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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郝寒冰：工宣队接管公安厅，绕不过去的那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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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绕不过去的那一笔
当时的作者
1968年4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有人弹冠相庆：“革命终于成功了！”5月，按照“彻底砸烂公检法”的部署，本地最高首长K司令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宁夏公检法系统85%以上是坏人。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公安大院正式拉开帷幕。6月，新生政权产生内哄，“米（小米加步枪）派”战胜“布（尔什维克）派”，一大批“响当当、硬梆梆”的老造反派被扣上“炮打三红”（红色司令部、红色革命路线、红色战略部署）的帽子放翻。
8月，由区建X公司“米派”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公安厅大院。当时的做法很不正常，也非常搞笑：客观地说，军管会执行政策的水平无论如何也要比工宣队强，但是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引领下，工宣队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军管会”还要牛逼，凡事他们说了算。
比方在研究如何对待领导干部的问题上，他们的思维方式就简单化、绝对化，情绪化到了家——不是“谁有问题群专谁”，而是反着来：“有没有问题先弄进去再说” ！也就是说先设定厅、处两级的主要领导都不是好人，先统统装进“筐中”，然后再逐个甄别排除。有问题当然自作自受、罪责难逃；没问题就是“正常程序、经受考验”。
一夜之间，厅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除了极个别造反派之外，90%以上的厅、处领导干部定为“叛、特、反、资”，关入“牛棚”，实行红色恐怖，大搞逼供信。
工宣队自以为很有水平，实际上是一帮沙弥子，连公安工作最基本的规则都不懂，还妄想领导一切，当砥柱中流。经常在批斗会上和大庭广众之下指着某个领导的鼻子勒令其“老实交代”XX案件的真相、XXX人与台湾的关系，等等、等等。
当时的厅、处两级领导多是老红军和老八路，在战争年代隐名埋姓、出生入死，阅历都很复杂，只有上级部门清楚，其他人并不了解，一如电视剧《风筝》中的郑耀先。即使这样，老同志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严守党的机密，不该说的决不胡说。为此惨遭毒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于是，许多人被扣以“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罗瑞卿死党”“杨（静仁）马（玉槐）黑干将”的帽子，关进牛棚。我父亲当时的身份是政治部主任，自然也脱不了干系，只能自认倒霉。
落难中的父亲
如果仅仅是对当领导的这样办也就罢了，问题是就连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也难逃厄运，你在家里躺的好好，没准事情就找到你头上来了——
厅办有个叫陈X的干事出身穷苦，历史清白，1953年和对象从上海自愿支宁，因为俩口子都没有问题，所以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当作骨干使用。包括文革，也同样如此。谁知某日，从老家上海滩来了几个搞外调的，通过陈X了解他当年的老师、现在的X局局长1947年在组织学生参加“反内战、反飢饿、反迫害”斗争中是否有向敌人妥协、或者是否被捕过的问题。
陈干事如实证明老师当时的表现，认为老师讲究策略，进退有方，不可能有问题。至于说他曾经被捕过，纯属以讹传讹。結果与搞外调的谈不拢，吵了起来。对方气哼哼地说“你包庇内奸！”最后把陈干事气得扭头而走。上海滩的人就到工宣队告了一状，认定陈干事与其老师狼狈为奸，也不是什么好鸟。
这帮人前脚走，陈干事后脚就被“群专”，可是该给他定个什么罪名哪？谁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就这么一直关押了三个月，也没有人审讯，人不人鬼不鬼的。
最后到是从上海方面传来消息说他的老师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被結合进了闸北区新政权，这才不了了之。工宣队不得不放他出去时竟然说：虽然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权当是经历了一场考验。不过这样也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如果苏修抓住你，你也不会叛变。让陈干事哭笑不得，痛骂一声“侬嘎嘟是阿乌雷”（你们是一群半吊子）！
有个烧锅炉的工人S师傅，40多岁，老婆娃娃一大家，穷的叮叮响，经常是还没到月底，粮就吃光了。那时城镇居民每月要凭粮本买粮，没粮了就饿肚子。所以这个老S时不时地就发两句唠骚，有一天正和别人说“旧社会我都吃香喝辣”，偏偏就被工宣队员“大金牙”听见了，一把就把S师傅领口拽住厉声质问“旧社会你是干什么的？”40大几的老S哪里把30多岁的大金牙放在眼里？怼了一句：“当土匪，咋地？”可是让大金牙给叫上劲了：“在哪？”老S回敬到：“老家，河南，伏牛山！”大金牙问：“杀过人没有？“杀过！”又问“杀过几个？”又答“十几二十个！”
原本这就是个抬杠的话，谁知工宣队可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老S眼露凶光，手脚麻利，保不定还真是个土匪！于是就说他隐瞒历史，让他老实交待。S师傅也是破罐子破摔，三句没说完，就与大金牙打了起来，最后被制服，宣布“群专”。老S却也不怕，说“你是工人，我也是工人，有本事你把老子球咬掉？！”
当天夜里，就把他也关进了牛棚，我父亲奇怪地问他“咋把工人阶级也弄进来了？”S师傅一声苦笑道“好我的主任哪，你不知道，这年头哪有什么公理啊！”
S师傅恶作剧，顺杆爬，你让说啥就说啥，杀过的人由一个到两个、三个到五个，最后居然承认自己一共杀了25个人，而且有名有姓的，什么“暴丑小”“朱牛母”“刘虱子”“黄屎钻”等等等等。待到工宣队坐着长途汽车来到豫北伏牛山区搞外调时，才发现这些叫着日鬼弯三名字的人非但没死不说，一个个都活的活活的。
回来后就问你为啥胡说？害得我们劳命伤财？S师傅说，“咋？你们不是想争功表忠心吗？那我就给你们创造条件！错了吗？！”工宣队狼狈不堪，让他出去，他却死活不出去：我是杀人犯，“饲养员日驴——把影响彻底搞糟了”，谁不怕我？还是在这蹴着最保险！好话说了一火车，老S却不依不饶，让工宣队被动到了家！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因为耽心老子的处境，所以我每天下午以“弹珠子”、“拍烟盒”等名义为由，领着弟弟窜到掌权者的办公室窗外偷听他们研究定酌工作，并把听到的事关与我有交情的哥们兄弟父亲的情况告诉这些儿子们，大家都是苦命人，惺惺惜惺惺，相互照应。
在这种令人窒息生态的打压下，先是三处老革命何某自杀，两个月后的一个秋夜，与我老爹同关一室的老红军、劳改局长邓某不堪忍受人身侮辱，用刮脸刀片自戗身亡！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当天夜里，我父亲对其他“牛鬼蛇神”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老邓的冤案！不料即被一位急于立功的M某人反戈一击，密报了工宣队！
正应了那句“天不灭曹”的话，次日下午，正当我领着弟弟在经常偷窥工宣队研究工作的会议室窗下假装在玩耍时，就听见工宣队长L和军管会C副主任在给手下做动员：八组（父亲当时所处位置）的XX反动透顶，准备向中央诬告我们的黑状。今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狠狠斗争，决不能手软！工宣队员们磨拳擦掌，情绪激昂。
我一听坏了，敢紧溜回家，在一张纸上写下“爸爸，工宣队说你要向上告状，晚上批斗你，小心啊！”在送饭夫人时候瞒过看守人员的眼，将纸条俏俏塞进父亲的手中。
当晚，厅里召开了100多号人的大会，由“大金牙”主刀，批斗父亲。根据惯例，当他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某种质疑时，被批斗者往往因为没有精神准备而十分被动，很快就让拿下。
但是今天出乎他们的意料，父亲表现出一个老侦察员的特殊性格，把沉着冷静发挥到了极致，有问必答，句句在理，步步为营，绝地反击，引用的全是占住脚的“最高指示”，让对方狼狈不堪，因为从理论上说谁也不敢剥夺任何人给伟大领袖写信的权力！
这个“大金牙”坏透了， 他不让工宣队员出手，而是指定两个干部给父亲“坐飞机”，这两位正好又是父亲的部下，他就用这种“一石三鸟”的卑劣做法，挑动你们之间互相仇视，以解他的心头之狠！正像一句老宁夏歇后语说的“虱子叮鸡鸡——心太黑了！”
那俩看似牛头马面的部下表现出一副凶唬烈唬的架势，其实是在做样子给大金牙看。其中一位叫刘XX的嘴凑在父亲的耳边小声说“坚持一下，我们顶你！”让父亲在感际激感动感慨之余，也坚定了信念！最后这场批斗会以不了了之而收场，把大金牙气的说“会开母了！”
由于煞了他们的威风，掌权者总觉得哪点不对劲儿，似乎是跑风漏气了，却苦于没有证据。
过了几天，在大礼堂召开“彻底砸烂公检法”誓师大会，把宁夏最大的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一并借来，公安厅几十号“坏人”被押上主席台批斗，由“好人”依次上去发言。当有人批判我父亲曾在某年度政工会议报告中提倡学习刘少奇的黑《修养》时，被押在一旁的黎光厅长突然昂起头来，操着一口浓郁的川腔说到：“像这样重要会议的报告都是厅党组反复研究讨论过的，文件也是我签发的，如果出了问题，我是第一责任人，与XX同志无关！”
那时我正躲在礼堂进口处围观的家属娃娃中间看热闹，听到这里，我实在按耐不住激动，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情不自禁地把两个指头塞进嘴里，吹起了口哨，十分刺耳，其他孩子也跟着起哄，就地惹恼了工宣队，冲出来抓人，我抜腿就跑。結果有个叫“一毛”的让逮住了，被煽了两个嘴巴，问谁带的头，就听见他说“XX的儿子! XX云的儿子！”
之后他又把我经常以弹珠子、拍烟盒为愰子溜在窗下偷听工宣队开会内容的事情全给告发了，把L队长和大金牙的球都气劈了！
他们就让一毛把我叫来收拾一顿。一毛到了我家又臊头戴礼帽——充好人，换了一副面孔，让我快躲起来，完后他就说我不在家。
大金牙就让另外两个大一点的娃娃找我。我肯定不去，但这两位我惹不起，连哄带骗的硬是把我带了过去。
大金牙一看就说，原来就是你呀？眼珠子亮亮的，一看就是个小贼逼！你是不是总偷听我们开会？这都是国家机密，你说，是不是给你那个贼爹通风报信啦？
我说“木有！”大金牙恼羞成怒，一个耳光绕了过来，被我头一偏，只有手指头在脸上滑过。他更气了，又飞起一脚，被我肚子向前一挺，尻子一凹，又躲了过去，没踢上，转身就跑。转天，我乘坐绿皮小火车到200里外的潮湖农场我叔老子家躲了大半个月。
回来后再见到大金牙，他总是恶狠狠地盯着我，如果有旁人在，他就指着我说：这个嘎子人小鬼大，你们都得防着点！把我恨得真想把他家的娃娃扔到井里。
这年冬天，原宁夏公检法大院内的数百名干部被集体下放到设在首府近郊贺兰县丰登公社所谓的“区直机关五七干校第六营”，开始了“边劳动、边学习，边批判、边备战”的生活，偌大的一个公检法大院从此被荒废。
出发那天，适逢立冬，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七、八十号“牛鬼蛇神”排着整齐的队伍，身背铺盖卷，臂带白袖章，手提干粮袋，浩浩荡荡的沿着解放街穿城而过，边走还边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以及自己打倒自己的口号，步履铿锵，声音宏亮，成为当天城市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我父亲当时40出头，尚属“壮劳力” ，20多公里的土路硬着头皮走到了底。而另外一些5、60岁、甚至70多岁的“老反革命”们则是赌着一口气在城里穿行，等走出城以后，就挺不住了，互相搀扶、跌跌撞撞，整整走了一天才达到目的地，用一句“惨不忍睹”来形容恰如其分。
而工宣队的老爷们却等到下午雪停之后，吃饱喝足，得意洋洋地坐着卡车扬长而去，到新的天地里继续为非作歹。
两年后我也当了工人，曾在街上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工宣队员。大概是在1990年代初，某日我在老百货大楼意外地与大金牙走了个对面，此时的他早已满脸沧桑，呆眉痴眼，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冲动，真想往他的干腿棒子上踹上两脚，让他当场跪下，然后问他：认识你们爷爷我啵？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此刻的我已经是一名人民警察了，理智和操守不容我这样做。
于是，我目不斜视地与他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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