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被读书改变的命运

——一个50后女生的高考

及其相关的社会史

2017年是“文革”后国家恢复高考四十年，许多参与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包括主导者、决策者、组织者尤其是广大考生，抚今忆昔，感慨万千。社会上出现了诸多记忆文字，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深远的社会影响。

我也是77级考生，深感荣幸的是考进了杭州大学历史系，与一帮据说特别牛的同学同窗四年。毕业后虽然各奔东西，但不断能在各种媒体上读到他们的事情，看到他们进入某个排行榜、获得某个国家级奖项云云。有些同学，虽然貌似没有很大名气，但是在业内均属翘楚，让我好生佩服。

高考成功，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象在那种匮乏年代，“读书”（杭州人讲读书有特定含义，即上学）对于一个人、甚或一个家族命运的升华。因为那个匮乏年代，不仅意味着物质的严重匮乏，温饱尚未解决；而且意味着精神文化生活、包括教育机会的严重匮乏。一般而言，接受怎么样的教育成就怎么样的人生的公式是成立的。以至于我一看到那个描述过往中国的形容词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觉得真是十分地妥帖。

究其往，我（一个女生、一个女知青），能够去参加那场高考，能够在那场高考中脱颖而出，并不完全由我个人决定。除去国家社会层面的大背景外，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老师给我打下的人生基础，绝对是决定性的因素。

真是天可怜见！由于各种原因，我对我爸爸妈妈的家族情况知道的很少！当我想要了解时，爸爸已经逝世30年；我智慧的外婆（小时候我并不这么看待她，因为她有点凶）过世得更早。姆妈也已经90岁，记忆衰退。

“读书”首先改变了我爸爸的人生轨迹。我爸爸从一个“乡下人”无意中变成了杭州城里人，对他女儿的命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我爸爸叫董云沛，1927年生人。小时候，他有次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讲，爷爷是地主，似乎他有多对不起我们。所以青少年时代“爷爷”在我家是语言禁忌，从来没人提起，爸爸也从来不带我们回金华老家（城南公社董宅大队）。但我知道，爸爸每个月都会按时寄10元钱给爷爷养他。我后来去农村插队落户，知道每个月有这点收入在乡下还是蛮顶用的。

那时，每当收音机里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伸”时，我都很心虚，想象着爷爷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斗地主（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尽管这样，“金华老家”对于我来讲仍然是个温暖的存在。

记得每年过年前后，从金华老家送来的一大箱一大箱（铁质“洋油”桶、类似于现在的大号饼干箱，不过还要大得多）各式冻米糖，花生的芝麻的都有；一包包金华当地的点心（有一种红色表层、底层是软酥的甜点是我爸爸的最爱）；还有羽毛鲜艳的活鸡和成捆的红皮甘蔗。让我们这些孩子瞬间高兴得活蹦乱跳。这种甜蜜，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这些食品的量很大，而我们又吃得很节制。

从爸爸很有限的叙述中，我大概知道爷爷有多个子女，好像是六男二女，爸爸在儿子中排行老四。只是，他是其中唯一一个读书读到杭州然后安家在杭州城里的人。爸爸最后的学历是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职高，这是民国时期全国唯一一所以培养造就测绘人才为己任的私立公助学校。解放后与杭州、宁波高级职业学校合并成浙江工业干部学校，也就是今天浙江工业大学的前身。爸爸毕业后进入旧政府公营单位，解放初他属于留用技术人员。

从我懂事起，爸爸就是杭州市建设局勘测队的队长，人称“老董”或者“董队长”。他算是建国后杭州市第一批测绘技术人员，为杭州的城市建设做出过贡献。那个年代，杭州几乎所有的新建多层建筑（那时还没有高层建筑），都是我爸爸他们完成地基勘测的。他们还承担着野外勘探任务，跑遍浙江山水。小时候，我的独门玩具就是爸爸带回来的、或者同事叔叔送的一团团“黏土”，这是钻井勘探时从地下深处打上来的东东，被大人带来给我们“搞搞儿（玩耍）”，随我们捏成任何形状。

那时，在我所知很少的中国城市中，对“武汉”印象深刻。因为爸爸出差总是去到那里。后来晓得那个城市有一所大学——武汉测绘学院，是解放后全中国唯一一所测绘类高校，也是后来我弟弟的母校。我还记得爸爸比较荣耀的一件事，是某年国庆节被安排坐在杭州国庆游行的观礼台上。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我考上大学， 1981年冬天去金华毕业实践，大着胆子找到城郊的董宅去看爷爷。爷爷是个精瘦的小个子，双眼贼亮（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个感觉），笑眯眯地看着我。凭直觉我觉得他比爸爸厉害！我后来知道了爷爷解放初期被定为“恶霸地主”，因为他还是当地国民党乡党部的一个头目。后来据说因为他没有“血债”，关了几年就被放了回来。

在村子里，他已经没有了任何财产。他唯一剩下的牛栏成了我六叔的家，砖瓦大开间，倒好像没想象中那样不堪（从家的角度），我还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从这个“牛栏”揣测，旧社会爷爷确实很富有。

当时村子里很多人都来看我，说是某某的孙女，很高兴的样子，让我觉得爷爷人缘不差。当然，我的叔叔伯伯们生活条件无法与我们城里人相比。为此我很惭愧：小时候吃的冻米糖，包含着他们多深的亲情和诚意在里头，而我又回报了他们什么？他们的孩子教育条件无法与我们相提并论，他们的女儿一般都早早嫁人了。

我当时就想，要不是爸爸读书阴差阳错有了城市户口，让他的女儿成为城里女孩。我很难逃脱留在乡下的那些堂姐妹的命运——20岁上下嫁人，一辈子锅碗瓢盆。考察一个社会公平不公平，除了所谓蛋糕分得均匀不均匀外，关键还要看那些不由自主的因素对人的命运的掌控程度。比如出身、地域、性别！

如果我生在农村、出身地主、又是女孩子，在那个年代，你们觉得我会有什么出路？即便我碰上了千载难逢的1977年高考，我考得上吗？没有父亲奠定的“城市”基础，我肯定什么也不是。让那些主张传统社会比今天“公平”的人见鬼去吧！

我姆妈叫陈运仙，1929年生人，是我外婆郑月桂的小女儿。说起来，我外婆的身世也挺让人唏嘘。外婆应该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生人，老家在浙江嵊县八郑，是家中独女。她的父亲据说是村中族长，势力很大无奈没有儿子。现在看来，我祖外公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让外婆念书。那时候妇女普遍是文盲，小脚，我外婆不仅识字，脚也是“解放脚”（即缠过又放开的脚，还是有点畸形，比常规的脚要小很多。外婆说，缠脚时她整天哭闹，最后祖外公不忍心，勒令放开）。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外婆是我认识的老太婆里唯一一个经常要看报纸的人。我想，可能正是这点文化素养，使得她的见识高于一般居家妇女，从而帮助她相对顺利地度过了后来的艰难岁月。

我外婆嫁到嵊县三界（音“嘎”，去声）陈家。陈家在前清世代官宦，他家的祖屋是豪门大院，有著名的“八字门”，说是皇帝御批才能建造的。这座老宅子被万恶的日本鬼子烧掉了，但是那个八字门墙至今还巍峨耸立着。我外公叫陈斯籣。我看过他的照片，真的很斯文。外婆嫁过去后生了两个女儿，即我大姨妈和我姆妈。外公是杭州自来水厂的高级职员，事务繁重但工资不菲（月薪100银元），抗战时躲避回乡。胜利后，外公带着全家回到杭州，恢复旧职。

本来，外婆一家生活可以相对安逸地过下去。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不几年外公生病去世，外婆一下子从养尊处优的太太变成寡妇，还带着两个女儿。在旧社会，外婆明白自家孤儿寡女（没有儿子）夫家是不会再来承担任何抚养义务了，她自己又没有娘家兄弟可以帮忖，所以一切需要自己咬牙坚持。我外婆不愧是个有主见的人，立马搬出了大房子，母女三人依靠积蓄节俭度日。

这就要说到读书改变本人命运的第二层含义了：我妈妈和我姨妈。我妈妈从小肯读书，初中时外公去世，解放后的人民助学金帮助她最终完成了学业。她初中是在惠兴女中（现在的杭十一中前身之一）读的，后进入浙江商业学校（浙江工商大学前身），毕业后从事财会工作，成为我爸爸的同事（后来调开到某房管局）。这两个 “公家单位”的专业人员结婚后生下了我们姐弟三人——我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都考上了大学。

我姨妈勉强读过一点小学，识字有限。她的人生之路由此跟我妈发生了本质的差别。年轻时姨妈做过一段时间的纱厂女工（可怜的大小姐啊），结婚较早，生育后就没有再工作了，所以她老了是没有“劳保”的。我姨夫姓江，是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的营业员。他一个人的微薄工资要养一家七口人（他家有五个孩子），因此姨妈家生活一直比较困难。我记得我大表哥好像初中没读完就去当了学徒，其他几个孩子也早早做工，有的后来还下岗。我曾经以为，是外婆由于经济原因没让大女儿继续读书。我问过姆妈，姆妈坚决否认。

事情就是这样，读书的姆妈和没有怎么读书的姨妈分别走向不同的人生，她俩碰到了不同的人，造成了孩子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影响了孩子们不同的读书心态。偶然也好，必然也罢，如果我姆妈没什么文化，又是家庭妇女，尽管我是城里人，但作为长女，可能也会因生活所迫而草草停学，赚钱养家。面对社会大变革时代的1977年高考，我很可能不会与此发生交集——那是别人家的事。

这件事再次说明了，中国人把读书好坏作为小孩子有没有“出息”的标准是有丰富事实基础的。我外婆明白得很，她从我姆妈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宣布要小女儿负责养老。她觉得这样是公平的。后来，外婆确实一直住在我家，由我妈赡养，直到过世。

我1955年生人，是家中长女。头生孩子容易得宠。据我姆妈说，婴儿时期的我，抱出去就被人“抢走”，最后都不晓得转到哪里，因为我非常可爱。甚至有人当面开我妈玩笑：这真是你同老董生的女儿么？可惜我自己没有体会。青春期的我内心经常是自卑的：我的家庭出身比较暧昧，是“职员”，又有一个地主爷爷，比不得那些父母一口山东话的干部子弟和工农后代。也可能我从中学起个子瘦长，自觉长得不好看（唉！换现在就是大长腿了）。还可能是外婆的阴影。

在我家，我姆妈持家，爸爸不太管事，外婆话语权很大，是家里最强势的人。也许因为外婆家两代无男丁，所以我阿弟一出生就成为她们的宝贝，连姓也跟着我妈姓陈。再加上阿弟小时候落下了“哮喘”，所以外婆和姆妈对他真是全心全意，百依百顺，竭尽维护之能事。于我而言，除了爸爸的疼爱没变，我姆妈难免有所冷落。而我外婆不知为何对我十分挑剔，经常对我冷眼相对，有时还会冷嘲热讽。她用自己的体己钱买来的吃食，我从来没份，都是阿弟还有后来的阿妹分享。

有次我姆妈带我去看电影，外婆在那里摔盆打碗。我听到姆妈对她讲：娘，我带自己女儿看场电影你为啥要不高兴？他们（指我弟、妹）小，看不懂。我有一次不知何事惹恼了她，被她骂得要死。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居然被她气到胃痛，愤然出走跑到好友张姓女同学家，不想再回家了。最后是我妈把我找回来。我妈对我说，外婆是旧社会过来的，意思是不要生她气。后来我邻居告诉我，外婆在人前还是说阿萍能干的。

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离开了家，从此外婆对我客客气气。我大学毕业后有时给她一点点零花钱，她非常高兴。当然这是后话。现在我已经完全谅解了外婆。她一个没有男性可以倚靠的女性，不强势点觉得会吃亏，我大概正好成了她立威的对象。

我唯一可以骄傲的资本就是读书尚好，这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我自身因素。别人说女孩子一般小学成绩好，越往上读会越吃力。而我好像不是这样，且不偏科。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学校组织远足，翻山越岭，回来交命题作文。语文老师吴老师选出几篇他认为写得出色的作文投递给某报刊。突然有一天，我到学校，发现很多老师和小朋友对我的态度跟平时不一样，特别亲切。后来，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宣布我的作文被收入某本少年文学类丛书，为学校争得荣誉。

在印刷品还很神圣的那个年代，这事确实比较稀罕。我的作文在全校每个班级被朗读，我的头被邻居家长摸了又摸。不久后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一本文集。看着自己亲笔写出的文字被印成铅字，我有点骄傲，但还不懂这其实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本宝贵的文集我并没有保留下来。再后来，我有如神助，语文成绩一直很好，作文或（大学）论文经常被老师表扬，间或拿到课堂上条分缕析。我阿弟暑假作文基本不做，都是抄我的拿去交差，我姆妈不但不管，相反还很高兴。

现在想来，这跟我酷爱看小说可能有关。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看长篇小说。古今中外什么小说都看，看凡是能借到的一切小说，“文革”中也不例外。我经常被外婆骂的由头，就是拿起小说就放不下，忘记做家务，或者看得太专心“饭汤浦出来了”（浦：杭州话，指汤水沸腾溢出锅外）都不晓得。

我的数学也不差。我初中的数学老师姓钱，是一位厉害的女老师。每次下课前她都要布置作业题，在黑板上飞快地抄上一大版。有天，她抄完题后拍拍手上的粉笔灰回过身来，看到我在那里无所事事。她一声断喝：某某你怎么不做题目？我说我做好了。她踏踏踏走过来拿起我的作业本看，果然，还没有一题做错。当然我不是每次都那么快，但是基本上边抄边做，老师抄完了，我差不多也做完了。我后来成了钱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之一。

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是陈老师，是我们班主任。高中的数学当然没那么轻松，比如解函数，有的真是很难。我大致能保持快速解题的风格。有次考试，我交卷很早，看到陈老师当场把我的卷子三下五除二批完放在一边。考试结束，他让我抱上所有考卷跟着回到办公室，指着一张空桌子说，你照着你自己的考卷把所有的卷子批出来。就这样，我在许多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的同学的张望下，做起了批卷的“小老师”。

后来我听说，陈老师在得知我最后考了文科时，失望地说，她为啥不考理工科？她应该考理工科。

可以说，以吴老师、钱老师、陈老师等为代表的我的中小学老师们，尽心尽力地对待我们这些学生，连“文革”那样的动乱时期也不例外。只要他们站上讲台，就认认真真地给我们打开一扇扇知识之门。那时也不用给他们过教师节，妈妈爸爸们也不要去搞公关，也用不着什么“家委会”来添乱。讲真！没有这些老师们给我奠定的知识基础，后来的高考应该也没有我什么事。

1974年7月，高中毕业的我按照当时的规定，下乡插队落户（我是老大，家中还没有小孩下乡或“支边”，所以必须下乡）。由于“文革”，我们小学毕业后记得在家停课一年，然后两年初中两年高中。我们那届算是“73届”，好像拖了半年到1974年1月才毕业。下乡前，我去派出所把户口迁出，内心忐忑，朦胧的大学梦确定破灭了，不知前面等待着会是什么前程。

我去的地方叫“临安县湍口公社”，属于昌化地区，在浙皖交界处。送我们的汽车开啊开，开完了公路开山路，山路到了尽头，“公社”就到了。公社机关所在地是“湍口大队”，如今浙江省著名的“湍口温泉”就在这里，但当时都是农田。湍口公社属于半山区，其他大队大多在山边或山里头，唯湍口大队属于小平原，处在整个公社中心。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个高中同班女生，另一个初中男生）被分到迎丰大队第五第六生产队。两个生产队在同一个自然村，有个漂亮的名字：凤凰山脚，与公社所在地隔着一条“湍溪”。我在六队，另两个同学分在5队。

生产队派人把我们接到村子里，分到三户农民家暂住（吃住都在房东家），大概三个月左右。后来，两个生产队合力在一块坡地上给我们盖好了连排三间平房，一人一间。我们两个女孩子自愿住一间，另一间当我们三人的“起居间”兼厨房饭厅。在后来的插队生涯中，我们三人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在一起，分来的粮食放在一起，家里带来的吃食一起吃，哪个早收工哪个烧饭，我都不记得我们之间算过什么银钱账。

尤其那个身高一米八以上的杨姓同学很是忠厚勤快，劈柴担水大都他来，还会烧饭。我的曾姓女同学是南下干部子弟，家里条件最好，我们不知道分享了她多少好吃的东西。我俩不仅住一间屋子，而且睡一张床，一个被窝，像极了相依为命、抱团取暖。现在想来，那个年代女知青命运多舛，我们的组合，可能无意中帮助我们保证了基本的安全，共同抵御山村夜晚那无边的黑暗。

改革开放后有知青文学，讲到知青生活基本上是非苦即难，我相信这是有事实基础的。尤其是支边，“苦寒”或“㢓热”之地加上重体力劳动，对于来自城市的学生而言，这种苦是难以承受的。但具体到我们，苦自不必言，习惯以后，也就是浙江农村的日常生活，毕竟人家农民就是酱紫过日子的。

我们刚下去就碰到“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时间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立秋前，延续半个月到二十天）。早上三四点钟出工，干到中午十一点左右。下午三点再出工（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晚上八九点收工。开始的时候，我割稻子真是割到绝望，好像永远也割不到头。最难受的还是插秧，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滚烫，我们的手脚泡在水里，每个人到后来都烂手烂脚，体力上真是累到极点。但那时年轻，凭着“广阔天地炼红心”的信念，尽管不知道炼出红心去干啥，咬着牙坚持下来。半年后劳动关基本过了。

在插队的将近四年里，我们三个人都算是肯吃苦的，每年就是过春节回杭州休息两个礼拜左右，其他时间都在村里劳动、生活。很多知青都是“倒挂”户，即口粮油料等生产队该分的实物分给你，价值超出了你全年积累的工分值（换算成现金），你还需补交给生产队差价。而我们三人，从来没有倒挂过，相反每年年底在队里都有几十元到百多元分红。

我刚下去时，村民说我瘦得风一吹都会倒，后来我能吃能睡，身材变得健壮。我考上大学回到杭州，一段时间后又瘦下来。原先的村民但凡见到我，都认为我不值当吃这个“大学苦”，“还是农村饭养人”。

村民们对我们大都很好，我们没有碰到过故意欺负我们的人。一般而言，农民对知青还是高看一眼的，公社、大队也一再强调知青工作的重要意义，再加上我们后来多少都有了自己的村民朋友。我们三个人的“家”成为村里年轻人聚集玩耍的一个点，尤其是冬天，晚饭后大家会过来烤烤火扯扯闲话。

几年的农村生活，还使我对农村妇女的辛劳和坚韧深怀敬意。每天下工，男人可以休息，同样做一天工的女人还要烧饭喂猪做家务缝补衣服照顾老人小孩。碰到雨天雪天或者节日，队里会放假，这时候的男人，吃吃喝喝串串门逍遥自在，女人照样忙进忙出不得一刻空闲。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那是在社会空间。在家里，女人顶的是整爿天。哪个男人、小孩子邋里邋遢，人们非议的是女主人。哪户人家女主人没了，这个家就塌了。我们在村里也有年轻女孩子朋友，聪明活泼，健康美丽，但嫁出去后都少有音讯，埋身于家务甚至连名字都被叫做某某老婆，基本上失去或者放弃了自己的生活空间。

这张四人合照，左二为作者。此照片当年登载在《浙江日报》上，题图是“知识青年比数老茧”。拍照者和准确登载时间（1975-76年间）想不起来了，当时还挺有影响的

插队期间，我也经历过惊心动魄的事情。

那时候，公社关心知青，每个月组织我们脱产学习一天（可以在队里记工分的）。每到这一天，全公社的知青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公社（远的要走十多里路），开会学习听报告，还可以在公社食堂搭一顿伙。我们村子与公社只隔着一条溪，走去很近。

下乡当年秋天，我姆妈与曾同学的妈妈因为不放心结伴来探望，碰上我们去公社学习。当天下着大雨，傍晚回村走到溪边，平时清澈无比的溪水因为山洪暴涨而变得浑浊宽阔，桥已经被冲走。我们三人，看到对岸焦急的妈妈，准备涉水过河。对岸有位老者拼命喊叫企图阻止我们。但是不知深浅的我们，不愿意绕远路迂回，卷起裤腿就下了水。大水一下子就把我们卷进滔滔洪流，妈妈们目瞪口呆，几近崩溃！

我只觉天旋地转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沉浮，被急流裹挟而下。后来知道，是一位捞木头的农民大叔把我救上了岸。杨姓同学水性好，他挣扎着救了曾同学。说实话很后怕，这是我非常真切的一次死里逃生。

历史上我所在的村庄多次被洪水冲垮，山洪暴发是人力无以对抗的自然力。平常，洪水会把山里面伐倒的原木冲带下来，所以会有些水性好胆子大的男人跳进洪流抢捞木头。我运气好，正好碰上那位大叔。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谁，至今没有向他致谢救命之恩！如果没有这位大叔，后来的高考也肯定不关我事了。衷心祈拜这位大叔好人有好报，并浓荫惠及他的子孙后人！

我所在的生产队妇女队长是我房东的大女儿，思想进步，劳动出色，我曾经跟着她在 “双抢”中参加妇女突击队，累到半死。后来她出嫁了，我居然被村民票选为妇女队长。其实妇女队长没有什么实权，我也没觉得自己因此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可以参加队委会，讨论队里的一些事务。

我还被任命为大队民兵连副连长，尽管我连只鸡都扣不牢（杭州话，抓不住）。有时“战备”命令下来，我们就要半夜去巡逻，扛根扁担从村头巡视到村尾，看似雄赳赳，心里慌兮兮，好在连狗都懒得理我们。

那时每年县里要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县级、公社级、大队级），我作为知青代表去参加过。大家集体住在昌化城里，热热闹闹地一起吃食堂的大锅饭，回来还要传达。我还参加过临安县知青代表大会，挂朵红花与同去的“插友”合照留影。

那时的农村，每个大队都办小学，中学（初中）由公社办。高中好像就要到昌化城里去读了。我们迎丰大队的小学办在杨村，离我们一两里地。大约从下乡第二年开始，我经常被抽去做小学代课老师。哪个年级哪个科目的老师因故请假，我就要去顶班。短则几天，长则一两个礼拜。去的话记大队工分。

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有不同的财物及分配。田地、牲口、农业机械等基础生产资料为各生产队所有，山林一般归属大队，公社举办文教卫等公共事业。大队可以向生产队派工，抽去修建水利、维护集体山林、参与集体企事业等等。大队会按照各队实际出工将相应收益分回给生产队。我的工分是可以抵消大队派工的。

我记得那些孩子很淳朴，也有十分吵闹的，大都不把我当回事。我最怕的是带他们去田野捡稻穗什么的，根本管不住他们，哗地一下都跑开消失了，好在时间差不多了都自己会回来，排好队回学校。

插队最后一年，我被抽调到公社中学担任民办教师。这不同于代课老师，是拿工资的，只是户口什么的一切不变。我记得每月有三十块（元）钱，我按两块一个月交给生产队算管理费，生产队仍旧给我分粮食山核桃等一切实物，但需折算成现金问我另收。

我在中学吃食堂，饭自己带米去蒸，菜金只要几块钱，基本上平均可以有二十元每月的积蓄，我又没什么负担，财务自由度立马提升。这使我十分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老师在村里社会地位较高，存在决定意识。这与后来商品经济时代民办教师可怜的比较收入不可同日而语。

公社中学里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闲人，大家都很忙碌，学校气氛不错。教学质量我无从评判，但有个别老教师教了一辈子某课，经验丰富。我是全校唯一一个英语老师，教学上要靠我自己揣摩。乡下初中英语无非就是26个字母、音标和一些简单的课文，对于我而言知识上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教学负担较重。每周要承担24节以上的教课，其中包括一所分校的教学。

那所分校在深山里，每周我要去一天，十多里山路，来去靠走。我早上天漆漆黑就要上路，八点前赶到学校。上午四节英语课，下午把学生的作业批改完毕才能往回走，回到学校宿舍天也是黑漆漆了。我在队里劳动时，除了“双抢”基本不做夜班。但在公社中学，晚上经常要备课到很晚，时间上要不自由多了。

就在我开始习惯于比较规律的教书生活时，高考的消息突然就来了。大约1977年10月下旬，我爸爸来信，告诉我国家已经决定恢复高考，要我绝对要准备报考。我的心一下子被搅动了。

之前我曾经有一次读大学的备选机会。那年公社有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要在知青中选拔。每个大队可以选送一人。大队支部经过讨论推送了我。但最后，是其他大队的一名女知青获得了这个名额，据说她家有些来头。

所谓推荐上大学，这种建立在复杂人性基础上、主观操控空间很大的机制，难免会遭遇种种暗黑，给人以想象空间。但平心而论，优秀的知青很多，谁都有资格去，谁都应该去。

上大学是我从小的向往，我一直认为这是我自然而然的人生步骤，现在当然蠢蠢欲动，意兴大发。这个消息一下子好像全公社知青都晓得了。在深山沟里另外一个大队的两个男同学有天晚上跑到我们这里，与我们大聊特聊复习迎考的事情，聊到半夜。我们煮了番薯和栗子做夜宵，大家又热气腾腾地吃。最后，学着陈胜吴广击掌相约“苟富贵，无相忘”尽兴而散。

不久，就听说他们回杭州复习去了。不仅他们，能够报考想报考的知青一下子全都走了。其实，从得知这个消息到完成考试，只有很短的两个月不到时间。说是命运瞬间翻转也不为过。

我无法离开，孤零零地留在当地。我说过，学校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的教学任务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无法考虑请假，那时就这么死板。我记得只是利用星期天和一天补假回过一趟家，我爸爸把他能够找到的复习资料都给我准备好了，有些已经提前寄给了我。我去拜访了陈老师，当天晚上又去了中学母校杭州第十二中学。

我看到数间教室人声鼎沸挤得满满的，还有人就在后面站着，有老师在讲解数学、物理、化学习题。那时也不收钱，谁都可以去听，似乎全社会都在激情澎拜地尽心竭力地帮助我们这些考生！而我第二天就回到湍口，开始边工作边复习。

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报考文科，因为文科只要复习数学就可以了，物理化学太花时间，我实在来不及。而语文、政治什么的就不复习了。我爸爸原来给我定的目标是浙江大学建筑系或者材料系，知道我的决定后表示理解，不再勉强我（我妹妹和妹夫后来都成为注册建筑师，应该是慰藉了爸爸的心愿）。在我的复习资料里面，最有用的还是我高中时期的课堂笔记。我的数学笔记清晰明了，老师讲解的重点和例题我全部完完整整地记录在本子上，复习效率很高。

后来，我大学期间班里有位女生，课堂笔记也是一绝，几乎一字不漏字还写得很漂亮。再后来我有了个学霸侄女（她浙大-港大建筑系本科，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她爷爷的梦在她身上继续延续），我看过她的课堂笔记，字迹漂亮得犹如印刷品，令人叹为观止。如今，我见到过太多不记笔记的学生，拷贝个课件就算完事，真心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 

众所周知，1977年高考是分初考和正式考试的。初考在十一月中旬，我们的初考考场就设在公社中学。也许实在太累，在考试的前一天，我突然发高烧，腮帮子巨肿，躺在公社卫生院输液，要命的是烧还退不下来。我们校长赶过来看我。我迷迷糊糊听到他在门外对着医生们发脾气：怎么会没有办法？这是关系到她一辈子命运的大事！校长平时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我从没见他发过火。长者的关心，加上自己的担忧，我泪流满面。

第二天，那个发着烧肿着腮帮子的我，坚持考完了所有考题。初考的录取成绩出来了，在公社大院门口的红榜上， 我赫然看见第一个名字就是我。我相信这个名单是随机排列的，没有名次。但是村民们不信，一定说我考了第一名。

后来，我上大学离开前学校给我开欢送会。有一位老教师仔细问我，初考时语文作文写了什么，我告诉他如何如何云云。他随后很肯定地说，他参加了初考批卷，他相信我的卷子就是他批的（卷子全部是匿名的），我写的内容他刚刚对上了。他说他把这篇作文推荐给批卷组组长，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这篇作文一个很好的分数！

我被深深感动。我不知道初试卷子是在什么范围内批改的，如果以公社为单位批改，这样的巧合是有可能的。我与他平时并无私交，校长也一样，都是普通同事。但是这些好人那么自然地关心扶持每一个年轻人，完全出于善良的天性！ 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这年12月中旬，我的高考终于登场！我们的考场设在昌化中学。考试前一天，公社组织所有通过初考的考生集体前往昌化。我们住在某个大礼堂里，地下铺着稻草垫子，被子都是自己带的。那时没有现在的高考那种紧张气氛。到昌化那天傍晚，我们还结伴去城里溜了一圈，在昌化溪岸边流连忘返。考试考了两天，文科好像是考语文、数学、政治、地理！考完，回到湍口继续我的英语老师事业。

但这时候的我心已经飞扬！我觉得肯定能够考上！我开始做回杭州的准备。我向生产队递交了购买木头的申请，有个村民也把他家珍藏的好木头卖了给我。杨姓同学会木匠手艺，他天天晚上加班帮我做了一套实木家具，我妈现在的房间里还摆放着我带回来的大床、箱子、橱柜等等。填报志愿时，我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大学历史系！

说到历史，“文革”中的中学已经不讲历史了。记得我有一次问老师，不学历史那我们岂不是不晓得自己国家的历史了？那位老师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你们大起来自然会知道的。这是我对“历史”的第一个印象。插队期间，我曾同学经常跟我讲，她爸爸最喜欢历史，认为历史很重要，这使得我对历史有了一分想往，觉得“历史”很高级。衷心感谢杭州大学历史系，录取了我这个“第三志愿”的考生。

1978年早春，大学录取通知终于姗姗来迟！我告别了乡亲和同事回到杭州。当我踏进杭大校门，真有种从地下到天上的感觉。这种感觉，此生再无第二次。杭大历史系的求学生涯给我奠定了之后走上学术道路的最重要基础。

我阿弟作为应届生同年考上武汉测绘学院。我的曾同学考上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成长为自己母校杭州第十二中学的书记。那两位“苟富贵，无相忘”的同学也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位毕业后留学海外。只是，都忙于自己的生活彼此联系不多！再后来，就相忘于江湖了。而那位杨姓学弟没有参加高考，作为知青回城后通过自己的劳动成为新中产，现在生活得很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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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大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