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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李殿元:扎根才能“入党”,我与回乡的她“好”上了

李殿元 新三届 2022-05-22



作者简历
李殿元,生于1951年,1983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过教师、校长、编辑、机关干部。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中国药学文化研究会川药文化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中心.扬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

原题
我的那次"入党"
与那位女孩





作者:李殿元

 
入党介绍人说,光嘴上说扎根不行,要有行动。出身好,十八岁就入党的她逐渐成为我自行车上的固定搭客。我的“政治面貌”最终未能改变。利用“顶替”我逃回城里。高考失败。我是因为政审,她是因为文化……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她,我就有一些内疚。
 
我该忏悔,既为那个时代和为那位女孩,也为我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因为我深深地知道,由于我的那次颇费“心机”的“入党”,其后果是伤害了那位女孩,甚至影响或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我不能不为此而内疚。

1975年,我二十四岁,已经下乡快七年了。我的表现是好的,这既是因为我贫穷的父母已无力再供养我,我必须自食其力,靠“挣工分”养活自己;更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属于“黑五类”而必须靠我自己“挣表现”,才有可能获得离开农村返回城市的一线希望。

因此,我比农民还农民地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很快成了栽秧打谷、抛粮下种、使牛打耙样样都会的全劳力、新农民;我比农民还农民地生活,很快与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淳朴的他们没有因为我的家庭出身而鄙视我,相反,我还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让我从计工员、粮食保管员而干到了民兵排长、会计、生产队长。

从1971年知青大招工开始,每年只要有招工、招兵、招学的名额,贫下中农都推荐我,虽然我每次都体检合格,然而总是因为政审不合格而不能被录取。在有过十多次这样经历以后,我终于明白光靠正常的途径一心一意地“挣表现”,仅能获得推荐的资格,我永远也不可能通过政审关,我是难以跳出农门的。

无数次失败的经历教训了我,使我认识到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承认现实,安安心心地当一辈子农民;要么再作一番挣扎,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以通过政审关。我不愿意当一辈子农民,连土生土长的农村子弟都不安心于当农民,个个都在努力朝外跳,我又怎么会甘心于当农民呢?我只能选择后一条路,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

当时,我已是生产队长还兼民兵排长,又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宣传队队长,还是公社树立的知青标兵,在县上也小有名气。当时的先进典型,除了强调出身好,根正苗红外,也根据“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上级政策而树有几个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我别无选择,只能爬上这条崎岖的小路,争取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考虑再三,终于大着胆子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天真地以为,如果我能够“入党”,也就改变了我的政治面貌,以后再有推荐的机会时,就不会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刷掉了。

既然交了申请书,当然就得接受支部的教育。在多次的思想汇报后,我发现党支部是愿意发展我的,并且把我作为大队干部的后备苗子加以培养的。但他们下不了决心,不知我是否真正响应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究竟有没有“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红心与准备。

入党介绍人的多次暗示和明示,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光用嘴巴说说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还不够,贫下中农是最讲实际的了,他们看的是实际行动。什么是实际行动?就是要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农村需要你,生产队的贫下中农需要你。这些思想教育,如雷贯耳,令我不得不听,我知道我如果真想要入党,就得非过这一关不可。

多少个难眠之夜,多少次权衡利弊,我妥协了,决心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不仅是嘴巴上说,行动上也可以这么做。于是,我和她“好”上了。

我想,我和她之间谈不上谁主动追求谁的问题,我们是自然好上的。

她,二十岁,邻近生产队的回乡知青,比我还多读了两年书,母亲是农民,父亲可是镇上吃公家饭的干部,她才十八岁就入了党,不久又当了大队妇女主任,很受公社和大队的器重,再加上人又长得漂亮,远近有名,为她提亲说媒的并不少。

而我,虽然背有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可那里的贫下中农并不把我这个“问题”看作是什么问题,他们也喜欢我,公认我的能力和踏实,为我提亲说媒的也不少。

我本身也很讨女孩子的喜欢,他们在一起私语时,就有人说见我的那一口白牙齿就愿意嫁给我;又有人说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就很舒服就想嫁给我。我随时都会收到她们赠送的诸如鞋垫、围腰之类的礼物,一针一线何尝不代表她们的心。

当然这些我从未放在心上。甚至连下乡女知青对我的友好表示也不敢接受。因为我知道一旦考虑这些问题,我这一辈子陷在农村的命运也就几乎可以定死了。但我毕竟最后还是身不由己地和她“好”上了,这或许就是幸运,也是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时时感到内疚的原因。

我和她都是农村的青年干部,除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外,还有一大堆社会工作,如共青团、宣传队、计划生育、民兵训练,等等,我们常常在一起,接触的机会太多了。

尤其是农村的那种晚上开的干部会,又频繁又总是开到半夜两三点钟,我从偶然地送她回家到后来成了固定内容,我们从只谈工作到谈些个人私事,到交流感情,到彼此关心,到她逐渐成为外出开会参观时成为我的自行车上的固定搭客。

我的文化水平在当地是绝对的第一,她因此送过我一支铱金钢笔,那对我已是奢侈的了;她还送过我一个草绿色的书包,上面有她用红丝线绣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几个字。我也似乎送过她一些小东西,是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实在想不起来了。

人或许就是这么一种动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强烈的生存愿望可以迫使你适应环境,本能的渴望使你需要情欲的满足与宣泄。对我与她今后的关系,当时我是仔细考虑的。我以为凭她的条件她是一定会跳出农门的,甚至比我还早,因为当时公社已经数次调她去公社任职,

她未去的原因是她父亲不同意。他认为她应当有更好的出路,事实上当时的招工与招学也的确使不少农村青年跳了出去,凭她的政治条件与社会关系,可以说是所向无敌,一路畅通。我因而以为我与她之间的交往并不会妨碍她,影响她,再加之我当时也确实有些喜欢她,我与她的关系很快升温了。

我与她相好之事在当地是一大新闻,很快产生了影响。我的家庭是支持我与她好的,因为我年迈的父母已经认为我大概只有当农民的命了。那么找上一个如她那样的女孩,已经是我的福气了。她的家庭开初是坚决反对的,甚至还关了她几天,不准她出门。她的父母认为我是不错,也很能干,但决不可能在农村呆一辈子,今后怎么办?后来不知她用了什么法子,居然说服了家庭,更加公开、大胆地与我交往和相好。我一直以为那其中有她的叔叔,时任支部组织委员的一份“功劳”,不过她始终没有承认。

于是,我和她除了工作上的联系、交流之外,我也像那些有未婚关系的农村青年一样,时不时地去去她家,帮助编些竹篮、竹筐之类的生产生活用具;我在她家自留地里的插秧曾引起她所在地生产队的农民围观,因为我一中午就插完了近三分田,而且未用秧桩却横竖都笔直端庄,堪称又快又好的农活高手了;我们还一起去集市出售自留地里的农作物……那时,我哪像一个下乡知青呢?只要我不开口,初见面的人都以为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了。

1977年3月22日,一个我永远也不可能忘掉的日子,这一天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两件事。

这天下午,支部大会讨论了我的入党申请,以44票的全票数一致同意吸收我为中共正式党员(那时没有预备期)。在讨论我的过程中,支部曾专门要我谈一谈与她的关系和打算。我是这样说的:既然她就坐在这里而支部还要我当着她的面谈谈我们的关系,那就足以证明我与她的关系早已公之与众了。我们之间最艰难的时期都已经过去了,难道还会有什么变化吗?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具体行动。至于今后,作为我,永远听从党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我不会辜负她。

这天晚上,她在我的知青房里坐了很久,为我庆贺。我们都很兴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她很激动。夜已经很深了,天上下着小雨,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几次提出送她回家。她都说再坐一会儿……直到黎明快来时,我才送她回家。我们毕竟是当地青年的表率,我们不能让人们知道我们有“越轨”行为。在那个年代,情欲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越轨”行为的干部是难以工作的。

支部大会以后,我天真地以为上级党委对我的批准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支部是事先作过汇报的,我以为从此可以改变我的政治面貌,不再背上难过政审关的沉重包袱了。而事实却无情地证明我的“以为”是太天真太错误了。在当时的左倾路线下,上级党委不知是坚持“有成分论”还是怀疑我的入党动机,或者认为我的表现还不够,总之在支部上报的三个发展对象中,上级党委只批准了两个,而未被批准的恰恰就是支部作为第一发展对象的鄙人。

这个消息对我的打击太大,我彻底地绝望了。而更为严重的是我未被批准的消息,成为当地的新闻之一,因为在这个支部的历史上,被讨论通过了的新党员而未被上级党委批准的情况还从未发生过。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且不说我的一切梦想都因此而幻灭,关键是我还能继续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吗?我一下子就变得胆怯、自卑,不再敢说话了。过去招工、招兵、招学时的政审,尚可以说是别人不了解我的具体情况,而现在呢?否决我的不正时我一直以为最了解我、信任我的人吗?那些公社领导不是经常在我这里召集现场会要我介绍经验,要那些队干部学学我是如何当队长、搞生产的吗?他们不是经常表扬我,树我当典型吗?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彻底地灰心了,我觉得在那里是一天也呆不下去的了,因为已经有人公然说我这个“狗崽子”有什么资格管他贫下中农了,这可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啊!

此时,正好国家又实行退休顶替政策,我决定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以解困境,我立即劝我年迈的父亲千万不要失去机会,马上退休,让我顶替回城,哪怕是集体所有制的小工人,我也不在乎了。她知道我的这一切,她没有劝阻我,默默地支持了我的这一决定和行动。于是,我在入党愿望破灭之后的1977年8月回到了城市,当上了一个集体所有制商店的营业员,月工资十八元。这时,我刚好二十六岁。

十八元的工资交十元给母亲作为我的生活费,已经所剩无几。最初的那几个月,我总是想方设法地把星期天凑在一起,每个月都要去看她,为她花掉那剩下的几元钱。半年过去了,经济上的困窘真让我觉得还不如当农民。她也劝我若感到太困难就依然回来。

可是我还能够再回去吗?且不说好不容易才返回城市,只要想一想那种未能“入党”之后在政治上的悲哀,某些人的白眼以及工作上的难度,就使我再也没有勇气呆在那里了。即使去她家,也是躲在她家里而不愿再与当地的熟人见面了。

真的,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只是后悔,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去递交什么申请书呢!没有此经历,我肯定会生活得好一些。

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制度,虽然我只读过初中一年级,为改变那困难的处境,仍抱着国家给了我机会,决不应放弃,拼命一搏的想法而仓促上阵。那年的考试,我居然是该市的高分之一,可照样因为政审而未被录取。

我和她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再愿意去她那里,我怕见到那里的农民以及我所熟悉的一切,同时也因为经济上的困窘而让我倍感难堪。我怎能反过来让她和她的家庭来赞助我的开支呢!她敏感地发现了这一切。她沉默了许久,最后她说:再去考一次吧。我们一起去考,只要有一人能考进,就可以改变这种困难,两人都能考取就更好了。她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相信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对她自己或许是有较大的自信的。

在1978年,我参加了大学考试,她参加了中专考试,而等待我们的同样是失败,我是因为政审,她是因为文化。

1978年秋天是冷酷的。考试的失败使我们都没有心思再往来,更不敢去设想未来……不久,传来了她已嫁给当地复员军人的消息。我知道她是怕我提出吹了她而受不了,于是就干脆先吹了我,这样心里或许会好受些,她是为了我而嫁了人。

1979年,我父亲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再次拼搏于考场,终于被大学录取。而此时的录取,我已没有了喜悦,也不可能再将这消息告知于她。这才真正是命。我只能认命。大学期间,我“重新”入了党。五年以后,我开始交女朋友,在我三十三岁时终于也结婚安家了。我与她的一切,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都已永远成了历史。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仍不时想起这段产生于特殊年代的往事。一想起她,我的内心就有一种内疚感。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她或许会另有一段美好的生活与姻缘,不至于因为我而给她留下一段显然不是愉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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