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77级，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作者：桑宜川
世事更迭，岁月流金。晚清时期，照相机还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国人倘若要记录一些民风民俗，丽人美景，只能借助手中的毫笔，绘出水墨丹青，抒发胸臆。那年那月，照相机这个新鲜玩意儿是西方人带进来的，留下了许多老天津的景观，随后制成了(Postcard) 明信片，再贴上早期的本国邮票，盖上邮戳，寄回了各自的国家。虽然这些素签尺牍漂洋过了海，散落异国，但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天津卫当时的风土人情，题材广泛。内容厚重。从今天的学术眼光看来，这些邮资明信片，集艺术、人文、历史等各种知识于一体，完全可以说是解读近代天津历史的《百科全书》图像版。
在海外多年，笔者有幸收藏了不少见证天津近代历史的邮资明信片。如今，这些画片上的许多景物早已凐灭，荡然无存，无法“对号入座”了，但唯一可以还原当时景物的这些老明信片，却能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时代：它们记载了天津近代社会以及城市的沧桑变迁史，其反映天津社会生活方面的价值尤为弥足珍贵，这是一般文字类的正史或野史所不能替代的。
天津的历史源远流长，明代就成为了商埠，曾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卫各有一“津”，故史上别称“三津”。然这“津”字在语文学上可通假，多指代“水畔”或“渡口”。因此，天津素有“九河下梢”之称，海河由上游的南运河、北运河和子牙河汇合而成，海河水系最终汇聚于三岔河口形成海河干流。这里便是海河干流的源头，故“三津”即可解读为今日天津。有关三岔河口的记载最早见于《宋史》，云：公元1081年黄河至“清州独流寨三岔口入海”。其实，三岔河口步入历史舞台更早可以追溯到隋朝。我们这一代人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就读到过京杭大运河，如何成为了贯通南北的水路交通动脉，造福天下黎民百姓，利国利民。其实大运河乃是隋炀帝的创意，下旨开凿的政绩。那时候的大运河流经天津卫，在三岔河口就开始出现了以捕鱼、晒盐为生的人家，至北宋中叶，这里形成了天津最早的居民聚居地，天津文化的发祥地，今日的繁华昌盛皆来源于此。清乾隆以降，来到天津贸易的西方商人日渐增多，贩卖鸦片的走私船只活动频繁，他们每于沿河趸船上及驻所悬挂外国邮箱，供其侨民通信使用。鸦片战争前后，英国更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在广州、香港及通商口岸开设“英国邮局”，其它国家群起效尤。那时候的清政府积弱，称其为“客邮”，英文冠之为Alien Post，取其“海外来客”之意。此即是“列强”在华邮政的源起。然而，“客邮” 毕竟属于外夷入侵，是租界内的特殊产物，不伦不类，侵害了大清天朝的主权。虽经李鸿章、张之洞等出面交涉，但外夷置若罔闻。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联，仍未能达到取缔“客邮”的初衷。经过中方多次力争，直到1922年情形才开始转变，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九国太平洋会议，通过了《撤销在华客邮案》，“客邮”方才在中国大陆画上了句号，逐渐不复存在。但是，它曾扮演的角色见证了近代天津的殖民色彩，见证了那年那月所谓“万国邮政”的畸形繁荣，也是清末“商埠邮政”的实物资料。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 （Alfred Von Waldersee，1832—1904）是一个负面人物，作为八国联军入侵天津进而攻占北京的统帅，他与清末名妓赛金花曾有过一段交往，故事主要来自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之一《孽海花》。作者曾朴写出了这本书后大受追捧，一时洛阳纸贵，多年位列畅销书榜。书中屡次写到了天津的场景，写到了赛金花与瓦德西之间的情事。蔡元培先生出于道统观念，曾忿忿地称“赛金花不过是美貌与色情狂，一无其他”，却不知世人最爱读的内容正在于此：一个奇突的妓女，一场烟火的表演，更加上前世冤孽、今生情仇，敷衍出了一出孽海情天的迷梦。海外汉学研究家王德威先生评述《孽海花》，说是作者摆脱了历代士者沦落说的惯性思维，全篇重心完全押在赛美人身上，文字写得妖娆逼人，可以品味赛美人话锋犀利，脂粉飘香的意境。
不过，从存世的部分客邮明信片来看，赛金花本人似乎并没有令人惊艳的倾国之色，她更像是一树气息暧昧的夜繁花，在历史的风烟深处，闪烁着幽丽的光芒。一生三次嫁作人妇，又三番沦入烟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女人。这样一个风尘女子，一生中竟两次与历史风云际会，比起古代的苏小小、李园园，薛涛以歌舞诗词传为佳话者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瓦德西在《孽海花》中并不能算一个核心人物，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八国联军给国人和民族的屈辱是永远不能遗忘的。他早年入普鲁士边防炮队，参加过普法战争。后任德国总参谋长，晋升陆军元帅。1900年任八国联军统帅，旋即甫抵北京，指挥侵略军由津、京出兵侵犯山海关、保定、正定以及山西境内，残酷镇压义和团，屠杀中国黎民，胁迫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扩大列强侵华权益。1901年回国。著有《瓦德西回忆录》，中文节译本名《庚子联军统帅瓦德西拳乱笔记》。
据现今可查阅的史料记载，当年八国联军进京后，大力搜剿义和团，北京城里腥风血雨。精通德语的赛金花在这时脱颖而出，她对瓦德西说：“军队贵有纪律，德国为欧洲文明之邦，历来以名誉为第二生命，尤其不应该示人以野蛮疯狂。”这一席话胜过任何堂而皇之的外交辞令，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清末小说《九尾龟》也曾有这样的记载，说赛金花到紫禁城与瓦德西相见，看到国人眼中神圣的皇家宫苑被联军占领，面目全非，爱国心油然而起：“我虽然是个妓女，却究竟是中国人，遇着可以帮助中国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
苏曼殊在《焚剑记》中也曾记述过此事：“彩云为状元夫人，至英国，与女王同摄小影。及状元死，彩云亦零落人间。庚子之役，与联军元帅瓦德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赛金花的挺身而出，“使不可终日之居民顿解倒悬，至今犹有称道之者”(引自《赛金花事略》)，于是京城内外，家喻户晓，赛金花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光环，“议和大臣赛二爷”。不过鲁迅笔下的所谓“九天护国娘娘”，却是对赛金花及其吹捧者的一种讽刺。当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其夫人伤心至极，扬言要用慈禧太后的老命来抵，因而议和的先决条件变成了：“光绪赔罪，慈禧抵命。”李鸿章听了一筹莫展，据说也是赛金花出面说服了瓦德西，又通过瓦德西找到了克林德夫人。赛金花对她说，要把太后列为战争元凶，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她建议为克林德竖立一座牌坊，类似欧洲人的石碑或铜像，用这种方式委婉地向德国政府道歉。按照曾朴在《孽海花》里对赛金花的描述，在与克林德夫人谈判中，赛金花“灵心四照，妙舌如莲，周旋得春风满座。”今天，从这些例子来看，赛金花确有一定的外事经验，懂德语和英语，以至后来跟洋人打交道并不怯场，也很讲究技巧。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前后，列强国家纷纷在天津设立“本国邮局”和“野战邮局”，为其数以万计的侨民及军营中的官兵服务。这些“客邮”机构受理各种邮件、包裹、汇兑等业务，参照各国邮政章程和邮资标准，按其国内资费收取寄往该国的国际邮件资费，在邮件上贴用加盖中国字样的外国邮票或外文字样的中国邮票，盖销外文邮戳，并且擅自开辟邮路，揽收中国商民邮件，使用外国邮袋装运来往邮件，不受中国海关检查，甚至以此为掩护，从事走私、偷税、运毒等活动。以上分别为晚清年间的德国明信片，第一张是挂号寄递，贴蟠龙邮票4分、10分各一枚，销天津8月7日中英文日戳及英文挂号戳，加贴天津俄国在华邮局邮票三枚，销该局8月11日转口戳，并贴俄文挂号条，经西伯利亚陆路转运，有德国罗斯托克9月10日到达戳。第二张为在中国内陆寄递的邮件，都见证了一段沧桑的历史。据现今可查阅的邮政史料，1914年4月民国直隶邮务管理局统计，当时外国在直隶邮区内非法设有邮政局16处、军事邮局1处、代办信柜1处、代办售票所6处、信箱33具。其中，日本在天津设邮局2处、代办信柜1处、代办售票所2处、信箱7具，在北京设邮局1处、代办售票所4处、信箱6具，在塘沽和山海关各设邮局1处；英国在天津设邮局和军事邮局各1处、信箱2具；德国在天津设邮局1处、信箱4具，在北京设邮局1处、信箱1具；法国在天津设邮局1处、信箱1具，在北京设邮局1处；俄国在天津、北京各设邮局1处和信箱1具，在张家口设邮局1处，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设邮局1处、信箱2具，在恰克图(今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设邮局2处(前营子、后营子各1处)、信箱8具。由此可见，那年那月“客邮”在华的分布状况与规模。光绪十五年(1889)在天津设立上海德国邮局分所，光绪十七年(1891)升格为随军邮政局，局址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德国领事馆内，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迁至法租界大法国路(今解放北路)，另在德、英、法租界内设置信箱6处，并在塘沽兵营内设有军事邮局，办理驻军家书和军事邮件，冬季迁到秦皇岛德国兵营内受理业务。
德国早期邮票，盖有中国天津1908年或1909年邮戳
德国邮局经办各种邮件、包裹及汇兑业务，因设局较早，英、法、美、德等国侨民多到此寄送邮件，并吸引中国商人办理汇兑业务。该局海路运邮利用亨宝轮船公司天津至上海间航线，陆路运邮委托中国邮政局利用京奉、津浦铁路运输，邮件投递范围以天津各国租界为限。塘沽德军邮局由于战后德国军队撤退，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裁撤，天津德军邮局并入德国邮局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7年3月，北京政府与德国绝交，令各地德国邮政机构一律停止营业，由当地政府派员看守。同年4月15日，天津的德国“客邮”被关闭。意大利早期邮票上加盖的天津字样，用作驻防天津的军邮
列强在天津纷纷私设“客邮”时，意大利也想插足，但未设成。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国联军中的意大利在天津设立军邮局，《辛丑条约》后拒不裁撤，依附意租界工部局内，自称“正规”邮局，但不为中国邮政当局承认，1917年后自行关闭。八国联军进犯天津时，美军也设立野战邮局，除办理该国军邮事务外，还代办日本军队邮件的交换和运送工作。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由1887年成立的呑纳学院改建而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49年后更名为天津大学。早在1887年，英籍德人德璀琳（Gustav Derting）召集外国商人，要求赞助投资创办大学，并得到响应。他的设想得到李鸿章的赞同，并答应拨给他一块地方做校址。德璀琳先在天津德租界的警察总部附近选定了位置，建造了一座日耳曼风格的楼房作为敎学楼，招收中国读书人入学。校名为呑纳学院（Tenney College），亦称为天津“博文书院”。1892年，德璀琳在外国侨民中聘请了英国皇家学院毕业生丁家立于学院中创办补习班，数年后这个班学生的知识均达到了入学水平。
1895年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在盛宣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参与下，125名新生入学呑纳学院，学院由此更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1900年初，北洋大学堂给首届毕业生、后来的国务总理王宠惠颁发中国第一张毕业文凭。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洋大学校舍被破坏，被迫中断。此时，初建者盛宣怀等人陆续离开北洋大学堂，当年随容闳留学美国的幼童珠海人蔡绍基（1859-1933）临危受命，承担起再创北洋大学的历史重任。
蔡绍基是第一批留美幼童，1872年留学美国，1881年考入耶鲁大学。同年，蔡绍基奉召回国，先后出任上海海关道署翻译、牛庄海关道台、天津海关道台、直隶总督府北洋洋务总办等职。其间，他代表清政府，在辽东、辽南等地与日本谈判，商讨日俄战争后辽东半岛的归还事宜，捍卫了国家主权。1895年，北洋西学学堂建立之时，蔡绍基出任北洋大学二等学堂总办，为该校初期的建设做了很多实际工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洋大学堂所在的博文书院被占，学堂被迫停办。蔡绍基利用自己在直隶总督府署理外交事务的官员身份，与占领军反复交涉，积极争取复校。但侵略者拒不归还校舍，蔡绍基只好选择清军废弃的西沽武库，重新建校。1903年，在他的多方努力下，北洋大学建成复校，蔡绍基继续主持校务。1908年，蔡绍基出任津海关道兼北洋大学督办，掌握北洋大学堂的全部权力。美国客邮明信片：天津北洋大学堂军训学生合影（1900年）北洋大学从1885年至1911年共有毕业或肄业生518人，其中资送出国52人（不包括自费留学生）。该校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他们多为国家社会所倚重，对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工程、铁路交通、财政金融、政法、外交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尤以美、日、英、法、德、俄学者任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此外，北洋大学堂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保证能够实现培养高层科学人才的目的。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耶鲁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租界是民族耻辱的代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块租界是1845年英国人根据《上海租界章程》在上海设立的，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设立租界止，共有十四个国家在中国设立了二十七块租界，其中以英国在华的租界地势力最大，在天津、汉口、广州、九江、厦门、镇江等六个城市设有租界。各国租界都是内部自治，有独立的市政管理机构，这个机构被称作工部局（Municipal Committee）。工部局拥有市政、税务、警务、工务、交通、卫生、公共事业、教育、宣传等职能，就像一个完备的市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设立了第一个租界──英国租界，最多时有九个国家在津设立租界。1917年3月14日，由于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天津的德、奥租界被收回，使天津成为中国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天津意租界始设于1902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意大利军队乘机占领了海河左岸（东北岸）、俄军占领区以西的地段，并宣布为意租界。界址为：东北自意中交界路（今兴隆街）沿京山铁路至俄租界，南沿波格拉尼路（今五经路）与俄租界毗邻，西南临海河，西北沿意奥交界路（今北安道）至兴隆街，占地近八百亩。天津德租界始设于1895年。界址为：东临海河右岸（西岸），南至小刘庄外小路（今琼州道），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开滦胡同（今开封道）与美租界毗邻。自1900年起，德租界不断向西南方向扩张，先后占领了北洋西学学堂（今海河中学）、三义庄、桃园村一带，以及东楼、西楼附近，共占地四千二百余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宣布将天津德租界接收。1921年德国政府声明，承担《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在华租界条款，中国政府正式将天津德租界收回。天津日租界始设于1898年。最初，日本仅在法租界以北、天津城厢东南，划定了租界与预备租界的范围；另在德租界以南的小刘庄划出停船码头。自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日本先将预备租界及最初未能划入日租界的天津城厢东南闸口繁华区列为扩张租界；同时与法国暗中商定，将部分法租界的扩张界划给日租界，并强迫清政府予以承认，条件是将小刘庄停船码头交还中国。经过扩张，日租界东北临海河右岸（西南岸），东南与法租界毗邻（锦州道），南至墙子河（今南京路），北起闸口至福岛街（今多伦道），再向西南至南门外大街和海光寺共占地两千八百余亩。天津日租界设立后，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华北地区的基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随同收复沦陷区，将天津日租界收回。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收回所有的在华租界和租借地，自此租界的历史在中国宣告结束。以下是日本画报上晚清天津租界的一些照片，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及生活实景。天津英租界始设于1860年，是外国在天津设立最早的租界。界址为：东临海河右岸（西岸），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宝士徒道（今营口道）。这就是所谓的“原订租界”。此后，英租界又经过三次扩张：中日甲午战争后，英国擅自将租界自海大道扩张至墙子河（今南京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将原美租界并入英租界；不久，又继续将租界扩张至墙子河外。至此，英租界东临海河，南沿马场道至佟楼，西至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北沿宝士徒道与法租界毗邻，共占地六千余亩，是各国租界中最大的一个。天津海光寺老明信片，曾为天津日本兵营（1900年）五大道是指座落在天津市和平区城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和南京路以西的长方形地段，共有22条道路，总长17公里，面积1.28平方公里。五大道是天津小洋楼代名词。说起小洋楼，在上海、青岛、厦门、武汉都有很多，但比起来天津的小洋楼却是现存最多、保存最好、而且是最为集中的。1860年至1903年，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土地上设立租界，天津被九国列强分割，而小洋楼最集中、占地面积最大的莫过于英租界的五大道。据统计，这一地区的名人旧居和风貌建筑有300余处，与其他地区相比，无论从地域面积、文物的数量、近代名人遗迹等都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天津尚存许多天主教堂，三岔口处的望海楼天主教堂就是其中之一。它建于1869年。也叫法国天主教大会堂或胜利圣母堂，砖木结构，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建筑物。除塔楼外大部分建筑为二层，青砖墙面，尖拱式门窗，入口两侧设有扶壁，内部有三道通廊，中廊稍高，侧廊次之，属巴西利卡型。另有平顶的塔楼，后来又在礼拜堂四角设立了小角楼。教堂具有哥特风格。如今，望海楼教堂几乎成为天津近代史的标志性建筑，1870年，它首次被烧毁，民间称之为“火烧望海楼”，史称“天津教案”。1870年，天主教会所办仁慈堂育婴院中发生流行性传染病，有大批儿童夭亡，仁慈堂将其草率掩埋，许多尸体为野狗刨开争食，此事在天津百姓之中造成极大义愤。此时在天津地区又接连发生好几起拐骗儿童的事件，更引起人心的浮动和社会的不安。人们传说这一切都和教堂有关，但始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由于战争期间英法侵略者给天津人民心中留下了阴影，仁慈堂的第一批婴儿是谢福音从山东农村接运而来，他在天津只能鼓动修女们购买婴儿收养，并给购买成功者以“奖金”，这就为社会上的不法之徒犯奸作科提供了机会。
武兰珍，火烧望海楼事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拐骗儿童而被当年的天津府衙门人赃俱获后，供出由法国天主堂的王三主使，但望海楼教堂神父谢福音矢口否认。天津知县刘杰将武兰珍押往教堂对质，在场群众过万人，与堂内教民发生冲突，闻讯而至的法国领事丰大业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中刘之随从高升。周围群众如墙而起，将丰大业、谢福音等6人殴毙，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涉嫌拐骗儿童，以及民间盛传的“挖眼取心”之说，是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线。在火烧望海楼事件中，愤怒的群众又冲到海河对岸的仁慈堂，将仁慈堂天主堂烧毁，将堂中的十位修女杀死。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军舰在大沽口待命示威。清廷命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同时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津查办此案。曾国藩办案的总方针是“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市民，以慰各国之意”。英法两国公使提出“要府、县及陈国瑞抵偿，要赔恤银数百万，要凶手三四百名，要驻兵津沽，我出军费”。府，即为天津知府张光藻；县，即为天津知县刘杰；陈国瑞即为天津镇总兵。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天津镇总兵陈国瑞被处死，对法国赔银46万两。望海楼教堂1870年焚毁后，到1897年望海楼天主教堂在原址上重建，不久又被焚毁。现存的建筑是1903年再次重建、1976年地震后又加以修复的。不过，尽管经过了几次重建，教堂的基本形象并无多少变化，这里蕴藏着一段泣血的老天津民间记忆。天津卫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座孙家花园，原为军火商孙仲英建的花园别墅，建成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虽系私家园林，但和中国近代史上诸多名人如孙中山、曹锟、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冯国璋、徐世昌等人有过渊源，故在天津卫的历史上曾一度颇有名气。此园位于新开河畔，西起元纬路，东至宇纬路，南至五马路，北至新开河堤，占地约二百余亩。园子的主人叫孙仲英，是李鸿章旗下的一个军火买办，故世人称为孙家花园。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李展云编辑的《津奉铁路旅行指南》一书中，专门对孙家花园有过描述：“池台楼阁，花木树石，晶莹剔透，尤极中西之胜，惜系私家建筑，非由朋友介绍，游人势难窥足耳”。
孙家花园、曹家花园的今身前世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直隶督军曹锟在园中过生日，一眼相中了该园秀美的风光，便托人愿以重金买下此园。此时正值曹氏得势欲争总统宝座之时，孙家不敢得罪曹锟，便半推半就卖给了曹锟。曹锟接手后，大喜过望，聘请中外巧匠，耗用巨资，大兴土木。先是挖湖堆山，湖心建有八角凉亭，园内摆放了神态各异的石人、石马、石羊、石狮，又增建了罗马风格的双柱门亭和带弯曲走廊的西式公主楼。园中每栋建筑都用游廊连接，引新开河水，广植奇花异草，可谓雕梁画栋、幽雅宜人，一反天津古园林的造园手法，将中国的造园传统和西方的造园艺术相结合，开创了中西合璧的园林先河。1924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之邀，于12月4日抵天津，曾两次在该园会晤了张作霖。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孙张曹家花园晤谈》的消息。一时，曹家花园迅速走红，名震大江南北。从此曹家花园正式取代了孙家花园的称谓，走进政治舞台。1936年，下野后的曹锟将该园以2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宋哲元主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更名为“天津第一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园内又增设了剧场和游艇，一时游人甚盛。1937年3月，又采用一些社会贤达的建议，利用园内的空房筹建天津第二图书馆（第一图书馆设在现中山公园，乃天津图书馆前身）。同年8月即被日军强行占领征用，将该园和日纬路蔡家花园（蔡成勋的花园）连成一片，改为物资仓库和陆军医院。抗战胜利后，曹家花园被国民政府接收，仍作陆军医院使用。1949年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医院，后又改名为254医院。经过百年的历史变迁，孙家花园数度更名，花园的面积也日见缩小。袁世凯主政时创办的高等工业学堂曾挤占了花园的西南角改建校舍（即现在的河北美术学校）。打通黄纬路时，又将花园原址分割为两院，院中有地道相通。上世纪80年代，将地道废止，在地道原址上搭建了过街天桥。如今的254医院仅占孙家花园的一隅，仍能依稀透露出她昔日的若干妖娆与华丽。李鸿章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去世，清廷对其赐恤有加，极尽哀荣，先后在其家乡和京、津、沪、宁、苏、浙、冀、鲁、豫等任职之处，为他修建了10座祠堂。天津李公祠就是专门供奉祭祀李鸿章灵位的场所，故又称李鸿章庙。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主持修建的。当时，祠堂占地约2万平方米，其建筑仿照李鸿章合肥家乡祠堂的建筑风格。祠堂面对子牙河，大门楼前建有石台阶，两侧置放一对雕工精美、栩栩如生的高大石狮子。门楼对面是一座磨砖对缝的影壁墙。门洞两侧有门房两间。进入大门是前院，院中央安放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落成的李鸿章铜像。院两侧有厢房各3间。前院往北进入中厅，中厅两侧有腰房四间。过了中厅是后院，院两侧有配殿。院中间建有一座精巧华丽的六角亭，亭前立有多座刻有赞誉李鸿章文字的石碑。六角亭往前，正面中间就是面阔九间的大殿堂。
大殿堂是李公祠的主体建筑，堂内挂满了名人题写的匾额和楹联。堂前矗立着米红立柱，气宇轩昂。堂内香案之上，摆有精致豪华的祭祀器具。祠堂后面是一座以人工湖为主体的花园。湖岸上松柏苍翠，垂柳摇曳，湖中间建有精美、华丽的亭、榭、阁，由九曲桥相互连接。此外，园中还建有假山、汉白玉石桥等。整个祠堂规模宏大，装饰华美，既突出了整体性，又富于变化，堪称天津古建筑中的佼佼者。
辛亥革命后，李公祠一度成了天津各派系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名流的集会场所。上世纪二十年代，李公祠的后花园曾向游人开放。1937年，天津沦陷后，李公祠被日伪军占用。抗战胜利后，在李公祠内先后创办了启明小学和庐山中学。1949年后，先后更名为向前小学和天津市第三十三中学，现在是第五十七中学的校址。前门照壁与广场被辟为渔业批发市场，每日从渤海及白洋淀捕捞的大小鱼类，在此地码头上岸，在广场内分拣、批发。上世纪50年代后期，海河建闸截流，渤海的渔船进不了海河，此批发市场萎缩，后改为干腌海产品批发站。直至近年来的拆迁工程，李公祠已被彻底毁坏，其历史文化遗韵已不复存在。
德国客邮明信片，晚清时期的李鸿章祠堂，曾经极尽华丽
原李公祠那些精美壮观的建筑除六角亭被移到北宁公园，部分石碑被移至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外，其余的均已荡然无存，只有李公祠大街、李公祠东箭道、李公祠西箭道等老街名仍在为后人指点着李公祠的方位，默默地叙说着这里曾经是一个什么所在。随着唐胥铁路在1888年延展至天津，并改称“津唐铁路”，天津车站作为天津境内的第一个铁路车站建成。该站始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修建天津车站的时候，最初选址位于天津海河东北岸的旺道庄。车站在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88年10月5日）随津唐铁路竣工通车而启用。天津车站初建时站内有两“股”线路、一个月台，为客货共用车站。之后车站规模扩建为九“股”，俗称“下九股”。清光绪十七年四月（1891年5月），在旺道庄以西约500米处再兴建一座规模更大的车站，并于次年建成使用。新的天津车站站舍为土木结构的三层大楼，同时还兴建了站台等设施，新车站仅为客运车站，因地处海河东岸“老龙头”地区（今大沽桥至解放桥下游一带），故名为老龙头车站，而原有的老站则改为天津车站的货运站。光绪二十年（1894年），津榆铁路由天津向西北方向延伸至北京，天津老龙头车站成为京榆铁路的一个重要的枢纽站。庚子事变期间，老龙头车站内的英军列车（上图）及日军列车（下图）
旧老龙头车站毁于庚子事变战火。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在紫竹林英法租界内外与义和团及清军展开激战，从6月17日起，在与法租界仅一河之隔的老龙头车站，双方展开持续数十天的血战，车站建筑也被摧毁。1900年7月，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包括老龙头车站在内的海河东岸大片地区即成为俄军占领区。当年12月底，天津俄租界开辟，该站地处该租界界内。此举遭到津榆铁路借款国英国的极力反对，英俄两国士兵在车站一带冲突不断。最后由于德国出面调停，俄国同意让出老龙头车站以及站前通往紫竹林英法租界的道路。这样，俄租界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而老龙头车站以及站前道路仍属于华界。1902年，老龙头车站重新扩建，因为车站与海河对岸的紫竹林码头相对，故名为天津紫站，并在车站广场中央构筑“老龙头”纪念碑一座（后被拆除）。随着新开河火车站（今天津北站）在光绪廿九年（1903年）建成并于1904年改称天津新站，天津紫站也在1904年改称“天津老站”，与“新站”呼应。1911年，津浦铁路天津西站建成后，“天津老站”更名为“天津东站”，至此天津形成东、北、西三大火车站格局。而天津东站则成为京山京奉铁路（北宁铁路）与津浦铁路两大干线的交汇点。1930年10月10日，天津东站成功开出了第一列国际列车。天津东站自民国五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16年—1946年）间为中华民国铁道部核定的一等站，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升格为特等站。站在今日海河畔的天津车站大楼前，让我想起了詹天佑，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大家。也是60年代初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读到的，至今不忘。1872年，詹天佑12岁就考取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班。在美国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发愤学习自然科学。1878年，17岁的詹天佑考入了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和铁路专业，毕业成绩优异。1881年回国。1888年在当时的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在他开始任职的八十天里，就完成了塘沽到天津的铁路铺轨任务。后来又建成了滦河大桥。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正式接纳詹天佑为会员。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修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实有两大功绩：一是发明铁路车钩，二是建成京张铁路。我在阅读史料时发现：“詹天佑车钩”其实引自国外，只是最早由詹天佑提出在全国推广使用。事实上，为避开自己的姓氏“詹”，詹天佑曾把Jenney车钩翻译成“姜坭车钩”和“郑氏车钩”，并未掠人之美。做学问的态度与真学者范式，当值得今人的敬仰与深思。朋友说，如果你到了天津没去过万国桥。那么你的旅途见闻就少了一半，亦如到了长城脚下而没有独步那岁月的石阶，登上峰火台，远眺千年的秦关汉月，你将留下重大遗憾。可见万国桥之于天津，已经是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篇什的文化符号。所以，人到天津，宁肯错过其它的一切，却不应错过了去拜偈万国桥。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城市是沿着海河而建立起来而发展到今天的，有人说过：“一座城市有了水就有了活力，有了桥就有了诗意。”因为天津是一座以“水文化”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城市，因此天津的桥也是不少。不是很宽的海河横穿市区而过，把市区一分两半，两岸的交流就全靠着一座座的桥了。天津到底有多少座桥，也有不同的答案，据1934年出版的《天津概要》一书记载：“本市已有桥梁将及五十座之多（包括墙子河上的桥）。租界内侧有十一，而以法租界、与特三区相连之万国桥为最大，其工程之巨可为全市之冠。”据史料记载，现今解放桥原名“万国桥”，即国际桥之意，晚清1902年初建，民国1923年重建，1927年竣工。北连老龙头火车站（天津站旧称），南通紫竹林租界地。因当时的天津有英、法、俄、美、德、日、意、奥、比9国租界，故得此名。而此桥位于法租界入口处，又是由法租界工部局主持建造的，先入为主，所以当时天津民众习惯称它为“法国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将“万国桥”改为“中正桥”。1949年后，此桥正式更名为“解放桥”，并沿用至今。一座桥阅尽了近代天津的历史沧桑。万国桥是天津海河上最重要的桥梁之一，桥长97.64米，分3孔，是双叶立转开启桥跨。桥面宽19.5米，限载20吨。这是一座可以开合的桥梁，当年两侧桥头就各有一块巨大的、用于开启桥面时起平衡作用的“秤砣”，每日定时开启，让大轮船从桥下通过。桥的桁架下弦近引桥部分背贴一固定轨道，开启时用电力启动开启设备，带动中孔开启跨的活叶桁架沿轨道移动，分别以两端桥墩为轴心旋转上扬而从中分开，让开更大的通航净空后，桥的开启跨两墩中间即畅通无阻，待轮船过后，桥又复原接通。又因这片地区为航运、铁路、公路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建成以来几乎成为天津城市的标志性桥梁，至今还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说，当时建桥投标者有17家，设计的方案达31种，最后由达德与施奈尔公司中标，桥梁于1923年开工，1926年竣工。也有一个未经考证但流传颇广的说法，认为这座风格独特、现代感极强的铁桥是出自法国艾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古斯塔夫·艾菲尔之手，若果真如此，又为这座桥平添了几分光彩，几分荣耀。迄今为止，老天津有一百多处著名景观已经消逝了。由于天津历史文化积存深厚，奥匈帝国领事馆、德国花园、紫竹林教堂、印度神庙、玉皇阁、渤海大楼、百福大楼群、北疆博物馆、大罗天、华人跑马场、静园、庆王府、梁启超钦冰室、李叔同住宅、张勋住宅、顾维钧住宅、李吉圊住宅、颜惠庆住宅、刘冠雄住宅、汤玉麟住宅、吴毓麟住宅、段祺瑞住宅、鲍贵卿住宅、潘复住宅、孙传芳住宅、张学良住宅、牛吗嗤·勃尔顿住宅、冯国璋住宅、徐世昌住宅、袁世凯住宅、孙（曹）家花园、李善人花园、李纯祠堂、曾公（国藩）祠等著名堂所与风景，原建筑现已基本湮没，逐渐退出人们的记忆，因此，客邮中明信片和信札文字提供了一个解读天津历史文化的宝贵文本。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如今天津已发生很大的改变，同时，也有许多景观正在悄悄地离我们远去。伴随着这些消逝的景观，许多民间行业也已经式微，不见踪影。虽然在地方志史中，我们还或可读到岁月的印痕，但要追怀晚清时期天津的风物景观，目前却只能借助这些客邮明信片，因为她们再现了天津昔日的真实风情。今秋菊黄蟹肥时节，我应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建成教授盛情邀请，前往学院做学术交流。其间，有机会来到了天津市中心的海河岸边，当我驻足今日的解放桥头，放眼望去，海河的水流正缓缓的向东流去，在秋日夕阳的衬映下，水面上波光磷磷，犹如金色的方块汉字，那不正分明书写着天津过往的历史，记载着那泣血的岁月与沧桑么？记得《诗经·大雅》有云“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是啊，历史就是一面硕大的镜子。当我们拂去上面的历史尘埃，那些曾经的影像和故事就会清晰地映入我们的眼帘。鉴古观今，引为后世之师，永远不会因为日久岁深，世事更迭而失去教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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