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梁作民：内乱时期的县城中学生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3-21

作者简历

梁作民，笔名梁良良，1958年生于安徽濉溪，高中毕业后当过插队知青、广播站编辑、采煤工人等。安徽大学77级，北京大学83级研究生，现任江苏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二级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兼职教授，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企业总裁班、中国社科院在职博士班的主讲教授。近年研究思维哲学，倡导视角主义，推崇世界主义，著作有《走进思维新区》《我思故我狂》等。

原题

"文革"时期的

县城中学生

作者：梁作民

安徽省萧县萧城中学是我的母校，坐落在县城西北方向的凤凰山麓。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五年的中学生活。回首往事，在恍如昨天的景象中百感交集。

一、从初中到高中

我出生于安徽省濉溪县，1963年父亲调到萧县县委统战部主持工作，全家随之移居萧县县城。

1964年秋，我入读萧县实验小学。文革开始后，先停课再复课，直到1972年初，我小学毕业，进入萧城中学读初一。那时候安徽省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入学和毕业都以寒假为界。

我们那届初中生来自全县各地，有家在县城的，也有家在农村的。大多数同学离家比较近，每天步行往返；少数偏远地区的同学吃住都在学校，每周回家一次。我们大约两百个学生，分为四个班，从（1）班到（4）班，据说是农村同学的比例越来越大。

起初我分在初一（1）班，一个星期后被调到初一（2）班，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是“为了加强（2）班的领导力量”。其实我这人并不具备领导才能，只是当时学习成绩好一点而已。到了（2）班不久，我首批加入了共青团，后来三年一直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

1975年初，我们初中毕业。有些同学参军去部队，有些同学插队当知青，很多农村同学回乡务农；余下的同学也不需要考试，直接升入高中继续做学生。于是四个初中班缩编成两个高中班，我分到高一（1）班；起初担任班长，后来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个班的同学大多数来自初中（1）（2）两个班。

1977年初，我们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农村的同学全部回家，成为“回乡知青”。县城的同学一律“上山下乡”，把城市户口迁移到自己选择的某个村庄，成为“插队知青”；与当地农民一样，干农活挣工分。

1977年1月24日，全校欢送大会在萧县电影院隆重召开。随着喧闹的锣鼓声，一百多位同学辞别萧城中学，流星般地散落到淮北大地的山水之间。

本人也背起行囊，乘火车，转汽车，再步行，插队到一百三十里之外的濉溪县海孜公社四里大队小高家生产队。至此，我们五年的中学时代宣告结束。

体育课学军体拳，作者右

二、学习文化知识

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各类学校全部停课。两年后开始“复课闹革命”，表面上看学校“复课”了，实质上还是“闹革命”为主；社会上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家对学习文化知识普遍不感兴趣。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全国各行业的整顿工作，学校的教学秩序才逐渐恢复，学习文化课才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我们这届学生走进萧城中学，在初一和初二享受到两年左右相对正规的读书生活。当时学校课程开设齐全，教师认真负责，学生勤奋努力，各项管理制度都很严格，学习氛围相当好。

记得每天早上都有晨读，大家捧一本教科书高声朗读。我们的班长张同学在教室里来回巡查，督促大家背书写作业；如有违反纪律的，他会记下名字交给班主任，由班主任采取不同的惩戒措施。

每天晚上还有晚自习。那时教室里没有电灯，我们都是从家里带一根蜡烛或者一盏煤油灯，趴在课桌边，在昏暗而摇曳的黄光下认真读书。

到了冬季，天黑得早，上晚自习对于我就是一场严峻的心理考验。因为从我家到学校，如果不想绕远路，就要经过一片荒无人烟的“万人坑”；据说以前是枪毙犯人的刑场，流传着许多“鬼故事”。有时约不到同学相伴，必须一个人独行的时候，我就会捡起半块砖头握在手中，一路小跑穿过“万人坑”，奔到教室坐下后，才发觉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

为了检验学习效果，促使学生更加努力，各科老师都会不断举行大大小小的考试和测验；“考考考，老师的法宝”。而且经常公布考试成绩，把全班同学按照分数顺序排名，张贴在教室内的后墙上。这种“张榜公布”的刺激效果很强烈，大家争先恐后，明里暗里展开各种形式的学习竞赛。

我至今保存着一本中学时代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我当年写的一些不成熟的文字。在1973年3月刚读初二的时候，我写过一首题为《苦学》的小诗：“夜静月皎人未寝，闹钟催我向前进。复习功课不觉困，雄鸡赞扬苦学人”。尽管文辞很幼稚，却真实反映了当时我们刻苦读书甚至通宵达旦的情景和感受。

这段时间的正规教学，为我们的知识大厦奠定了几块牢固的基石。然而好景不长，这种强调文化课、重视考试和分数的做法，不久被国内极左势力污蔑为“旧教育制度回潮”，受到公开否定和严厉批判。

1973年6月，辽宁知青张铁生在一次考试中物理化学只得了6分。他在试卷上写了几段文字为自己辩解，后来被极左势力推崇为“白卷英雄”，在全国大肆宣传。

1973年7月，河南省马振扶中学女生张玉勤，在英语考卷上写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受到老师的批评后，她跳进水库自杀了。后来此事通报全国，认为她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致死。

1973年12月，北京中关村小学女生黄帅，反对老师对待学生的粗暴方式，给《北京日报》写了投诉信；结果一夜之间闻名全国，被誉为“敢于反潮流”“破除师道尊严”的“革命小闯将”。

在这样的舆论和环境下，我们萧城中学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不断受到各种干扰。英语课慢慢地名存实亡，各学科的考试和测验都成了走过场，学习书本知识变得无足轻重；整个学校越来越重视的是“开门办学”，“走出去”，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

三、参加劳动实践

文革初期，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要求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当年我们中学是怎样“兼学别样”的呢？好像“学军”的部分比较少，只是在名称上把班级改为“排”，把年级改为“连”；在体育课上打打“军体拳”、扔扔手榴弹，此外就没有别的内容了。

而“学工”的部分也不多。记得我们去过几次县农机厂和轴承厂，在车间里干过几天活，让我对某些机械部件（印象特别深的是拖拉机上的差速器）的巧妙设计惊叹一番，如此而已。

所以说“学农”才是我们参加劳动实践的主要项目。而且每次外出学农的时间长，路途远；全班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留下的记忆比较丰富。

我们学农的主要基地就是县城南边三十里开外的郭庄大队，那是闻名全省的“淮北平原上的大寨之花”。郭庄的农民经过多年艰苦劳作，把贫瘠的盐碱地改造成富饶的丰收田；也把他们大队的郭书记送上了中央委员、省委副书记的高位。

每年到了“麦忙假”（六月份）和“秋忙假”（十月份）的时候，班里的农村同学各回各家，帮助父母干农活。我们县城的同学就由学校统一组织，把衣服和被褥捆成方方正正的背包，带上生活用品；有时坐卡车，有时步行“拉练”，浩浩荡荡奔赴郭庄大队去学农。

学大寨赶郭庄

所谓“学农”主要是帮助农民干农活，比较多的是割麦子和插秧；技术含量不算高，劳动强度却很大。记得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同学们赶快爬起来，简单洗漱后就排成队列，下地干活。金色的田野上，各小组展开劳动竞赛，你追我赶，不甘落后。有时要干到太阳落山才能收工，晚上感觉腰酸背疼，往往倒头就睡。我们集体住宿就在大礼堂内，用草苫子连接成地铺，再铺好各自带来的被褥。女生睡在舞台上方的区域，男生睡在舞台下方另外的区域。

由于劳动强度大，能量消耗多，而当时的饮食普遍缺少油脂和动物蛋白，再加上我们正是身体发育的年龄，所以在整个学农过程中，大家的饭量都明显增加。记得郭庄食堂供应的枕头型大馍（馒头），一个有四两重，有些男生狼吞虎咽一顿就能吃掉三个！

在我的记事本上，有一首1973年10月写的小诗：“沥沥淫雨狂，唰唰割稻忙，何惧湿衣寒，为国多献粮。”就是描写学农时冒雨割稻的情景。

除了外出学农，我们在初三和高中，更多的劳动实践是与石头打交道：一是砸石子铺设新马路，二是采石块修建学校围墙。

当时萧县县城开辟了几条新马路，需要大量的铺路碎石子；而我们学校后面就是凤山，最不缺的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接到任务后，同学们分成小组，到父母单位借来板车，拉到山上装满石片；再小心翼翼、前拖后拽地运下山，把石片卸到教室附近的空地上，堆在一起。

然后，全组同学围坐在石堆四周，每人找一块大而平的石头当砧子，拿出自带的铁圈和铁锤，把石片放进铁圈里（防止迸溅），用铁锤反复敲碎，于是便收获一堆拇指大小的碎石子。

每个小组都规定了具体的劳动任务，老师每天拿着卷尺来丈量碎石的体积。完成规定的多少立方的数量之后，再把这些碎石子装进板车，拉到工地上去铺路。现在县城内淮海西路的一段（那时叫“大寨路”），就是用我们辛苦砸出来的一堆堆碎石子，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季节铺设出来的。

当年萧城中学的建筑比较简陋，既没有围墙，也没有校门，处在完全开放的状态；校外人员随意进出，影响学校秩序。后来领导们决定，自力更生修建校园围墙。

于是我们寻找一些废弃的水井和水沟，把井壁沟边的条石拆下来，作为围墙的基础。再分派一些男生，带上雷管炸药，外加钢钎铁锤，上山开采较大的石块，用板车拖运下来，作为墙体材料。前后忙乎了好几个月，围墙还没建成，我们这一届学生就毕业离校了。

我至今保存着1976年（高二）夏季近两个月的日记，尽管内容极为简略，也能大致反映当时学校和学生的日程安排，展现我们“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具体情景。现选出一些有关段落，原文抄录如下：

7月1日（周四），上午在学校印《战报》第八期，二十多天的开门办学（麦忙假）到此结束。

7月2日（周五），上文化课。

7月6日（周二），下午召开“城建开门办学发奖大会”。

7月7日（周三），下午五点半，步行到梅村“共大”参观。（今注：“共大”就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7月8日（周四），上课，傍晚召开“建校干部动员会”。

7月10日（周六），半日制的建校开始。上午第三节课召开全校动员会，读报课召开班级干部会。下午到校很早，因无板车没干成。

7月11日（周日），上午拉石头。中午下雨，下午没干。

7月13日（周二），上午上课，下午扒井，运石头，基本完工。

7月14日（周三），上午上课，下午因为下雨也上课。

7月15日（周四），上午上课，下午物理课（去变电所参观）。

7月17日（周六），上午劳动，下午去看游泳比赛（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十周年）。

7月19日（周一），上午上课，下午学校开会，晚上到龙城供销社听忆苦报告，请我们唱歌。（今注：当时“忆苦思甜”会议都要唱那首歌《不忘阶级苦》，“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7月20日（周二），上午扒井，下午干一会儿就下雨了。

7月22日（周四），上课，社团活动学习《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今注：这是列宁写的一篇文章。）

7月24日（周六），上午干活，扒塘窝，下午没干成，与同学去游泳。

7月27日（周二），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时张同学受伤。（今注：记得我在劳动中也曾两次受伤，一次是晚上在山上搬石头，被蝎子螫伤；一次是钻炮眼时，我双手握钢钎，被同学抡铁锤砸伤。）

7月28日（周三），早晨四点半到校，干活到九点，下午休息。

7月30日（周五），上午上课，下午化学测验，学校召开支部书记会，汇报各班学理论情况。

7月31日（周六），上午物理测验，下午垒水沟，王同学脚受伤。

8月1日（周日），早晨五点干活，扒井，到十点，中午买西瓜126斤，下午扒井到八点多。

8月2日（周一），上课，午睡，傍晚干活，这几天传说有地震。

8月14日（周六），上午上课，下午开始采松果卖给林场。

8月15日（周日），早上采松果，傍晚也去采。

8月16日（周一），早上采松果，下午去团县委整理档案。

从以上日记可以看出，我们的中学生活已经变成了“以劳动实践为主，兼学文化知识”。这种“半劳半读”的教育模式当时盛行全中国，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在精力最旺盛的年龄段读书太少，学业荒废，造成无法弥补的知识贫乏，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固化和眼界狭窄。后来面对改革开放的巨变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我们大多很难理解，无力应对，不自觉地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

4、接运唐山地震伤员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等地，总共造成24万多人遇难，16万多人重伤，7000多个家庭绝户。

唐山地震发生后，恐慌情绪蔓延到全国，许多地区都传言“近期可能还有地震”；萧县各级领导也通告各单位，要提高警惕，防震抗震。于是每家每户都在室外搭建一个简陋的“防震棚”，晚上就睡在里边；如果特殊原因必须住在老房子里，那么夜里睡觉也会开着门，并把一只玻璃酒瓶倒过来，竖在床头边，作为地震“报警器”。

我们萧城中学还举行过一次“地震逃生”演习。首先由班主任规划好每个同学的逃生路线：我们班的教室一共有六个出口，两个门、四扇窗；哪位同学从哪个出口逃出去，事先牢记在心。班主任说，一旦发生地震，会有值班老师在校园敲锣；大家听到锣声就赶快按照预定方案有序跑出教室，防止拥挤踩踏。

当时我的课桌在教室最里侧的第一排（因为高度近视，我一直坐最前排的座位），同桌是在我左手贴墙而坐的胡同学；我俩的逃生通道是左前方的那扇窗户。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嘡嘡嘡……”锣声大作。我还没反应过来，只见同桌胡同学起身跃过课桌，双手撑上窗台，一头栽到教室外边。于是我也紧跟着跳出窗外，再回头看教室里边，只见一片人仰马翻……

这次地震演习只是虚惊一场，真正让我们感受到地震恐怖景象的，还是那次去火车站接运唐山灾区的伤员。短短几个小时，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唐山大地震造成的伤员数量太多，当地和附近地区的医疗机构容纳不下，只好往外省输送，到全国各地分散养伤。当时萧县也接收了一批伤员，大多是上肢或下肢骨折，就是在地震中被砸断胳膊腿的。他们在当地经过初步治疗后，乘坐卧铺专列，几天几夜走走停停，目的地就是萧县火车站。

我们学校的任务是，把那些唐山伤员从火车上搬运到板车上，再从火车站把伤员护送到梅村中学。那里新组建了一个接待站，有专业医护人员为伤员提供吃、住、治疗等服务。为了圆满完成接运任务，学校组织我们提前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上个部分我的日记里，1976年的8月份，从3号到13号好像是一段空白；其实那十多天时间我们忙的正是这件事情。以下根据日记上的记载，我把整个接运唐山伤员的准备阶段和实施过程作一个简略回顾。

8月3日下午，学校召开“抢救唐山伤员动员会”。

5日下午，学校组织我们演习，从校内一直步行到火车站。

6日中午，学校召开“共青团员抢救唐山伤员动员会”，并要求所有参加接运伤员的同学（全是男生），从今天开始，晚上必须在学校教室里睡觉，随时准备出发。因为当时铁路运行不规范，难以准确预测伤员列车的到达时间。

7日全部停课，白天在学校待命，晚上在教室课桌上睡觉。

8日是个星期天，上午在学校待命，下午举行突击队演习，再次步行到火车站。晚上是运输队演习（很遗憾已经记不清演习的具体项目了），夜里还是在学校课桌上睡觉。

9日，白天在学校待命，晚上我去同学家拿书，回到学校迟到了。结果团委书记陈老师大发脾气，在全校队伍集合时当众点名批评。那个晚上我很郁闷，躺在课桌上，望着窗外圆圆的大月亮，听着远处传来呜咽的箫声，半夜难以入睡。

10日，上午还在学校待命，中午接到指令，12点紧急集合，步行去火车站，在那里一直等到深夜。

11日，凌晨一点半，载着唐山伤员的专列终于到达，停靠在萧县火车站。伤员们躺在担架上被抬下火车车厢，一直抬到我们的板车旁，轻轻地放进已经铺好被子的板车上。接着带上伤员的随身行李，然后三个同学负责一辆板车，一人在前拉车，两人在左右两侧看护，并在需要的时候助推。我们的板车队伍一辆接着一辆，在清冷的星光下缓缓地朝梅村中学行进。

在接运伤员之前，学校领导多次强调要严守纪律；其中有一条纪律是，绝对不许询问伤员的家庭情况。因为他们都有亲人在地震中死亡，不要引起他们的痛苦回忆。在见到伤员以前，我们想象他们一定都是凄凄惨惨、每天以泪洗面的。但是当我们近距离接触伤员以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从火车站去梅村中学的路途中，伤员们在板车上或卧或坐，除了对我们表示感谢，大多还会主动说起地震时他们的遭遇。特别是我前边那辆车上的女孩，一路上不停地告诉我们，她爸妈死了，她哥哥也死了，她舅舅家死了几口人，她邻居家几口人全死了……好像是在闲聊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我们走在旁边听得撕心裂肺，她躺在板车里讲得云淡风轻！

当时我想到的一个词语就是“眼泪哭干”。大地震已经过去十多天了，面对冷酷无情的噩运，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你哭天抢地、痛断肝肠又有什么用呢？就像古罗马哲学家所说：“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走！”活着的人，毕竟还要继续活下去。

我们顺利到达梅村中学，安顿好伤员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学校，重新开启学习与劳动的二重奏。然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脑海中不时浮现出接运伤员途中的画面，特别是那个唐山女孩在讲述亲人惨剧时的冷静语调。这次经历让我对人生和命运、欢乐和悲伤之类的宏大主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上大学后我选择哲学作为研究方向，并且终生乐之不疲，也许正是肇始于此时此事吧！

2011年12月，我应邀去唐山市，半天参观“抗震纪念馆”，半天给市委市政府讲“创新思维”课，其间顺便提到曾经半夜接运地震伤员一事，台下听众顿时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用来表达唐山人民的感激和敬意。

高中毕业校团委，作者前左一

5、永远的老师

我们在校时的萧城中学，整个学校规模比较小，人数比较少。领导和老师大都住在校内，经常和我们一起参加校内外各种活动；所以那时候学生和校领导、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之间来往很多，关系比较密切。有时候他们不经意间的一言一行，也许会让我们年轻的心灵深受启发，甚至终生难忘。

杨兴权老师是教我们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师，从初一教到高一，共四年的语文课；她也是大家公认最有学问的老师。杨老师是四川人，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分到北海舰队当教员；很不幸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辗转落脚到我们中学。

杨老师讲的语文课，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她那四川味的普通话听起来也很生动。记得有一次，她讲李白的《早发白帝城》那一课，告诉我们古人读诗，不是朗诵而是吟唱。怎样吟唱呢？杨老师当场给我们表演：“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她那婉转悠扬的声调，让我们大开眼界，对古诗的平仄、韵律和意境都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

还有一次，杨老师家访去我家，在父母面前把我大大地表扬一番。那天我正在练习绘画，把一张半透明的纸盖住毛主席像，用铅笔描摹。她见到后马上语重心长地提醒我：“要注意啊！不要学画领袖像，画得不好容易出问题，出政治问题！”后来我想，杨老师被打成右派，内心留下沉痛的创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对带有政治风险的事物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在这方面栽跟头。

再说王德存老师，他是我们初中三年的班主任，同时担任政治课老师。王老师毕业于萧县师范学校，曾经是杨兴权老师的得意门生；在校时参加过一个名闻遐迩的造反组织，名叫“一反到底”。

王老师那时二十多岁，新婚燕尔，浑身充满朝气。他讲课的语气斩钉截铁，简短而有力；他做事也很果断，从不拖泥带水。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班出大字报专栏，我用毛笔写了一篇批判文章（现在想不起来批判谁了，刘少奇？林彪？孔老二？），正文写好后，标题想了半天都没找到合适的。这时王老师走过来，扫一眼内容，二话不说，提笔写下三个遒劲的大字：“剥画皮”！顿时让我感到那是神来之笔，体会到文字简洁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有一年，宿县师范学校的几位应届毕业生来我校实习，给我们讲了两周课；大家相处亲密，临别时依依不舍。那一天，王老师召集我们班干部，在外边讨论怎样欢送他们。天空忽然飘起雨丝，我冷不丁冒出一句文绉绉的话：“天犹如此，人何以堪？”引来几位同学嘲讽的笑声。这时王老师却说：“你们别笑，没读过一堆书的人，还真说不出这两句！”其实我真没读过多少书，因为当时无书可读；但是王老师那种明显的赞赏口吻，让我大受鼓励，在以后的日子里总想成为“读过一堆书的人”。

正是在杨王两位老师的熏陶下，我对文科的兴趣越来越浓厚。1977年12月，我报名参加十年文革后的首次高考，语文和政治两门课都考出90以上的高分，顺利录取到第一志愿——安徽大学政治系。

接着说陈爱民老师，就是前边提到过的，在接运伤员之前点名批评我的校团委书记，他教我们英语。当时的英语课文大都是政治口号，比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NeverForget Class Struggle”（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一些战场用语，像“Stop！Hands Up！（站住！举起手来！）”之类，据说抓俘虏时挺合适。

然而陈老师竟然能运用这些枯燥乏味的课文，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加上他那种带有浓重鼻音的标准伦敦式发音，成功地引发出我对英语的学习兴趣，让我对英语及其背后的西方文化充满好奇，并把这种兴趣和好奇一直保持下去。后来在安大读本科，我的英语达标考试（当时没有四六级）获得全班唯一的满分。再后来报考北京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被录取后得知，我的英语成绩是所有考生中最高的。

最后要说到个性鲜明、潇洒可爱的郑正老师。郑老师现在是名满江淮的“书画大师”，但是当年他只是我们中学的普通老师，一直教美术和音乐两门“非主课”。我对美术兴趣不大（尽管生活在被誉为“全国书画之乡”的萧县），但是我天生的嗓音好，而且识简谱，所以上音乐课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郑老师事先把我们要学的歌曲（很多是革命样板戏选段）抄在一张大白纸上，再用图钉钉在黑板上；然后他坐在风琴边，开始演奏乐谱。如果歌曲是男声，他就叫我站起来试唱；有时天阴我看不清歌词，他就叫我一直朝前走，直到能看清。如果歌曲是女声，他就叫一位美女马同学站起来试唱。我和马同学谁唱错了，郑老师就毫不留情用教鞭敲谁的脑袋。

听说郑老师在文革初期遭受很多苦难，经常挨批斗。后来他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幽默地说，“我把戴高帽游街，当作演戏；高帽一摘，照吃照睡。我把坐牢当作休息，有这样的机会就多睡一会儿。”郑老师这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应该对我产生过无形的影响吧！

一所学校的质量，首先不是它的建筑，而是它的师资。我们很不幸，在萧城中学的五年时光，正是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我们又很有幸，在萧城中学的五年时光，遇到那么多有知识有爱心的优秀老师！

致敬永远的老师！

祝福永远的母校！

2022年元旦写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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