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陶正：朝阳大妈大叔，当年就是这样炼成滴

Original 陶正新三届 2022-05-22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陶正（1948— ），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

原题

梦

少年初识愁滋味

——我的五六十年代（之十）

作者：陶正

一个巨大的地球在我面前旋转……我，一个小小的我，拿着一根细线，往地球上一圈一圈地缠……我一定要把地球缠满……或者，有什么人一定让我把地球缠满……我累极了，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了，却也知道，我必须无止无休地缠下去……

当然，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提示你了：这是一个梦，我的梦。

但是，你信吗？做这个梦时，我顶多七八岁。

一个孩子的梦，竟如此富含哲理；竟像是饱经沧桑的成人、老人——我那时才七八岁。你信吗？

还有你不信的：都说梦不可重复。而我，我这个梦，就无数次重复了。每次都是同样的情景：一个巨大的地球在我面前旋转……我累极了……梦醒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也是累极了：浑身酸疼，乏力，一滩烂泥似的，还出了一身汗。

什么声音叮叮咚咚响着……好像从梦里就响起来了，一直响到梦醒时分——那是一只金属小勺，在玻璃杯里碰撞着，搅动着温热的药液。“来，把药吃了，好乖，妈妈喂你……”母亲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好像也是从梦里开始的。

那么，更让你难以相信的，就又是梦醒的原因了——我这个梦，又有好几次都是被母亲喂药惊醒的：叮叮咚咚的声音和乖哄声，如同天籁。

还有那药液，虽然很苦，我却想喝，因为它也在告诉我：我确实醒了，刚才确实是做了个梦。

再往下说，你就死活不会相信了：因为不愿再做这个梦，一旦又做上了，我就在梦里提示自己：没事儿！这是梦！梦！梦！醒了就没事儿了……一睁眼就会醒的……睁眼！使劲睁眼……于是，眼睛就睁开了，我就真的醒了——一小勺药液刚好送到嘴边儿：“……好乖，妈妈喂你……”

你信吗？

信不信由你。反正这都是真的。

做这个梦的时候，我一般都在发烧。我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感冒，而且，连续十三年，年年冬天犯气管炎。大人经常准备着药片儿，到时候用小勺在玻璃杯里研碎，喂我；母亲也学会了注射，一针“盘尼西林”扎下去，我很快就会退烧。再做梦，就是另一个梦了。

可是……一发烧，就做这个梦……一发烧，就一定得做这个梦吗？

别的孩子也发烧，就不做这个梦。我问过很多同学，他们都不做这个梦。为什么光我一人儿做，非让我这个人做呢？

后来，长大了点儿，我再想，就参透了一些奥妙：尽管母亲经常把我从这个梦魇中解脱出来，但给我制造这个梦魇的，还得说是母亲——

母亲老给人家织毛衣。一礼拜织一件儿，挣两块钱。织毛衣就得缠线——把一桄桄儿毛线缠成线球儿。母亲常叫我帮忙儿，帮她“架线”：双手撑着那些线桄儿。于是，在我面前，就老是母亲旋转的线团儿。我就老觉得那线团儿怎么也缠不完了。

这解释比较“唯物”吧？

不过，你又不信了：我进行这种《梦的解析》时，年龄仍然不大，充其量十来岁，比弗洛依德年轻多了。

我十来岁的时候，新中国也就十来岁。然而，倘若它也想做做“梦的解析”，就肯定比我困难多了——因为，它做的梦，比我的还大，可以说大气磅礴——街头的宣传画上就也出现了地球，但却捏在一个巨人手里。下面还有两行标语：世界在我们心上，未来在中国手中！

1960年代宣传画

这又绝不仅仅是梦了。这种梦，还演绎了梦游似的行动，那就更不是我的行动所能比拟的了：我只是用弹弓打了几只麻雀，它却唤起民众，要在三年里彻底消灭这个物种。我只是把姥爷的寿山石当了画笔，它却调动千家万户，把饭锅菜勺全都扔进了小高炉…

消灭麻雀

土法炼钢

现在，有人追述那个年代，总爱使用“噩梦”两个字。我却觉得：还是姥姥的语言更生动：“荒梦”——姥姥把那种说不清由来，想起来后怕的梦魇叫“荒梦”。

我多次描写过这些荒梦了，在这组系列文章中，就不止一处。因为，我觉得，它们越是荒唐，荒诞、荒谬，越应该载入庄严的史册，不能真像做了个荒梦似的，一睁眼，就千方百计地把它们忘掉了。

当然，梦，也未必都是荒梦。即使在那个年代，也不乏美好的梦境。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

“和平的风啊吹动着旗帜，招呼我们走向幸福的路程……”

此外，姥姥常说的“做梦娶媳妇儿”，其实也是好梦，美梦。

我倒没有做梦娶媳妇儿。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媳妇儿”是什么东西，尽管姥姥还给我说歌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闹着娶媳妇儿……”我梦见的，是戴上了“三道杠儿”——我只是中队长。我梦见过自己一串儿接一串儿地折跟头——因为我垫上运动做不好，死活学不会“后滚翻”。我还梦见我在天上飞，在云里飘……突然一头栽向无底深渊，吓得两腿乱蹬——这就是美梦和荒梦的转换了。

姥姥却不这么看。她说这后半截儿也不叫“荒梦”：“做梦抻胳膊踹腿儿，是好事儿：你不是老惦记快点儿长大吗？这就是长个儿呢！”

无论怎么解析吧，那时候，我，还有新中国，本来就处在“梦的时代”——梦本身就是难以把握的。所谓好梦，或是恶梦，不过是梦醒后的评判，也只能是梦醒后的评判：做梦前无从选择，梦境中也难以更改。

做梦，又是一种权力，尤其是小孩儿的特权——比之于青年、中年、老年，小孩儿的梦更是向无数未知和无限未来飞翔着的：五光十色的生活，灿烂辉煌的事业，爱情的朦胧和因朦胧而无所不在的美……即使梦见了钱，梦见了性，也无可厚非。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纯真的梦求呢？

少年监督岗

中午。饭后。课前。我套上红袖箍，走向胡同口，站到了“少年监督岗”的岗位上——我的使命，是劝阻各种不文明的行为；新中国的蓝图，是在跨进共产主义大门之前，禁绝绵延几千年的一切陈规陋习。

一个女人走来了，边走边清理喉咙，孕育着一口痰……

我跑上去，向她行少先队礼：“阿姨，请不要随地吐痰！”另一只手递上一块裁成方块儿的废作业纸。

阿姨脸红了：“噢，对不起！真对不起……谢谢……我有……我有手绢儿……”掏出手绢儿，把痰无声地抹进折层，又抬头对我笑笑，走了。

背后传来了聊天声：“亩产万斤粮！没错儿！报上都登照片儿了！一个小孩儿坐在稻穗儿上，愣他妈掉不下来……”

我转向说话的男人，敬礼：“叔叔，说话请不要带脏字儿，好吗？”

叔叔一楞，转问同伴儿：“我他妈带脏字儿了？”没问完，同伴儿就指他的鼻子。他马上也醒悟了：“嗨，真是的！我他妈这张臭嘴……得得得，红领巾，我肯定改，尽快改，成了吧？”

一个老太太走到胡同口，问修鞋的老大爷：“嗨嗨嗨！我说你有完没完啦？”

我走过去，行少先队礼：“老奶奶，您叫他‘同志’行吗？修鞋也是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

老太太乐了：“他？管他也得叫同志？我管他饭就行了！我是叫他回家吃饭！”

就是这样。

就这样，我放弃了午睡，包括午睡时的荒梦或美梦，美化着真实生活。

消失的西四牌楼

晚饭之后，我又上岗了——这回的岗位离家一站多地，设在西四牌楼的十字路口。

哦，错了：不能叫西四牌楼，只能叫“西四”了。原来的四个大牌楼都拆了，跟城墙和很多城门洞儿一块儿拆光了。那是封建社会修建的，显示、装饰、美化和维护封建帝王的千秋大梦的。新中国要给统治阶级掘坟，为劳动人民开路——让坐电车骑自行车或用腿走道儿的劳动人民更加方便。

一辆自行车骑过来了……我抬手拦住了它：“同志，请打开车灯。”“噢，没电了，我就是买电池去……”“那也不能骑呀，您得下来推着走……”“好好好，我下来，推着走——”“等等儿！”“又怎么啦？”“您按按车铃，看响不响……”于是，就按车铃，就推着走，就一边按铃儿一边推走了。

路边坐着个老大爷，摇着蒲扇，驱赶那些乱飞乱撞的“喇喇蛄”。“同志，‘马路牙子’不许坐，再说也不安全……”“行……不坐就不坐……”“还有，您把上衣穿上吧，光脊梁不文明……”“嘿！你是干什么吃的？管得倒真叫宽……”“我是‘少年监督岗’……”“行行行，别‘显摆’你那红箍儿了……我说，你们要能再管管老天爷，让它别这么热，就齐了……”

一辆电车当当当驶过来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跑向了马路中间——我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也这么干过：拿几个钉子，摆在电车轨道上，等电车驶过去，钉子就压成扁片儿，就可以磨小刀儿了……但是，现在不成，我的红箍儿还没摘下来。“同志，回便道上去！这太危险，对电车也不好……噢是你呀……”

那孩子是外班同学，也是“少年监督岗”，只不过那天不值日——我们俩都不值日的时候，就一块儿压钉子。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怪梦：它竟颠倒黑白，让那个压钉子的同学把我逮住了。当然，我确实在梦里摆了钉子，他也确实在梦里戴着红箍……那我也委屈，竟委屈得自己抽噎醒了——

屋里一片漆黑，我抻着脖子，看墙上的挂钟：我想分清这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姥姥说前半夜的梦是正的，后半夜是反的。要是后半夜，就对了……可是，看了半天，我也没看清楚，倒想起了另一种说法儿：“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莫非我真有点儿两面派了？

能当“少年监督岗”的，必须是好学生。反过来说，能戴“少年监督岗”红箍的，肯定是乖孩子。所以，不管是不是两面派，我还是争抢着上岗。实在轮不上，就主动加班儿——不戴红箍都无所谓。

我主动干了不少好事儿：把旧作业本儿都裁了，发给上岗的同学；碰上已经把痰吐出去的人，我就动手擦，成心“寒碜”他；我还把家里的气筒搬到了“西四”，谁的车带瘪了，随便用，我帮着打气都行。万一等了半天没人来，我就拦住一辆车，硬说车胎亏气，多少也得打它几下儿。

“少年监督岗”又要整顿便道秩序了——汽车自行车在马路上要靠右行驶；便道上的行人也得靠右行走，而且一律“单行”。那多好呀！东边便道上的人往北；西边便道上的人往南……“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都这样做了，离共产主义大门还会远吗？

“远多了！绕大远儿啦！”马路两边的居民纷纷诉苦，不象以往那样听话了。“我就到斜对面儿买点儿盐，就往南走几步……这可好，出了门儿，先得往北，走半站地才有人行道，过了马路，再掉头往南，再走半站路……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有毛病呀？是我有毛病还是你们有毛病啦？”

都没毛病。很快，我也看出这规矩不合适了。我没再阻拦那个买盐的，只请他别说脏话，然后……嗨，这种事儿多了，管不过来。那就不管东西南北了，过马路走人行横道就行。

没过几天，“走便道靠右行”的条例就又取消了。看来，真正“有毛病”的，是这个规矩，定规矩的人，做梦的人。

然后，我就出了毛病。我是说，我病了，得了肾炎——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腰疼，身上没劲儿，以为是站岗累的，无所谓，就坚持上岗。反正我没发烧，没累瘦：脸上还在发胖……可后来，腰越来越疼，断了似的；走道儿越来越没劲儿，像踩棉花；脸上倒还继续发胖，可是，按一下儿，一个大坑儿，半天不起来——原来是浮肿了。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在家养了一个多月；上半天课上了一个多月；然后再上整天课，却还得“免体”……完全康复以后，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少年监督岗”寿终正寝了。

于是，自行车又可以不安铃儿了，有车灯的也不必再买电池了，地面上的痰迹、胡同口的大光膀子，以及冲进耳朵的“他妈的”又多了，礼貌的笑、文明的话、还有象我们过去那样“管闲事儿”的人，一天天少了……“同志”倒一直保留着，继续替代着其它称呼。不过，叫这两个字时，亲切的表情也少了，很多面孔庄严得像是……生气，或发愁。

那又是1960年前后了——我老在这段时间里进进出出。因为，那实在是我记忆力最强的时候。也因为，我毋宁中国历史的记忆经常在那里盘桓——

吃的东西少了……吃完了；穿的东西破了……穿烂了；用的东西坏了……用光了。但是……

“至少我们还有梦”。

红卫兵创办的《解放全人类》

梦在继续做着。无论是中国的大梦，还是我的小梦。而且，好像倒都梦得更多了。只不过，“大梦”和“小梦”仍然有成色上的差别，并且日益增大：中国人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天下受苦人、世界革命和“解放全人类”的武装斗争。而我的梦，竟一天天地卑琐起来……

我不常发烧了。气管炎和肾炎一块儿治好了。所以，地球毛线之类富含哲理的神童梦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经常梦见的，竟是以前常见的，现在难见的，曾经平常的，现在很不平常了的很实在的东西——

父亲给我寄来一双鞋……我高兴得穿在手上，对，手上，我把鞋穿在手上，拿大顶！那双鞋竟还变来变去，一会儿是白球鞋，一会儿是“解放鞋”，一会儿是“懒汉鞋”……变什么都好看，舒服，穿在手上也舒服。变吧，再变呀……

再变，就变没了，把我变醒了，变成了我自己用火通条烫补了好几次，天凉了还光脚穿着的，摆在床边儿的那双破塑料凉鞋……

老师递给我一个大火烧……对，是老师，不是母亲，这我记得更清楚，当时醒了以后还想过：为什么偏偏是老师呢……我在梦里啃大火烧，流了一枕头“哈喇子”。

“哈喇子”把我濡醒了，睁眼看看，又是半夜，又弄不清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是正还是反了……不过，弄清了也没用，无论正反，反正做梦前看不见大火烧，梦醒了也吃不着。

我梦见我把家里的夹壁墙打开了……

我从小就认为家里有夹壁墙——北房和耳房之间有个门洞，这就是说，耳房和北房之间的墙壁很厚，足有三四尺。上学以前，在门洞里“过家家儿”，我就猜想那是一堵夹壁墙了。那当然是白日梦，可以清醒地想象的。于是，那虚拟的夹壁墙里隐藏的东西，也就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变化起来——

我喜欢玩具……夹壁墙里肯定藏着玻璃猫、木头狗、塑料猪、布老虎……还有各种各样的洋娃娃。

姥爷生前喜欢文房四宝……夹壁墙里可能摆满了湖笔、端砚、徽墨……宣纸大概不会有，有也让耗子啃烂了。

我喜欢看书了……夹壁墙里正好可以摆一溜书架儿，古今中外的书，肯定还都是精装的。

而现在，我喜欢……喜欢做梦了……

我刮掉墙皮，撬出两块青砖……突然，金光耀眼，满堂生辉——夹壁墙里竟然垛满了金砖！我发大财了，以后想要什么能买什么了！

我一高兴，就醒了。我醒了，却并不沮丧，又刻意保持着朦胧状态，考虑金砖的分配方案：

父亲一份儿；母亲一份儿；姥姥一份儿；哥哥、妹妹和弟弟各一份儿……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

剩下的就是我的了。

我可以用它们买高级点心，高级糖……买汽车！不用按铃儿不用安电池不用自己打气的汽车……买楼房！我小时候在天津住过的那种上下两层还带着地下室的小洋楼儿……当然，也可以买点儿不那么高级的大火烧，先吃饱了再说，再接着想……

我做了一个淋漓尽致的黄金梦、白日梦。

白日梦也醒了以后，我忽然发现自己变坏了。

我还做过一种梦，就更不宜记述了。值得一提的只是：那种梦似乎不应该在那种时候做；似乎只有“饱暖”了，才会做。

但是，我确实做了。在一个冬天。在一次饿着肚子睡觉的时候。

我“梦遗”了。

2003年5月28日

陶正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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