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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郝斌:北大“牛棚”二三事

新三届 202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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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历

郝斌,1934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6年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时,遭逢“文革”,沦为“牛鬼蛇神”,被打入“牛棚”三年,备受屈辱。出了“牛棚”依旧苟且过活,直至1978年始获平反。曾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副书记。


原题
“人道”的用刑? 
用刑的“人道”?




    作者:郝斌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
 
1968年的春天,北大校园里发生了武斗,随后,历史系又有几个人被押送到太平庄来。按说,送来的本来只是武斗的“战利品”,现在进了“牛棚”,对不起,每人要加送一点“牛棚”里的政治“帽子”。

第一个送进来的是吕遵諤,考古教研室的讲师。1953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的前夕,他刚好毕业。裴文中先生和夏鼐先生给我们合开“考古学通论”一课,他当助教;林耀华先生开“古人类学”,他也当助教。他是我的老师。从那时直到现在,他一直从事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1984年,由他带领的考古队,在辽宁发现的“金牛山猿人化石”,被认为是我国人类考古学上的一大收获。

“文革”之初,吕遵諤看不惯聂元梓的所作所为,张贴大字报反对她,称她“老佛爷”。可在聂元梓得手、秋后算账的时候,他一个不留神,竟让“老佛爷”手下的人绑架了去,给狠狠收拾了一通。送到太平庄以后,他偶尔说几句如何被打的事,我们个个用心去听——这种事,说不定明天就会轮到自己头上,该有点了解才是。但是,听归听,并不能借鉴到手。

比如,吕遵諤说,同是挨打,蒙头不蒙头,大不一样。不管是手掌还是木棒、铁棒,打下来,你看得见,哪怕稍稍偏一下,承受打击的力度都会有所减弱。头被蒙上了,左边打下来,你正往左转,迎着撞上去,形成方向相反的两个力的合力,像火车对撞,那就大不一样了。听过他的话,我知道他被蒙上头打过。至于他说的“挨打比较学”,虽然言之成理,无奈蒙头不蒙头由不了自己,听过他这一番话,我们倒是多悬起一份心。

天气大热之后,我们脱了上衣赤膊干活,只有邓广铭、楊人楩、商鸿逵等几位老先生,还多穿件单衣。等回到宿舍,邓广铭、周一良两位,也同我们一样赤诚相见。吕遵諤的衣服一脱,真是红肉红、白肉白,前胸的白肉还多,后背上的红肉一条压着一条,两般颜色,红白分明。他说,春天被打的时候,多亏有棉衣在身,否则几根自行车链条和棍棒轮番抽下来,难保没有内伤。刚送进太平庄的时候,他伤情还重。他后来说,当时只怕发炎感染,夜晚不敢去碰,翻身尤难,现在总算熬过来了。

聂元梓手下的人收拾他并送他到太平庄,找了一个由头:“中统特务”。“文革”后期,“军宣队”入校,力图消除两派对立,搞“大联合”,要人们反省的时候,常常要说一句话:“把蚂蚁当成大象,把蚊子说成飞机”,意思是说当初把事情无限度夸大了。可是,直到1978年给吕遵諤平反的时候,谁也说不清他头上当初的那只“蚊子”或“蚂蚁”究竟是个什么,因此,只能干巴巴的说一句“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作为了结。

随后送进来的是罗荣渠和谢有实。罗荣渠,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教员,他长我七岁,高我八级,但我学生时代没有听过他的课,工作以后平日接触也很少,因此并不熟悉。进得“牛棚”,听见他有两顶“帽子”,一顶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借什么缘由戴上的,我弄不清楚;同室为囚,也不便多问,就是监管学生,好像也很少提到这顶“帽子”。另一顶常常提起的,叫做“老保翻天急先锋”。这顶“帽子”,如今让人听了,有点难明就里;可在当年,它的分量重似千钧,甚至重过“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真能把活人压死。

北大校园的大字报

话要说得远一点。1967年春,“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旗帜鲜明反对“文革小组”,让不少人感到振奋。而江青等“文革派”人物,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很少出来说话,这就更加增加了人们对形势回转的盼头。不想,最高统帅定性“二月逆流”,立时乾坤逆转,江河倒流,形势急转直下。江青等人顿时气往上长,把“二月逆流”又称做“老保翻天”,即“保守派”翻天。如此一来,二月以及二月之外,管它哪个时辰发生的事,凡属不顺耳者,不论上层、基层,凡想装进来的,一律被“文革派”装进“老保翻天”这个大箩筐里。他们乘机扩大战果,一起“秋后算账”。

话该说回来了。聂元梓与江青本属同根,荣枯一体。江青隐忍之时,正是聂元梓狼狈之日。当时校内轰聂的炮声隆隆。跟她走的学生当中,很多人另拉了山头;周培源、季羡林、周一良等多位名教授受到军政元老讲话的鼓舞,情绪高涨,公然站出来反对聂老佛爷;她的左右亲近,一时也纷纷倒戈。“红色政权校文革”,岌岌乎处于危殆之中。就在这个时候,罗荣渠以他一支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连续写出几份长篇大字报,矛头直指聂元梓,弄得大字报前毂击肩摩,站在前边的要大声朗读,念给后边看不见的人听才行。

那个时候,人们表达言论的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装有高音喇叭的有线广播,快速印刷的小报,以及用男女声交替轮呼的口号,如此等等。学校里最多的本是教室,这个时候,教室却是蟏蛸满室,空置大半年了。偏偏罗荣渠这时候连讲了几堂课,也可能是学生们重回暌违已久的课堂,有新鲜感,兴趣至高,居然听众爆满,而且掌声不断。他讲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希特勒是怎样上台的?”“慈禧是怎样上台的?”尽管他讲的不离事实,也不算牵强,但在材料取捨之间下了功夫,学生们“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彼时彼地,自然另成一番效果。听众一阵鼓掌,一阵讪笑,都是冲着“老佛爷”聂元梓去的。

一个北大女生站在当年井冈山兵团唯一的出入口

这样一来,罗荣渠和他的战斗队“长缨在手”,一时名满校园。不想就在这个当口,江青在朝中得手,腾出身来给聂元梓助威。1967年9月16日,江青在一个规模颇大的群众场合说:“北大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此言一出,“老保翻天”就成为继“走资派”之后的另一顶政治“帽子”!当时的北大,“老保翻天”的不少,罗荣渠则要算“老保翻天”中的急先锋。老罗的大字报写的字字铿锵,手上劲却不足以缚鸡,三天两天他就成了聂元梓手中的猎物,被送进“牛棚”里来。

与罗荣渠一同送到“牛棚”里来的还有谢有实,他是“长缨在手”里的一位干将,还是“战斗队”队长,论出身、论历史,他都没碴没砟,找不出一点点缝隙。上个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他在莫斯科大学留学5年,回国分配到北大历史系之后,免不了同人谈起苏联。“文革”之前,中苏交恶已经有年。那个时候,昨是而今非的事,常见不鲜,于是就有人借这个题目,给他量身定做了一顶“企图越境投苏修”的“帽子”,这在当时只算顺手一办的小活儿。大字报贴出来,一个根红苗正的人,就此被送进了“牛棚”。就是进了“牛棚”之后,监管学生有一阵子还让他当我们的“汇报人”。所谓“汇报人”,就是饭前“请罪”的时候,他先单口一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牛鬼蛇神”一众赶紧齐声跟喊:“请罪!”并按例顺序逐个报出自己的“帽子”和姓名,如我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郝斌”;周一良先生的“帽子”有五顶,要喊得一个不漏,喊的时候还要弯腰、低头。

谢有实的腰最早弯下来,等到我们一个一个喊完,大家才一块直起腰来,这样一算,谢有实弯腰低头的时间最长。这个“节目”,说来有点像京剧舞台上对待罪犯或是有意让来见者受辱的“报门而进”,但我们一天要三喊三进,才能吃上三顿饭。后来出了“牛棚”,我们跟谢有实开玩笑也兼自嘲,戏称他“牛头儿”“牛组长”,喊了好一阵子。

江青得手之后,聂元梓趁着大局的变化,学着江青整元老们的伎俩,如法炮制了这一回。校内曾经造过聂元梓反的师生,凡是出了头的,都被打为“老保翻天”,被整的又是一批人。若是看过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就会知道,他和此前已经整挨的周一良,1967年秋天以后所受的批斗,更是变本加厉,前一年夏天的批斗水平同此刻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最后送进来的是个学生,五年级的杨紹明。

杨紹明是杨尚昆的次子,人称“杨小二”。杨尚昆曾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1966年春夏之交,杨尚昆因“录音事件”落马,稍后被打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清理出局。当时,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在北大读书的不少。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之中大多被打倒,只是略分先后而已。这些血性青年,少不更事,父母被打倒了,好像与自己全无干系,爸爸妈妈有问题,那是爸爸妈妈的事情,我还是照样要干革命!因此,该说的照说,该做的照做。


“文革”初起之时,有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是整治地富资本家子女的张本;可现在,物換星移,这话被另一些人接了过去,就变成整治“黑帮”干部子女的天然理由。“杨绍明——杨尚昆的狗崽子!”只消这个血缘关系在,不要DNA鉴定,就足以随便整治他。可杨绍明呢?像前面说过的,还以为自己也是“革命小将”,还要说三道四;这时候偏偏康生又出来说话,康生指名道姓,说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跳得很高”。一句话刚刚落地,杨绍明就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于是,杨绍明也升级为正品“黑帮”,父子落入同一命运。

杨绍明未到太平庄之前,我在历史系“黑帮”之中,是年纪最轻的,重活、累活多是我干;他到来之后,接替了我。他小我十岁,那一年大约二十四岁。休整半天的时候,大家要洗衣服,他从山坡下面挑三四担水上来,给大家不少方便。一个溽热的中午,山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杨绍明被喊下山去,拉走了。过了一周左右送回来时,他完全换了个人,头上缠着绷带,露出的半张脸,活像一张白纸;从山脚到宿舍100多米,他是被担架抬上来的。押送者与监管学生略说了几句后就走了。后来,监管学生发牢骚被我们听到:“人弄到半死,甩包袱送到我们这儿来!”

太平庄的监管学生无奈,只好准许杨绍明暂不出工,卧床休息,还搭上一个闫文儒日夜伺候他。轻活都不让他干了,凭这一点,或许能想象出此刻的杨绍明该是什么样子!他躺在床上,只说出来两个字“头痛”,除此之外,再没有话。闫文儒给他打回饭来,“张嘴!张嘴!”连喊十几声,才能喂进一勺,哪一顿饭也得喂上一个小时。杨小二全凭年轻,大约过了20天左右,渐有好转,又被喝令出工了。

这年,杨人楩先生63岁,是“牛鬼蛇神”当中年纪最大的。他素有哮喘的毛病,爬几步山坡就气喘吁吁,因此,所有工种中,劳动量最轻的火头军这个活儿,就派给了他:炊事员崔师傅在屋里烧饭,杨先生在屋外的灶口添柴。干这个活儿,全靠事前把粗细长短不一的树杈、禾秸截短理齐,屋里喊一声“上气儿!”楊先生就猛往灶里添柴;屋里喊一声“小火儿!”楊先生就停止添柴,再送进几铲湿煤末,压住火苗。我们下工回来见到的杨先生,烟熏火燎,灰尘满面,只有鼻涕、眼泪冲刷出几条白道儿,显得有点滑稽——这时候,讲授法国大革命的那位杨先生,全然不见。

杨绍明重伤初愈,被命令出工干活,杨人楩先生把火头军的差事让给了他,自己请缨上山。不管怎么说,添柴的时节,总还有个小板凳能让他坐下。即便是这样,崔师傅要大火的时候,杨绍明添柴不力,还是害得我们吃了几顿夹生窝头。

后来杨绍明能够上山干活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讲了那番经过,听得我脊背发凉,说不出一句话来。原来,他一上吉普车,就被蒙上了双眼,摘下眼布的时候,已在一个大房间里。满屋的人,手里拿着什么傢伙的都有,虽然叫不出姓名,但凭面孔,他能判定都是北大的人。不过,让他纳闷的是,人群当中有一位白衣、白帽还带着药箱的人,显然是个医生。

没容他多想,带头的一个工人,上来三句、五句问过,劈头就打。杨绍明单衣单裤,毫无遮挡,自行车链条抡到头上,打出了口子,血流下来,糊住了眼睛,他倒下了。带头的人示意暂停,打手们坐下抽烟休息,大夫不慌不忙上来翻开眼皮看看,缝了七针,然后告诉带头的:“不碍事!”于是又是一通打——原来这是革命的分工:你——只管打,我——保他不死,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就是要给杨小二一个打而不死!

杨绍明说,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感到身上涼涼的,又过了一阵儿,才睁开眼睛,好不容易判断出,自己此刻原来躺在男厕所里长槽式的水泥小便池中!冲尿水不断淋下来,疼痛也随着漫到全身。但他头重千斤,无力挪动分毫,只能听凭冲尿水淋了又淋,浇了又浇!
 
前面说过的,聂玉海打周一良,那叫“一掴一掌血”;吕遵諤、夏应元挨打,那叫“一鞭一条痕”。这些手段,古已有之,算不得什么新鲜创造,倒是在杨小二身上,人未见伤,医生先到;打开了花,立刻缝上;待缝好了,接着再打,下手虽狠,但有节制,总以不出人命为限,真是残忍之中不失“人道!”这种施刑者的从容和气度,没有职业训练与修养的人,大概不能做到,或许武则天的宠臣来俊臣和周兴,能与他们相比一二!

正是:
一鞭痕一掌血 司空见惯,
打了医医了打 人道用刑!


文章由作者提供分享,略有删节

插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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