调,蒋明远的试卷几无瑕疵,找不出扣分点。

以这样的拔尖成绩,五叔是完全够格留校任教的。但当年,留校的几个同学都根红苗正成绩平平,能否胜任教学不在考虑范围。

当时的社会风气还算良好,毕业分配临近,学生们也都平静,托人情、找关系、开后门的腐败还未能蔚然成风。

那时毕业分配口号是:

1、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奔向那里;

2、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3、坚决服从分配,做党的驯服工具。


除了少数几个留校名额,其余大部分毕业生如何分配,并未公布。系里召开的毕业分配大会上,书记作报告只讲了大原则:“哪里来哪里去”,同时兼顾个人志愿。

五叔离开老家之后,户口一直在我们家,属于重庆市。他的原籍中江县属于绵阳专区。像他这类毕业生究竟算哪里来的,没有明确的说法。

五叔从小跟着兄长,而我父亲家长作风极甚,对五叔和对我们一样随意打骂,这让五叔产生了很强的寄人篱下感,早点离开是他从小学就有的愿望。或因此他内心更认同原籍是自己的家,所以,填志愿的时候,五叔甚至没想到自己的户口在重庆,把“哪里来哪里去”的“哪里”定位为老家绵阳专区。待到尘埃落定,他果然分配在绵阳。
 
大学毕业,后排左一是我五叔

拿着简单的行李,告别生活了十余年的城市,五叔一行毕业生乘坐当时的水运小火轮,从北碚区顺嘉陵江到市区蔡元坝火车站。烈日当空,船舱内热浪滚滚,船舷外江风悠悠。五叔作为领队,无暇欣赏沿途风景。他一路繁忙:换车、托运行李、清点人数等。舟车劳顿,直到第三天上午才抵达绵阳专区教育局,毕业生们住在招待所等待,由专区分配到县,再由县分配到学校。

等待的日子也十分煎熬。绵阳地区,包括平原边缘的山区,山区和平原相比,学校的软硬件设施、教学水平、学生生源、生活条件都不在一个维度。大家心里七上八下的。

五叔被直接分配到了遂宁中学。

遂宁中学是当时绵阳地区最好两所中学中之一,人事关系直属绵阳专区,校长刘显华在这里看了五叔的档案,优先选择了这位优等生。

遂宁中学紧靠渠河,占地不到七十亩,面积较小。校舍的名称都很响亮,具有革命时代的显著特征:教学楼叫卓娅楼,办公楼叫雷锋楼,教师的宿舍楼叫红专楼,学生宿舍叫继光楼,校门口附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解放前的教会学校涪江女中),一幢名智育馆,另一幢名德育馆。校舍中间是一个操场,跑道不足400米。学校规模虽不大,但在省内也算名校。

我五叔被安排任教高一两个班的立体几何,每周12节课。在教学上,他很快暂露头角,深得学生喜爱。原本不喜欢当众说话的五叔,开始感受到做教师的喜悦,开始热爱这个职业。工作刚刚走上轨道,正在迸发的教学热情突然被切断了,学校指派他参加上宁公社四清工作队,为期三个月。

上宁公社离县城约七里路。因班车很少,五叔背起铺盖卷步行去公社报到。

工作队员先在公社开会学习一天,传达有关四清工作的中央和省的文件,弄清“四清与四不清”的界线;工作方法是依靠贫下中农,狠抓阶级斗争;目的是帮助干部下楼洗澡、轻装上阵,让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通过运动转变为四清干部,最后要处置的,只是极少数四不清干部。

第二天,队员们就分别下到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工作。

五叔分配在十一大队一个叫梁家沟的生产队,住在一户贫农家。这家有叔侄三人,叔叔五十多岁,结不起婚;两个孩子的父母在“困难时期”双双亡故。他们住的是土坯墙草房,家徒四壁,无一件像样的用具,孩子大人衣衫褴褛,一日三餐吃的是能数清米粒的红苕稀饭和泡萝卜。

出生于小乡镇,成长生活于大城市的五叔,为眼前的赤贫感到震惊。每月,除了交给户主老梁定额的粮票,五叔还特意多交一些伙食费,给这个家庭一点绵薄的帮助,有时回学校拿东西,就顺便把当月定量的肉买回去,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三个月,五叔风来雨往每日穿梭于乡间小道,走访贫下中农家庭,听取他们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意见,和社员们同劳动,还收集各种生产数据,回公社开会时汇报。

那些日子,他常常失眠,屋后猪圈里的几头小猪可能也因吃不饱,不是哼哼就是尖叫。苦难是别人的苦难,煎熬的却是五叔的心。作为一个黑五类子女,他当然不敢细思深想,只求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如何能让这些穷人摆脱贫困,过上城里人那样相对安稳的日子?他不懂,也不可能懂。

三个月后,四清工作结束,效果怎样五叔一无所知。生产队没有任何变化,哪些干部是四不清干部?哪些干部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都不知道。1964年1月,参加公社总结会后,五叔带着不少疑问回到了学校。

回校后因临近期末,没有上课任务。五叔利用这个空档,准备下学期的课程。新学期开学,依然教授两个班的立体几何,一切按部就班,工作也还顺利。似乎,日子可以就这么四平八稳过下去了。
 
1963年西师、川师、南师分到遂宁中学青年教师与刘显华校长合影,前排中为刘校长、右一是我五叔

二. 因言获罪

4月底,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五叔悲剧人生的导火索,成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拐点。

教师宿舍红专楼下,是总务处的办公室,办公室外的路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告栏,学校用来发布各种公告通知,时不时也发一些文化信息,如电影广告宣传画之类。这条路过往的师生员工很多,路过广告栏都会驻足观看有些什么信息。

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广告栏前围了很多人,五叔原本不爱凑热闹,那天却是鬼使神差,路过的时候居然停下来凑 了上去。教务主任徐光榕正在指挥后勤人员,把广告牌上《红楼梦》电影广告画撕掉。有人询问为什么?徐说,学校不宜张贴这种广告,对学生影响不好。徐布置任务后即离开。现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见状,五叔插言道:《红楼梦》五一就要公映了,电影都看得,高中语文课本也有选段作教材,能有啥不好影响?不应该撕掉。

事后,当时在场的三个高三学生,把事件的过程和议论写成一封信,反映到遂宁县文化局,表达了他们对学校某领导拆除广告的不满。文化局把信件转回学校,要求学校妥善处理。徐光榕听说过我五叔的“高论”,结合起来一分析,就把五叔分析成了幕后主使。其后,徐某每每见到我五叔,都有意摆出视而不见的傲慢,让五叔难堪。那三个写信的学生当年高考悉数落榜,大学梦碎,锦绣前程毁于一信。

我五叔为此付出的代价,滞后一步。

期末考试后,五叔的教学效果凸显,学校通知他下期担任高二两个班的解折几何教学。整整一个暑假他哪都没去,在宿舍里把教材上的习题全都做了一遍,备了教案,比上课还累。不是五叔能力不够底气不足,而是他不容自己在工作上有半点瑕疵。

没想到开学前几天,党支部书记独远琼约他谈话。五叔不是党员,连共青团的大门争取了数年也没跨进去,他有自知之明,不敢在“政治进步”上有任何奢望。书记突然约谈,令他惶惶。

独书记并未开门见山,她作了一个小小的铺垫:“你功底厚,教学效果也不错,可以独当一面。”五叔刚想松一口气,书记谈话的重点内容就传进了他耳朵:“我们重点学校也有支援兄弟学校的责任。”

书记说得隐晦,五叔却不愚钝,听出书记的弦外之音其实是下“逐客令”。参加工作不久的五叔,已经在教学上暂露头角,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莫名其妙的“被支援”。但五叔毕竟年轻,还一贯心高气傲,他没有向书记服软,口气还硬邦邦的,质问:“是不是要调我走!”

独书记不疾不徐,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递过来。五叔一看,调令、户籍、粮油关系全在里面,调令上赫然写着蒋明远调往拦江中学——那是遂宁县最边远一个乡镇的乡村初级中学。明摆着的,他被发配了!

五叔愤怒、不服,可他是个知识分子,不能“一哭二闹三上吊”,以他的孤傲秉性,更不会卑躬屈膝以自辱的方式求饶。学校方面没有给他任何了解真相和解释申辩的机会,即便给了,最后的结局还是鸡蛋碰石头。五叔只能强压着悲愤和怒火,他站起来冷冷地说:“没关系,我卷铺盖就走。”

独书记想缓和一下气氛,说:“老蒋,你不用急,过两天有一个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要传达,你可听完报告再去报到。”

“不必了,”五叔转身离开。回到寝室,才终于忍不住委屈和哀伤,痛哭了一场。

教研组的教师都感到不可思议,私底下忿忿不平,但无人站出来公开说句公道话,毕竟鸡蛋碰石头的事,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保是首要的考虑。

1964年9月上旬,五叔离开了遂宁中学,乘坐一辆替代客车的货运卡车,前往偏远的拦江区。当时的公路都是砂石路面,乘客们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车尾尘土飞扬。历经近三个小时的折腾,才到达拦江区。

拦江区是乐至县、蓬溪县,三县交界之地,从前匪患严重。小场镇紧靠琼江,只有沿江一条街道。学校校舍分布在公路旁的小山上,规模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学校生活用水靠水井,照明靠煤油灯,和周边农村没有区别,恶劣的生活条件超出了五叔的预期。几年后学校扩建,买了一台发电机,但故障频发,只能勉强供晚自习使用。晚自习后,校内的校舍和校外的山野一起,陷在浓厚无边的黑暗之中。

连同五叔在内,一共有三个数学教师。五叔是本科毕业刚刚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另外两位都已中年偏上,学历也只是大学专科。学校安排五叔上初二两个班的课,这样的教学任务对于他,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工作轻松工资一分不少,但五叔内心的绝望之墙却越筑越高越筑越厚。在这样一所学校待下去,未来一眼就望到头了,混口饭吃而已。曾经那样的努力学习,难道仅仅是为了如今混口饭吃?还没结婚成家,还没生儿育女……不敢想了。

每天晩饭后,苦闷的五叔,搬一把藤椅坐在教学楼与宿舍楼之间的空地上,遥望山下的公路和公路旁的小河沟,以及更远处的农田和山坡,目光茫然,没有风景可供他欣赏,目光所及也没有诗和远方。一怀愁绪满心凌乱的五叔,常常这样空空茫茫地坐到上晚自习,才前往教室完成他当日最后的工作。同事们都认为五叔清高不合群。这个因一时兴起多了句嘴的蒋老师,哪里还敢轻易“合群”?哪里还敢轻易吐露心中怨苦。

这一年,那所乡村中学里孤傲不群的五叔,在教学上异峰突起,呈现出鹤立鸡群的态势。他的教学能力让校长赵顺才刮目相看,校长给予了我五叔充分的信任,每次外出开会、出差,总是让他代为主持工作。校长的重用,显然越出了当时“阶级路线”对黑五类子女设置的天花板,不少根红苗正的教师公开表示不满,为五叔后来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1966年,最先遭遇风暴袭击的是教育部门,即便在最偏远的乡村也不例外。五叔所在学校,首当其冲的自然也是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当权派赵校长等。五叔作为普通教师,和其他教师一样被大字报覆盖。彼时,运动风起云涌矛头指向变化很快,普通教师们遭受“批判的武器”打击不过是一阵怪风,飞沙走石之后,他们就像刮到墙角的一堆废弃物,被遗忘了,除了不上课,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期间,五叔和别的普通教师一起,搭上了大串联的顺风车,出去游了一圈。之后,五叔结婚生女,生活虽然动荡,却也磕磕绊绊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清贫之中也不乏草民渺小的幸福,毕竟有家了。
 
三. 风雨如磐

到了1970年,学校的领导班子早已瘫痪。按照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五叔所在的乡村学校,由贫宣队进驻并掌管大权。贫宣队的负责人叫韩成思,文革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临近寒假,有家在外地的老师请假提前离校,五叔依样画葫芦也去请假。

韩成思却给了五叔一个当头棒:不行!还没有放假。

五叔不服:某人请假你不是同意了吗?

韩回复:我说不行就不行!我现在不同意了!他眼睛乜斜露着不可一世的傲慢。

五叔一听,倔脾气上来了,也可能对这个无知识无教养的“贫宣队”心存蔑视,他不管不顾地顶撞:你不准假我也要走。

韩成思耍痞:嘿!我不管了,我管不了,我也走!

话赶话到了这个份上,五叔负气:你走啊!你就说是我赶你走的!

五叔头也没回走出了贫宣队办公室,离开了学校,带着挥之不去的浓厚心理阴影,去达县五婶那里探亲了。

一语成谶。后来,这句话果然成了地主子女驱逐贫宣队的现行反革命铁证。五叔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也差点亡。

那时,学校并未恢复正常,教师不上课,在学校只是参加各种政治学习。五叔回校后,一直未见韩成思的身影。某个晚上,全区召开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工和居民大会,区委书记肖仕良讲话,矛头直指五叔:有些人不服从贫宣队领导,这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反改造。

虽未点名,却把请假事件定了性。如五雷轰顶,五叔怔住了,想起几年前曾因言获罪被发配,内心只剩下惶恐。

其实,私下对贫宣队有看法的教师不少,他们也议论纷纷:蒋老师不过说了一句话而已,哪个用武力威胁他了?赶他走了?上级“革委会”派来的,哪个敢赶哦!明摆着就是贫宣队和“造反派”要整人的计谋嘛。

这些议论让五叔感到慰藉,公道毕竟还在人心。可是,无权无势的普通老师也就只能私下发几句议论,不能为五叔摆脱困境提供任何帮助。

同宿舍的青年物理教师宋星藻,悄悄对五叔说:蒋老师,你还是要想办法弥补。

五叔,一个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一个被发配的黑五类子女,能有什么办法?思来想去,五叔唯一的办法是放下自尊放低身段,去请韩某回来。

韩某所属生产队在靠近乐至县的高山上,步行了20多里盘山小道,五叔见到韩,自泼脏水向他认错,违心奉承恳请他回校领导抓革命促生产。

韩哼哼哈哈打官腔,说知道了,并不表态。五叔无功而返。

一周过去了,不见韩某返校。五叔只得再次以负荆请罪的姿态,二度前去请他,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以求减轻罪名。韩非官场老手,但整治五叔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无师自通。他依然不表态,只说我有安排。五叔就陷入了尴尬境地,再次无奈而返。

几天后韩回校了。韩回校本是必然,他必须要坐稳贫宣队的位置,日后才能跃出农门(贫宣队退出舞台后,韩被安排在拦江屠宰场当临时工)。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要侮辱和威逼敢于顶撞他的五叔;此外,他还和本校造反派早有谋划,要把当年受走资派重用的教学尖子蒋明远打成反革命,可能的话,开除他的公职。
 
1970年代中期,饱经磨难的五叔来我们家(前排右一)

时值“一打三反”运动正在全面铺开。县城举办的全县小学教师“一打三反”学习班传来消息,拦江小学一位女教师跳井自杀,定性为“畏罪自杀”。各种自杀、自杀未遂,自残、自疯的消息纷纷扬扬,令人胆寒,谁都害怕某一天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砸到了自己头上。

学校里很多会议已经不让五叔参加。大约4月或5月,全县举办中等以上各类学校“一打三反”学习班,以学校为单位安排住宿,自带行装,地点在四川省农机校。拦江中学男女教师各住一间教室,学习和小型批斗会也在里面举行。

当地驻军“支左”的一个连职干部郑修龙任学习班的总领导。在开班仪式上,郑修龙开宗明义:“阶级敌人忘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遂宁中学教师何念强(西师数学系62级的高材生,出身于根红苗正的工人家庭),长期认真学习领袖著作,在领袖的书籍空白处写了很多心得和批注,不知哪里出了错,被抓出来定为修正主义分子,作为全县的反动典型捆绑在卡车上,由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游街示众,还多次陪杀场。这个榜样令所有学习班成员心惊肉跳。

军代表郑修龙的号令发出后,各个学校纷纷响应,拦江中学揭发五叔的大字报和侮辱人格的漫画多了起来。最初个把月是把他监控起来,不让外出,不能写信,不准见外人,命令他写交代,在小范围内反复交代罪行接受批判。

一个普通的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人人避之不及。各种揭发批判纷纷涌出,他的罪行已经罄竹难书。

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出身反动,胆敢和伟大领袖唱反调,反对贫下中农领导教育革命,公然驱赶贫宣队出校门。

还有一连串莫须有的离奇罪名:

一,学校因文革不上课了,几个教师凑在一起打扑克牌,五叔不打牌,在一旁听别人的收音机。调台的时候,无意间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五叔当然知道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赶紧关掉了收音机。批斗时,被定性为“收听敌台”;

二,五叔之前写信购买过纯白信封,在批斗中被指是对毛主席语录恨之入骨;

三,停课前,五叔曾是初67级一个班的班主任。该班学生演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五叔担任指挥。轮唱的时候他对学生说:“我左手打了‘毛主席的战士’这句,左边唱;右手打了,右边唱。”被批斗:他左手打毛主席,右手还打毛主席,这还了得?竟敢打毛主席!真是罪大恶极!

条条都是死罪!五叔成了罪不可赦的现行反革命!不能分辨,只能认罪。

可是,在学校范围内,五叔无论怎么交代也过不了关。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帽子一层层压下来。韩贫宣伙同学校几个造反派头目,用尽洪荒之力,坚持要把五叔推到片区或更大范围的2000人学习班,去批斗!材料报上去了,迟迟不见批复,缘由未知。

8月学习班结束了,我五叔没能被搞成全县批斗典型。韩某等不肯善罢甘休,把他押回拦江继续批斗。因为被监控隔离,几个月没有家人的消息,回校后五叔给五婶写信,但石沉大海。他已预感,自己到了家破的边缘。

9月,复课闹革命师生返校。开学后的第一场批斗会由韩成思等策划实施。韩一声号令: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揪出来!几个刚刚返校的学生就把五叔架到主席台前,按下头挂上黑牌子,有人对着五叔踢了两脚,让他站在一张长条櫈上。

眼前,熟悉的师生黑压压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自尊心极强的五叔无地自容。

韩成思声嘶力竭:“反革命分子蒋明远坦白交待!”

有学生从后面上来狠狠踢了几脚,五叔一下从条凳跌落下来,几个学生拥上来一顿推搡,他晃晃悠悠重新站上条凳。韩宣布批斗开始。造反派的师生鱼贯上台揭发批判。五叔的脑子一片空白,他的耳朵嗡嗡乱响,那些义愤填膺的批判言辞,那些冲破云霄的口号,一句也没听见。两个小时的批斗如同两个世纪一样漫长。最后一句“滚下去”,他总算听见了,还没来得及下来,就被学生架着拖了出去。

教职工批斗,全校师生批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大字报、漫画、大标语在校内遮天蔽日,拦江街上,区委对面小学教师宿舍的墙上,批斗专栏连续办了3期,反复陈列五叔的反革命罪状。公判大会上,五叔被拉去陪公审、陪杀场。韩某等人,极尽能事“搅得周天寒彻”。

拦江镇十天赶场3次,因三县交界人货流量大,赶场天异常热闹。五叔常常被押着在街上游斗,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的牌子,有学生敲锣开路,小孩们跟在后面欢呼雀跃,四邻八乡的乡民指指戳戳如同看猴戏。到了选定的位置,迫他站在条凳上坦白交待。此时的五叔,已经无所谓颜面,自污成了家常便饭,他举着喇叭大声背诵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罪行,一遍又一遍……

听众多是乡民,他们好奇,对五叔批判自己的内容似懂非懂,个个点头称赞:这个老师讲得好嘞!

除了批斗、游街和写交待,更多的是体力上的惩罚。学校请人维修校舍,五叔被派去打杂,搬运灰浆一类最髒最重的活,都是他干。到了饭点,因为从头到脚全是灰浆,太髒了,他等老师们吃完了才去。厨房里的邓师傅,总是悄悄给他多打一点饭菜,倔强的五叔,热泪盈眶。
 
四. 活下去……

伟大领袖"五七指示"发表后,拦江中学在离校12里外开荒建了农场。农场有地近百亩,还建了猪舍,建了宿舍和食堂,一次可供两个班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劳动。

农场用的肥料来自学校的厕所,学校规定,参加劳动的师生一天挑一趟(约六十斤左右),就算完成任务。五叔作为劳动改造对象,一天至少挑两趟,粪桶是最大的,一挑百斤上下。五叔只穿一条短裤,一双破解放鞋,光着膀子挑大粪,晒掉几层皮,全身黝黑,以前那个文静清高的白面书生,脱胎换骨了。他顽强地扛着,没有屈服。

1971年2月放寒假,教师们纷纷离校回家与亲人团聚过春节了,五叔不能离校,又让他顶替教师食堂的师傅,给留校的员工做饭,包括一直积极组织鼓动批斗他的造反派唐振义全家。五叔咬着牙边学边干,当了一个月的厨子。做完别人家的团年饭,五叔回到宿舍,孤零零躺在冷冰冰的床上,开始思念杳无音信的家人,眼泪如同开闸的洪水……无边的黑夜,无声的痛哭……

到了3月某一天,召开了一个宽严大会,五叔被叫上戏台,宣布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不戴帽子,降一级工资,监督改造。此后,批斗停止了,他被送去学校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五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各种农活,还要养猪养鸡养鸭,体力支出超强,但再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批斗,清静了。

家人依然音信全无,这是劳改中的五叔最大的痛。五一节刚过,五叔正在河边担水浇菜地,一个来农场的老师叫,蒋明远来拿信。

五叔拿到手的,却不是他一年来盼星星盼月亮的家书,而是遂宁县人民法院寄来的传票——五婶的离婚起诉。山崩地裂、世界末日都不能譬喻五叔那时的绝望。

他们见面后,五婶说:你现在是暗管(管制人员),孩子就是反革命子女,这会影响她一生,希望你为孩子作想,我们离了为好。

五叔无话可说。分明是被人陷害,他自己清楚,可五婶知不知道、相不相信他是被陷害的?即便知道,又能怎样?莫非让孩子背个反革命子女的黑锅,过自己这种任人践踏的生活?

家,他活下去的唯一支撑,灰飞了。

从法院出来回到学校,再强撑着回农场,平时挑百斤大粪不用40分钟,那天一步一步挪了两个多小时。倒在床上两天两夜,水米未进,一无所有的五叔,垮了。

农场原有一个长年留守的校工张玉兴,见五叔两天没动静,过来看他。五叔称自己病了。

到第三天晚上,黑暗中,五叔像个影子无声无息来到平时洗脚的河边,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解脱,他纵身一跃。

五叔不会游泳,落水即下沉,呛了几口凉水,他突然清醒:这样走了,那是“畏罪自杀”!离婚是为了不让孩子背黑锅,这一死,反倒会给她加一个黑锅。活着自己难,死了让孩子难!熬吧!或许熬过去,还能看到春暖花开;“畏罪自杀”,就再也不会有冰消雪融的日子了!

幸好河边水不深,五叔清醒后胡乱扒了几下,脚踩到了底,手摸到了岸。他爬上来,湿漉漉地回到宿舍。张玉兴在菜园子里看见他,一脸疑惑。五叔解释说去洗澡了。张回应,你要保重,看远点。
 
第二排左七是我五叔

冬天,拦江初级中学准备试行戴帽高中,春季招生100名,两个班,学制两年。可是高中的数学却没有任课教师。文革几年也新调入了不少教师,但所有教师无人教过高中。这时,学校领导想起了五叔,他原来在遂中教高中,效果还很好。一纸通知到了农场。韩成思还在学校,但此时他已不能一手遮天。张校长找五叔谈话,希望他出来任课,一边上课一边改造。

五叔说,我是“反革命”,合适吗?

张回复,你先上课吧,新学生不知道的。

就这样,五叔接手了高中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文革前高中三年制,数学的代数、几何(立几、解几)三角等,分别由不同的教师任教,此时,两年制的教材还没出来,五叔不能光上课,他还得改编教材。数学老师中没有人敢任课,需要编教材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这一届学生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电,晚自习点煤油灯;教材由五叔编写,学生刻蜡纸油印。学生们都很刻苦,他们知道了蒋老师的底细,但他们依然尊重这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老师,喜欢上他的课,和苦难中的五叔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还保持了长久的联系。

1977年即将恢复高考,拦江中学的高三学子也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曙光。

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五叔主动做了两件事:

一是把文革前历年高考数学试题整理出来,并给出详尽的解答及解题方法,用墙报张贴,向学生传播,同时油印成册先后发给77届至79届的所有毕业生;

二是每周星期日上午,在教学楼与办公室之间的小广场上,针对毕业生开座讲,按专题讲授至少两小时。

100多名毕业班学生把小广场坐得满满的。五叔没有收一文钱,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更多的学生通过高考,走出去。

五叔在拦江中学任教的最后一个毕业班,当年高考,全县数学成绩第一名和第三名,均是该班学生;高考平均成绩和升学率也在全县名列前茅。一个乡镇戴帽中学出了这样的成绩,是遂宁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的五叔,从1964年9月发配到拦江,至1979年9月调回遂宁城区,整整十五年。十五年,因言获罪,批斗劳改,妻离子散,泣血饮泪……他活下来了。脚底还是那片大地,头顶还是那个苍穹,挥一挥手,告别无法告别的昨天,五叔人到中年,终于迎来了曾经期盼却不敢期待的新生活。 
 

2021年5月12日



蒋蓉读本

蒋蓉:爷爷地主外公赴台,

我居然成了上山下乡先进

蒋蓉:我的铁哥们,
有情,没戏,地久天长
另类农民和他们的子女们
女知青,被损害与被侮辱的……
蒋蓉:女中音,遥远而美丽的忧伤
蒋蓉:苦女儿,天堂里飘出那只歌
蒋蓉:下乡第一晚,
六个女孩和衣同床而睡
蒋蓉:小狗赛虎幸运与不幸的一生
蒋蓉:哥哥的小芳
蒋蓉:那些年那些人那些芳华
蒋蓉:我的爷爷奶奶是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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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知青

何蜀:两张宣传队演出剧照背后
刘明:针刺麻醉亲历记
唐龙潜:文革前的"上山下乡青训班"
喻保权:捉贼记,
我们潜伏女生宿舍三天三夜

我在地头读报女社员在旁吹套套
左平:我的插队囧生活
尚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吃牛肉
明瑞玮:社员忆苦思甜不忘“困难时期”
郑忆石:姐姐哥哥的插队生活

徐冰:三下酉阳田家寨

翁新良:我只能去跳一台“丰收舞”
翁新京:16岁女生的乡村磨砺记忆

蒋国辉:我在嘉陵江上当纤夫
蒋国辉:我到大巴山区插队落户
蒋国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陆文宪:苦中有乐的下乡趣事
刘明:周大成之死打谷机惹的祸
刘明:搭车记,差点落下手提包
贺岩: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与先驱
蒋少龙:上山下乡那年我才16岁
马丽萍:回家的路我走了33年
邓天雄:我的高考一波三折
汪瀰的故事:坎坷求学路
明瑞玮:逝去的几位高中同学
上山下乡运动的初步回顾与思考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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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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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  上山当兵月  青工光阴  高考校园  浪漫  菁英职业  学术  家国……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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