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惊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多少年来一直讳莫如深。“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历史终究是公正的。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明确指出：“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陈独秀之所以能成就此开天辟地的功勋，其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内容和厚重的时代背景。陈独秀是一位资深的社会活动家，有着深厚的社会关系。1901至1914年，他五次东渡日本，先后参加励志社和青年会，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并由此结识了许多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如邹容、张继、秦力山、苏曼殊、潘赞化、蒋百里、刘季平、汤尔和等。他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很有人望。1902年春，他由日本回到安庆，与潘赞化等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并准备创办《爱国新报》，以“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次年5月，他在上海为邹容挽留，共办名噪一时的《苏报》。此时，拒俄爱国运动正在全国涌动，他又回到安庆，与潘赞化等筹组安徽爱国会，发动安徽的拒俄运动。5月17日，安庆藏书楼座无虚席，他在这里发起爱国演说会，呼吁：“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这次演说会较之上次，影响更为深远，当时《苏报》这样报道：会场“众情踊跃，气象万千”。会后，学生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演说会被清廷查封后，他又逃到上海协助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在《国民日日报》期间，他与章士钊、苏曼殊等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发表在《国民日日报》上由他与苏曼殊合译的雨果的《惨社会》（即《悲惨世界》），最能反映他这一时期的真实思想。书中男主角男德有这样的话：“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锭（注定）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男德的话就是陈独秀的话，这是公开向孔教和私有财产制度宣战。1904年3月，他把思想启蒙的眼光投向普通的老百姓，他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这份“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的报纸，本着面向最底层民众的宗旨，抱定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见识。” 这份报纸岂止在安徽，乃至在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八年后，蔡元培谈起《安徽俗话报》时还称赞：“我在上海《警钟日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安徽俗话报》在当时有“最开风气”的美称，而陈独秀正是这一新风气的引领者。当年10月，他又到达上海，参加由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组织的暗杀团。每天试验炸药，制造炸弹，与蔡元培、杨笃生、何海樵、章士钊等常在一起密谈，并参与谋划吴樾袭击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的事件。吴樾壮烈捐躯后，陈独秀对这种暗杀活动进行反思，称其“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决心把思想启蒙的根深扎于民众的土壤之中。1905年暑期，他又回到芜湖，除继续《安徽俗话报》的工作，又发起组织岳王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安徽公学的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军人，总会设在芜湖，陈独秀任会长。岳王会向新军渗透，许多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是岳王会会员。武昌起义时，最先发难的就是新军中的岳王会会员。1914年7月，他最后一次来到日本，应章士钊之邀协办《甲寅杂志》。他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文章立即产生轰动，他又被推至舆论的焦点。文章颠覆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国家观，指出国家不能“与社稷同观”，爱国不能与“忠君同义”。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国之建立，“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所谓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否则，“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这些愤激的言论自然召来诘问叱责，有所谓“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怒骂。陈独秀“敢为是论”，恰是从封建的纲常伦理中突围出来，以先进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阐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直指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他以前瞻性的犀利眼光，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人们因此而欣赏他心仪他。“天下谁人不识君”，他的知名度也因此而越来越大了。《新青年》在北大销售一空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不久即改为《新青年》。他在《新青年》提出至今仍鼓舞人心的口号：民主（democracy）、科学（science）。这就是常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宣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青年》在青年中传阅，深受欢迎，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读者顾克刚给《新青年》来信说：“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 叶挺将军在湖北陆军第二预校读书时，就曾写信给陈独秀：“足下创行青年杂志……拯斯溺世，感甚感甚”，“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 青年学生杨振声把《新青年》譬之为春雷，“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谈到《新青年》时，总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罗仲言回忆：“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陈独秀的文章“有胆量，有勇气，笔陈纵横，独具风格，大家都喜读他的文章。”青年为《新青年》所吸引，接受它，喜爱它，使之成为须臾不离的读物。从1915到1922年，陈独秀共写了近400篇文章，仅1919年就有150篇之多。这些文章可谓触及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历史、哲学、时事、人口、宗教、文化、体育等等，真是无所不谈。青年正是从这些文章中详知他的独树一帜的思想、拔山盖世的气节和清新生动的文风，处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引领者，他被人们赞誉为：“思想界明星”“学界巨子”“社会精英”。1917年1月，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接任文科学长，并改革文科进而改革整个北大。他在征得蔡元培同意后，将《新青年》迁到北京，北大同人精心协办这个杂志，使这个杂志的读者与日俱增，由初办时的1000份增至15000份。据北大学生张国焘回忆：《新青年》“每期出版后，在北大销售一空。” 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就这样进入北大，如春风时雨顿使这所高等学府，一改老气横秋，陈旧腐败，而清新活泼，生意盎然起来。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北大学生结社组团已成时尚，而这一直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和帮助，他对傅斯年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衍、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最先创立《国民》杂志社。接着，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邓中夏等还组织平民教育团，走街串巷，讲演宣传，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修复前的陈独秀北京沙滩故居
不仅北京，全国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都被鼓动起来，各地纷纷效仿北大，成立社团，办报办刊。五四运动前后，全国的进步社团就有三四百个，报刊竟达四百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日本。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也在召开所谓南北和平会议，那些割据一方、鱼肉民众的军阀、政客，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和谈”自然毫无结果。陈独秀认识到巴黎和会就是西方列强的分赃会议，他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所说，早在建党前，革命青年就尊他为“我们的领袖”。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说：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合影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洋政府立即镇压学生运动，仅6月3、4日，就逮捕了800余名学生。整个北京笼罩在恐怖之中，好友劝陈独秀南下暂避风头，他气愤地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全文不足100字，却成为那一时代鼓舞革命者的警世格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对内政外交提出具体的五条要求，表达了他的“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其中号召：“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晚10时，他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逮捕。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最先在《晨报》披露后，《北京日报》《公言报》《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和全国各地的报刊，都相继在显著版面公布消息，陈独秀一时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们交相传颂，啧啧称奇。《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申报》指出，北洋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已经酿起学潮，如今又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不止，是诚何心耶？” 真的是“扬煽其波，激之使动”。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高潮。学界、教育界、社会各界和安徽各界，或以单位或以个人，纷纷致电致函，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
1918年北大文科哲学门第二届毕业生留影。前排右4蔡元培、右3陈独秀、右5梁漱溟、二排左1学生冯友兰
孙中山在上海召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恼怒地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以孙中山的声望和地位，虽是短短的一席话，却在当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失却自由的陈独秀非但没有孤立，反而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李达在《民国日报》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他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蒙胧里提醒觉悟起来”。“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辛白作诗《怀念陈独秀》，对北洋政府（他们）进行声讨，予陈独秀以深深的敬意：“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民主与科学，“陈君平日所揭示的就是这两样。”并呼唤：“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被捕和出狱后，李大钊相继撰文予以声援。陈独秀被捕时，他借用一位读者的话说：“现在好久不见‘只眼’（陈独秀的笔名）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当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为之高兴，欣然作白话诗《欢迎独秀出狱》，诗中说：“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陈独秀不会想到，他的被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会后继出“很多化身”，如孙中山说的“五十、一百个”，以至很多很多，而他们中竟出现了如毛泽东、李达、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和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邓中夏等中共一大代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员。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函邀，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即，“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这些摇撼制度和体制的言论，对于专制的当权者来说，自然是反动的，故明令其停止讲演。他只得又乘车返回北京。当京师警察厅得知他已潜出北京多日时，便决定在他返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李大钊和高一涵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静候在北京西车站，将他秘密送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2月中旬，李大钊护送他出京，两人乔装打扮，乘着一辆骡车，由公路出走来到李大钊的家乡河北乐亭。陈独秀在北大，很不得一些人的喜爱，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将其逐出北大，甚至不惜辱没斯文，罗织所谓私德问题的罪名，刻意向他脸上泼脏水。厚道的蔡元培再也抵挡不住压力，只得于1919年4月8日夜晚，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以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两科，陈独秀体面地失去文科学长的职务。他的好友胡适恰不在北京，没能阻止这一事态，事后，胡适对以“小报所犯，道路所传”的“私德太坏”，而将“学界领袖”挤出北大，一直“惊诧不已”，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胡适还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多少年后，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一群人”，不过，他所说的这群人就不仅是上海，还包括北京乃至全国的影响所及，可见陈独秀的号召力和凝聚力。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把十月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相提并论，称作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并预言，“世界大势必有大的变动。”他原本相信康梁，后又鼓吹民主和科学，扬言为此“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却一次次的碰壁，就在焦躁的他越发看不到希望时，十月革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成功的范例，这大大地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他的这批在上海“搞政治的朋友”是：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等，他们大多住的很近，经常一起聚谈。陈望道回忆：“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为负责人，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戴季陶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他先住亚东图书馆，后又迁至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设在这里，不久，这里便成为筹组中共的重要活动场所。《新青年》因陈独秀的思想倾向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宣传民主主义改为宣传社会主义，其中尤以《劳动节专号》为分水岭。中共早期理论家蔡和森说：《新青年》原本“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 旧中国，在黑暗中迷茫的青年为真理所召唤，不少人来到上海，登临《新青年》编辑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罗亦农遗孀李文宜曾在《忆罗亦农同志》中写道，罗亦农17岁时，竟“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这些青年来到上海，被陈独秀安排在上海党组织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杨明斋为公开的负责人，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陈独秀也常来讲课。这些青年学成后多被送往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中不少人由苏联回国后，成为忠诚的革命家，如，罗亦农、王一飞、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早在1920年初，他就请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8月，他又和李汉俊将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校对后出版。接着，李汉俊翻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极大，毛泽东就曾说过，这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李大钊遇难后，北大教授高一涵在《民国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说：“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即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初版本。胡适曾把南陈北李作了比较，他说：“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历史的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以陈独秀的声望和影响，一当形成坚定的信仰，他在当时的号召性和凝聚力，又自然要超过李大钊。这就是中共早期党员肖克将军于1993年6月在《陈独秀诗集序》中所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的两名俄籍教授，与李大钊多次交谈，表示要帮助建立共产党。据张申府记忆，李大钊当即写信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笔者以为这正是李大钊的认真而稳重的作风，他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俨然成为闻名国中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合适的了。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和陈独秀见了面，两人一拍即合，愉快地接受了组党的使命。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成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的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北大学生张国焘为避北洋政府的追捕，不得不南下来到上海。临行前，李大钊让张国焘向陈独秀转达这样的意向，那就是目前应加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张国焘晚年回忆说：“大约7月底（1920年），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地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各方面的特长。……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张国焘认为，陈独秀是在1919年底“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这就是陈独秀为人处事的风格。当年提倡白话文，倡导文学革命时，胡适主张“平心静气”“同心研究”，而陈独秀果断专行，“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事后，胡适感叹：“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如今，在实际筹组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依然故我，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果敢坚决。所以，就做事的风格效率而言，南陈北李，陈属首位，也是在事理之中。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此前陈独秀为陈炯明所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因教育上的一些事务而不能出席。李大钊也因故没有出席。这样，南陈北李都成为中共“一大”的缺席者。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期的领袖。
1922年，陈独秀 (前排左一) 和瞿秋白 (后排左一) 等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合影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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